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2）

　　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29.第一阶段,治理整顿时期,今明两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社会总需求总量控制期,短期内采用强制手段减小总供给总需求间的过大缺口,但由于投资的过度压缩和非经济手段的采用,结构调整难以得到较大进展。
　　30.第二阶段,结构调整时期,“八五”或更长一些时间。强化基础产业建设期,保恃一定积累率,全社会投资稳步增长,并向基础产业重点倾斜。加强重加工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进行资产存量调整和产业重组,鼓励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投资带动的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稳定增长。
　　3l.第三阶段,平衡发展时期,“九五”时期,基本实现基础产业,重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产业的并行发展,除继续强化基础产业投资外,一些关键性新兴产业汽车、微电子、石化的投资将得到加强,工业生产规模逐步向大规模和中小规模双向发展,形成我国特点的合理的产业结构。

经济机制

　　32.切实可靠的经济机制是实现上述战略构想的根本保证。这种经济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l)消费水平的提高保持在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稳定幅度，在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同时，使实质积累率维持在30％左右。
　　(2)投资率不低于35％,枉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保持较高的投资集中度。 (3)经济结构的变化能够在满足短期市场均衡和满足长期市场均衡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资源既能适度流入最终产品部门又能及时流入基础部门。
　　(4)克服国内统一市场发展的障碍,不断提高与国际市场的融合程度,使竞争成为提高效益、优化结构、加快增长的基本推动力。
　　(5)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都能够基本相适应,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调控需求总量,而且对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包括消费结构)都能有所干预有所制约。
　　(6)在有限制的条件下,要素进入流动状态,企业组织形式灵活变化,特大型企业集团和小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发展机会。
　　(7)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成为经济组织的迫切需要,推动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来自经济体系而不是政府。
　　(8)进出口贸易协调增长,引入外资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保持紧密联系。
　　经济机制是由体制和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创生的,因此必须确定相应的体制模式和政策选择。

体制模式

　　33.90年代不可能建立完全的市场协调模式,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组织和管理技术条件不具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本身不允许。但是,如果体制改革不能在九十年代前期在若干方面取得根本性进，并形成一种能够相地稳定的一个阶段的体制模式，前面描述的新经济机制是不可设想的。
　　期望建立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是：
　　（1）资源配置方式是国家计划引导、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加工制造业部门基本上靠直接的市场信号和市场途径分配资源,基础部门则需要政策的辅助力量获得资源,后一种情况不同于传统指令性计划,因为政策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策以长期市场均衡为出发点,政策实施以不破坏基本市场规则为前提)。换言之,计划和政策存在的根据是,在若干领域,直接的市场协调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即“市场失败”)。
　　（2）与此相适应的市场体系结构是：商品市场基本上完全开放,要素市场半开放。政府除监管若干垄断部门和基础产品价格外,不再分配产品;政府对劳动力的流动仍然保留部分直接控制,例如对地区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限制,但是“双向选择”的劳动优化制度基本确立;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使用的转让也具有一定规模;外汇由政府分配的比重逐步减少,但是调剂市场受国家严格控制;筹集和运用资金,一部分经过商业性金融体系,-部分经过政策性投融资体系。
　　（3）政策引导与市场导向有效结合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保留某种程度直接控制的资金市场。商业性金融是受政策管理的较为开放的资金市场,政策性金融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行政分配方式。经济理论和他国经验表明,这种双重资金体系,尽管存在矛盾,但绝不会带来商品市场价格双轨制那样的不良后果。商业性银行和开放的金融市场向竞争性加工制造工业、商业、服务业提供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向整个经济体系提供短期流动资金。国家开发性银行投资公司向基础部门和新兴产业提供发展资金或帮助筹资。商业性金融体系的经营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而政策性投融资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策目标。商业性金融体系也可以纳入政策引导范围,一种形式是政策要求向某些方面倾斜,例如向出口企业提供优惠信贷,向某个基础部门提供证券筹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担保贴息。另一种形式是政策限制向某些行业继续扩大信贷,例如,当棉纺或彩电行业的生产能力即将出现过剩时，政策禁止增加投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使用的是法律和行政权威。
　　(4)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不同于传统的分配资金的行政部门,它同样是经营性的。其资金来源是:A社会保险基金;B邮政储蓄和其他形式的国民储蓄;C债券发行;D财政拨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一般不直接管理实物投资过程,而是根据政策要求选挥项目,提供相对便宜的有偿资金。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根据产业布局情况确定项目,由应归属的企业部门承担建设和管理;对于能源原材料项目,根据资源状况和开发条件确定项目,然后面向行业内的企业和企业集团招标,中标者获得项目;对于新兴工业,根据市场预测和规模经济要求确定项目,然后向所有相近或相关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招标,中标者获得项目;对于农业开发,根据自然条件和开发成本,地方政府或其他农业开发机构提供的效益保证确定项目。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在项目建成后按预先确定的方案回收资金本息,一般不拥有其产权。
　　（5）政策性投融资是实现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此外还有法津手段、行政命令和行政说服手段。国家承担的短期调控任务是宏观经济平衡,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宏观平衡得以实现的组织保证是,建立中央经济部门在全国的垂直领导体系,地方政府在这些领域不具备任何职责和权利。地方政府的经济性职能是：地区性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创造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以及其他非生产公用事业的管理。在相当时期内,可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一部分农业管理的职责。中央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
　　（6）企业的经营(除垄断行业外)一股不受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垄断行业保留国有制形式,竞争性行业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集体或合作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混合的所有制形式。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行业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行业内却大体平等。

政策倾向

　　34.主要政策倾向应当是:
　　(l)坚持稳定中求成长。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总供求的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在90年代仍然会面临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倾向是从紧,在此前提下保持灵活性。
　　(2)全力维护和发展统一市场。产业政策主要是针对行业而不是地区。地区政策由中央确定,体现比较优势。对地区发展的政策倾斜,主要通过财政补助、政策性投融资项目选择来体现,废止差别税收、价格、外汇留成等等破坏统一市场的政策手段。不实行针对一个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政策性投融资体系择优扶持行业内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发展。尽可能地缩小价格补贴的范围和数量,消除一物多价现象。
　　(3)严格控制消费增长。这包括一整套政策。首先,仍然需要采取政府控制工资的严厉政策。其次,以累进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第三,对高档消费品征收较重的消费税。第四,对个人储蓄和投资给予鼓励的政策。第五,严格限制消费品进口的政策。
　　(4)加速优秀企业和企业集团成长发育。企业生存机会较为均等,发展机会很不均等。企业税后留利水平不宜太高,这是保证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优秀企业或企业集团能够通过外部金融市场和政策性投融资体系获得迅速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各种政策要造成一种使好的企业和企业集团比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更快,差的则淘汰更快的政策环境。
　　（5）鼓励出口与促进进口替代并重,通过信贷、关税、汇率政策等手段,扶持出口和进口替代。
　　（6）更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重点是提高边远落后地区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率。同时要选择适当机会,取消对农村独女户允许生二胎的政策。
　　（7）加速教育科技事业发展。教育要在利用一切可能性扩大民间资金来源的同时,提高国家财政开支的比重,开辟多种办学途径的同时,增强国家(各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直接管理。科技应进一步向企业、社会分散,与此同时增强国家对基础科学,高科技中的重大攻关项目,农业科技的组织管理。对科技发明给予更高的物质和精神鼓励。
　　（8）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采用经济、法律手段的同时,开展全民社会教育运动。
　　注：*本文是作者1989年4月为一个研究项目起草的讨论提纲。

十年发展主线和“八五”计划要点*

　　l.1991-2000年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80年代的迅速成长启动了中国从落后的低收入状态摆脱出来的契机。如果90年代能够继续保持稳定而显著的增长,中国就将达到“小康”水平,就将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从而顺利跨越现代化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个台阶,为二十一世纪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今后十年成就平平,甚至出现踏步徘徊,中国就可能再一次失去赶上世现代化步伐的机会,因而在发达国家加速科技革命建立巨大自由贸易区域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相竞赶超发达国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相对将更加落后，更加被动。世界政治缓和趋势的发展,许多国家军费开支的削减,欧洲大市场计划的实施,东西方经济的融合,都将为九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减少障碍,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这些因素既是有利条件,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

十年经济发展目标

　　2.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80年代初提出的国民经济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即在后十年每年平均增长5.5%的目标。根据对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可能的分析,我们认为,后十年的发展确立在1990年水平上再翻一番的目标是适当的。这样,年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以上,如果考虑到“八五”时期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任务较为沉重,可以设想,前五年安排6%-7%的增长速度,后五年安排7%-8%的增长速度。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只要国内社会政治基本稳定,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发生根本恶化,实现上述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3.在国民经济翻一番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居民消费(包括服务性消费)总额年平均增长5%,社会消费(教育、文化、国防、行政)年平均增长7%,总消费年平均增长6%左右,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率l.2个百分点,到本世纪末,粮食人均消费保持在400公斤左右;肉类35公斤；住房城市人均l4平方米,农村人均22平方米。
　　4.后十年国民经济总水平翻一番,是指国民生产总值(GNP)十年倍增,并非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翻一番。因此,第一,在按物质部门净产值计算的国民收入不实现翻一番的情况下,也可能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只要服务业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就能达到目标,中国服务业比重目前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存在着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第二,在基础能源原材料不翻一番的条件下,二次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和增加值(GNP)也完全有可能翻一番,因为除了粗放扩展仍有-定必要之外,提高加工层次向高附加价值推进越来越将成为二次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国改革十年1979-1988）二次产业年平均增长14.2％，而同期国民经济中投入的基本能源和原材料实物量年平均增长速度绝大部分都大大低于这个数字。虽然过去十年中经常存在着能源、原材料的紧张状况,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因此继续降低能源、原材料消耗弹性系数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而且这也势必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5.上述目标的实现,以继续推进国民经济结构变化为前提。过去十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按国民生产总值变化计算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一次能源、钢材、水泥、木材、粮食、棉花等原材料，而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投入弹性系数都是下降趋势,尽管期间各自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产业结构变动率高,产业升级进程加快,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统计指标数值过去十年(甚至整个四十年来)确实在持续上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国民经济投入代价递增的证明。因为,一方面生产越向深度发展,加工层次越高,总产值中包含的重复计算因素越多，因而物质投入的数量越大;另一方面,因为这里的物质消耗是按当年价格折合价值量计算的,如果原材料能源的相对价格上升,即使产业结构不变,物耗比重也会上升。以固定的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比例或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来安排计划是为正确的,但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因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是不断减弱的,这可能是由于加工层次提高,替代原料应用和服务部门扩大等等因素造成的。当然,我国的基础产业,确实属于需要加快发展的“短线”或“瓶颈”,应当成为投资倾斜的重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总体上来说,后十年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使基础产业的产出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6.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倍增在资金平衡方面是有保证的。1981-1990年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26.8%,支持了年平均将近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后十年经济结构必然要调整变化,其中加强基础产业要相对提高投资需要量,扩展第三产业会相对降低投资需要量,因此资本系数最终如何变化尚难确定。假定国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增固定资产数量是上升的,维持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2%的速度,需要将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到年平均27%-28%的水平,我国的储蓄积累能力是可以支撑的。改革以来,居民储蓄倾向不断提高,1983年以后的总储蓄率也持续上升,目前达到了35%的水平。如果把流动资产投资(存货净增加)占用的储蓄资金压下来,就可以显著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率。另一方面,我国居民长期消费国家和企业包揽太多,经过改革还可以更进一步提高储蓄率。此外,引进外资还有很大余地。按照世界银行根据国际通行办法计算的中国偿债率,l989年为8.6%,l990年是还债高蜂,预计为9.3%,大大低于外债警戒线。
　　7．我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的发展中,还具有许多有利因素。首先,四十年经济建设奠定了工业基础,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选择余地很大,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可以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其次,我国劳动力资源之丰富程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可能性很大,提高出口竞争力的潜力极大。第三,国土辽阔,企业众多。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为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提供了可能,内部结构互补性强,也为充分竞争创造了条件。第四,外部经济环境优良,东亚太平洋区域是世界上增长势头最好的地带,又因与香港、台湾的特殊联系,还有上干万的华侨华裔,发展外贸和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条件得天独厚。即使某些西方国家无端敌视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是很难奏效,二是影响有限。
　　8．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利条件。主要是,第一,人口预计每年新增1200-1500万左右,到2000年将超过l2亿的原计划目标。这样庞大的人口为就业、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均GNP的增长带来沉重的负担。第二,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特别是农业可利用土地更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矿产品和农产品的增长代价极高,第三,后起国家受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消费示范效应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扩大开放后影响可能更大,保持和提高积累率受到严重挑战,专业人才外流也可能带来日益严重的后果。第四,社会先行资本(交通设施、电力设施)相对于经济发展严重不足,例如中国的每千人拥有铁路里程仅为印度的58%。后十年需要大量增加投资,但其效能的发挥必须有一个滞后期,紧张局面难以很快缓解。
　　9．根本的问题在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有利条件化解和克服消极因素的影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中有的在工业化初期,人口密度比中国高,自然资源比中国差,但是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成为它们经济起飞的绝对的限制。出路只能是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然而,在这方面,我们面前的主要障碍是现行经济体制仍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突出表现在∶(l)结构调整的灵活程度低,常常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比例失调,效益损失,经济波动剧烈;(2)经济体制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既造成需求拉动作用又形成成本推动效应，通货膨胀压力严重威胁着经济稳定。体制方面如果没有较大改善,9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无法保证。
　　l0.尽管中国经济在后十年的发展中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克服困难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因此国民生产总值倍增目标是既积极又稳妥的。如果各种矛盾和问题处理恰当,中国经济甚至还可以取得比翻一番还要好一些的增长实绩。对此应当建立起充分的信心。

十年发展战略方针

　　l1.为实现今后十年的战略目标,必须将政策调节和体制改革在这样一种方向上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储蓄,发展竞争,缓减“瓶颈”,重组产业。
　　12．保持高储蓄率是国民经济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幸运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依靠国内储蓄基本满足资本积累需要的潜力,必须充分挖掘这种潜力。近年来,虽然国内总储蓄率不断回升,但与改革前三十年相比仍然偏低,与日本高速成长时期相比,明显不足。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调整消费结构,加强进口控制,抑制“超前消费”可以进一步稳定和提高储蓄水平。在注意提高企业和政府储蓄积累的同时,一定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保持和增加居民积累上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创造出更多更灵活的储蓄投资手段。从总量上说,中国对外国资金的依赖程度很低,过去十年中,利用外资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4-5%左右,如果降低流动资产的投资水平,中国完全可以做到固定资产投资资金自我平衡。但是,由于外资是硬通货,可以进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同时还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办法和国际经济经验,引进外资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今后仍应积极引进外资,并且尽量争取更多的优惠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
　　13．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比之增加资本积累总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未来十年，扩大和完善竞争机制，十分紧要。首先，必须高度重视消除地方部门的人为封锁垄断问题，坚决推进统一市场的发展。过去十年的事实表明,由于地区分割部门分割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损失。继续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同国际比较优势,参予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第二,在积极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盲目建设和过度竞争现象,这同样是改革以来的一个沉痛教训。政府(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通报信息,预测前景,提供咨询,以及对长线或早熟行业实施严厉的行政或法律控制的职责。第三,必须以坚实的经济法律手段贯彻落实产业倾斜政策,以矫正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失败造成的错误导向作用。最关键的是建立独立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保证社会先行资本形成和基础产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在政策性资金的筹集使用过程中,也要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尽量实施竞争性的办法,例如招标投标等等。
　　14．结构转换既是今后十年发展的难题和压力,也是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结构转换的目的是缓解“瓶颈”制约,促使产业高度化。结构转换的具体方向是.(1)大力充实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先行资本。例如交通、能源、水利等要真正能够“先行”。(2)全面扩展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在总体就业结构中比重增长最快的产业,在最终结果上形成服务业是非农化主要途径的发展格局。(3)加工制造业向深加工层次高附加价值行业推进,根据国情,着年发展技术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例如电子工业和机电工业。
　　15．以交通通讯为主导,建筑业和机电工业为支柱,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增长。交通通讯是我国经济中瓶颈制约最严重,但是产业关联程度最高,扩散效应最大的部门。交通通讯为各工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是典型的社会先行资本部门,欧美各国和曰本在工业化起飞前期都经过了一个以交通通讯(特别是铁路)为主要投资领域的特殊时期。我国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准备阶段,建国以来,交通通讯的投资比重反而逐步呈现下降趋势。1953-l978年全民基建投资中l5.3%为交通通讯投资,1979-l988为l3.4%,1990年按照计划仅为10.08%。以铁路建设为例,50年代,每年新线铺轨达1000多公里,80年代每年不足300公里。即使考虑到复线建设和电气化，铁路新增运力目前也低于“一五”、“二五”时期。“七五”计划中新线里程,预计只能完成39%。但是另一方面,交通通讯对于各行各业都至关重要,工业和农业离不开,服务业(特别是商业、旅游业)对其依赖程度更大,汽车、飞机、船舶工业与此直接相关。交通通讯的隐蔽效益还有：贯通市场,促进竞争,提高效率等等。建筑业在过去十年经济发展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今后十年住宅建设和基础建设仍将是国民经济的热点。机电工业一方面面临着替代进口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接转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例如造船)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部门,因此要积极发展。住宅和新型电器产品、摩托车、大众汽车很可能是新的消费浪潮的代表性产品,在这个意义上,也应将建筑业和机电工业作为支柱产业。
　　l6.高度重视节约问题,全面推行节约计划和政策。我国目前的资源浪费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属于情况特别严重的国家之列。总结以往几十年教训,只靠国家花钱搞技术改造来节约是不行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促使其自觉利用能源原材料和其他自然资源，还要建立一整套的强制性法规来防止浪费现象,惩治浪费行为,建立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节约奖励基金。
　　l7.必须改变科技发展缓慢的局面,重点是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优先发展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国家科技基金应逐年增加,“八五”应比“七五”多安排一倍,“九五”再翻一番。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项目,一是要恢复和支持集中人才全力攻关的办法,组织完成。通过有偿转让，保护专利，鼓励企业和个人创新。统筹安排好技术引进和技术交流。
　　l8.九十年代教育要有根本性的发展,争取在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敢育。在城市普及高中(包括职业技术高中)。教育或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日本有一旬口号：今天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工业。常常有人把我国教育的落后归结为经济落后的原因,这些没有根据的。所有发达国家,义务教育普及都是在工业化前期甚至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目前要低得多。而目前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排列在倒数几位,这正好说明中国的教育是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在我国教育部门基建投资每年只有20多亿元,不如北京亚运会工程的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l%都不到。教育欠帐严重,照此下去,十分危险。九十年代必须有根本性转变。

“八五”计划的指导原则

　　l9.稳定中求成长，既要防止猛烈的通货膨胀，又要防止过度收缩和停滞。必须改善和加强宏观总量控制,灵活调整控制力度,适时转换控制重点。以保证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生产潜力,同时又不至于陷于盲目扩张和冒进。为此必须改进计划、财政、银行的工作,完善宏观体系。
　　20.加快产业调整,扭转结构恶化趋势。“八五”必须做到:从产品结构的调整扩展到企业结构的调整,从增量结构(新增要素配置)的调整延伸到存量结构(既有要素分布)的调整。
　　2l.以金融改革为主财政增收为辅,为基础建设筹集充足的资金。近些年投资结构不合理,资金总效益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过度分散,金融市场严重扭曲。迫切需要根据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确定起二元金融体制,即从制度和机构上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财政增收(提高比例)固然是集中资金的重要途径,但是财政增收的可能性十分有限。投资体制和国家基本建设基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政策性投资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也应尽可能地采用一些竞争性办法。
　　22.积极抑制消费早熟倾向,维护和提高国内储蓄积累水平。对非基本消费品实行高价高税政策,限制具有超前性质的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和销售。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政策,建立起由个人承担一定比例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和商品化住宅建设使用制度。继续扩大储蓄种类和储蓄手段,在改进银行存款制度的同时,充分运用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形式,适应各种储蓄投资者的需要。
　　23.理顺基本经济关系,统一全国商品市场。中央地方划分事权,财政包干制过渡到“分税制”。统一价格形成机制,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当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完全过渡到商品等价交换形式,提高农业税,取消合同定购,实施农产品保护价格。建立公平交易委员会,监督和查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24.改善企业机制,提高微观效益。财政、信贷要坚持从紧方针,增强对企业的约束,对经营效果不佳的企业一定要严格要求,逐步减少国家补贴扶助的范围和程度。加强政府监督部门、消费者、社会舆论对企业行业的评价和约束。继续发展和完善各种经济法规。企业承包先过渡到税利分流和承包,再大面积推广股份制和拍卖租赁办法。一定要尽早创造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联合、兼并的条件,使企业集团迅速发展，存量资产能够进入正常流动和调整之中。
　　25.以交通为重点,改善基础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交通最为薄弱。能源工业中发电能力上得较快,主要是一次能源后劲不足,但能源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交通问题,能源建设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运输设施投资。“八五”时期要使交通紧张局面有较大缓解,必须集中力量改造现有铁路运输口和改建扩建一批重要港口,新修几条铁路干线。能源工业要以几大露天煤矿为重点突击开发,实施石油工业的战略地区转移。原材料工业继续走新建与改造相结合的路子,保持平均每年新增钢铁生产能力200万吨,有色金属l5万吨的速度。大力发展化工原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工业。
　　26.扩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二产业。全面扶持发展服务业,重点是扩大商品、金融业、旅游业。加工制造工业要改变目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局面,全力推进向深加工、高附加值领域进军,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强高技术产业的开发引进、配套、完善。
　　27.积极引导乡镇企业,统筹规划非农化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与大工业配套,接转城市淘汰萎缩的传统工业,农村地区的服务业等等。减少扩展中心域市和大的城镇,减轻大城市人口流入所造成的压力。
　　28.保持出口良好的势头,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利用出口信贷、汇率调节和税收优惠鼓励出口比重,特别是机电产品要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将能源、原料、粮油出口顶替下来。引进外资要继续解放思想,采取更灵活措施。国家统借外资要尽量争取各种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进一步扩大直接投资的规模,将引进重点集中在台、港企业界。可能考虑允许外商直接购买现有企业进行投资,所得收入一律纳入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用于基础产业投资。
　　注：*本文是作者l989年底到l990年初为一项研究课起草的讨论提纲。

“八五”资金供应和安排使用问题*

　　根据我们使用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推算，“七五“期间，我国国内总储蓄（总储蓄是指全部GNP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提供的资金为23，370亿元，净使用国外储蓄（实际净使用外资)为l62亿元,总资金使用量累计为23,532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20,562亿元,用于流动资产积累(库存净增加)2,970亿元,分别占总资金使用量的87.4%和l2.6%。
　　“八五”期间,假定GNP每年增长6%,按照“七五”的平均总储蓄率(总储蓄率＝总储蓄/国民生产总值)推算,国内总储蓄可以提供的资金大约为35,000亿元左右(l990年价格计算),假定国外资本净流入为零,这也就是“八五”时期的总资金供应量。根据分析预测,“八五”时期居民消费结构还会进一步向增加长期性消费转变,金融投资需要将大大扩展,如果政策得力,平均的总储蓄完全可以比“七五”更高一些,这意味着资金供应可以超过35,000亿元。不过,为慎重起见,本文假定只维待“七五”的总储蓄率不变。
　　“八五”35,000亿元资金的来源结构,大体如下：居民储蓄23,800亿元,政府储蓄(财政资金中用于投资积累的部分)2,800亿元,企业储蓄8,400亿元。显然居民储蓄占总储蓄资金来源的2/3以上,l989年和l990年就已差不多是这样一种格局。这是因为：（l)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急剧向居民倾斜;(2)居民收入增加,但其储蓄倾向同步或更快地提高,这是与苏联东欧国家很不相同的因素。“八五”期间只要能稳定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最终收入和企业最终收入份额不致再下降)就很不容易。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留利固然可以增加,甚至也可以比GNP增长还快一些,但是它们的转移支付也会增加,即通过各种福利补贴又会转化为居民的最终收入,真正能够用于自身积累的部分不会有很大增加。因此居民储蓄势必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不会低于只会高于“七五”末期的比重(67%)。
　　资金供应的总量和结构是安排“八五”计划时期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总结“七五”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l.必须压缩流动资产积累(即社会库存净增加)所占用的大量资金。“七五”期间,库存净增近3000亿元,占用资金达总使用资金的12.6%,这是一项巨大的浪费。发达国家经济效率高,库存增额少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国家生产部门推行零库存管理,全社会库存增额很小,而且常常出现负数(库存净减少)。我国虽然不可能一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压低新增库存占用资金的比率是完全可能的,过去高库存增额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假设能够比“七五”压缩6个百分点,那么就会挤出2l00亿元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2.计划安排资金使用,必须把重点转移到居民储蓄资金上来。长期以来,计划工作主要局限于全民所有制经济,说到资金平衡,往往是指财政和国营企业的资金平衡,而在“八五”时期全民所有制经济自己积累资金合计仅占全社会资金的l/5左右,如果全民所有制经济要在自身积累资金的规模之外增加投资,那只能从居民储蓄中解决资金问题。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居民储蓄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购置有形资产,一是购置金融资产(存款、证券、现金)。前者用于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后者则可以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八五”时期居民建房、个体经济和农民生产投资都应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也应有所控制,安排平均每年1,400亿元的规模可能就差不多,这样总共达7,000亿元。剩余的还有l6,800亿元,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自有资金的2.4倍,社会投资可以大作文章,关键是要疏通金融筹资渠逍,使居民储蓄虽大限度地转化为社会有效资产。
　　3.应尽可能地把居民储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居民储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我们长期以来顾虑重重,总觉得没有把握。改革以来虽然银行信贷允许有点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计划指标很小,占新增贷款比重一般为l2%左右。但是另一方面,实际的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常常超过计划,一部分名义上为流动资金贷款的资金实际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地方和部门的自筹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是从银行动员来的居民储蓄资金。因此,“七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居民储蓄资金的比重要大大超过计划和统计数字。尽管如此,流动资产占用的居民储蓄资金仍然太多。居民储蓄资金究竟有多可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呢?从理论上讲,l00%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可以的。以证券、现金形式表现的储蓄资金,如果发生波动,则是其票面价值的升贬,不会抽回原来的资金,以银行存款形式表现的储蓄资金,出现挤提就意味着要抽回原来的资金。但是从l979到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34%,其中只有l988年个别月份出现下降,而该年全年比上年还是增长近24%。在预计不会出现银行存款净减少的情况下,当年新增的存款额就可全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在于事先不能准确知道当年会有多少存款增额。因此使用银行储蓄存款投资,关健是要保持贷款与存款的平衡,计划要有预测性,从操作上讲,要使贷款规模与宏观经济的态势相适应,当经济紧张时,投资贷款规模要小一些,当经济宽松时,投资贷款规模大一些。另一方面,也应该改变目前定期存款也可随时提取的规定,发展可转让存单,尽量减少储蓄存款的波动可能性。过去长期信奉的所谓“短期存款只能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长期存款(三年以上)才能用于固定资产贷款”的指导原则是错误的,因为银行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把分散的零星的短期的资金转变为大批量的长期资金,其机理在于,千百万存款者其存取款时间是必然不一致的。
　　4.充分发挥金融政策手段,调控投资规模。“七五”资金使用有两个突出问题,-是流动资金占用过多,另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分散,结构不合理。这两个问题都是导致投资规模失控的重要原因。调控投资规模,我们以往主要重视行政手段,治理整顿以来的经验表明,在现阶段经济中其实最有效的是金融政策手段,银根抽紧,利率调高,卡住资金,地方部门无论如何想扩大投资规模都难以如愿,相反,如果资金宽松,行政命令不让扩大投资,最终难以奏效。“八五”如果采取“压缩流动资金贷款,增大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资金使用集中度”的方针是不是会妨碍控制投资规模呢?恰恰相反。事实上“七五”出现的失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宏观政策对资金(特别是银行资金)调动或调控方针有误。由于流动资金贷款经常处于宽松状态,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计划又严量脱离实际,因此资金流动的盲目性极大。当经济趋热时,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的贷款忽然猛增,与此同时,用于流动资金投资的贷款仍然敞着口子,很快就形成膨胀局面;当经济转冷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又急剧收缩,流动资金贷款压不下来,便产生高库存局面。假如在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两种贷款之间,大项目与小项目之间,基础部门和加工工业之间,保持大致合理的比例,资金使用的波动就会趋缓。“八五”金融政策的基调应当是：开发多种金融工具,充分挖掘储蓄潜力;卡死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提高流动资金贷款的利率;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按照产业政策确定的序列),增加财政贴息。
　　5.建立二元金融体系是理顺储蓄一投资关系的基本途径。银行系统之所以大量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也乐于搞计划外固定资产贷款,而最不愿意完成国家指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因为这种行为方式最符合银行自身的利益要求。目前我国的专业银行,一方面已经具有某种企业性质,追求利息收益,另一方面国家又要求它们服从政策目标,不计较自身的利润得失,这显然是矛盾的。这个矛盾不解决,要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就会遇到重重障碍。二元金融已为日本和南朝鲜的经验所证明,是一种解决资金市场不发达条件下加速产业结构转换问题的有效办法,也是积极有序地推进资金市场发展的最佳选择。对于不具备市场竞争条件的基础产业,实施政策性金融办法,对于已具备市场竞争条件的加工工业和其他产业,则实施商业性金融办法。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体系相应划分为两类。商业性金融要放开经营,政府应迫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互相竞争。无论是政策性金融还是商业性金融都要大力发展直接金融形式。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债券股票发行的潜力很大,不应错失时机。事实上,像铁路、民航、海运、电话、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工业都可以通过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目前只是宣传和经营方式有问题。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就曾经以发行铁路债券为主要筹资方式,这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以后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入,煤炭、石油等行业也可进入直接融资市场。
　　以上意见也许存在一些疏漏。但是,有几条一般性的原则是不会错的。第一,资金计划必须从全社会范围来考虑;第二,居民储蓄资金完全可以集中起来办大事,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创造了成功的经验;第三,我国资金筹集条件与国际比较,是很好的,国内储蓄和投资平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虽然不应放弃积极利用外资的方针;第四，使用储蓄资金投资,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问题的关键是要防止银行贷款全面松驰,导致以超经济需要发行货支撑投资的现象发生。
　　注：*本文是作者写于1991年1月的一份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