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时缓解就业压力的一个重大举措，我国高校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于2002年和2003年先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已经超过600万人，预计2020年超过900万人。近年来，社会上对于高校扩招有种种议论，指出了一些负面效果，如大学毕业生数量庞大导致就业难，进而造成起薪低；高校规模扩张过快导致教学质量降低，高校负债严重甚至出现债务风险等等。

然而，上述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教育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操作层面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带来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变化是，新成长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得到显著改善。如果我们把各级学校毕业后未升学的总人口粗略地看作新成长劳动力的话，1999年这部分人口中高校毕业生比重为5.6%，高中毕业生比重为17.8%，而201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36.0%和22.8%。也就是说，目前新成长劳动力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个成就与高校发展目前遇到的问题相比，显然是更加主流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和长期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作者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甚至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一、保持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首先，显著改善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我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以增加要素投入为驱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随着我国于2004年跨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也将于2013年随着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而消失，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通过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资源重新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获得增长的驱动力。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关键的跨越，没有人力资本的显著改善是难以实现的。

日本在这方面有沉痛的教训。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创新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其次，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诱导形成的高中阶段教育的扩大，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手段。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作为表示人力资本的指标，并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同样有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显著提高，即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普及义务教育达到的。随着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水平，继续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通过高中和大学的普及。

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因此，为了达到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要求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由此诱导高中入学率的提高。

第三，培养具有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能力和高端就业技能的劳动者，也是保持经济增长持续动力、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必然要求。按照目前相应产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这就是说，人力资本含量低的产业将逐渐减少，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者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在这方面，美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

二、普及高等教育任重道远

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我国赶超发达国家的一种后发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人力资本差距形成的后发优势也得以充分利用，例如，我国占有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巨大国际市场份额就是其体现。然而，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的逐渐消失，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比较优势，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般认为，毛入学率在15%以内即为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我国在2002年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下一个目标就是普及化。发达国家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到普及化，通常用25-30年左右的时间。与此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其实不算快。从2002年扩招后第一批专科生毕业开始，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此后一直到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速度下降，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假定以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我国要到2042年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很显然，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不能等那么久。根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就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意味着单纯以劳动力数量衡量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丧失。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任务十分紧迫。而加快高等教育普及速度，无疑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抓手。2010年我国三级教育总入学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小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00%，初中毛入学率已达99%，因此，这个教育差距主要是高中和大学入学率低造成的。要缩小这个差距，需要付出持续的努力，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只能加快而不能减慢。

三、政府责任与开放办学并重

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持续存在，社会上出现了对高校扩大招生的质疑声音，甚至有不少叫停高等学校扩招的言论。还有人主张通过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取代发展高等教育的努力。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对于建设创新性国家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适应能力，有利于保持制造业竞争力和就业稳定性，无疑应该得到大量发展。但是，职业教育并不能替代大学教育，也没有必要与高等教育相对立。下面，我们可以从教育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府在各个教育阶段责任论述这个问题。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等素质，可以提高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的回报率，通常被称作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此外，教育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表现为社会收益率。因此，社会收益率越高的教育阶段越是需要政府的投入。相反，在社会收益率较低而私人收益率较高的教育阶段上，家庭和个人的投入积极性比较高。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学前教育阶段最高，依次为基础教育、较高阶段的普通教育，最后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相应地，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低，恰好呈现与此相反的顺序。根据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规律以及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得出关于政府责任的若干建议。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是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形成城乡之间和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孩子的同等起跑线的关键，政府充分投入责无旁贷。值得指出的是，鉴于学前教育具有最高社会收益率，意味着政府买单是符合教育规律和使全社会受益原则的，应该逐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近年来，随着就业岗位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比较旺盛，一些家庭特别是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现象比较严重。从家庭的短期利益着眼，这种选择似乎是理性的，但是，人力资本损失最终将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因此，政府应该切实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支出比例，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完成率，而通过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让农村和贫困儿童不致输在起跑线上，也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完成率，并增加继续上学的平等机会。

其次，大幅度提高高中入学水平，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中与大学的入学率互相促进、互为因果。高中普及率高，有愿望上大学的人群规模就大；升入大学的机会多，也对上高中构成较大的激励。目前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在高中阶段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从继续快速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着眼，政府应该尽快推动高中阶段免费教育。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发挥社会办学和家庭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国需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欧美国家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通常在60%以上，德国、瑞士等国家甚至高达70%-80%，都明显高于我国。我国应当从中长期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出发，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力度。由于这个教育类别具有私人收益率高的特点，劳动力市场激励相对充分，因此，应该更多地依靠家庭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投入的力度应该低于普通高中。此外，应建立起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升学通道，加快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实现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