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2）

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9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平均增长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为9.2%,这是国际社会同期最高水平。世界银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的统计核算对服务业估价不足，实际的GNP平均增长率可能是10.2%左右。十年平均增长超过9%,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考虑到在80年代经历过大小三次调整时期,中国经济这样的增长实绩更令人惊奇。这一切归功于改革开放。
　　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可能性如何呢?经济界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增长，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会低于80年代水平，这种看法是悲观的。由于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价格体系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按人均GNP美元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学家们的估计很不相同,从300美元到l000美元,各种意见都有。但是根国际经验，人均300—l000美元恰恰是经济最可能高速增长的时期,即使是达到人均CNP3000—4000美元的水平,经济仍有可能创造很高的增长速度。综合各种客观条件来看,中国经济在90年代继续保持9%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其转换倾向极强,由此产生的增长带动力极大。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为32%,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0%,而我国目前只有26%,过去十多年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就明显快于其他产业的发展速度,今后如果将第三产业进一步明确为发展重点,大力开发流通、运输、通讯、教育、科技以及其他种种服务业,那么实现第三产业每年l0%以上的增长并不困难。另一方面,我国第二产业的总体水平虽然超过了一般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但是我国工业中,低技术初加工工业比重仍然很大,而高技术深加工工业的比重却很低,因而我国工业的升级潜力很大,建筑业的市场前景也很好,整个第二产业保持80年代的增长势头也是可以争取到的。
　　其次,从农业基础的支撑能力来看,90年代国民经济也完全可以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农业水平(人均占有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数量),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水平的适应状态,弹性很大。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水平很低,但是与日本、南朝鲜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现有的农业水平可以支撑大得多的工业规模和国民经济规模。以每人每天的食物热值供应量为衡量指标,中国目前达到2700多大卡,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日本、香港70年代初期和南朝鲜、新加坡70年代后期的水平差不多。这些亚洲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目前的平均水平也只有2850大卡左右,而欧美发达国家则高达3400大卡左右,由此可见,中国现在的农业水平依亚洲的尺度来看,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存留着极大的发展余地。今后十年农业还会继续发展,稳定在3%-4%的增长速度上是不会特别困难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每年增长9%左右,不会产生什么问题。所谓工业增长速度与农业增长速度必须维持在2:l左右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工业越发展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其自身提高加工层次和增加附加值对增长的贡献就越大。过去十年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农业,而市场农产品供应状况不仅没有恶化反而不断改善就是证明。
　　第三,实现9%的平均增长速度,能源和原材料是可以保证的。国民经济增长9%,并不要求能源和原材料也增长9%,因为结构在转换,服务业比重上升、深加工工业的比重上升,原有产业技术和管理的改进还会节约实物消耗。事实上过去已经显示出这种趋势。有人根据1980－1988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在此期间,除了水泥、塑料和化纤之外，其他物质资源的投入弹性系数值都小于l。例如,能源0.54、钢材0.93、木材0.32、化肥0.67、粮食0.24、棉花0.05、水资源0.20、运力0.86。这种趋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政策手段应当尽最大可能加快这种趋势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使用“物质消耗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这一指标的统计数字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实是很大的误会。这一指标是一个价值量指标,过去十年,甚至整个四十年来,确实在持续上升,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加工层次不断提高,重复计算因素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升,依此计算的物耗比重自然也会上升。当然,我国经济的实际物耗水平(例如万元GNP所耗费的能源或钢材)也确实很高,与先进国家相比更是如此,但是这也正好说明降低实际物耗水平存在着巨大潜力。
　　第四,我国的总储蓄可以保证高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资金平衡。国民经济的投资资金是由总储蓄提供的。国民总储蓄就是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包括政府财政未用于现期支出的非债务收入,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折旧等专项资金,居民新增的银行存款、新增的手持现金,新增的购债券余额、以及用于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等等。l990年我国当年总储蓄达6400多亿元,相当于GNP的37.4%。这就是总储蓄率。l989年的总储蓄率是35.7%,整个80年代的总储蓄率也在32%左右。90年代的总储蓄有条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今后十年要达到平约9%的GNP增长率,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NP)需要维持在30%左右,其资金来源是可以由国内资金解决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争取一定水平的国外资金净流入。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我国将资金浪费在流动资金积累(即库存增加)上的数量极大,这个问题过去就一直比较突出,l989年以来更为严量。根据统计,l989年的全社会新增库存达1700多亿元。l900年也达l500多亿元以上。即使充分扣减价格因素,这部分资金(当然也有相应的物资)的数量也极大。假定三峡工程开工,-年需投资50亿元,那么这两年的闲置资本可以支持20多个这样的项目同时进行,假定京九铁路开工,一年需投资30亿元,则可以支待40多个这样的项目同时进行。当然这是纯粹静态的分析,动态则有所不同。不过,中国目前的资金筹集条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好的,甚至比日本五、六十年代还要好一些。从过去十年情况来看,我国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都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目前仍有许多潜力没有挖掘出来,如果我们动员储蓄的能力不减弱而且能够继续增长,那么九十年代的储蓄形势和资金供应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第五,我国外贸的发展水平足以承担起调整主要物质资源和技术结构性不平衡的职责。过去十多年里,我国的外贸规模急速扩大。1990年的出口额,按经贸部的口径达到500多亿美元。今后十年,出口增长也可以维持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另一方面,我国非贸易创汇能力也在迅速握高,今后十年也可望有更大发展。
　　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的资本净流入,或不发生明显的资本净流出,我国可以维待很高的进口规模,完全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对国内短缺的重要原材料和关键技术的基本需要。关键问题在于,要调整好进口结构。基础设施(例如运输、通讯、供水、供电等等)短线是国际交换难以弥补替代的,一些高新技术(特别是与国防工业相关的高新技术)通过进口解决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这些方面是必须由国内自己开发建设为主的。
　　对我国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的经济界人士,还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条件,人口超大规模,每年增长l500多万;资源相对贫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社会基础设施落后,欠帐太多；后起国家受到发达国家高消费示范作用的不良影响,等等。这些因素及其不利作用确实是客观存在。但是它们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制因素。世界上许多发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初期或“起飞”前夕,人口密度比中国多,自然资源比中国差,基础也比今天的中国薄弱得多。然而，它们经济发展成功了。
　　必须充分估计中国多方面的甚至是独自具有的有利条件。例如,我国拥有一个一般中等收入国家都难以比拟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程度是世所罕见的；我国国土辽阔,企业众多,市场属于超大规模类型；我国处于世界上经济发展前景最佳的东亚太平洋地带，与台港有特殊关系，世界上还有数干万的华侨华裔;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年改革已取得初步成功，中国经济已摆脱传统的“短缺经济”模式,基本渡过了今天和多数东欧国家所处的困难阶段。
　　真正对于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构成根本性限制的因素，是现行经济体制在适应体制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方面仍然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1）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差，常常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剧烈波动；（2）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由此既造成需求拉动作用，又形成成本推动效应，通货膨胀压力威胁着经济稳定。维持现行体制不动，九十年代势必不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样的增长实绩，因为过去可以挖掘的潜力已经挖掘,而矛盾和问题却在积累发展。如果今后在深化改革方面无所作为,经济发展必定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文虽然论证了我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仍然存在着高速增长的潜力,但是并不是提倡各地区各部门盲目攀比高速度。宏观政策指导必须尽力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抑制某些长线加工工业的扩张，倾斜扶持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
　　注：*本文写于l990午底,曾发表于《四川经济报》星期刊“经济学人”199l年l月27日第4期。关于90年代的经济增长,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达到80年代的速度水平,作者提出了自已的不同看法。

l99l-2000十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设想*

　　199l-200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实现中共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的关键时期。这十年的经济成长如何,不仅直接决定我国本世纪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将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在下一世纪的长远前景。

发展阶段判断

　　1．依据当代发展理论和国际社会的一般实际进程来分析,我国正处在从低收入攀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1)产业结构变动率高,产业升级进程加快,产业重型化倾向强烈;(2)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日益加速,消费需求多样化现象出现;(3)非农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4)第三产业开始迅速成长。
　　2．与其他处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又具有非常特殊的结构特性。主要表现在:(l)加工制造业门类齐全为他国所罕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明显较高;(2)农业包容的就业人口相对数量偏高,绝对数量规模巨大更为独特;(3)服务业的比重很低,甚至比人均收入未达我国水平的许多国家还低。总之,我国经济具有更为突出的二元经济特征,经济内部各行业技术水平差异之大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所难以看到的。如果说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来概括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遇到了严重困难的话,那么,以这种线性的发展模式来标志我国的发展阶段几乎没有可能。
　　3．和欧美发达国家以往的道路相比,二战以后出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后发因素的增强,各自的起飞过程呈现出更为明显多样化特色。然而,各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任务迟早是难以回避的。例如产业结构高度化、科技教育的充分发展,等等。我国恐怕也不例外。我们能够选择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问题本身。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既是非常紧要的一步,也是非常不确定的一步,顺利则并不需要太长时间,不顺利则有可能长期迈不过去。我国后十年能否抓住有利时机，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现实条件分析

　　4．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不利条件。第一是资本短缺;第二是基础设施薄弱;第三是人口就业压力很大;第四是参与国际经济的能力差。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国的情况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严重一些。由于体制转换中出现了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和超前消费,我国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面临威胁,而引进外资的比重对于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很难达到其他国家的程度。基础设施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成为最严重的瓶颈部门。以运输为例,我国是世界上人均流动率最低的国家,仅为印度的一半左右。人口规模,特别是剩余劳动力或潜在失业规模,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外经济联系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横向比较而言,我国经济适应世界市场的能力或国际竞争能力仍然明显偏低。
　　5．我国长期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非常特殊的不利因素是自然资源的相对贫乏,我国人均占有资源的综合数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其他有些国家的自然资源情况可能更差，然而在利用国际交换进行弥补的可能方面，这些国家的余地比我国大得多。在我国消费结构（包括食物结构）已经开始迅速升级的情势下，问题必然更为尖锐。
　　6．所幸的是,我国也具有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有的特殊的有利条件。首先,我国在科技和机电制造工业方面基础很好,在有些领域我们甚至能够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驾齐驱。其次,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多元化结构的内部互补提供了极大的可能。第三,巨大的人力资源使得劳动力供应非常充裕,劳动力成本有可能保待非常低廉的水平。第四,悠久的历史文明和奇特的自然环境加之可能的廉价服务,使我国具有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旅游大国的全部潜力。
　　7．国际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结构剧烈调整时期,上述优势使得我国经济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参加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比较而言,我国现阶段的国际环境非赏有利。首先，我国处于世界上最活跃的亚太新经济振兴区域,不仅由于地理位置而且由于历史的文化的根源,我国与这个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沟通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其次,我国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存在着良好的经济政治关系,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和合作。第三,随着我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经济贸易规模必然会增大。我国几乎所有消费品在这些国家市场上普遍畅销,但是以此交换矿产品和原材料使对方处于不利地位,双边贸易受到阻碍。然而,改善消费品供应在这些国家正在成为社会政治问题,而它们国内的消费品生产又很难迅速提高,加之军备竞赛缓和后,能源原材料出现剩余,向我国消费品开放较大市场并提供更多的原材料进口是可能的。第四,中国在世界上有数干万海外侨民,还有数千万港、澳、台胞,由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他们非常关心祖国大陆的发展,希望回国投资经商甚至捐赠资助社会文化和福利事业,希望回国探亲旅游或安度晚年，这在国际社会也是极为罕见的。由此造成的对我国经济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如果政治上解决香港归还问题顺利,对台关系出现较大进展,更会对我国经济发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8．对比以上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九十年代及更长时期的发展会遇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困难和矛盾,但是绝不是没有出路。只要解决好积累机制,维持国内较高的积累率,同时利用有利的国际融资条件,我们可以筹措到需要的资本。基础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增加投入相结合,完全可以得到根本改善。就业压力通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劳动密集工业和第三产业也可以得到缓解。国际竞争能力也可以逐步握高。至于自然资源不足,除尽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国际交换进行部分替代外,发展科技增加投入(特别是劳动投入)缓解农产品不足,建立新兴合成原材料工业以替代部分矿物原材料和植物纤维材料,也是大有可为的。
　　9．由上述分析还可进一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以至今后更长远时期内成长如何,我们的发展战略、体制改革和政策选择是决定性的。

以往发展的回顾和总结

　　l0.改革前三十年,我国实行自力更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重加工制造工业非常庞大。造成的问题是,重工业长期自我循环,轻工业受到抑制,农业发展缓慢,没有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制造消费品的自然资源,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多。这种局面的出现,除决策失误外,当时国际国内的条件是重要原因。改革十年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消费品工业迅猛发展,农业也释放出巨大潜力,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水平的超常上升。但是,由于基础产业日益相对落后,产业结构迅速轻型化,农业增长势头不断减弱。加工工业畸型膨胀,最终威胁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l1.过去十年的对外开放使我国经济得益匪浅。不足之处在于,引进技术与进口贸易相比,规模太小。大量进口制成品的结果不仅是让出国内市场,而且增强国民经济对国外的依赖,没有充分利用我国机电工业(特别是设备制造业)的巨大潜力。我国原有的机电工业存在着技术水平低,规模不经济,布局不合理等等问题,但是毕竞有很大基础,如果能够主要引进技术、改造重组,整个经济就会更有活力和后劲。当然,存在一些客观的因素使我们全面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受到限制。首先,进口替代通常需要从整机到散件,再到元器件逐级后移,这既需要时间也需要资金,这在国内原有技术基础薄弱的领域,矛盾十分突出。其次,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转让技术给我国有硬性限制。第三,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日益增强的技术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引进技术的成本昂贵。第四,长期封闭后突然回到国际交流之中,我们缺乏经验办法,更缺乏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在许多行业许多产品上集中力量,及早起步，减少重复引进，以引进技术代替引进产品和设备,大大提高有限的外汇收入的使用效益。
　　12.过去十年中,地方、乡镇,还有集体和私人兴建了无法计算的加工制造企业,堪称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工业化大浪潮。这些新企业中有许多充实短线、弥补不足,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利用了剩余劳动力,有的还具有技术起点高,出口创汇能力强的特点。但是,在市场很不完善,政策指导又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这种工业化浪潮不能不说在总体上是盲目发展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低加工业的自我循环不可避免。结构退化的其他原因有：(l)体制造成的地区利益冲突,加强了原有的结构趋同和互相分割倾向;(2)交通运输不发达,市场半径太小,竞争受阻;(3)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界不熟悉市场机制,信息不足,经验不多。然而,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资本和资源的最优利用考虑不够,相反,常常以国家是否投入为判断标准,没有意识到,即使国家不投资不分配物资,也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浪费,从而大大提高整个经济增长的投入代价。
　　l3.加工制造工业热潮的兴起,从经济总体上来看,动力来自两个方面。-是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参数扭曲,这个部门的利税率过高形成拉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严重,迫切需要从农业转移出来,由此形成推力。前一方面主要是体制问题,后一方面则主要是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非农化只能导致乡镇工业的这种局面,这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实际上可能不完全如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确实需要充分发展我国经济具有巨大潜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是并非仅此一条出路。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充实第三产业,这可以提供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尽管过去七年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
　　l4.作为一个后起国家,我们不可能重复欧美工业国家古典发展道路,既阶段鲜明地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技和经济成果,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阶段融合为一个过程,既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就适当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可能性在二战后兴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我国经济中第三产业的薄弱是世所罕见的,不仅没有适度超前,而且即使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也是明显滞后的。诚然,国内本身是很不平衡的,南方省市大大高于北方省市,如果北方能达到南方的水平,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我们有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生产和消费结构:农产品和食品相对昂贵,工业品比较便宜,服务最便宜。按照这样的目标增长,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人口素质的高低是实现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近期来看,主要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能否促进和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
　　l5.教育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是没有疑问的。教育是国民经济中投资的社会经济收益较高的部门。十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教育是关键的口号。然而,这方面的实际成效远不如预期。妨碍教育发展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不能支撑太快的教育事业发展。但是,尽管最近十年来我国教育投入比前三十年增长要快得多,我国教育费用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战前和战后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无一不是在低收入阶段开始教育大发展的。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或多或少期望能通过全民大办教育的方式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社会办教育确实存在一定潜力应当挖掘,但是作为一般规律,基础教育是不得不要国家来承担的。因为教育作为直接的商业性盈利性投资是几乎不可能达到很大规模。第三个问题是政府集中管理不够,全民义务教育法形同虚设。科技应当分散,应当通过使企业、科技人员和研究机构获得发展科技的动力和刺激,而全面振兴应用科技和技术的研究。但是政府要直接拨款于基础科学，政府还应当组织重大的应用科学的技术攻关项目，还应当鼓励民间的科技发明，对整个科技发展提供指导和信息服务。过去十年里，科技体制的转轨恰恰很不顺利。
　　l6.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都强调要把能源交通和通讯作为发展重点。但是,正如加工制造工业的发展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样,加强基础产业并没能成为有足够实际影响力的政策。由于没有实际手段,重点战略或多或少落空了。发电能力增长较快,但是燃料供应并不能同步增长,结果不能全部投入运转。这充分暴露了我们在国家管理经济方面的弱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实际影响作用太小。
　　17.在改革前三十年里,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停滞,迫成不良的经济社会后果。但是改革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里,个人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消费需求膨胀的主要根源是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约束机制均不能作为整体发挥作用,但是,也有指导思想上多还欠帐多给人民实惠的原因。个人收入刚性极强,在缺乏资产利润具体代表的我国现阶段,更是这样。迅速增长的个人收入无疑会提高生产成本,削弱我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而消费需求的膨胀又势必要进一步拉动产业轻型化,抬高物价总水平,反复刺激通货膨胀。居民收入增长过快还具有侵蚀积累的后果,在我国居民个人消费结构中长期消费比重甚低的情况下,更是这样。这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经济增长的灾难性负担。
　　l8.将我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放到国际社会来比较,必须承认,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付出的投入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即使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虽然与前三十年相比人民得到了很大实惠,但是,投入产出率本身并无实质改善。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能耗、物耗、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等指标都继续存在着很大距离。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高,很难说可以做到集约增长为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否则,我们的经济就没有前途。
　　l9.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必须使结构合理化,而结构合理化则依赖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过去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证明,其中体制的作用是最要紧的,因为战略和政策都以体制为约束。体制事实上为战略和政策规定了现实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战略和政策不管是否正确,都不会具有实际意义。

总体战略

　　20.假定今明两年治理整顿能够使我国经济走出目前困境或开始走出困境,后十年总体发展战略可以描述为:在充分利用国际交换、适当引入外资基础上,重点充实以交通为中心的基础产业,实行资金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产业并行发展的战略。
　　2l.实施这个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妥善处理我国重加工业能力、人口压力,超大规模市场和有效利用国际交换之间的关系,在引导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缓解就业压力;在充分利用国际交换的同时,防止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过大影响,谋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2.必须重点充实以交通为中心的基础产业。近几年,我国投资结构的失衡,拉大了交通运输的缺口,使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能源、原材料集中于中、西部,加工工业集中于中、东部的地理布局,使得交通运输成为缓解能源、原材料供求矛盾,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关键因素,并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防止市场分割,促进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今后十年要争取初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合理布局、相互配套的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网络,建立合理的交通分工关系。为此,要实行倾斜的投资政策,保证交通运输的超前发展。
　　23.大力增加农业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做为有十一亿人口,其中八亿在农村的大国,农业问题始终是影响国民经济稳定的关键问题。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轻工业发展和扩大出口创汇,农业必须逐步走向现代化。根据我国地少人多的特点,农业现代化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目前应采用提高劳动集约程度,提高土地产出率,通过引入良种,增施肥料,治土治水,改造中低产田,加强田间管理,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应过早地过渡到节约劳动型的机械化和规模经营,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减缓农业人口的非农化速度。农业的现代化必须有工业的支持,今后十年应努力发展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生产,实现自给及结构合理化,并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利用比较优势,出口经济作物换粮。
　　24.合理引导消费,促进产业结构现代化。今后十年,应继续控制消费需求，使其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但是同时要注意消费结构的调整,实现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引导。随着人民温饱的基本解决,消费从农副产品向轻加工产品和重加工产品的转移已不可逆转。后起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国际示范作用,使他们可以跨越若干阶段,直接消费某些新型消费品,这是正常的。所要防止的是,在国内尚未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之前,就开始达到某种消费品的高潮期,靠大量进口(包括散件)支持国内消费。耐用消费品生产,具有生产关连度高,附加价值高,劳动生产率高的特点,有步骤地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不仅可以使人民消费得到更大满足,还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因。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优势，努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消费，形成消费对生产的合理引导。
　　25．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基础产业建设，可以适当引入外资，但是仍应以国内积累为主体，需要国内设备制造业的支持。加之上述消费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使得加强基础产业和改善人民生活都要求重加工业的较快发展。我国重加工业的优势，也提供了这种发展的可能。发展重加工业，并不是指发展那些小规模低效益的低水平加工工业，而是要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具有规模经济效益，高附加价值,高劳动生产率的大工业,这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走向现代化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要系统引进先进水平上一个台阶，缩短和国外的技术差距。同时调整存量资本，进行产业重组，使工业生产规模向大型化、专业化发展。通过大规模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使我国重加工业具有支持现代化设备投资,满足居民和社会消费,扩大出口的先进水平,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26.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面对广大农村人口的工业化要求，既不能采用前三十年强迫潜在失业的办法,也不能使劳动力过快涌入一般工业部门,降低资本有机构成,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工业化的正常进程。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这是减缓资金矛盾,减轻人口压力,变不利为有利,满足人民和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包括利用劳动积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农村水利设施、县乡村道路等,发展劳动密集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以及轻、重加工工业。今后,要特别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一直发展较慢,从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l8.3%,远远低于和我国同一档次国家的40%左右的水平,如达到这一水平,可以多容纳就业1.2亿人。从区域分布看,南方明显好于北方,总的看很有发展潜力。
　　27.努力扩大出口,推行进口替代。改革十年来实行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今后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利用国际交换，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实行对外开放,要努力扩大劳动密集产品和轻、重加工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同时,积极发展进口替代,减少消费品和设备进口,引进技术,利用和改造国内制造业能力,替代进口产品。调整进出口结构,利用国际交换对走出当前因境具有重要意义。基础产业瓶颈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按短线平衡,基础产业不足,影响生产发展,因而投资难以增加,基础产业发展更缓慢,进入恶性循环。目前,我国进出口结构很不合理,大有改善余地,增加进口短线原材料,减少能源产品出口,以缓解基础产业矛盾,利用重加工业能力,加快基础产业建设和结构调整,使经济走出困境。实行对外开放,还必须注意,我国是一个市场大国,经济体制又处于转轨时期,如果过多的依赖世界市场,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除少数沿海特区外，包括沿海工业基地在内的全国广大地区。仍应以扩大出口和进口替代为主体，不能过早转入自由进出口。
　　28.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实行这一战略,我国经济将改变改革前三十年以资金密集产业为主体的增长格局,同样也改变最近十年来由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形成的降低资本有机构成,低加工产业为先导的高速增长格局。造成基于加工工业和劳动力两个优势基础上的资金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产业的并行发展,形成以基础产业为支撑,以高加工业和劳动密集产业为主力的经济增长格局。

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