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1）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政策
结构调整是改革和发展统筹兼顾的关键*
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应十分重视结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
一
经构调整对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毋需论证的,事实上我国近些年来在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发展就意味着结构调整,没有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协调,不摆脱过去几十年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没有第三产业的快速生长, 没有乡镇企业的崛起所导致的城市化过程加速,以及军转民等等结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直接威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是来自于结构方面。例如，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不协调,科技研究开发远不能满足于国民经济需要,教育事业的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结构没有充分突出各自的优势,消费超前和消费结构的单一性特征,等等。
然而,结构调整对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粗略的分析便可表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个结构合理性程度极低的经济体系内放弃直接计划控制,将其运行机制转换为市场协调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巨大的结构差异就会在市场货币关系上突出来,引起整个经济体系内部的剧烈震动。即使在一个行业内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取消直接控制后竞争并不能发挥功能,相反却容易导致价格的无限制上升,从而推动和拉起全面的通货膨胀。但是,改革要真正见效，势必要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如果要素不能流动不能重组，显然不能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推出重大改革措施时，结构调整非常集中，要素的流动和重组范围和规模在短期内非常之大，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可能承受或可能保证的程度，最终也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结果。由此可见，改革自身也意味着结构调整，如果没有恰当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措施配合，后者是难以奏效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结构调整本身就是改革。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形成产业政策体系，而结构政策在其中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在结构调整实践中，产业结构政策才能发展完善。
如果进一步来分析发展与改革的矛盾，我们会看到，其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相关的，或者说是可以归结为结构问题的。正在困扰经济并严重牵制改革步伐的需求膨胀，虽然与总量控制偏松有直接关系，但总量之所以难以控制住则是因为结构缺乏弹性。宏观上的紧缩措施往往并不能产生压缩长线，抑制生产非生产性投资，减少无效供给的效应，相反，却可能造成“一刀切”，甚至出现伤害“瓶颈”部门和优效企业的结果。这使得增长与必革处于一种直接的对立状态之中，对于经济过热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消费旺盛，除了个人收入总量增长过快的因素之外，重要的症结在于消费结构的陈旧，即过度倾斜于日用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过度倾斜于短期消费活动，这势必对放松商品流通管制构成障碍。此外，从总体上说来，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经济环境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趋势。但是，目前的经济超高速上升令人担忧之处就是结构失衡因素不断累积，有可能或迟或早形成塌方，由增长膨胀跌入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国际经验证明，在这种形势下，改革的困难会骤然增加许多倍，几乎是难以克服的。
我国过去十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根本性的动力和机制是由改革创造出来的，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市场价值尺度的引入和利益机制的明朗化、正常化，传统体制下积重难返的结构问题才得以缓解。另一方面，过去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结构调整所取得的每一步进展都有力地配合了改革，支持了改革，可以预料，今后的改革仍将继续推动结构的调整。脱离改革，无论是传统的结构问题还是新出现的结构问题都不可能获得解决。同样，我们需要更加注意结构调整对于改革的积极作用，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以更主动更有力的方式来调整结构。
二
谈到结构调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我国经济前三十年出现的“调整时期”。过去的结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集中的行政命令指挥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因此不能不靠集中的行政命令来缓解。一来一去，资源损失无法估计。然而，现在因此而讳言结构调整或忽视结构调整的必要则是没有道理的。经济运行机制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实质变化，产生结构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手段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了，因此，可以肯定，进行过去那种模式的结构调整，既不必要也无可能。虽然一般说来，结构调整的力度受改革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制约，存在一定变化幅度。但是，总的比较而言，我们应当实施一种更有连续性更有经常性多种手段综合并用的结构调整方式，这不会造成旧体制下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经济效益就不会好转，就无法增加有效供给，缩小供求缺口。
寓结构调整于发展和改革之中是一个需要充分明确的基本原则。然而，那种认为结构调整完全可以在发展和改革中自然进行不需要政府主动行动的设想，至多仅只是一种幻想。即使是市场化程度非常之高的发达国家，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积极能动作用也常常是不可缺少的。而在一个市场机制很不健全的经济当中，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将来才可能完善的间接手段或机制之上，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承认，我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的许多结构问题是市场经济靠看不见的手可以彻底解决的。例如企业规模不经济问题，我们有一百多个汽车生产厂家，一百多条彩电生产线，一百多条冰箱生产线，上千种香烟牌号，这在任何一个发达国有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市场公平竞争条件出现，这些问题确实不难解决。但是，改革要创造这种条件是需要时间的，在此之前我们难道只能任弊病日益发展吗？另一些结构问题，即使在市场比较完整的情况下，由政府实施主动的政策措施也可能比市场自发运转更迅速更有效地得以解决，例如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问题，而在现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政府无疑应当承担更多的职责。
在结构调整中，绝不能再重复只有国家主动而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被动接受调整的局面。必须通过改革和政策措施不断增强部门和企业调整结构的压力，使长线部门和亏损企业自己为其处境和前途担忧，从而激发调整的动力。但是，不同行业，调整的途径、方法和难度是很不一样的。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从单一种植粮食转变为多种经营，政府可能不需要做许多事情，农民根据市场需要经过摸索便可见到成效。而在工业生产中，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中，生产规模很大，技术复杂程度很高，对于那些产品不符合市场需要的大中企业，国家公取不管的态度，完全让它们自己去谋生路，效果不可能理想。事实上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不管，至少工资还要保，贷款也不可能完全中断。如果考虑到大量先进设备封存生锈，技术人员的流失和知识老化以及其他种种损耗，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总的看，国家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如果制定出明确的产业振兴计划并设立一种基金，在政策上鼓励各种形式的重新组合、新产品开发和资金技术引进，就会更快收到更大效益。
政府要承担起它应当承担的结构调整任务，必须转变自己的职能，学会使用新的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条件。首先，不能再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控制生产和投资的唯一工具，而应更多地利用财政、税收、信贷手段。其次，必须改造政府直接投资体系本身，区分不同性质的投资活动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基础设施的建设予部门和地方以更大的权利，而对于生产性盈利性的项目，要尽可能地转交企业，即使是新兴产业的投资项目，也可以通过向企业或企业集团招标政府给予筹资帮助的办法使投资体企业化。第三，对于确实需要以行政手段解决的结构问题，则要完善和加强行政手段。在一些资本技术密集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虽然垄断危险较大，但是过度分散的生产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必须采用严格的生产和投资许可证制度，由专业部门统一实行。
对于结构调整，特别是对于国家积极主动的结构调整存有疑虑常常是由于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调整可能妨碍改革，恢复旧的体制”。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结构调整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必改革，至于有些方面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的作用，也有两个充足的理由。第一，将来要取消的某些行政管制，但目前阶段还不具备废除的条件，而且为了走出这一阶段还需要它发挥暂时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政府干预本身是要在内容、方式、手段上不断加以改革的，不是维持旧的模式不变。由此可见，担心结构调整会导致旧体制复辟或多或少是过虑了。而真正可能使改革倒退或停滞的恰恰是拖延结构调整。如果经济中的结构病症久无医治，如果推出去的改革措施不能推动要素流动和重组因而无助于改善结构，等待我们的只能是一场中断或放弃改革的全面被调整，对此必须加倍警惕。
总之，结构问题解决只能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加快改革。新经济机制的形成越早，现在面临的结构问题的彻底解决就越有希望。第二，用政策手段尽可能地改善或控制结构状态，减轻改革措施出台时的结构压力，这是新经济机制得以顺利建立的重要保障，也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
我国经济改革现阶段的战略重点是理顺价格，形成完整的商品市场机制和初步的要素市场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经济结构必须相应发生重大变化。为此，必须有综合的配套改革措施和综合的配套政策措施，而且还必须使改革措施与政策措施能够很好地协调、衔接。
从既定的战略任务来看，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结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产业结构中的加工制造业超过基础工业支撑能力的问题。随着价格改革的展开，基础产品的价格逐步提高，为刺激供给抑制需求减少耗费创造出有利条件。但这是慢变量，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等部门投资大期限长，不能完全等市场价格来解决供求问题，有必要提高和扩大信贷优惠，财政贴息支持，用多种政策手段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这些部门，同时抑制加工制造业的发展，鼓励技术改造为主的投资模式，严格限制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
其次是企业组织结构。价格改革必须坚持统一市场原则，非地区性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必须全国统一。相应的税收政策要尽快消除地区差异，通过财政改革和企业改革使生产性企业与政府脱离财务关系，以此创造出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使规模经济成为客观压力, 品质优劣有所区分。在这个过程中，全力扶持引导已经出现的企业联合和兼势势头，尽早打破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政关系的限制，以法令形式禁止部门和地方的阻挠和干预（有垄断嫌疑除外）。另一种方法是，国家主动拍卖国营小企业，实施国营大中企业的股份化，借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要素重组目的。最后，对于一些长期经营亏损，资源耗费严重，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能实行破产的就破产，不具备条件者则采取关停并转的传统办法。
上述两个方面如果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则地区结构问题就会很快出现好转。为了推动地区经济结构向反映资源优势的方向转化，逐步划清中央地方的经济事权范围，让地方政府更主要地以建设基础设施和创设良好投资环境为主要职能是改革和政策设计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传统体制下的高积累效果不佳，原因不在于积累率高，而是因为机制僵硬效益低下。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战后长期维持比我们还高的积累率，并没有造成我们所遇到的不良后果，相反是经济高速高效增长的前提条件。值得警惕的是，我国近几年的实际投资规模增长已经趋缓。虽然投资结构并未多少好转，但考虑到价格改革的安全，投资总规模不宜迅速扩大。但是，应当尽一切可能增加储蓄，替代投资资金中以信贷财政膨胀途径增加的部分。尽管以正常口径统计的居民收入水平目前增幅不大，但是从市场商品零售总额和居民存款的增长情况来看，消费的实际比例仍然在持续扩大，造成统计偏差的因素至少有三个方面：（1）没有纳入工资基金的资金；（2）越发越多的大量实物；（3）流通领域中的不正当收入。我们的主要对策是，第一，将全部个人收入公开化货币化，加强和完善个人收入调节税，开征工资所得税，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第二，加快住房、金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企业股份化，将居民收入中的相当大部分吸引到长期性消费和储蓄投资上来，这才能保持积累率的增长，同时减轻价格改革大步前进中商品市场需求过度的威胁。
个人收入分配结构也是亟需调整的一个方面。首先，要继续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通过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和工资福利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拉开不同岗位、不同职责和不同贡献者的劳动报酬差距。这是需要较长时间的。但是，现在比较尖锐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半开放状态和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社会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呈现了扩大趋势，这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更是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第二，必须坚决进行清理流通环节，整顿公司和商贩，建立市场规范的工作，扭转目前存在的不良态势。第三，制度和政策应当有利于缩小企业间，特别是同行业内企业间的工资水平，在一个正常的市经济中，工资水平主要是受劳动市场的供求决定的，而不是与具体企业的经营成效和盈利水平自然成比例的。虽然劳动力市场的开放肯定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偏离，否则劳动市场的开放就会增加困难，工资攀比就难以消除。第四，要发展和完善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偿制度。目前总的说来，公教人员和退休职工的收入增长最缓慢，受通货膨胀危害最重，在工资和社会保险制度没有根本改革之前，必须适当补偿他们的收入，至少不能使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为了顺利实施以上诸方面的结构调整，宏观政策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首先，货币供应既要考虑增长需要，又要考虑价格放开的需要。只有在信贷总量上偏紧，才能为结构调整创造条件，但是为了避免“一刀切”，中央银行和国家计委必须制定明确的具体的信贷结构政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第二，财政既要支持价格改革，对企业和居民提供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也必须硬化约束，不能一概补偿、全部担保，应当有计划地让一部分企业进入破产机制之中，但要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此需要发展和完善目前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失业保险制度。
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结构调整这个联结环节，我国改革和发展都将能够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注：*本文写于1988年夏。
1989年初治理整顿的形势和对策建议
根据近半年来的政策研究和赴部分省市的实际调查，我们对目前的治理整顿得出如下看法：
（1）三中全会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见到一定成效，突出的成就是市场初见平缓，人心略有慰籍，紧张的社会空气稍有松驰。
（2）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治理整顿也遇到了难以深入的困难，最明显的是投资规模压而不缩，消费基金事实上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办法，整个经济的结构调整仅只提出大的目标而很少采取具体措施。
（3）各级党政部门普遍等待观望，除自身利益的患得患失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仍然估计不足，甚至是严重估计不足。而事实上要摆脱困境，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动员全党、全社会，采取非同寻常的战略和策略。
（4）有两种思想倾向构成障碍。一种是排斥那些传统的但目前仍然有效且无法代替的控制措施，无视体制尚未基本转轨的现实，将它们视为复辟倒退而不愿采用或不敢采用；一种是以为简单地恢复老手段老办法就可以扭转局面走出困境，从而很少研究今天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或多或少的将治理整顿时期看作是改革无所作为或不能有所作为的时期。
（5）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治理整顿是为了下一步体制的基本转轨创造条件，为此应当采用包括部分传统手段的所有切合实际的办法。但是，要达到治理整顿的目的本身也必须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而且那些传统办法要真正发挥作用也必须配合这些改革并做出相应的形式上的调整。否则不仅会为下一阶段改革增加障碍，即使是现阶段的治理整顿也不会真正奏效。道理很简单。
基于上述斤地法，我们认为目前的治理整顿政策需要在若干方面予以加强和改进，限于篇幅，只能概括来谈。
市场和物价
1．消费品市场的稳定必须采取堵和导相结合的方针。可以区别三类商品，一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食油、盐、糖、火柴、肥皂、民有煤等；二是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例如肉、禽、蛋；三是高档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例如彩电、冰箱、毛纺织品、烟、酒、时装、化妆品等等。对第一类商品，坚决维持现有平均价格水平，该补贴就补贴，供不应求就恢复票证，但必须使全国价格水平一致，如普通火柴，有的省卖3分一盒，有的省卖5分一盒，还有的省卖一角一盒，这种现象不能允许，因为它助长互相抢购和冲击，应尽快调整一致。对第二类商品，则应根据现实情况，建立国营商业的调节基金，以市场疏导为主辅之以价格限制和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措施。对第三类商品，则应承认现在的市场供求作用（其价格实际已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且以此计入物价指数），硬要将它们的价格压回到牌价水平不公做不到而且是有害的。例如彩电在各地的销价都是市场价，高于牌价1000元左右（按现行政策都是非法的），名烟几乎看不到一盒平价的，毛纺织品也早已是随行就市，消费者都已接受了。对这类商品真正需要采取的措施是，从出厂环节加征一道特别消费税，为中央财政收入。
2．调整高档品和奢侈品的价格税收政策是稳定消费市场的关键。之所以应该而且可以采取大胆措施的原因还在于：（1）治理通货膨胀势必要求消解过度需求，回笼货币，单纯用行政法律办法是管制不住市场价格的，即使在传统体制下的“三年困难”时期，物价的最后稳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开设高价市场；（2）目前这类商品的实际交易已经是市场价格，其牵动物价总水平的作用已经由统计局计入物价指数，因此牌价已名存实记亡，废除早已无效的管制，开征特别税，不会导致物价指数上升，而且由于大幅度减少了投机倒把活动，质量差别可以合理反映（例如在沈阳南塔卷烟自由市场上，一些杂牌香烟的销售价低于牌价），部分商品价格还会回落。从理论上说，这类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最强，对生产成本几乎有推动作用，购买者因主要是居民，预算约束很强，故其价格总水平不会上涨；（3）对这类商品群众最不满意的是中间环节（各类公司和商贩）将巨额利润据为已有，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国家不拿回来，为什么国营商店不经营这些紧俏商品；（4）这类商品之所以高于市场价，主要是通过异地涨价，反复倒手的途径。调整理顺其价税关系，相应运输造成的浪费也会明显下降，公开市场的供应和消费者的权益也会同时增加；（5）从这类商品征收的特别税在给生产经营单位作为合理利润之后，也可望达到300亿，其中一部分可用以建立调节基金和补贴基金，一部分可弥补财政赤字，一部分作为纯粹的货币回笼不安排使用，以缩减需求；（6）有力地调整收入不公格局，
3．生产资料计划内部分必须严守合同，禁止任何变相提价和索收附加好处的行为。计划外部分的管理主要靠实施“公开销售法”，限价的确定以同行业内最大厂家的报价为基础。所谓“公开销售”是指：主产和供应企业必须定期报告其产品的销售对象，销售价格，国家为他们制定销售政策，即按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确定优先供应的行业顺序，规定流向结构比例，并随时指导调整其销售结构。逐步限制和禁止物资串换实物交易。国家计委和物资部已经草拟了一个＜＜生产资料公开销售条例＞＞，应尽快修改后颁布实施。
4．对自然垄断性部门，其“双轨制“为害甚大，将来也不能是自由市场价格，目前取消“双轨制”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首先，铁路部门必须真正做到运价统一，不再列出计划外车皮。其次，供电也应消除计划内外的区别，纳入全部电力重新核实用户的计划指标，价格可统一为低于或等于目前综合平均价格水平。第三，原油生产高度集中，石化工业规模效益突出，也应尽快取消“双轨制”重新核定计划供应指标，制定相当于目前综合平均价的统一价格。
控制消费基金
5．近两年的情况表明，消费基金膨胀在推动总需求膨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7年作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但同期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不会低于15％。1988年1－10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8％，而同期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5％以上。尽管总的投资规模依然大大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但是，必须看到，投资规模膨胀已呈强驽之末之势。而消费基金尽管工资总额增长与零售物价上涨相比不太高，但从其他反映个人收入增长规模的宏观指标来看却在加速膨胀。例如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7%，居民储蓄存款增长40％，手持现金也增长了20％左右。1988年居民存款增长速度虽然大大降低，但商品零售总额却超常增长，手持现金增长也超过上年。这说明工资总额之外的消费基金膨胀愈演愈烈，虽然并不排除一部分居民收入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东欧几个率先改革国家，需求膨胀都是从双膨胀最后演变为经济停滞时期的消费基金单膨胀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治理环境阶段不能在抑制消费膨胀方面有所作为，那么不管其他方面情况如何改善，我们都不能算取得成功，而且还会给今后的发展和改革埋下更难消除的祸根。这一点要由党和国家向人民讲清楚。
6．控制消费基金的首要步骤是使一切个人收入公开透明。目前的个人收入膨胀主要通过四个渠道：（1）公开的货工资总额超过计划增长；（2）半公开的职工福利标准提高；（3）完全隐蔽的的实物和奖金；（4）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利润、回扣和受贿财物。其中第四个方面应通过整顿市场秩序、严明法律和纪律，打击不法犯罪来解决。第二、第三两个方面实质上属于工资范畴，应当纳入工资总额。这两个部分的存在，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有部分的合理性。因此，必须改革目前的工资制度的形式（实质内容改革暂不具备条件），废除奖金制度，立法禁目任何分钱分物的工资外补助和鼓励。属于职工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费用的份额，列入工资总额但不发现金给职工，由单位统一扣留或代缴社会保险机构。
7．目前企业工资实行所谓效益挂钩办法，实践证明工资增长是快于利税增长和实现利润增长幅度的，违背了初衷，必须立即停止。新的工资制度形式是：（1）国家将企业平均工资（包括福利保障、奖金、实物）分行业划分为若干等级，先由企业自行选择一个等级，再由政府部门根据其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审核批准，然后向开户银行和税务部门申报职工总数和相应的工资总额；（2）国家规定某一个等级为工资税起征点，税率由慢到快累进，企业在发放工资的同时上缴工资税。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原则上采取相同的调整改革办法。工资等级可以浮动，但必须经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在工资税之外，对一切年收入超过3000元的公民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由低到高，累进速度先慢后快，这要求每个公民必须向政府申报自己的全年收入，互相监督，不报或谎报者予以重罚，新闻媒介应予以积极配合。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作出表率。
8．对个人税后收入应予以引导和调节，其中心任务是抑制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主要措施是：（1）压住超前消费的发展势头，坚决压缩高档消费品进口，对有可能超前进入私人家庭的高级耐用消费品（例如空调器）国内生产和销售实施管制；（2）对高档消费品尽最大可能实施高价重税政策（例如小汽车定价应完全以市场可能接受为限度）；（3）进一步调整存款利率、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居民存款；（4）扩展债券股票发行和二级交易，吸引居民购买；（5）发展保险业务，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扩大个人投保规模；（6）试办个人参加的互惠投资和信托投资机构和业务；（7）住宅商品化和私有化；（8）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生产性服务性投资，投资部分免征或退还个人所得税。
调整投资结构压缩投资规模
9．必须实现压缩规模的目标，但要在执行产业政策调整投资结构的基础上压缩总规模。依照目前的办法，即使是地方的同志也不相信能完成任务。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经济格局下谁压谁吃亏，特别是加工工业的和生产性项目。各地已经而且继续在寻找种种变通办法，与中央讨价还价。例如把未开工项目或资金本来不落实的项目列入停缓建清单，把明显的重复项目改为“两头在外”项目或“合资”项目等等。但是对压缩规模调整结构的必要性，绝大多数地方同志都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关键在于中央是否有能力统一步调，真正使压缩和调整以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为前提。即使用行政命令强迫地方一时将规模压了下来，不久还会卷土重来。有鉴于此，必须采取下述两种措施：（1）颁布法律性文件，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严重不足的行业冻结投资，对于短线行业也应规定最低规模标准和技术标准，列出禁止开采的矿业种类，全国一刀切，违者即违法；（2）中央对投资项目的清理和压缩实施统一领导，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只起配合作用。
10．中央统一负责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是实施任何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前提。因此设立派出机构，垂直管理投资规模和结构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二战以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作法。我国近几年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行业规划的失败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和手段。借此经济调整的机会，应当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所不可或缺的新型宏观投管理框架建构起来。中央垂直调控投资规模和结构并不是恢复国家单一投资主体模式，相反，近几年内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扩大企业投资的比重。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将全社会的投资纳入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计划之内。中央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后，投资贷款计划的落实就有了实际保证。地方派出机构的设置较为理想的模式是打破现有行政区划，按经济区划（中心城市）直接由国家计委协调各专业部门派出。但是较为现实可行的模式可能是将各省市的计委垂直归属中央领导，让他们协调大量的专业厅局，随后，在治理整顿中逐步改革政府经济管理体制。
11．从现在起，逐步将地方政府的投资引导限制在地区性基设施的建设范围之内，削弱其发展加工工业的兴趣。但是根本解决问题还有赖于现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取代包干制，理顺价格体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同志也对此深信不疑。
调整生产结构推动要素重组
12．改革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比之资本主义国家更难克服的原因在于，仅只调整经济发展政策还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其经济结构（特别是生产结构和资本存量结构）很难随宏观政策的改变而自行调整。在改革前完全的传统体制下，使用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能够迅速见效（例如我国60年代的大调整），而在改革后建立起完整有效的市场机制的条件下，经济本身在宏观政策的引导下自动调整。遗憾的是，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我们能够采取的只能是综合的或混合的办法，一方面依靠政府直接主动干预来调整结构，另一方面同时深化改革通过不断扩展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调整结构。
13、具体说来，调整结构应采取以下措施：（1）国家通过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关停那些行业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且毫无前途的小企业（例如小卷烟、小毛纺、小炼油、小轧钢等等），保证大企业能源、原材料供应；（2）强令打破行政隶属、财务关系和所有制界限，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展企业联合和兼并，有些麻烦（例如产权关系）一时解决不了，记录在案，将来统一规范解决不迟；（3）国家在信贷资金、外汇、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生产调度安排中，向短线行业倾斜，压缩长线；（4）谨慎地但又要坚决地逐步推进高亏企业破产和一部分工人失业等等新制度新秩序的建立（从万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做起）；（5）拍卖国营小企业，对国营大中分期分批实施股份化。
14、必须对结构调整必然产生的后果做出准备，并及时早制定出综合对策。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首先是进城农民（特别是从事建筑生产的农民），其次是乡镇企业，再次是城市集体和国营企业中效益极差的企业和好企业中的少数不称职职工。要解决好他们的退路问题，需要各级政府做许多工作，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谅解。为此，必须再一次强调党和国家坦率真诚的宣传解释。
15、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投资结构的调整一样，也必须由中央统一协调和领导。负责生产结构调整的机构体系可以和负责投资结构调整的机构体系分别设立，也可以合并设立。在两种情况下，都要包括所有维持经济运行的职能部门，至少要对这些部门有足够的权威。
财政和金融
16、金融领域收缩资金供应，整顿机构组织的工作仍需持续。加强银行贷款的计划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完全恢复过去的严格指令性计划是不可取的。现在迫切需要明确计委和银行体系在控制信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中的职责范围。国家计委会同中央银行和其他部门制定新增贷款总规模计划指标，发行债券股票的计划指标，流动资金贷款总量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总量指标，以及流动资金贷款的结构指标（分行业分用途），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结构指标（分行业比例和一部分重要项目的指标），利率总水平和利率结构的计划指标，上述计划指标一经确定，由中央银行组织银行体系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计委和其他部门监督银行体系执行计划。信贷计划和证券发行计划必要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结构调整规划相一致，中央宏观经济部门在地方各级派出机构能够而且必须与相同等级的银行体系相协调，银行体系应当充分尊重它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除纳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计划之内的项目外，银行体系有权独立决定具体的贷款对象（企业和建设项目）。
17、今年应尽早着手研究准备分离政策性金融和经营性金融，形成两套金融体系的工作。因为目前的银行体系既要承担政策融资职责又要追求商业性目的（利润最大化），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本质上说是难以调和的。政策性金融体系要包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专业金融投资公司，使用邮政储蓄，财政基本建设基金，能源交通基金和政府借款，为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以及其他低利微利行业的发展供应资金、或贴息以帮助筹集资金。非政策性金融体系则可进一步企业化、商业化、自由化。
18、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要靠增收节支。根据目前的国民收入结构，应当增加流通领域的税收，增加农村地区的税收（例如教育税），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开设不同税率的投资税，开征特别消费税（对高档消费品），等等。与此同时调整财政收入的中央地方比例，提高中央收入。在基本保持各省市现有支出规模的前提下，用分税制代替包干制。其作法是：把主要税种列为中央税或中央地方共享税，零散税种列为地方税，地方收入不能维持现有支出水平的差额部分核定为中央向地方的财政拨款数额，这似乎是一种“倒包干”，但它可使现行财政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至少能够奠定一个合理的可容发展的基础。
整顿公司和整顿党风政纪
19、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目前遇到一系列政策界限问题。首先，前几年中央下文严禁县团级以上干部配偶和子女经商办企业，但此次未作为指导原则，各地反映强烈。在一个完全正常的商品经济社会，确实不应限制任何人的择业自由。但在一半经济仍受政府及其官员直接管制和支配，而且封建裙带关系严重的国家，目前完全不加限制恐怕也是不足取的。其次，整公司的主要要求是政企分开，但是这难以一概而论，必须对许多特殊部门分别做出具体规定。例如对物资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烟草专卖及旅游部门等等。此外，即使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有国家特许公司这种个别情况。第三，企业离退休干部与党政机关的离休干部现阶段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但文件只限制党政机关的离退休干部经商办企业。第四，政府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离退休后能否发挥其特长、弥补社会人才之不足，也需研究。类似问题还有许多。
20、对于党风政纪中存在的问题切不可低估，其已成为人民群众不满之焦点，并与整个改革和社会政治稳定紧密相联，不是偶然的。我们的调查表明。人们对党风政纪的关心程度超过了物价的关心程度，尽管今年的物价上涨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要完全消除腐败现象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立即在最大限度内采取主动方针，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因为国内国际的种种因素正在构成合力。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可能只有靠两方面的措施：第一，逐步提高公务人员的合法收入水平；第二，整肃政纪。现在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1）严惩民愤极大的腐败分子。对一般有以权谋私错误的人，不究既往，从新开始，再犯则严肃 处理；（2）重点查处整顿以权谋私最严重的部门如供电、铁路、物资、电话安装等等；（3）规定出私人赠礼的金额限制，比方说，超出十元即为贿赂，行贿受贿者同罪，如此等等。
21、党政机关都要严格划清自己的职权范围，领导干部不得过问不属自己负责的部门，不允替人说情、批条子，这应成为法律和公务道德准则，有违反者即应受到严厉处罚。负责部门如遇到上级领导违反正常程序及现行规定而且明显出于个人动机的任何指示和建议，有权利有责任抵制，否则即以失职论处，给予同样惩罚。
注：*本文写于1989年1月，原标题为“当前治理整顿的若干看法和建议”，曾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调查·研究·建议》第3期刊载（1989年1月21日）
经济开势与增长选择
――��浙江归来的思考*
自1989年下半年出现市场疲软价格回落趋势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继续表现出一系列不符合以往经验的变化特征。银行贷款一增再增，经济很少回升；普遍反映收入下降，居民储蓄存款却连连突破纪录；资金、物资日显宽裕，投资却势头不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浙江杭州、宁波、绍兴、萧山等地，走访了企业、金融和有关政府部门，了解到大量生动具体的情况。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现象中也许可以理出一点头绪。
一、资金运动的阻滞反映了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消费低潮和投资低潮
实行紧缩方针以来，各方面都喊“资金紧张”，去年九月以后，银行系统连放1200亿元，今年以来又几次“点贷”“清欠”，流动资金总是依然没有根本改善，清理“三角债”常常是前面清，后面欠，边清边欠。去年许多人认为问题关键在于资金，今年多数人强调市场，强调需求。曾经有过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批评银行资金投放晚了一点，认为如果早几个月，经济就会回升。但是，今年前半年的事实表明，资金投放的时间也不是主要原因。很明显，迄今为止，贷款的扩张与库存的增加是同步的。以浙江为例，今年1－5月，全省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加6.8亿元，而同期产成品资金增加了5.2亿元，产成品资金增加额相当于流动资金增加额的78%。江苏省5份工业生产增长6％，但是销售额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增产产品绝大部分形成库存，由于库存增加，企业利息负担加重，所以企业目前也不倾向多生产，不愿意让产成品占压更多资金。因此，今年以来，企业存款一反近年之趋势，出现较快增长，浙江省1－5月，企业存款增加13.7亿元，而去年同期是减少6.8亿元。全国情况出基本如此。问题关键显然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和市场，在于最终需求不足。最终需求不足的原因，部分地可以归结为“双紧”，但不能全部地，甚出不能大部分地归结于“双紧”。因为银根已经放松许多，社会集团消费的控制也一再缩减，而经济增长并没有同等程度地恢复。看来，需要注意到消费和投资自身的规律性变化。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80％左右）自改革以来出现热潮（城市以家庭电器化为代表，农村以穿用商品化为代表），1987年以后出现低落趋势，但1988年因通货膨胀刺激又出现较快增长的势头，宏观环境一稳定，消费自然恢复其落潮趋势。根本的原因在于，在目前的消费结构和收入水平上，城市、农村的居民消费都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城镇居民家用电器的普及程度很高，已经度过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农村居民要达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尚不具备条件，因此城镇居民消费留下的空缺，农民不能完全及时替补,农民消费已经相对饱和大路产品更没有人承担新的需求主体。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或称意愿投资）自1986年也显露出低落之势，1988年受到刺激有所振作，随后即一泻而下。主要原因是，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利益结构下，能够符合多数投资者（企业和地方政府）收益目标的“短、平、快”项目，价高利大而且省力的项目已近穷尽。这些投资者忽然发现，该搞的和能搞的项目，都搞的差不多了，投资已无所作为。加之利率大幅度提高，银行也十分谨慎，企业自有资金正在减少，投资的困难和风险成倍增加，投资者必然犹豫不决。我们调查中见到的企业家，很少有人愿意搞技改项目。在消费和投资低落的情况下，增产的产品只剩下两个出路：（1）出口，去年增长10％，今年上半年势头更猛，但是出口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毕竟有限，增长幅度出不可能无限制扩大；（2）库存增加（流动资产投资或称非意愿投资）,去年就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 8－9个百分点的水平，今年继续保持高水平，如果依然按照过去的作法继续“抓生产”，库存水平还会提高。
二、增加最终需求，如何才能既扩大经济活动规模又防止恢复原来的膨胀局面？
目前消费和投资处于低潮，并不是消费和投资都达到绝对的极限。事实上现在出还有许多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便如城市住房、电话、交通，农村的能源、教育和文化等等方面，供给明显不足。交通、通信、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亟需增加投资，这些领域需要展开大规模的长期的建设，方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近期立即增加这些方面的投资，则投资和消费就可从低落转为逐渐高涨。要求鼓励消费的呼声日甚一日，所谓“提倡适度消费”的口号也意在刺激消费，削弱对消费的抑制。毫无疑问，如果消费倾向提高，短期内国民经济规模必会同步扩大，生产和利税都会增加。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得不考虑：（1）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消费以超常速度增长，难道还应以政策鼓励消费而不是鼓励储蓄和积累吗？（2）由于消费的自发性质，政策鼓励消费的能力比之鼓励投资的能力要差的多。如果普遍降价减税以刺激消费，消费可以缓慢增加，但财政收入以更大幅度下降，工资福利支出都不可能减少；如果不降价减税，则消费很难有多少增加，最终需求也不会有多少增加。而投资却不同。增加投资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可以增强后劲，从近期恢复增长来看，可以产生乘数效应，连锁增加最终需求，收入规模扩大，消费规模也随之扩大，整个经济恢复正常运转。
问题是投资方向的选择。许多同志主张扩大投资以放松技改为主，这种主张值得怀疑。首先，技改固然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的较好途径，但是目前企业和银行都觉得对未来市场走势看不准，故尽管开了口子，技改投资在去年减少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又继续减少。其次，技改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能源、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技改不可能有较大发展，因此即使技改投资上去了，也不会改善反而可能会恶化原有的产业结构。第三，技改投资项目分散，极易失去控制，重复建设、规模不经济，甚至限制发展的产品项目都会包罗其中。而且技改投资虽然每个项目都不大，总的数量却很难限制。一旦铺开，很可能在原有结构基础上又来一平面扩张和膨胀。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主张启动投资，应以扩充短线部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以基本建设为主，以大项目为主，优先保证全国性重点项目，照顾已开工项目。同时继续加强对投资结构的总量的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控制通货膨胀在政策上结合起来。
三、扩大基础部门投资的资金来源是有保证的
近两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增加能源、交通、原材料及其他基础设施投资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这是在付出加工业超前发展造成很大损失的代价之后的认识转变，可以说是逼出来的。经济发展快的地区首先重视办电，随后开始大力改善交通和发展原材料工业，广东是这样，浙江随之也如此。这种形势是难得的机会，宏观政策应当因势利导。需要防止的是地方在进行这类投资时划地为牢不顾全国经济布局；以及规模技术标准太低等倾向。
另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筹集。浙江省现在对修铁路、建公路积极性很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短缺。财政不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目前十分紧张，靠从企业摊派也没有更多油水。然而，另一方面，个人储蓄规模却在持续扩大，全国预计今年居民总储蓄（包括银行存款、手持现金、购买债券、参加集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将达到近4000亿元，个人收入即使在目前也依然是增长趋势（扣除价格因素居民个人以货币实物和福利形式获得的总收入继续有较大增长）。如果说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严重倾斜是一种不幸，那么，居民储蓄倾向持续提高，是不幸之中的万幸。遗憾的是，居民的高储蓄目前主要被使用于支撑巨额的流动资产积累（银行信贷过分偏重于流动资金贷款）和个人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积累（浙江农民建房的数量和水准保持着迅速提高的趋势）。不在居民储蓄上作文章，我们就不会改变现在这种“抱着金碗讨饭吃”的资金困境和经济困境。有人担心，压缩流动资金供应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恰恰相反，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之后，最终需求扩大，产品销售好转，库存占压资金就会减少，较少的流动资金就可以支撑更大的经济活动规模。
四、信贷政策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是理顺储蓄—投资关系的关键
目前经济运行不顺畅突出表现在国民收入最终使用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之间不协调，储蓄向固定资产投资转化存在着严重的机制障碍。在传统的统收统支体制下，储蓄和积累的功能主要由国家财政来承担，基础部门增加投资无非是调整财政支出预算而已，而在现在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个人成为储蓄和积累的主体，特别是居民个人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已达到65％以上，要调动资金就不可能将主要希望托于传统的办法。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由财政积累的资金是可以无偿使用的，现在要动用居民和企业储蓄则必须是有偿的。许多人企盼恢复国家财政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集中度来解决总是，这是不现实的。采取严厉措施经过艰苦努力，可以使财政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幅度必然十分有限，由此增加的收入至多可以满足增加经常性支出的需要，不可能改善基础产业投资不足的局面。
只有通过金融渠道才能达到目的。可采取如下措施：（1）建立社会保险体系，将保险基金的一部分用于基础投资；（2）国家扩大发行各种形式的建设债券，中央银行开办贴现业务，以新增货币发行支持国家债券的发行，这样专业银行就有积极性经营债券业务，购买债券；（3）对自身偿还能力强的行业（例如钢铁、有色、石化）国家有计划地批准企业发行投资债券而且由财政担保；（4）以法令形式规定各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必须将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或集中或分别地用于基础投资贷款。这些就构成政策金融体系。所谓政策金融也必须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应当充分利用国家银行管制利率，发行货币和控制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尽量以低利率成本筹集资金。和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基础建设时期相比，甚至和战后许多工业国家恢复时期相比，中国目前国内筹集资金的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倍，可惜我们迄今为止尚未有效利用这些条件。
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战略
国民收入分配中个人所占份额的扩大并非完全不合理，事实上它带来了资金的有偿使用和对企业资金供应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在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中，国家财政要达到像其他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的集中程度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职工收入的比重不可遏制地继续上升，企业的发展甚至简单再生产都成为问题，成本力会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早在1987年底企业留利中用于职工奖励和福利的比重就已达到80％的水平，现在更严重，许多企业的福利开支已出现超支挂帐问题。在调查的十多家企业中，能够从留利中拨出资金搞技术改造的企业为数很少，有些企业连提取的折旧金和大修理费出不能保证全部用于更新改造投资。宁波动力机厂是比较好的企业，但是，该厂负责人告诉我们，如果今年实现利润600万元，可投资技改的也只是10万元，占1.67％。那么留利都哪里去了呢？除上缴财政的各项基金外，还有一部分交银行利息，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其余都以各种名目再分配给职工。例如，奖励基金要有所增加；财政统一安排的工资性补贴也要从留利解决；职工宿舍每年建一幢,这是厂长承包时许下的诺言;其他各种福利开支不断膨胀目前超支的就有l70万元。直接分配给职工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违反现行财务规定的,例如从小金库发红包,以各种名目搞实物分配,企业统一买国库券然后分给职工,企业替职工个人财产保险投保等等。即使是较为公开的工资基金(包括奖金),目前的管理也极为混乱。宁波一家纺织厂1988年奖金是四个月工资的水平,去年则发到七个月的水平,都是“合理合法”不用交税的。依据是:(1)工效挂钩,工资可浮动;(2)出口创汇企业,可享受照顾;(3)省级先进企业又可多发奖金;(4)外汇调剂,20%按规定可提为奖励基金,如此等等。
在经济界一直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去年以来是下降的。不能排除一部分居民收入确实在下降,甚至名义货币收入水平都在下降,但是平均说来,或总体说,居民实际收入并没有下降,否则,在国民经济仍然有所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和财政的实际收入下降,多余的一部分收入就没有归宿。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规模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有人认为居民储蓄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个体户的歇业资本,还有一部分是公款私存。浙江省银行系统的调查分析表明,个体户存款比重确实有所上升,达到l5%的水平,但这并不是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至于公款私存,微乎其微,更说明不了问题。我们调查的企业,工资性支出l989年均比l988年有所上升,平均在l5%左右,而工资外收入没有统计,通常推测增长更要快一些。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进一步证实，在经济停滞和低速发展的情况下,职工收入仍然可以有较大幅度增长。国家统计局推算,今年上半年职工收入(含福利)增长了10%左右,扣除价格因素,也在5%-6%之间。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抑制工资性收入过快增长的机制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宏观财政调控,二是微观资产经营。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必须实施工资、福利、成本、价格、税收等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理顺关系,将收入分配货币化、公开化。近期要做到:(l)建立较为规范的工资体制,将隐蔽的福利、补贴和社会保险暗翻明,进工资,进成本,控制住工资的隐蔽性增长;(2)开征个人所得税或工薪税,开征社会保险税(或保险费)。第二个方面也不可或缺,迟早我们需要解决资产所有权的具体化问题,没有独立的资产经营和管理者,即使财政管理能力很强,也难以对付企业与职工联合起来扩大职工个人收入份额的压力。
资产所有权具体化的改革,宜早不宜迟,可以目前国有资产管理局机构为基础,同时增设社会保险机构,并且允许大中企业互相持股,分期分批展开资产股份化、社会化的改革进程。此项改革不下决心及早起步,必将影响改革全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从现实出发,警惕老经验老框框引入歧途
目前国民经济的表现总体上说,是建国四十年所未有的。大量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并非由于质量问题而滞销积压,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消费率没有上升而储蓄率(积累率)却急剧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放松控制仍然不回升等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与以往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无视这些事实,继续按照过去的经验,抓生产,压需求,或重新放开社会集团消费,视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为洪水猛兽,对高储蓄率一愁莫展,都将贻误国民经济调整、改革和发展的大好时机。
注：*本文是一篇调查报告，写于1990年7月，曾在《经济日报》内刊发表。同作者一起参加此次调研的还有韩文秀、许江萍。
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与通货膨胀隐患*
以市场销售不畅为特征的经济形势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银行信贷和财政支出事实上已经逐渐放松,特别是银行各项贷款的增加速度已经超过l988年,1990年达到近四年最高水平。l990年l0月份以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前年同期(低潮时期)相比出现较显著回升。这种回升是短期因素(例如“大甩卖”、“有奖销售”等)促成的,还是反映了较长期的趋势,尚不明朗。另一方面,宏观管理部门又普遍产生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当前宏观经济的基本态势
l990年的国民经济运行基本重复了上一年的状态,但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现象。主要特征如下:
有效总需求不足
有效总需求是指总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商品劳务出口之和。根据统计资料,使用当年价格,1988-1990年的总供求情况如下：
1988 1989 1990（预计）
绝对额 相对额(%) 绝对额 相对额(%) 绝对额 相对额(%)
总供给 15914 100.0 17981 100.0 19850 100.0
国内生产总值 13858 87.1 15731 87.5 17050 87.9
商品劳务进口 2056 12.9 2250 12.5 2800 14.1
有效总需求 16364 102.8 16781 93.3 18350 92.4
总消费 9935 62.4 10506 58.4 10720 54.0
固定资产投资 4437 28.3 4137 23.0 4370 22.0
商品劳务出口 1932 12.1 2138 11.9 3260 16.4
存货增加 －450 －2.8 1200 6.7 1500 7.6
总需求 15914 100.0 17981 100.0 19850 100.0
可以看出,l988年的有效总需求超过了当年的总供给(国内生产总值加总进口),库存减少450亿元。而l989年则完全相反,有效总需求比总供给少l200亿元,因此又有约l500亿元成为当年新增库存,占总供给的7.6%,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8%左右。这些数字反映了有效总需求不足的严重程度。与l989年情况不同的是,1990商品劳务总出口大大超过总进口,顺差达460亿元之多,如果不是因为出口需求有这么大的增加,那么库存增加显然会更大。
银行贷款迅猛增加
l989年第四季度开始放松信贷控制,使当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858亿元,比l988年底余额增长17.6%,超过l988年的水平。l990年各项贷款增加2700多亿元,比1989年底余额增长将近22%。
1990年与l989年相比,出现了一些特殊因素,影响到银行贷款的增加。首先,农业取得创纪录的特大丰收,粮食、棉花、食油储备全面增加,多占用了300多亿元资金。其次,出口大幅增加,出口信贷规模扩大,外贸企业亏损挂帐数额上升,也势必多占用银行资金。第三,企业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下降,企业存款显著增加,l989年企业存款仅增加l48亿元,l990年到十一月末已增加8l8多亿元。企业存款增加和银行贷款有着密切的关系。第四,为启动最终需求,固定资产贷款比上年多投放200多亿元。
然而,不尽人意的是贷款增长这么多而经济并没有多少回升。与1989年相同,去年新增贷款的绝大部分最终用于支持库存,不仅新增加的库存是贷款转化的,原有库存所占压的部分企业资金也由银行贷款置换出来。尽管出口有较大增长,但是由于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回升微弱,有效总需求占总供给的比重反而比上年还下降将近一个百分点。显然,银行贷款投向继续倾向于流动资金导致了上述结果。
在财政紧张、企业困难而且直接融资微不足道的情况下,银行贷款投向就是社会资金流向,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流动资金贷款,在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疲软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增长而且势必会衰退萎缩,一些企业就会破产倒闭;但是继续靠增加大量贷款来支持同步上升的社会库存,不仅减轻了企业调整生产结构的压力,而且掩盖了许多的虚盈实亏,积累了越堆越高的产品不能被最终使用,这条路显然也走不通。国民经济必须从这个两难处境中摆脱出来。
居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l990年1-ll月,职工工资总额累计比上年同期上升ll.5%,银行现金的工资性支出累计比上年同期上升12.9%。根据统计局预测,农民实际货币收入也会有一定增长,l-1l月银行现金支出中用于农副产品采购累计达l5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l%。此外,职工福利和补贴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农民自给性产品也会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企业亏损面扩大,企业收入下降严重,与往年不同,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l-ll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5.3%,这主要是由于一些新的增收措施发生作用,也有该补未补收入冲减不足的因素。
居民收入增加,如果其储蓄倾向不变,消费就会增加,但是1990年居民储蓄倾向继续呈上升趋势,l-l1月城乡居民银行存款累计增加178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而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支出l-l1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加0.8%,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略有下降。
上述三个方面互为条件,构成了目前的国民经济走势。由于有效总需求不足所以投入更多银行贷款,维持了经济的运转和一定的增长,收入增长,储蓄增长速度更快,但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回升,有效总需求不足继续,但巨额储蓄资金又为银行贷款扩大提供了资金来源。可以看到,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这是经济运行不同于以往的最主要特征。
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
如此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我国经济中几乎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国家对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实施严格的行政控制所造成的看法并不切合实际。
国家对居民消费几乎没有任何行政控制。l988年9月实施“治理整顿”方针之后,国家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确实加强了管制,但是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社会集团购买只占1/l0左右,因此行政控制对消费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确实采取过许多行政干预措施,但实际上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前年末去年初,国家相继放松了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管制和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技改)的控制,但是消费和投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立即反弹,尤其是技改投资直到8月底仍在滑坡。预计l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加5%左右,消费比上年增加2%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治理整顿开始之后,有效需求的收缩确实与宏观政策有很大关系,但这主要是与金融和财政紧缩有很大关系,对投资和消费的直接行政控制至多发挥了一点辅助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和贷款恢复严格的规模控制,鼓励储蓄,抑制消费,从资金供应上卡住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国内有效总需求从膨胀转入急剧的收缩,经济要维持原有规模或有所扩大,如果不能迅速开发出足够大的国际市场,其结果必然是不断加大库存。
然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银行信贷放松控制,利率两次下调之后,消费和投资并没有做出预料的反应。一种流行的解释是,这是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没有改变。不能否认预期的作用,但是产生怎样的预期,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
消费和投资疲软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矛盾,隐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障碍。这种矛盾和障碍前几年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只是在这次宏观紧缩中才明显暴露出来。
从消费来看,我国近些年来的食物、衣着、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等消费迅速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6年我国每人每天的食物热值为2630大卡,相当于日本和香港60年代后期的水平,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数皆优于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家用电器普及率也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在住房条件、交通和通讯设施、子女教育、文化体育生活、旅游以及其他服务性消费方面却远远落后于中等收入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低收入国家。后一类商品和服务并不是没有需求,但是由于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缘故其生产受到束缚,不能以适宜的价格和支付方式提供给消费者。而前一类商品在达到这种超前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因为它已经严重违反消费的合理排序。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下,让农村居民承接城市居民达到目前的消费水平之后留下的空档是很难的,特别是当城镇家用电器普及高峰过去之后,指望农村也马上出现一个高峰来接替是不现实的。
从投资来看,也有种种因素促使其进入低潮徘徊。首先是结构转移的困难,消费品工业和其他加工制造业连续多年膨胀,价高利大的“短平快”项目已经没有多少余地,而迫切需要发展的交通、能源、原材料、基础元器件等行业,却存在着价格偏低、投资周期长、资金数量大等问题,企业感到无能为力。政府因财政吃紧,金融筹资很不发展,而且还担心投资规模膨胀,也难以组织更大规模投资。其次,过去多年的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在此次紧缩之后显示出危害,企业教训深刻。目前市场疲软看不出发展什么项目有利,企业持等待观望态度。第三,利率调整,筹资成本比前几年高出许多,流动资金占压严重,很难像前几年那样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限制了企业的投资欲望。第四,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各方面向投资项目摊派的种种费用不断上涨,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向建设项目收费的名目达24l种,其中属于乱摊派的达l99种。投资者负担沉重,这也影响到投资回升。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巨大的储蓄资金不能化为固定资产,白白闲置或浪费在增加库存形态上。
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今年的物价走势如何,会不会再爆发猛烈的通货膨胀呢?可先考察一下可能影响今年价格水平的若干宏观变量到l990年末为止的情况。
1、贷款增长率和贷款变现率
据统计数字,从1979-l990年的银行各项贷款年末余额增长率、贷款变现率(新增现金/新增贷款)、零售物价上涨率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87年以前,零售物价指数的波动与当年和上年的贷款增长率的波动有较明显的相关性,但是l98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8年零售物价上升达到最高蜂,而当年的贷款增长率和上年的贷款增长率都是下降的。l990年零售物价上涨率跌到近六年来的最低点,而当年和上年的贷款增长率都是上升的。
但是当年和上年的贷款变现率与当年零售物价上涨率在过去十多年中是非常吻合的。按照过去的经验,由于l990年的贷款变现率是上升的,199l年如果与去年差不多或上升更多,那么零售物价上涨率会有所提高。但是1990年的变现率是除了l989年之外的十多年里的最低水平,按照经验,除非今年的变现率有特别大幅度的上升,否则零售物价上涨也不会特别严重。
尚须指出的是,对现金货币的需求有几个方面,即交易需求、防范需求和金融投资需求,而只有交易需求才会影响到价格水平,如果后两种需求扩大,导致变现率提高,那意味着人们手中持有的现金增多但并不购买商品,这对物价水平没有影响。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今后几年中,后两种货币需求很可能将加速上升。
2、库存水平及其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总结近些年来的经验,人们不再坚持货币与库存的某一确定比例是衡量宏观经济正常与否的标淮,但是物价波动与库存波动还存在着一致性。不过这里的库存是指全社会库存,单单观察商业库存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商业不再统购包销,物资部门也不愿意多增加库存,生产企业的库存在全社会库存中的比重有了很大提高。
在过去l2年中,当社会库存净增率明显上升时,零售物价上涨率就会明显下降；当社会库存净增率明显下降时,零售物价上涨率就会明显上升；当社会库存净增率变化不大时,零售物价上涨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但变化幅度也不大。但是l980年和l985年有些特殊,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年投资品库存比重较高,而零售物价与消费品库存关系更大一些。
如果以往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那么,1991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或升或降,幅度都不会特别大。
货币供应量与库存量的比例关系变化对于零售物价的波动关系如何呢?根据计算分析,过去12年中,当年和上年流通中货币(现金)与社会库存总额比率的变化方向和幅度与零售物价上涨率关系比较紧密,存款加现金与库存总额的比率与零售物价上涨率的关系则显得模糊一些,但是基本上可以得出结沦:当这两种比率上升较快时,零售物价也上涨快一些；当这两种比率上升慢一些时,零售物价上涨率便会降低。
| 1979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预计 | |
| 流通中货币／库存总额 | 0.07 |
0.08 |
0.09 |
0.09 |
0.10 |
0.15 |
0.16 |
0.18 |
0.19 |
0.26 |
0.24 |
0.23 |
| 存款＋现金／库存总额 | 0.14 |
0.48 |
0.54 |
0.59 |
0.65 |
0.81 |
0.85 |
0.95 |
1.06 |
1.16 |
1.14 |
1.18 |
| 零售物价上涨率 | 2.0 |
6.0 |
2.4 |
1.9 |
1.5 |
2.8 |
8.8 |
6.0 |
7.3 |
18.5 |
17.8 |
3 |
工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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