关于宏观经济形势，我今天讲的比较简单。更具体的，更市场性的，我想后面彭文生教授肯定比我讲得好。我讲些大的判断。到了年末、年初，往往要总结过去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今天在十九大闭幕背景下谈形势，我想谈三个方面：

    第一，当前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时期，调整转型的逻辑仍然没有变。

    第二，如何判断当前调整转型时期的经济形势。

第三，怎么样进一步巩固“稳中趋好”的发展态势。

一，当前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时期，调整转型的逻辑仍然没有变

今年，也就是2017年1月份，我在上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作了一个发言，标题是“2017年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没有变”。今天我的讲题，前半句话讲，当前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时期，这是十九大报告中对当前形势判断的精神。后半句“调整转型的逻辑依然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我在1月份的讲话中讲了四点理由。

除此之外当时也讲到，调整转型如果说基本成功标志是什么？相对目前来说，如果这一轮调整转型成功的话，标志是：第一，能不能基本确立大体稳定的和我国经济总量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这是转型成功的基本特征。第二，根据多年来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干扰程度分析，可以说在全社会能不能基本形成房地产市场是以消费品为导向这一局面，这是本轮调整转型基本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买房已经是为了住，不是为了买资产，不是像买股票为了卖股票那样，如果基本走到了那个地步，调整转型就成功了。第三，货币供应量能不能持续地降到10%以下。

当前经济形势怎么判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中央年初讲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又要“下决心处理一批风险”，要“建立长效机制”，也就是说既要稳增长又要防风险，那么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么办、怎么处理？新的一年2018年就要到来，对当前及明后两年的经济形势能不能做出准确的阶段性判断，我认为直接关系到以后经济决策和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运行。怎么定性判断？这次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是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的转换期，既然是一个转换期，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半年一载可以完成的。因为是一个转换期，转换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调整转型的逻辑仍然要坚持下去，这是我想讲的一点。当然可能讲的有点抽象、有点简单，调整转型的具体任务在此就不展开了。

二，当前经济调整转型时期的形势如何判断？

两句话：第一句话，总体看好；第二句话，显著特征是“分化”。看看当前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能不能用这两句话概括？我认为能概括。

总体看好指什么？好在哪里？整个经济在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14.2%跌到了现在，已经一半都不到。确实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在发展方式转化、经济结构中却出现了许多我们梦寐以求的、可喜的变化和发展的态势。比如说  GDP中间最终消费贡献率已经从2003年的48%上升到了2016年64.6%，上升了个16个百分点多。你可以说这是因为GDP总量在下降，投资在下降，所以消费相对上升。但是，我认为，你千万不能忽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大国的事实；而且消费的增长是高于GDP的增长；特别是货物消费，有专家估计，货物消费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超过美国，都在悄悄发生变化。第二，我们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从2012年10%的增长后，每年下降，持续降到现在2016年的6%。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相反，却可喜地看到，高科技、信息传输等相关行业的增长都是20%以上。而工业机器人，光电子行业等行业增长率更是高达50%。技术创新、行业结构转型势头很好。互联网技术渗透各行各业的情况，这些大家都有感觉。第三，产业结构中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二产增长速度，特别是公共服务业补短板，发展态势很好。这一切都是基于坚持调整转型的定力，通过坚持加快改革，积极优化结构，来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形势除了好的一面之外，另外一面的显著特征，就是分化。确实是明显的分化。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的增长速度、销售收入、利税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特别是和重化工业相关度较高的北部几个省份，如山西、河北、辽宁等省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详细情况就不展开说了。

三，如何进一步巩固“稳中趋好”的发展态势

1，专门讲一下，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一定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在经济调整转型时期对释放风险的自觉性。要认识到，总体形势不错，但仍要主动去释放多年积累的风险。因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运行过程。今天的经济是延续了昨天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延续了昨天运行的轨迹。这句话怎么讲？从2003年开始到美国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大周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前十年中，最高峰是2007年，GDP增长到14.2%，慢慢下降到6.7%，有人估算中国经济新动能只占GDP的比重才12%左右。又鉴于我们的改革转型以及新功能的转换，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而现实市场中M2的积累余额已经达到了160多万亿。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存量货币。经济增长在往下走，市场货币存量又那么多，表现为社会的总体债务率，2015年测算是240%，2016年上升到约260%，说明投资效率在下降，新增资本的产出比例在下降。面对这样的货币存量和大量的债务，动能转化和结构调整又是缓慢的，所以，市场逻辑决定了，当经济增速下行，一部分企业的收入就要减少，支付风险的出现是必然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要进一步确保经济稳定的增长，市场出清和释放些风险是必要前提。如果不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还让它继续占用社会资源，资产负债表缩水不了，其它正常的企业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让一些风险释放了，优胜劣汰了，才能把经济稳住，让经济持续增长。

2，当前宏观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抓主要矛盾。政府讲宏观调控任务时经常提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提了五个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在7月15日上海有一发言中讲到，这五个方面都很重要，都要抓。想起毛泽东主席说的工作方法，要学会“弹钢琴”。同时需要搞清楚这五个方面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前经济工作任务从重要维度讲，可概括两条：一是通过继续鼓励加快创新、加快改革，促进新型工业、信息经济的发展，促进消费、三产、公共服务业的发展，达到优化经济结构、寻找和扩大经济的新动能，巩固经济的增长率。这是第一个维度。是找新动能，稳增长。

第二个维度是在继续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化时期，应该主动释放和化解多年来累积的风险，同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不得已的工作。

政府谈的具体工作中五个方面的关系怎么理解？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稳增长了，政府有收入，企业有收入，老百姓有收入，只有三者收入都提高了，那么惠民生就有了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这是讲的增长和民生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稳增长呢？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要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只有加快改革、加快制度调整，才能调结构。结构理顺了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不是临时的反弹。这是讲什么？这是讲改革和结构的关系。

以上讲的四点，即增长、民生、结构、改革，相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最终目标又是什么？GDP的6.5%或6.6%讲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GDP，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是惠民生。因此，就惠民生这个最终目标来说，改革、结构调整，都是动力、是手段、是工具，稳增长是基础、是条件，本身都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改革、结构调整、稳增长等一系列工作才能实现最终目标。这是这几者间的关系逻辑。

但是，要达到稳增长目标，前面讲了，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前几年发展轨迹延续下来的。现在面临的是过度的货币存量，同时经济增速在下行、收入在下行，因此经济金融风险的存在和释放是必然的过程，是市场的逻辑。如果风险得不到逐步、及时的释放，最终会爆发系统性风险，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稳增长局面。因此，在经济调整的特殊时期，稳增长这个主要矛盾，自然就会转化为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矛盾。

    那么在稳增长和防风险这对主要矛盾中间，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系统性风险的一些隐患，现实中已经存在。如果我们不去主动释放风险，一味的抓稳定，想尽办法把经济搞上去，GDP增长了，而忽略了风险释放问题，肯定没有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未来。而如果又拿捏不好风险的释放力度，在释放风险中也会引发更大的风险，会中断稳增长的大局。比如说在座在上海金融界人士都有体会，针对金融领域过去几年曾经部分的无序创新，在2016年上半年各个金融监管部门都争先恐后去加强金融监管，缺乏新的监管协调，马上引起了社会上对2013年“钱荒”的恐惧记忆。也就是说在当前稳增长的工作中间，不抓处理风险不行，风险处理不好同样也不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年4月底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研究金融的会，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专门公开了研究金融风险的问题，指出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就稳的重要方向。

当前为什么要突出抓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结合刚刚结束公布的十九大报告，我再谈些体会。十九大报告共有十二大部分。后八个部分是分门别类讲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内容，前面四大部分是讲综合的。四大部分中，前三部分分别讲了什么？阐述了新时代的历史变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14条。之后的第四部分是讲布局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中，很具体地给出了工作的重点内容，特别提出要打攻坚战，是三件事。这三件事放在一块看，之间似乎没有逻辑关系，但是恰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三年中间对这三件事看得很重的，是比较困难的。是什么事？第一风险，第二脱贫，第三污染。十九大报告指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所以我认为，能不能防御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已构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分两步”走中能否走好第一步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短期问题是风险，如果短期问题解决不好，长期规划就不容易实现。

3，在释放风险中间要切实防止引起更大的风险。经济新动能的增长和扩大，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是个慢变量。而系统性风险爆发的特点是，最初隐蔽性强，爆发时传递速度快，蔓延范围广，是个快变量。因此在释放防范金融风险的过程中，要确保中国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涉及的问题与政策太多，涉及方方面面，在此因时间不可能展开讲。在此只能强调的是，在金融监管工作由过去的松散、不协调，（尽管有的人不承认，不承认为什么现在要整顿呢？说明过去还是松散的），到今天加强严格监管的过程中，在“房子是用来炒的”过渡到“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样的长效机制形成过程中，在货币供应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慢慢降到一位数增长的降杠杆过程中，在对地方举债由过去粗线条管理过渡到现在严明举债纪律（现财政不停的发文，包括整顿PPP中间的明股实债）的过程中。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国务院相关部门除了要强调自身制定政策要调研缜密、出台政策要精细之外，必须强调相关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必须将金融部门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念移植、灌输、落实到政府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中。此句话什么意思？国际上习惯认为宏观审慎管理是针对“一行三会”讲的，但是在中国目前，很多需协调的不仅仅是一行三会的事，也有财政部的事，住建部的事，所以应该在国务院层面把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即强调协调、强调逆周期、强调跨界跨周期调控的理念移植到政府相关部门政策的协调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在主动释放风险中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和转轨中间，在目前特殊的经济调整时期，特别是在部分房地产的资产泡沫还没有化解之前，国际上通行讲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念和政策，在我们中国不能仅仅限于“一行三会”，还要涉及财税、土地、住建、教育等部门（教育部门涉及到学区房问题）。这些部门政策同样对宏观经济特别是房市的稳定有重要影响，因此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需要在更广泛意义上贯彻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 

(此文系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2017年11月3日在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镜鉴与前瞻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