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首次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谈一带一路”。会议由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内蒙古伊利集团承办，论坛企业家理事会召集人段永基主持会议。
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曹德云、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潘刚、潘仲光、平凡、王小兰、钱龙海、周健工、周远志、朱德贞出席会议。
论坛成员隆国强、曹远征、李扬、夏斌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主题发言。
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了现场直播。会前，大家还参观了伊利集团的生产车间和展览馆。
段永基：各位专家、企业家，伊利集团的各位领导，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伊利集团承办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谈‘一带一路’”研讨会现在开始。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段永基。首先，对伊利集团潘刚董事长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根据议程，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到会嘉宾。参加今天会议的论坛成员有隆国强、曹远征、李扬、夏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有曹德云、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潘刚、潘仲光、平凡、王小兰、钱龙海、周健工、周远志、朱德贞。对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会议表示感谢！
下面请潘刚董事长致辞。
潘刚：尊敬的50人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媒体朋友们，下午好！首先，我代表伊利集团向各位走进伊利表示衷心的感谢！各位都是中国顶尖学者和优秀企业家，借助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平台，持续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献计献策，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带一路”，这是当前各界政府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国际化描绘了一幅行动指南。内蒙古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伊利也经历了从内蒙古走向中国的过程，“一带一路”的推进使我们走出去的道路更加顺畅，步迈更加稳健。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些粗浅的思考，借助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希望得到指正。
第一，“一带一路”是包容之路。中国走出去的经验不足，各国文化差异很大，只有真诚地敞开胸怀，才能真正走出去。伊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新西兰考察项目的时候，当地官员表示怀疑。后来我们真诚地邀请他们来内蒙古考察，当看到伊利现代化的工厂和严苛的质量标准之后，这些官员才真正地信任伊利。在新西兰投资的时候，由于过去在当地投资的俄罗斯企业信誉不好，毛利人对我们非常抵触。我们就拜访长老，承诺改善环境，解决就业，最终打动了他们。我们在新西兰投资之后，奶价大幅下跌，当地企业按下跌时的价格收奶，而我们按合作价继续收奶，这也树立了伊利重信誉的口碑。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在当地社区、学校讲中国的文化，邀请他们来中国参观交流，使新西兰最终认可了伊利。现在我们在新西兰投资的企业运转非常顺利，伊利大洋洲乳业生产基地获得了南坎特伯雷商业大奖，这也是外国企业首次获奖。
第二，“一带一路”要输入软实力，但更需要输出软实力。以前有很多国外的企业家、专家和知名大学的MBA来伊利考察，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傲慢。我们就向让他们介绍中国企业的管理经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伊利的发展经验曾两次成为哈佛大学的案例，今年再一次升级了案例，五年前哈佛专门成立课题组跟踪伊利。这几年我们每年带领管理层拜访十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日韩、欧美都走遍了，通过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
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同时我也抛砖引玉，提两个问题：一是“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众多，在各国政治、法律体系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如何应对政治风险？二是在各国政治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企业如何面临经济风险？希望各位专家献计献策。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段永基：下面请隆国强致辞。
隆国强：尊敬的潘刚先生、段永基先生，尊敬的各位50人论坛成员和企业家理事会成长，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经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同意，今天在伊利集团召开“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谈‘一带一路’”的专题研讨会，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内蒙古，特别是来到美丽的伊利集团。受论坛学术委员会的委托，我做一个简单的致辞。
首先介绍一下50人论坛。50人论坛成立于1998年，由一批致力于推进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济学者共同发起，其目的是集中学者的智慧为中央提供决策参考。在过去20年里，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一些重大问题，论坛组织了各种学术活动，包括内部研讨会、专项课题研究等，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50人论坛的企业家理事会由一批优秀企业家组成，这种架构有助于把学者的理论研究和企业家的实践操作相结合，提出的政策建议更接地气，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也就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50人论坛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今天是首次由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单位主办的专题研讨会，感谢伊利集团和潘刚董事长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全面、细致、周到的服务和安排。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伊利现代化的生产线，参观了乳业博物馆，普及了关于乳业方面的知识，潘刚董事长的讲解非常详尽。乳业在过去经历了不少风波，很多消费者并不了解乳业的发展，经过今天上午的调研，我们对乳业的未来更有信心。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一带一路”，1999年秋季习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一个月之后，习主席在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倡议，目标十分宏大，内容十分丰富。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一个区域所覆盖的人口、面积以及涵盖内容、期望目标，都不能和“一带一路”同日而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政府与企业携手推进，取得的成果是超乎想象的。但是必须看到，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预期的目标。今天我们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就是要讨论如何从全球角度和国家发展的角度，加深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朝着创新之路，越走越开阔。这对企业界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希望各位企业家畅所欲言。
今年恰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此预祝内蒙古自治区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谢谢！
段永基：我也做一个简短的致辞。
我讲一讲为什么企业家全心全意地支持50人论坛。企业也是一个环境的生物，北极熊只能在北极生存，骆驼只能在沙漠生存，企业要生存壮大，也要适宜的环境。如何营造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专家的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议很重要，中国经济50人论坛就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单指的商品的市场化，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包括市场准入等等，如何在要素市场化过程中创造公平、公正、合规、合法的分配机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另外，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尤为关键。在50人论坛成员中，有很多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他们了解市场体制的运作规律，深知转变调整政府职能的重要性，这是他们的专长。而企业家在这方面不具备专业素养，对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即使能够说清楚，也无法影响决策；以企业家的身份影响决策也显得公信力不足。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支持50人论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各位！
下面开始主题发言。
李扬：尊敬的潘刚董事长，段永基董事长，尊敬的50人论坛企业家各位理事会成员，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谈谈对“一带一路”的设想。
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最近几年最大的战略。年初习总书记有一次讲话，讲到对未来的安排，他说今后一段时间不要再提什么新的东西了，这也是针对过去一段时间里，过去几年里面，“一带一路”既管过去也管未来，所以“一带一路”战略非常重要。今天分两部分，一个导言，后面和大家探讨一下，全球化的角度，我先说1.0，再说2.0。
我们知道中国在全球化方面，被世界显著的关注，其实在达沃斯论坛，2017年1月17日，习主席做了令世界瞩目的演讲，各种各样评论信息都来了。他明确谈到充分利用一切机遇，表达很多意思，一个全球化要坚持，第二全球化遇到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新的一些走向。这个讲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在大洋彼岸领导一个国家的领袖，向世界表达了几乎相反的意思，树高墙，禁牧令，这是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在那边去全球化，所以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整个漫长征程中重要的作用。重要引领全球化就是从“一带一路”开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引领全球化走向未来的。既然是这样一个大事及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既然是全球化的2.0，我们要对全球化做一个概括。
我们有一个定义，全球化是主权国家间在跨境贸易，资本流动，劳动力战役，信息传播关联依赖的过程，四个要点，第一基于国际分工基础说，这个非常重要，发展的持续的动力是国际分工，大家要做自己的专业，我们今天看到伊利乳业品做得如此专业，所以全球化。第二跨国公司载体是跨国公司，我们伊利应该是跨国公司，希望在这方面做得更加进取一些，我们过去仰视跨国公司，我们今天作为跨国公司的领先者。第三技术进步，全球化由技术进步持续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着。全球化在党的文件中出现，最后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也有非常多的研究在那个文件中谈到国力自立能力和现代化的问题，这个概念在全球上也是成立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全球体系的一个安排。
我们点出四个要点，下一步推进中国版的全球化要在四个层面着力，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专，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一个地位，我们要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伊利，我们四通这样的一些企业。逐渐把中国的产品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我们要牢牢依靠技术进步来把这个全球化在深度广度不管推进。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把中国特色的一套治理体系向世界推广，和其他国家交流，造成一个共治的一个世界。
我们先说第一个，1.0版，我们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全球化，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几百年肯定有非常多的话要说，现在回头和我们2.0相比，和一带一路倡议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那个全球化，是一个分为三六九等的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各国并不是平等进入的全球化，这个很重要。在过去全球化这样一个架构下，国家被分为至少两类，一类核心国家，一类是外围国家，核心国家他们当然在整个产品链中，高端，我们知道服务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相对高端，在服务业里面还有高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大家也随着逐渐加入全球经济，越来越知道，除了那样一些有形的产品之外，还有无形的制度规则最佳实践。核心国家他们处在整个分工这样一个位置上，那么外围国家承接发展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依托低廉的劳动成本，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发达体的成品交换。同时被动接受各种关于国际惯例最佳实践和价值标准的规则秩序最佳实践。大家回想一下过去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它的比较显著的一个时间段，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大家知道中国开始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说，经济从此走上高的增长的轨道。由中国引领，全世界新兴经济体有非常大的变化。英国前首相布朗2010年说西方经济主导的世界，以占世界10%人口实现大部分出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情况在各个领域不断发生。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乎意料的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
我们用一个图简单刻划这个变化及我们在九十年代之前，这个世界分两块，一个发达经济体，一个新经济体，各自占GDP比重没变化，发扬光大10%人口占据70%的GDP，新经济体90%人口占30%GDP而且长期稳定不变。九十年代出现剧变，中国一下焕发了潜力，那几年10%以上的增长，也包括东亚国家，然后向另外一个方向严谨。一直到2014年，发达经济体和新经济体各占一半，后来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小，经济上任何结果都会有治理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发达经济体比重是这样，新经济体比重上升，一定对社会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我们最近看的情况就是贼个诉求的清晰的表现。
我们先看发达经济体的诉求，我们知道有个PPT，因为特朗普上台退出，2014年10月5日，十几个国家签了协议，签协议之后，奥巴马有一个讲话，我们引的原话，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之外，不能让全球书写我们的规则，要争夺铅球规则书写权。大家通常负面理解，我认为全球化有不得不为之的必然性。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它当世界领袖当久发现他需要支出，这些支出其他的发达国家不分摊，所以需要有其他国家分摊成本，特朗普上台要欧洲日本出钱，不出钱不敢。新兴经济体也一样，我们也转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纠正不持续不协调的方式，我们事实上也在去全球化。只要我们的出口占比不断下降，我们就在去全球化。这个应当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为什么去全球化，我们要摆脱过渡依赖外需，摆脱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国内来看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战略转型，产生了去全球化的结果。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考虑，发达经济体重塑格局，一方面不愿意成为主要提供者，要求盟友承担责任，需要双边谈判，我们一定注意这样一个战略的改变。
我们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过去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总量来说我们曾经是整个三分天下，对外部分有其二，我们进出口总额占到整个GDP60%多非常高，我们当时全球化的推动者，但是这种不可持续逐渐缩减，贸易顺差从6%降到4.5%，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中分析可以看到及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降低的过程，重要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和外延的革命性转变，客观产生了去全球化的结果，应该对全球化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看2.0，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放弃了对全球化一个责任的同时，中国逐渐承担了推动全球化这样这些历史任务。我们回顾一下领导的主要讲话，2012年有这个讲话，共同利益问题，美好家园问题，新兴合办问题，利益共同体问题都提出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了新的目标，别人去全球化我们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2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个进化当时在世界影响非常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进一步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全面阐述了人类经济共同体理念。2017年达沃斯论坛讲的更多，开放会反对贸易投资变化，2017年5月14日进一步建设一带一路植根于历史土壤，面对亚洲大陆，进一步解释是不是局限于一域的安排不是，我们是全球战略造福世界。我们在领导人递进的讲话中，一爱一路是逐渐成熟的战略。
我们看中国引领的2.0的全球化有什么特点，我们从中国气派和特征两方面看，发达经济体为国内体制，机制，规则文化理念强行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过程。所以传统的全球化推进进程呈现出规则的显著特点，我们当时加入WTO的时候已经有一套规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少一条不让你进来，少一条不能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分子，就是他们引领的全球化。所以这个推进路径的自然结果，前面把世界分为三六九等，有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有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有了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及所以我们看的很清楚，这种全球化始终抹不去殖民主义的底色。
我们中国的不一样，“一带一路”在最初提出来很多人置疑，一条路上国家很多都是穷国搞它干什么，正是我们要做的，一带一路串联的都比较落后贫穷，都属于边缘附属被全球化的地带，承认世界多元，各国一律平等前提下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它是制定规则没有预设的东西，我们合合作供应，根据本地情况探寻具体路径和方法。进一步看“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美国是不是另外搞一套东西及我们叫嚣2.0版。是德国人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战略对接。我们现在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互联互土通，土耳其经济走廊等等，他们和我们对接，不是一个筐子，而是他们的和我们有效对接，我们很期待。
现在我们看“一带一路”中国智慧，第一个要点就是多元共赢，我们承认世界是多元的，大家注意发达经济体说，引导的全球化，最终目标让世界变成一个样，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世界多元，我们承认文化的多元，经济的多元及利益多元我们倡导不同的基础上多元。我们承认“一带一路”承认差别，承认多元，寻找共赢，寻找利益切合点最大公约数，我们举一个例子。亚投行我们最大出资者，可以像美国国际货币基金一定设定否决权，我们拿了多少份额美国一票否决，美国正好占15%多，永远否定你这样。中国可以，但是我们放弃否决权，在国际世界获得非常好评论。第二方面发展导向，我们对比一下，发达经济体是规则导向，都要变成一样，都变成市场经济，都变成自由等等。我们不是，我们先说大家发展。所以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在发展是第一要务，“一带一路”致力于撮合产能合作，推进各国实现工业化，满足广大大众基本需求的全球化，解决贫困的全球化，这个完全不同。中国不仅不直接可以把“一带一路”直接合作推进他们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我们成功做法可以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我们举了几个典型的案例，董事长提的“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探讨，一个探讨是开放性金融，国开行代表的开放性金融，我们知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习主席说是国家的别动队，不仅提供金融，带动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国家风险体制机制不同。我们项目要想实施必须有这些保证，开放金融是综合融资，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做得有一些成效。
第二，我们知道义乌小商品平台交易模式，深入的进入欧洲沿线，因为这个平台不仅是其他的那些发达经济体交易平台对接大企业，也能对接小企业，甚至对接小手工业企业，不管什么人只要有一点东西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易。这一点也非常受“一带一路”国家的欢迎，我们到欧洲的列车越拉越多，因为它带了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交易平台了。
第三如果前两个涉及传统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是中国领先世界了，我们最近看了好几次会，请他们来谈打入印度这样的国家，蚂蚁金服线上交易的模式，使得他们从线下交易一下到线上网络交易，这个非常受欢迎，而且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地区代表的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方式，这个我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常有发展的前景。很多国家还是敌对的，要想保护国家的利益，风险降到最低，中国办特区还有经验，在特区里面大家工商的一个规则来运行。最大限度保证我们企业的利益。
我们说发展优先，发展需要钱，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中带钱，进行多样性的努力，我们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亚洲市场扩大开放，亚洲投资银行，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上海合作组织融资结构建设，私募基金，最近这次会上习主席承诺三年内参与这些国家的600亿人民币，都是我们在资金上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这是非常受到“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相对贫穷国家的欢迎。
第三，我们这个“一带一路”为什么几年这么受欢迎，因为我们不是规则先行，基础设施先行，中国的经验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经验带到一带一路上，而且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经济基础建设坚定了基础，是当务之急，紧迫性既存在发达经济体，也存在于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是建设时期，是我们夯实基础，选择建设的过程。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参考，陆上海上，关键城市关键项目，陆上还还航空网络，确定六大经济走廊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简化为中国老百姓一个智慧，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国际会上习主席总结比较文的语言，道路通百业兴。我们目前和印度的摩擦目前在那儿有一条路，路通了百业兴这个非常重要，沿线国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触动一些国家的利益。促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道路通百业通。
第四，中国“一带一路”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很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过不那么包容，不那么可持续的阶段，我们现在扭转这个状态，我们更多重视人和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更多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项目开放过程中，我们注意它和项目和自然的和谐注意到它的包容性。
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语，中国做到今天“一带一路”战略有待于推进，除了轰轰烈烈的事情以外，就是有一个我们已经做了，致力于提供区域公共品。全球公共品很厉害，哪个地方打仗航空母舰开过去都是公共品的一种，要维护世界的秩序，美国花钱太多，希望别的国家也承担。你不可回避，要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成在这个沿线提供公共品，做大哥必须掏出这个东西。要借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就必须完善公共品的区域经济。必要性在于要想在这样一个区域内，和平的健康的来推进我们的经济事业，就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健康的安定的为大家公认的共同接受的一个欢迎，这个欢迎就是公共品。所以我们这里列举了很多方面，跨国投资，服务贸易不断增长，对国际工业基础设施，动物植物，全球环境保护，控制环境，我们伊利现在在世界压力下，我们在定标准，今后一定会有这一天，我们的标准变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标准，变为全球的标准，我们发展的道路必须这样走，甚至空气国际污染扩散，控制国际投机，真实信息都有这个需求。国际公共产品，卫生产品，教育产品都成公共品，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做好准备，讲到这里大家很明白，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够健全，所以我们要想做好这些在一带一路倡议到提供公共品，我们回头要深化国内的改革。把我们自己公共品做好，它才能向外边提供。所以本质上提供国际公共品，无非是国内公共品生产、提供维护和管理的机制在国际舞台上延伸。我们国内这套生产、提供、维护和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方面的工作，要深化改革。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按照习主席说法，不止是全球化2.0，也是国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以应当全面深入的探讨，用我们的实践探讨这样一个倡议，把中国的事做好，世界的事做好。
夏斌：我讲三个问题，一，中国行动：中国与世界意义；二，已采取的行动情况；第三，民企“走出去”的策略。
一
为什么我们要搞“一带一路”，为什么要坚持全球化？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些国家从主张全球化到反对全球化，我们仍在坚持搞全球化？今天我不想用复杂的语言，尽可能用简单语言说，从回顾一些历史说起。
我们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08、2009年危机以前，美国贡献率达到50%左右，危机后美国直下，中国直上。中国2009年以后八年来，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领先第一。
我们GDP总量比美国小，但是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已达到30%，美国已降到20%左右。说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格局在悄悄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7年14.2%高增长降到现在2017年“拦腰一半”的速度，但从危机后到现在仍然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这在大国经济体中还是遥遥领先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超级繁荣”，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从全球经济范围看中国，第一，人口红利，第二，改革红利。为什么？然而，两大红利尽管当前有所减弱但仍存在，今天还能有两位数的增长吗？不可能。又为什么？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的印度比我们的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还多，它能在很短时间逐年赶超，成为世界老二吗？不可能。
今天G20已是流行词，稍微回顾一下本世纪初，当时相关的流行词是G7。中国GDP自1995年赶超加拿大后，2000年超意大利，2005年超法国，2006年超英国，2007年超德国，2012年超日本，2014年按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评估，中国超美国。中国这么快速增长，第一是改革红利，本世纪加入WTO，各方改革力度加快了。第二人口红利，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但工资低下，社保、养老、小孩上学、医疗又都没很好解决。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了大量的低价制造品。
有供给要有需求。恰好在本世纪初，美国犯了个大错误，制造了一个世界大需求。我们的供给与美国的需求一拍即合。即在我们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涌现的时候，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了，美国经济增长从4%以上，一下跌到0.9%。此时美联储开始降息，从2001年始连续几年降息13次，从6%左右降到不到1%。降息扩张信用。在美国当时产业空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货币刺激房产泡沫。房产泡沫产生财富效应，美国需要大量的日常消费品。此时中国正好大量出口“中国制造”品，供需结合，形成了本世纪初10年中美两个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推动了世界的“超级繁荣”。大家可能有记忆，2008年泡沫破之前，那时中国各种商品充斥美国超市。泡沫破了以后，危机前全球经济的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中国低消费、高储蓄这一模式持续不下去了。中国和美国都无奈，都要进入深刻的结构调整。因为中国的出口几乎没了，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都在0到负之间。出口是这种状况，投资情况呢？大家知道增长率已从过去的30%左右降到现在的8%左右。消费增长又缓慢。在这个背景下，现在中国要调整，美国也要调整。这就是进入本世纪初世界经济格局经历大变化的一段简史。
然而，由前10年前经济的“超级繁荣”增长给世界带来了什么？10年过去了，世界经济留下了两个重要的特征现象。一是那个时期由于各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一，发展速度不一，今天“一带一路”周边有些国家以及非洲、拉美等国经济增长落伍了，基础设施落后，增长空间很大，但又缺乏资金。有人估计，亚太地区未来10年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万亿美元，丝绸之路一带铁路建设需3千到3千亿人民币，欧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2500亿欧元。全球经济的景象是，一边是一些国家快速增长，另外一边是有些国家在这轮全球化中落伍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劳动力便宜，又没有资金。这是第一个现象。
国家分化的同时，第二个现象是，全球曾经繁荣的结果，中国产能有些过剩，我们正在去产能。有些产能在全球也过剩。同时，全球外汇储备，2002年各国央行才是2.5万亿美金，目前高达12万亿多。这么多钱往哪投？相关国家的主权财富资金都在找高投资回报的项目，找有增长潜力的国家。但是，整个世界经济在危机后难以复苏，全球贸易又在减速。我在两年前国务院参事室主办的中美高级智库会议上有个发言，题目是，中国行动：中国和世界意义。当时我把中国当前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等统称为中国行动。我说，面对以上两个经济现象，只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智库，不是从狭隘的视角出发，而是从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角度出发，都会支持这样的中国行动，让世界多余的闲资，多余的产能配置到落后的国家，世界积累的资金应投资到需要资金的国家，改善更多的人民的民生。对于中国今天而言，寻求更大的全球需求，实现本国的资本增值，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产能的合理转移，这是既有中国意义，也有世界意义。而且，当时我说，中国行动并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说教。即使对美国而言，在中国行动逐渐改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世界经济得到稳定增长，只要今后美国采取健康谨慎的货币政策，与世界经济体加强合作，求同存异，及时处理好新出现的事件，尽管2008年的危机已历经七八年调整有起色，但仍画上句号，我想再经过二、三年的调整包括“中国行动”的持续，过去遗留的风险问题会逐步消化，这不仅不影响，反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对美国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我把这一系列行为称为中国行动，今天叫“一带一路”。
但是，又必须认清楚，“一带一路”或者“中国行动”，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绝不是短期任务。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这一些都是仅仅开始，没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人民币是难以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而且能否成功，不仅仅是时间因素，还取决于中国国内各项改革的政策。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经济体，“一带一路”也好，“中国行动”也好，要想真正在全球范围参与资源配置，除了需要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知识、智慧和适应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体制，需要了解外部的政治、法律，文化以及自身有应变能力。根据我的观察，要具备这些能力，在初期，中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然的。要最终胜出，在全球范围内很好地去配置资源，必须确立基于市场丛林法则，缺乏这些能力要素，再伟大的目标也难以实现。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企业主体是以国企为主的企业体系而言，这是最为要害的。中国企业要大面积的成功，是不可能基于官本位思维的基础上。具体我不展开说了。
另外，在采取“中国行动”中要讲策略。我们强调改善国际治理秩序，要给世界提供公共品，给亚太地区提供公共品。但是一定要清楚，是改善治理秩序，不是推翻、颠覆现在的秩序。因此，应该讲究合作共赢的方式。我们可以借鉴自己国家快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是渐变，慢慢来，循序渐进，不能着急。最终中国会崛起，但今天必须要讲究策略。要看到，从G7到G20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实力变化慢慢导致的，不是某一伟人最初想好的，设计的。我们谁也没想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美国地位要往后退。这是世界经济格局发展的结果。现在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中国不能不出来。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人请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讲究策略，求渐变，不要动不动把人家逼到墙角。应该要有被人家推着走的感觉，这有多好。最终中国要崛起，最终人民币要成为世界货币，最终我们要的国际秩序肯定不是现在这种，而是对我们中国更有利的秩序，但是必须有耐心，不是“今天”。“今天”必须讲策略。
二
关于“一带一路”的行动情况和背景介绍，各个政府部门和企业已做了不少工作。这里，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框架提示。
在目标框架上，中央提出了“五通”概念：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项目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包括铁路，港口，文旅项目。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愿景规划，政府各部门有专项支持的政策。具体说，财政部有专项支持资金。人民银行有外汇储备的委托贷款。企业在境外资金不够，境外可发人民币债券。人民银行和30个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10万亿，境外当地银行有人民币支持。商务部有支持出口的买方信贷支持。进出口银行在境外已干了一千个项目，贷款达到5千亿人民币，分布在一千个国家。国开行项目40多个，1100亿美金左右。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业务达5705亿美元，赔款达到19亿美金。这些事在海外已干的红红火火。
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的项目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三大洲展开业务。中行发行了相关债券40亿。中信银行除已发200亿基金外，还有项目融资。工银租赁境外资产业务达到300多亿。国内9家银行在20个国家设立了中资银行。中东欧基金直接投资规模80亿美金，2016年，预计翘动项目资金500亿欧元。这一系列说明中国政府各部门、各个商业机构已在世界各个角度寻找机会。金砖银行成员已发展到57个，到年底要达到100个。各个国家都想要参与。总之，外部的环境和工作形势总体上是不错的。
三
那么民企怎么“走出去”？我毕竟没搞调研。这里仅根据个人的工作经验和对国情、对民企的了解，谈谈民企“走出去”的策略。
第一，坚定认识。大家一定要明白，前面讲的大形势、大背景，是有市场内在逻辑力量的支持，不是某个中央文件规定出来的。文件只是体现了经济内在的发展逻辑。“一带一路”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之后的产物，是必然要出现的局面。因此，如果企业家自己有分析定力，战略定力，就不会被一时的舆论所左右。不要图“炒一把”的概念。快买快卖，不是今天论坛讨论的目的，当然“快买快卖”也不是不可能成功，如某个项目在国际上短期炒一把，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配合大环境做的这些项目，是要做长期的事，是做大事业，因此要有逻辑定力，战略定力。不要去猜某一个文件某句话的变化，也不要有随大流、赶时髦的心态。要看到大势所趋背后的内在逻辑力量，这才会有真正的战略定力。
第二，把握方向。怎么理解？我认为首先，把握住国家重点支持的方向，这是最起码的一步，因为你是民企，在我搞宏观经济人的眼中，民企毕竟是比较小的企业。把握国家大的重点方向，国家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部门推动，它力度很大。国家支持什么民企要想办法尽量围绕这个领域做。其次，自己的力度又不能太大。大方向把握后，使多大的劲，要实事求是。从自己出发，看清自己是谁。不要过度负债，像最近网上讲的王健林现象。干什么事，一开始一步一步扎实推进，不管监管制度如何，不管当下监管制度是松还是紧，即使看明白眼下监管制度有空子可钻，也不钻，这样监管突然收紧的话也整不到你。要把握力度，看清自己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业，这是这几年深刻的教训。在这方面，企业家的教训也太多了。如国内投资中，PPP，特色小镇，房地产市场等等都有很多教训。有的PPP是搞假的，以债顶股。特色小镇是个好事，但有人又想炒房地产。现在政府开始下文件开始查，国务院派督查组在查，有关部门也在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近10年中，有些企业老是想弯道超车，开始成功了，后来倒霉了，教训就是想钻宏观监管的空子。现在监管部门的制度，哪些是成熟的，哪些是不成熟的，哪些是早晚是要改的，监管部门自身都在研究、在摸索，企业家更不易分清楚，因为企业毕竟不是搞宏观的。就是搞宏观的专家对金融监管制度的优劣，很多也分辨不清。所以企业家一定要谨慎。
第三，找准角色。一定要认识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宗教风险，你搞明白了没有？如果没有，一开始要想办法跟着干，跟着大企业干，跟着银行贷款干，跟着1+N干，可以少犯错误。其次，当配角，做一些辅助的事。具体项目我说不出来。譬如，国家在某一国家有一个大铁路、大公路项目，沿线的边边角角有好多辅助项目要做。主体项目有国家实力支撑，你也做不了，你可在里面跟着当个配角就完了。当然有一些民企，也想干大的，玩大的，过渡负债，杠杆就容易破，不如跟着干慢慢积累实力。第一，1+N，第二，做配角做辅助的事。但也不要简单的邯郸学步，幻想人家怎么干我也怎么干，人家干成功我也能干成功。风险意识在自己微观层面一定要有。
第四，吃透优惠政策。这是要明白的。要了解商务部和财政部的具体优惠政策条款。在筹资融资方面，是用美元还是人民币，是在境内融还是在境外融，是用外资银行还是中资银行的，这里花样很多，要研究。另外，对金融监管部门各项政策要吃透，这很重要。
第五，研究对方。潘总刚才提出两个问题后，我想到马云讲AR，VR，他说和百度思考不一样。有人是从我出发，我怎么改善产品，我的产品怎么卖给你，我怎么赚钱。马云是有智慧的，首先不是我，是你。你客户需要什么，我开发什么。看清对方方面，各个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法律、宗教、军事等等。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一样，经济发展周期不一样，经济结构不一样，搞“一带一路”项目我们不应该首先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反过来，应从对方的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出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济状况什么样？能发展什么？我能做什么？把人家吃透了，自己怎么进去才能想明白。在这方面，我想起1984年约35年前，我在日本野村证券学习，当时我看到野村公司内部有本对各个国家信用风险分析的材料，标着“秘密”两字，很惊讶。当时我们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有多大的风险，人家把你各个方面的问题都研究透了。现在我不知道我们的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在为企业服务方面这门课备好没有。企业家要“走出去”，一定要先复习好对方国各类风险预判这门功课，看明白了才能赢。
曹远征： “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包括65个国家幅员辽阔，地势平坦，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1%。GDP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地区非常重要。按照地缘政治学的观点，这是世界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亚欧大陆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因此，在历史上备受关注。近年来，各大国也都希望提出针对该地区的计划。例如俄罗斯的“亚欧联盟计划”，欧盟的“客克计划”，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的“丝绸之路”战略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而联合国早在1988年就启动了“综合研究丝绸之路”的项目。
但是，更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更是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规则体系。体现的是西方理念非黑即白，非己即彼的零壹选择。而“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发展，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其核心是“和为贵”，彼此坦诚相待，尊重各自的利益关系，谈判妥协，共建、共享、共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东方的理念，即合作共赢。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的中国倡议提出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原因。今年5月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的热烈程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想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是“一带一路”与以往经济全球化的联系与区别。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为标志，世界出现了去全球化的逆风。如果在过去全球化还是一种思潮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成为了建制化的安排，于是，一个问题突显出来，经济全球化究竟有益还是无益，如果有益，为什么出现去全球化建制性安排？
如果追溯历史，可以看到，自500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贸易活动不仅跨国，而且开始伸向全球。经济全球化由此开启。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国家，主要是欧洲列强作为宗主国，带领其对富国同其他列强相互竞争，竞争的对象是殖民地，为此，不断地合纵连横并相应地形成不稳定轴心和同盟关系。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全球化秩序被国际政治家称之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格局往往是战争。一次大战如此，二次大战也如此。
二战结束后，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世界大战不能再重复，必须要由全球治理。这种治理基础不能再建立在民族国家竞争实力上，而应该建立在共同接受的规则基础之上。全球治理因此由单边或双边走向多边化，并产生了国际协调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三个支柱：第一是联合国，是国际政治制度安排，第二是由关税贸易总协定演变而来的WTO，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经济制度安排；第三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金融制度安排。这三个支柱及围绕于此的其他制度安排使全球治理进入2.0版。与传统的实力竞争不同，国际活动是在上述制度安排的规则下进行。
2.0版的全球治理对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首先，在这种治理下，尽管仍有局部战争和冲突，但至今为止，尚未出现世界大战，全球和平维持了七十年，这与一次到二次大战仅相隔20年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在这种治理下，全球因冲突或自然灾害带来的大规模持续饥荒大大减少，烈性传染病蔓延的势头得到控制，婴儿死亡率大幅减少，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由47岁提高到70岁。第三、在这种治理下的和平环境以及投资贸易的自由化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追上工业化道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一大批人口脱离了贫困，社会进步大大加快，受教育年限的这种和文盲率的下降上（受教育年限上升，文盲率下降）。正是因为上述成就，全球化体现了人类的利益，构成捍卫全球化的理由。
也只是由于上述成就，全球化成为历史发展趋势，使冷战得以终结。而两个对立的阵营的消失，使经济全球化以更快的速度和深度进行，并呈现出新特点：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各国无一例外的选择，经济体制的一致性，使交易成本大为降低，全球的可贸易性大大提高，投资贸易自由化势不可挡；第二，这种可贸易性的提高，不仅仅反映在产品层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要素层次，是资本、劳动力的流动，产业开始沿着要素成本最低的方向进行全球配置，产业横卧于各国，已仅是这一链条的一个环节。以中国为例，所谓沿海发展战略就是两头在外的战略，原料和市场在外，加工制造在内。中国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54%。生产力的全球配置使管理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供应链管理，变成了对外包的管理，相应地金融也就成了供应链金融。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仅表现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全球贸易的增速快于GDP 增速，全球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贸易的增速，经济全球化因此体现为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但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生产力布局是沿着要素成本最低的方向在全球展开，而发展中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发达国家的主流工业产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致使发达国家产业出现空心化。例如，曾经支撑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建筑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这些当年的繁集地成为了现在的“锈带”，从业人员不仅工资收入几乎不增长，而且失业严重；第二，随着产业的空心化，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服务业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上。而金融服务也由于其性质和特点决定极易形成财富的聚集产业收入的极化，所谓1：99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成为必然。
自2008年金融爆发迄今九年，上述全球收入分配并未得到解决，甚至未得到解决，甚至未得到有效地缓解。以焦虑为特点的反全球化情绪在西方蔓延，并形成思潮。事实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这一思潮的理论代表。根据他的研究，300年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利润的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表明其分配制度总量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用美国货，雇美国人”就是这一思潮的现实口号，它构成特朗普当选的社会基础，并形成新一届美国政府以“去全球化”为特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充分条件。世界经济因此也就处在十字路口。二十国杭州峰会指出，经济全球化有收缩甚至倒退的危险。
“一带一路”还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一中国倡议回应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局势的关切，提出了维护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新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这一主张的实施提供了解决方案——互通，其理念是“和为贵”，共建、共享、共赢。核心是包容性发展，这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新方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是硬道理”。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中，核心概念是平衡或再平衡。反映在经济领域，则是很少涉及发展问题，即便涉及，也仅解释为经济总量的一维增长，规划解决政策协调，而很少谈及结构变动，及其相关政策的协调。而“一带一路”这一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成长经验的倡议，则把经济发展问题置于首位，“只有做大蛋糕，其他诸如收入分配问题才有解决的基础”。
第二，发展应是包容性的。世界的多元性决定其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中，则漠视了这种多样性，认为经济发展具有唯一的最优路径，其他路径即使不是异端，也是非典型的。其治理原则是非我同类，需要向我转换，即使不党同伐异，也会遏制或不与交往。而“一带一路”，这一集于东方哲学的倡议，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其他发展路径持宽容，甚至欣赏的态度，对话而不是对抗。一带一路“互通”中的第二通，“政策沟通”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传统全球治理中，经济进而社会发展的路径具有唯一性，样板国家从而是这唯一性的代表，其经验具有普适性。并由此决定，用样板经验为准绳来裁决国际经济事务。不包容性导致武断性，而武断性则会丧失公正性，客观上形成了国际秩序的不平等性，从而各国不能命运与共。这不仅反映在对处理各国内事物的态度，也深刻反映人类面临的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分歧上。“一带一路”则是基于中国视角提出的全球行动倡议即尊重各国的关切，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面对挑战，因为集体的行动大于各自的独善其身，而通过共建、共享、共治是可以实现的，这既是人类过去历史发展的经验，也是其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动力所致。
其次，第二个问题，“一带一路”包容性发展的意义与重点。包容性发展首先就是允许创新，尤其是体制的创新。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改革前，在僵化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改革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但允许创新的激励，推动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经济发展。回顾这一过程，我们看到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不曾提及，却在中国大地出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尤其是制度的创新。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化，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以及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地方融资平台和开发性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电商网购互联网商业，具有普惠性质的互联网金融学。以此种种都与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相关，“允许试”，“错了改过来就是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深刻体现着包容性。唯有包容性，才有包容性发展，才有百花齐放。
一提到包容性，似乎很深奥，似乎摸不着头脑。其实很朴素。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的房东家里很贫困，没有现钱。房东老大娘养了几只鸡，说鸡屁股就是她的“银行”，下了鸡蛋去赶集，拿鸡蛋换针头线脑等生活必需品，这体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交换，有钱交换更好，没钱可以拿东西换，没有东西可以用未来换。只要坐下来谈，总有可以交换的东西和办法。交换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市场是促进交易的，而并不需要多么繁烦的非黑即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规则。事实上，“一带一路”可与之相比美。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与泰国高铁换大米的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银行对泰国铁路的贷款的还款不是现金而是大米，而中国铁路对泰国的投资不是资金而是设备、劳务和管理、是产能的合作。对泰国来讲，在改革交通的同时又不用偿还现金并且带动了大米的出口，使泰国农民增加了收入。一举三得，甚至多得，这种模式体现了中国智慧，在中国，尤其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十分常见，人们俗称“拼缝”，“一带一路”就是国际大拼缝，而“拼缝”就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体现在中国提出的“互通”方案上。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方面也有相当成熟的中国经验可资借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当年深圳机场尚未通航前，从广州去深圳，开车需要大半天，那时广州经济十分活跃，但电力供应不上，满街满巷都是小型柴油发动机轰鸣。在广东尚且如此，更遑论中国内地。但与此同时，中国都创造了收费还贷的公路建设模式，现在几乎县县通高速，创造了承诺上网电价，上网时数的BOT模式，电力短缺已成为历史，村村通电，创造了中国高铁滚动发债建设模式，使中国的高铁网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国的移动通信，中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无不是由商业模式的创新而奠定的。这些经验陷入可以推广到“一带一路”上。
在贸易易通和资金融通方面，也有中国经验可资借鉴。如果说，我前所述及的“拼缝”，可以用于“一带一路”的话，其前景是巨大的。事实上，也有过先例，当年中国民营企业南德公司就曾用中国的轻工业产品换回国俄罗斯的四家飞机，成为四川航空的最早机队。从理论意义上讲，“拼缝”的核心是交易为上，其结果是市场的发展。反过来，只有为市场发展创造环境，“拼缝”式的非典型交易才会有规模的发展。这就要求有双边、多边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安排。所谓多层次就是兼顾到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状，不强求整齐划一，分类进行；所谓双边、多边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以交易为上，先易后难，宗旨是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
当然，包容性发展是新鲜事物，在“一带一路”上会遇到众多困难，甚至致命的风险。目前看来，除国际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般风险外，尚有“一带一路”的特殊风险：
第一，包容性发展虽具有吸引力，但因无先例，落实起来也无一定之规，其底线在哪里？例如物物交换，其流动性安排如何维持，同时，交易涉及范围过广，教育成本高昂，也会使人们望而却步。再如，如果用未来利益交换现实利益，未来有多长？看得见的未来可交换的是什么？如果未来过远，可交换的东西虚无缥缈，不易变现，其商业的可持续性令人生疑，“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因而受限。其实，这正是“一带一路”人们所担心的。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这就需要密切跟踪，时时总结，及时应对，逐渐形成详实周密的路线图和操作指南，进而上升为理论指导。
第二，“一带一路”地区曾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民族众多，文化习俗各异，并且屡屡发生宗教的冲突，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和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圣战便是写照。如何在各种文明中找到共同点并发扬光大是一大挑战。例如，反映在经济金融领域，伊斯兰的经商理念和银行宗旨有别于其他文化和民族。伊斯兰经商是可以有利润的，但放贷是不能收取利息的。于是伊斯兰银行几乎是投资基金，而与典型的商业银行经营相去甚远，再如，古兰经就是法律，裁决以此为准。这与国际经济活动通行的成文法，尤其欧美的判例法相去甚远。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这就要求深刻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状况，不断地与当地社区与部落交流沟通，实现民心相通。其中，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而言，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至关重要。
第三，从全球的情况看，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和体系是建立发达不发达，及南北差距的基础之上的。经过战后七十年的发展，就GDP而言，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一半，南北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消失了，也因此使建立南北差距基础上的传统全球治理理念和体系变得无效或无力。但是，南北差距仍然存在，其突出反映在南北金融发展的差距上，尤以“一带一路”为甚。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便开始意识到亚洲地区的货币金融“原罪”。体现为三个错配。第一，货币错配。亚洲国家和地区多是出口导向性经济体，同时相互间贸易又占很大份额。但是，即使相互间贸易，其计价和结算货币都为区外货币，主要是美元。贸易与结算形成错配。第二，期限错配。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迫切需要资本投入，因此也是全球外资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不仅流入量大，而且增速最快。但是，流入资本多为短期资本，与亚洲地区长期资本需求，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形成错配。第三，结构错配。亚洲地区的经济快速成长。构成了稳定向好的储蓄来源，但亚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落后。当地的金融机构无力动员储蓄转化为投资，反而由区外金融机构将储蓄动员到区外，再反投这一地区。储蓄与投资形成错配。
由上，建设“一带一路”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壮大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就成为补足短板的必要之举。其中，对中国而言，除进行上述努力外，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内容。
第三个问题，“一带一路”的金融安排前景。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惨烈状况，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发展本地金融，纠正错配的重要性，从而加强金融合作成为重中之重。为此，2001年，在东盟10+3的基础上，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签署了旨在金融合作的清迈协定。重点有三：第一，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危机，建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库，其中中日韩三国出资80%，东盟20%，2014年初增资为2400亿美元，份额不变；第二，为缓解期限错配，决定加快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并设立亚洲债券基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改善“一带一路”的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加强相互金融合作，建立总额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金以及相应的信贷安排计划，并致力于改造中国东盟金融安全网，在上海合作组织内成立了上合银联体，筹划上合组织银行。在金砖国家合作基础上，正式在上海成立了金砖银行。2017年5月又在北京成立了亚洲金融协会，其宗旨是“联通合作，共治共享”。与此同时，2015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应地，中国政府成立了丝路基金。以缓解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期限与结构错配。
自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来，“一带一路”地区的上述努力改善了金融基础设施，巩固了金融体系，缓解了金融原罪，从而较好地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后续影响。但是，如果要从根本纠正体现为三个错配的原罪，核心是本币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带一路”地区的本币化进程就大大提速，突出表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其实质是中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开始履行国际货币的功能。国际货币的职能通常是三项：第一，贸易计价和结算工具；第二，因贸易计价和结算出现头寸，头寸安排意味着其是国际投融资工具；第三，一旦成为国际投融资工具，意味着其是价值承担者，可以做为储备货币。日前人民币的跨国贸易结算已占中国进出口的1/4，跨境投资占比已超过100%，在国际外汇储备中为1.1%，其国际支付的范围几乎覆盖整世界。也正因为此，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成为五种SDR定值货币的一种，份额占12%。从国际治理的角度观察，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中国对世界承担的责任。因为国际货币职能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制度安排，是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公共产品，其作用是在不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中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猫，各国货币至少部分地区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金融活动，锚的稳定，船才不会漂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承担了锚货币的责任，这也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深刻的挑战：第一，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是可兑换货币，而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还是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第二，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要求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否则这一义务并不要求全面逆差，学术上称之为国际流动性补充义务。尽管这一义务并不要求全面逆差，但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只有一个项目应处于逆差状态。但是在2015年前，中国的国际收支是“双顺差”。第三，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相应要求该国的中央银行不仅仅对国内宏观经济负债，而且要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责任，为全球经济负债。抛开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同时均衡的难度与矛盾不谈，即使中国人民银行为全球经济负责，也缺少其货币政策实施的基础——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面向全球的发达的资本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推动并加速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以利率市场化为目标的金融市场深化；第二，以汇率自由化为目标的中国国际收支资本可兑换。
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利率市场化做出了准确的定义，即“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以此无风险利率作为市场利率体系的基准。这不仅要求此收益率曲线要贯穿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而且要求在这三个市场有首尾相接，品种期限结构合理的丰富的金融产品体系，从而会围绕着无风险收益率波动，并向远端延伸。事实上，近年来，中国金融的创新，尤其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有了长足的发展，以“余额宝 ”为代表的货币市场产品迫使商业银行也开始打规模发行各种“宝”，即货币市场基金，意味着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的穿透；而保险公司长期资金加入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促使收益曲线向更远端延伸。据初步统计，仅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就超过4万种。金融产品创新不可谓不迅速。因此种种，深化这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中国金融结构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并推动中国金融监管制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功能监管过渡。前不久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向，并调整了监管制度，这将使中国金融体系更加成熟，使利率市场化更加有序。
在汇率自由化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加速了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开放，进而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提供了条件。资本项目开放并可兑换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难题。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看，资本项目开放是必然的。但资本项目开放就意味着本币与外币可兑换，而外资的频繁流入流出则会搅动宏观经济稳定，甚至导致更大的问题。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教训。就中国而言，这也是个困惑。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并期望2000年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将目标改为可兑换是方向，但没有时间表。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看来可以有时间表的安排。我们注意到IMF的标准就资本项目而言，共有41个管制科目，中国大部分科目都放开了，仅剩与资本行为主体相关的，也是最重要的三个科目仍受管制。它们是：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需要外汇逐笔审批，逐笔结汇；第二，中国居民不得对外负债，如需负债需要进入外债规模管理；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尤其二级市场不对外资开放，外资金融需经选择性管道，如QFII。目前，上述科目仍然维持着对外币的管制，但人民币却不管制，表现为外商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可以人民币进行；中国居民可以人民币对外负债，进行跨境贷款和境外发债；中国资本市场可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形式进行跨境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实现了以本币形式的开放，进而为可兑换创造了条件，兑换进程分步进行。资本项目先以本币流动，再实现可兑换。
其实，这一安排充分反映在上海自贸区“双账户”的设计上。在上海自贸区注册的企业，无论中资还是外资，都可以自动获得两个账户，即“一般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一般账户是所有境外企业，无论外资还是内资都拥有的，但是上海自贸区企业的自由贸易账户则是独有的。这一账户的实际含义就是实验前文所述及的三个科目的可兑换性。一旦实验成功，可逐一地移植到一般账户上。逐渐实现覆盖全国的一般账户可兑换。而一旦资本项目实行可兑换，则汇率使用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开始浮动。汇率的自由化由此实现。
需要强调的是，以2009年7月2日人民币开始用于跨境贸易结算起，只有仅仅九年的时间。短短九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如此之大，并相应地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快速展开，是我们这些当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倡导者也始料未及的。其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平价关系上。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利率开始覆盖境内外市场，人民币利率对国际投资者引导作用开始显现，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开始显著，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利率开始引导汇率。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上扬，就与此高度相关。目前人民币市场利率高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其他国际货币利率300个基点以上，受这一利率的吸引，加上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外资可以投资境内银行间人民币债券市场，而“债券通”又为此提供了便利，外资开始回流中国，人民币市场企稳并上扬。这不仅意味着，央行以利差为基础，扩流入稳的汇率的策略取得成效，而且意味着人民币利率成为市场新基准。对企业而言，今后在国际市场竞争，人民币利率比汇率更重要，资金成本的高低，销售利润的好坏，更多地要看人民币的利率。人民币因此也就成为企业国际经济活动的锚。而人民币做为锚货币的出现，带动“一带一路”项目当地货币融资，同时为“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三方融资铺平了道路，从而使其具有了多币种混合融资的前景。对此，中国企业需要加关注。展位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广阔，其原因就在于纠正货币错配，区内经济适用区内货币。这既是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欧元区的经验。囿于亚洲目前的实际情况，尚无条件形成“亚元”，次优的选择是使用本地区主要经济体的货币。这不仅是因为主要经济体GDP 总量大，更重要的是主要经济体是该地区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尤其是其他地区内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但与此同时，这也要求经济体必须要承担起责任，履行好义务，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元极有条件成为亚洲地区本币化的首选货币，但由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后，短视的国际视野和利己的宏观经济政策，丧失了日元国际化的机会。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体会其中甘苦。宗旨，一句话，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隆国强：我谈一点感受。我们在调研中接触大量的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后的几个感受。一个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要增强机遇意识，“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很多人置疑，原因觉得这些国家加到一起，几十亿GDP5050亿美元，有南南合作的一种特点，富国家新加坡是比较富及但是富国家很少，穷人南南合作穷帮穷有穷帮穷的做法，这里面机遇很多。但是GDP增长2倍于全球的增长速度，速度很快，第二不同地区之间资源互补，有世界工厂矿产丰富东亚，还有人力资源丰富及我们今天讲中国人口红利，低成本劳动力非常少，这个地方人力资源很非常，东南亚，南亚几十亿人，这个经济体之间不仅和中国，前面专家讲“一带一路”讲发展导向，契合和这些地区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及这些国家很积极愿意加入在其中。从内容来看，刚才讲了总书记说五通及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到金融合作到文化教育合作，民心相通涉及到旅游，文化，医疗，旅游，全覆盖，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通中国企业通过这些合作，无论想找资源，还是想找市场，或者降低成本，寻求劳动力，基本都可以找到机会。很多企业我杰出过，都觉得这里面这么大一个，企业说“一带一路”是战略，我们官方倡议，这个影响不好，人家说背后琢磨，老有什么新法。这是既利己又利他的战略，感觉到这里面有机会，但是到底是什么不清楚。原因两个方面，一个我们整体对这个地方的研究不够，中国整个别说中国养了一大堆人，老曹说就专家受益，现在出几百本书，文章几十万份，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低水平重复，我说的是客观现实。
第二此前没有很多人对这些做深入的研究，所以大量的研究成果增值的不多，不是变了说辞我们国家大量的信息，主要浪费实际就是一线的信息，我们这么多国家，缺乏真正的专门研究人才，我们新兴大国需要基础，我们十年前承担中印五年规划起草，我们有研究对外经济，我们有研究印度经济及我们在全中国走，想找研究印度经济的专家，找遍全中国遗憾的告诉大家一个没有，有研究印度商情的，但是研究经济的没有。我要建议推进“一带一路”的研究，社科院国家的安排，持之以恒的出题目，资助我们家深入的研究，培养一大批人，这些人从历史掌故，亲戚干什么都知道，才能真正说我了解这些国家。到美国碰到很多研究非洲某个国家都是国力的体现，所以研究状况必须改变。
第二我们企业刚开始走出去，很多投项目从整个决策程序，前期的调研都不够，这个企业的事不说，我们自我批评研究不够，所以抓机遇研究为基础。第二我讲增强风险意识，这个地方机遇很多，但是恰恰确实也是高风险的地方，我们出口每年出一本国别的风险分析报告，每年发布请我站台宣传这个，还不错，商务部这些年也做了一些叫做对外投资国别产业投资指南，在网都有，这是有很多基础信息。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做投资的时候，这个信息显然不够，只是一个基础信息。从对风险评估来看，这些很多国家确实各种各样的风险，从自然风险，自然灾害的风险，到政治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还有商业风险，汇率风险，外汇管制，刚才安总怎么规避商业风险这个很重要。到这个地方去，一定首先得有风险意识，得有这是底线思维，我们前期有一些企业响应国家号召一头扎进去，代价很好。我想强调风险意识，不是吓大家下次别去，恰恰这个地方是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强烈的树立风险意识，才可能去管控风险。才可能趋利避害，才可能把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贸易合作取得成功。我们“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不是为了一两年投资多少我们热闹做成大家看，如果大量项目不成功，恰恰打击信心。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合作项目，在商业上是成功，这样大家才对这个倡议更有信心。认识到风险，我们才能去管控风险，规避风险，其实办法很多。比如大家到一个国家投资环境不了解，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几年我们慢慢有一种做法，就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其实就是一个抱团取暖抱团出海，因为经贸合作开发东道国处理法律问题，政策问题，这些企业都在园区里面，也特别受欢迎。就是开发区一个经验的复制，有很多成功的园区。
我们在“一带一路”设了56个园区，180亿美元，创造几十万就业机会，带来出口机会，这个很难得，这个国家工业化没有真正起步，所以出口主要靠卖资源，卖农产品，制成品对它来说很受欢迎。还有很多金融安排，都是化解风险。金融市场有几个专家，我的理解第一配置资源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效率。第二控制风险，我们用好了很多风险可以分散。风险不可怕，第二要增强风险意识。第三增强赶考意识，古代书生考状元，为什么赶考心态，上上礼拜去西柏坡打战役，大局已定毛主席说要去北京要赶考，所以提出两个务必，务必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坚持艰苦奋斗，对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赶考同样重要，从江主席、胡主席，习主席每一次上任时候都去西柏坡讲两个务必。中国从一个现在刚刚成为一个新兴大国，从全球化过去的参与者，受益者，今天更多变成一个贡献者，引领者，这是个大考。就所以一定要有赶考意识，千万不能过去40年搞的不错，我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普世，这个要出问题，所以从国家层面我们觉得有赶考意识，敬小慎微，如履薄冰。很多企业在中国做到老大就是世界老大。所以中国很多企业排名厉害的很，我们很多企业很成功，但是应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才刚刚开始，一个在国内市场成功的企业，当你开始国际化的时候，你那套做法未必是合适的。我们看到很多让人非常心痛的这些案例，就是把国内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带到国际上。比如基础设施是优先领域，我们做测试从2016年到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金额非常大机会非常多，那么我们企业参与基础设施都是竞标，低价报，实施过程跟甲方谈，要求提高支付，这在国内很常见非常普遍，不低价拿不到项目，要摔跟头。我去波兰你看我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企业搞得很好，我们一直没有进入欧盟发达市场，总算有一个进入波兰修公路，连接乌克兰首都和华沙一个标段，投标很便宜，当地承包商中国企业疯了，怎么可可能这么便宜做下来，大家觉得不可能，而且对中国很多做法不满意。中国人说我们可以控制成本。从一开始知道这个钱做不下来，做了一部分开始说，钢材涨价了，原来预计带多少中国员工过来，现在说不让带成本上涨了，能不能把价钱抬高一点，这在国内经常这么干，人家说没听说这种，按合同办事，你选择继续把它做好，第二滚蛋交罚金。因为做下去亏的钱更多。这种例子非常多，必须看到重要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我们整个市场环境不完善的地方。在这个一个市场环境完善的环境下，我们企业有很多做法，不符合国际惯例，不能把国内玩法拿到国际市场，拿出去要摔跟头。中国人人少钱多，到国际就得有国际做法。
中国2008年的时候，整个对外投资28多亿，中国投机一千排世界第二，我们要评估一下这里面有多少是成功的，有多少是经验教训，所以一带一路我们说行稳致远，我们说中国企业就是救世主我来帮你，很多殖民者干过不少好事，但是为什么大家恨他，其中一个心态这些殖民之抱着居高临下的心态，我是文明人你是野蛮人，我来教化你拯救你，中国人有成功的一面，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这种心态需要，所得都得有赶考的心态，赶考的意识，扎扎实实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好多风险就能规避掉，好多事实事先想明白，很多都有失败不可避免，我们的失败不要因为主导的东西没做到位导致失误。
最后部分是国家还是企业要有国家意识，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看你不是看你是一个企业，你代表中国，这些年我们发生教训很多，比如俄罗斯前苏联解体以后，大量假冒伪劣卖过去，你出了事了多少年才能转变对你的印象。还买卖假货到非洲好多个体户开小超市，很多国家这些老百姓他们是有信仰的，他要周末做礼拜，好多商店一天开多少小时晚上不开，周末不开，中国人觉得你们太懒，我们都是白加黑24小时开，我们把当地人击跨了。当地说中国人除了信仰钱没什么其他的信仰，原来我们和非洲国家本来很友好，但是由于我们企业去的时候，没有给人家留有余地，就是你不要把最后一分钱挣完，最后人家形成文化的反弹。有些人说中国人滚回去。我们没有意料到，我们把新的技术带来，创造就业机会，为什么恨我们。所以一带一路精神讲的是开放，包容，共商，共建合作共赢，共赢最后落脚在这儿，一定换位思考。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到一个国家给他钱，但是“一带一路”这个大倡议，可以长期的持之以恒的稳步推进下去，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代表的是中国，所以我们强调国家意识。是落实官方那些“一带一路”所谓丝路精神我们要增强的一些意识。
我一开始致辞的时候，引用德国人说的全球化2.0，这不是我说的，国内也有学者提的，但是最重要的尊重人家的知识产权，媒体报千万不要说隆国强2.0，只是想说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评价很高，当然这个评价是不是恰如其分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倡议，确实带来很多新的精神，新的理念，新的目标，新的合作内容，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做。研究我们要做很多，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报告一下。发展中心是政府的智库，我们有一个关于“一带一路”延续性的研究项目，前期已经做了很多，去年一把手亲自挂帅，我作为执行负责人，去年我们做了基础设施建和互联互通基础建设，我们把这个数测算了一下，“一带一路”我们作为一个优先点，长期以来我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时候，总感觉到基础设施收益是外部性，政府有公共性，政府来提供，现在讲PPP，讲私人资本，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没钱，基础设施眼睛盯住没钱，我们搞了亚洲投资银行。现在是钱多找不多投资的地，所以虚拟经济转圈，即使“一带一路”国家这些钱不在本地搞发展，跑到其他地方玩儿。所以我们说除了做好这些融资的安排，进一步建设AIB的想法，关键是改善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盈利，都是公共项目，我们回顾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恰恰就是，我们想办法让那些所谓的公共项目它的收益内部化，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原来交通部老说没钱，最后高速公路收费，看看中国十几万公里的高速公路20万建完，大量钱流过来。现在好多京沪京津现在好多县高速修没那么多钱，收费也是赔钱，还得进一步创新。怎么办？我知道有的地方高路公路的规划和建设单位，把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土地开发和高速公路的投资联系起来，这是很多我们可以在商业上探讨的，因为一带一路好多国家人跟我交流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个思路，他们觉得很好，只要把一个公路项目，通过我们的创新，我们把这个项目的内部，很多所谓外部性把它内部化，改善收益状况，这个创新的空间非常大，完全可以吸引大量的市场资金，民间资金进入到这个里面，我们提了一些类似的想法也出版了，除了给政府做决策参考。我们通过中国年鉴出了一个专题，大家可以参考。
段永基：下面请企业家们发言。
曹德云：十分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也十分感谢伊利集团，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今天上午参观了伊利集团，感到十分震撼也很鼓舞和自豪，鼓舞和自豪于我们国家有如此优秀的现代化企业。这次活动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我想就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服务“一带一路”情况向各位领导和专家做个介绍。
首先，我就保险资金运用的情况，给各位领导做个汇报。保险资金来源于保费收入，保费又来源于保险公司出售的保险产品，如寿险、车险、万能险、投连险等。这决定了保险资金本身具有负债特性，因此它对投资收益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够覆盖成本并略有盈余。同时，保险资金中寿险资金占比较高，超过80%，这也决定了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来源持续稳定的特点和优势。
截止2017年6月底，保险总资产16.4万亿，资金运用余额14.5万亿，在大资管市场上，保险资产规模仅次于银行、信托，排在第三位。2016年，全行业保费收入3.1万亿，总资产超过15万亿；到今年上半年，保费收入达到2.3万亿，预计全年在3.5万亿到3.7万亿之间，保险资产规模预计在17万亿和18万亿之间。如果再加上管理的第三方资产，年末全行业管理的资产预计在19万亿左右。按照保险业“十三五”规划，到了2020年的时候，年度保费规模达到4到5万亿，总资产达到25万亿到30万亿之间。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从2017年到2020年四年间，新增的可运用的保险资金规模大约在14万亿左右。这一规模庞大的资金，需要得到有效配置，才能实现保值增值，才能维护好广大投保人的利益。
在保险资产管理市场的主体建设方面，目前，全行业设立并开展业务的综合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4家，13家专业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11家香港子公司，11家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公司，7家养老金管理公司，此外，还有170多家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形成了专业化的资产管理体系。全行业资产管理从业人员7000多人，人均管理资产23亿。在保险资金配置方面，截至2017年6月末，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49.13%，主要是存款和债券；权益类资产占比12.35%，主要是股票和基金；另类投资资产占比29.77%，主要是股权、债权、商业不动产等；其他投资占比8.75%。其中特别说明的是这几年另类投资发展很快。还有就是境外投资，2012年以前境外投资余额在100多亿美元，目前已超过了500亿美元，占总资产的2.3%左右，投资空间仍比较大。
为什么要强调另类投资和境外投资？因为另类投资和境外投资恰恰是保险资金联系实体经济，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径。比如从2012年到2017年6月末长期股权投资由2.84%增长到9.22%，债权项目投资由3.05%增长到14.61%，这两类投资是保险资金以项目投资支持实体经济最主要的方式。
从收益情况看，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6年，保险资金累计投资收益达到3.7万亿，年均收益率5.4%左右，年均实现2800亿元的投资收益。今年上半年投资收益3700多亿，财务投资收益率是2.62%，折算为全年的收益率约5.4%左右。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能超过5%也是很不容易的。
截止目前保险资产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可以说这么多年市场很关注保险投资的资金情况，保险业没给国家添过麻烦。即使有个别机构出现风险，也是通过行业自身努力化解的，如利用保险保障基金化解风险，这也是我们比较欣慰。保险资产构成中80%存放在工农中建交和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债券中除了国债和金融债具有政府信用外，持有的企业债券中AAA级和AA级占比超过90%；股票投资以大盘蓝筹为主，具有长期持有价值；项目投资中，多为国家级或省级资金重点项目，AAA评级占比92%，近90%都有商业银行担保和其他增信安排。从这一点来说，保险资产质量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我向各位领导和专家介绍一下，保险资金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和服务“一带一路”的。在今年的两会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拓展保险资金以创新的方式来支持实体经济；在前几天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讲话中，都提到要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在国家重大项目、重大的工程和民生项目上，包括PPP等方面。今年5月4日，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和保监会都对保险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提出要求。从实践看，这些年保险资金终以支持实体经济和民生建设为己任，成为一个重要力量。
同时，今年4月27日，保监会也下发了《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专门对保险业服务、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综合性措施和操作性路线图。《指导意见》就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险支持体系，提出了三项内容，一是出口信用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二是创新保险产品服务，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三是创新资金运用方式，为“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投资重大项目、投资相关金融产品，开展境外投资。同时这个文件还提出推动保险业“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包括保险的服务网络、交流合作平台以及监管之间的互联互通。《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举措涵盖市场和监管，产品和投资，境内和境外等各个重要领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这么多年以来，保险资金是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呢？我们概括为“三四五”。“三”指的是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市场化原则，因为保险机构毕竟是商业机构，其资金运用是市场行为，在运作当中要遵循市场规律。二是商业化原则，因为保险资金属于负债性资金，对投资收益有着基本要求，就是资产负债匹配，投资收益要能够覆盖投资成本，并略有盈余，这样保险机构才能维持经营运转。同时，才能最大化的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也很注重社会效益，也很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三是“三性”统一，就是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有机统一，注重安全稳健。保险资金投资注重安全性第一，风控至上，追求投资收益。
“四”是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四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银行存款转化为银行贷款，对实体经济间接融资。到今年6月底，保险机构在银行存款2.16万亿元，成为商业银行长期贷款的重要资金来源。2万多亿元的存款中，近90%是长期协议存款。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购买债券和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实体经济直接融资，到6月底，保险机构持有债券和股票合计超过6万多亿元。第三种方式是与前面提到的另类投资直接相关的，是通过股权、债权和基金等对实体经济项目融资。截止目前，保险资金通过债权计划、股权计划、资产证券化和股权基金等方式，投资实体经济超过4万亿元。从我们协会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注册功能情况看，这么多年以来，累计注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超过700支，每一支产品背后都是一个项目或者一组项目，投资领域广泛涉及交通能源，环保市政，水务、物流，棚改、仓储、经济适用房，还包括医疗、健康，养老等。第四种方式是通过债券回购等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五”是指保险资产配置的五大领域，即衣、食、住、行、新。从保险角度而言，通过保险产品管理风险，解决人们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问题。而保险资金则是通过投资，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生活质量问题。未来的投资领域，要始终围绕这五大领域展开，紧贴民生需求和民生建设。同时还紧贴国际战略，最近几年保险资金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成效显著，截止2017年6月底，仅从项目融资情况看，保险资金投资“一带一路”6994亿元，绿色金融5976亿元，长江经济带2351亿元，棚户区改造1241亿元，京津冀协同发展1120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00亿元，成为支持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
接着，我再重点介绍保险资金支持“一带一路”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一带一路”相关的省份的投资规模将近7千亿元，主要包括交通、能源和不动产领域。主要涉及上海、浙江、广东、云南、甘肃等5个省市自治区。投资方式以债权为主，股权为辅，债权投资占到90%。我想谈一下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刚才几位领导和专家的观点，对我有很大启发。“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长期系统工程，也面临着环境复杂、风险因素多、不确定性大等问题。所以，一要稳扎稳打，要有规划有步骤，讲协同。我们在追求扩大国际影响的同时，也要注重实际经济效益。二是政府和企业要有合理的分工，政府要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投资的利益保障机制，要综合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手段保护好国内企业的利益；企业则要负责做好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防范，包括项目风险和管理风险。我们要始终明确，不是去撒钱，而是要去赚钱，要达到扩大国际影响力与实现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就保险资金而言，参与“一带一路”投资，也要坚持商业化与市场化运作，同时做到风控至上、安全第一、稳步推进与量力而行，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多元化与多方式投资。而且按照一个有规划的线路图来参与，具体而言：在初期阶段要重点投资支持国内的涉及“一带一路”的企业的项目，在中期阶段要与亚投行、丝路基金、中保投基金,以及央企和国企等合作，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第三个阶段在能力具备的条件下通过境外投资，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重大项目。
最后，我再就保险资金在支持实体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做个简单汇报，希望各位领导关注一下。一个是低利率环境下，保险投资也遇到收益低的难题，能否考虑参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给予保险资金贴息。我们测算，贴息10亿元可带动保险投资80-100亿元，有利于发挥险资期限长、规模大的优势；二是规范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契约精神。很多相关机构提出提前解约、降低合同利率或不按合同规定时间提款等不合理要求，极大损伤了保险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国土资源部门不允许保险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对不动产投资造成障碍；四是对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重复征税和税赋不公平问题，影响了项目投资的积极性。恳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关注并呼吁一下。
钱龙海：以债券市场为载体，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
大家下午好！十分感谢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交流机会，感谢伊利集团的热情接待，特别是上午潘刚董事长在我们参观伊利集团时所做的精彩介绍与总结，让我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探索感受颇深。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伊利集团已经成为一个跨国公司，所以在这里谈“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合适。刚才各位专家讲得非常充分，领导也做了全面总结。下面我从资本市场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创业是一家证券公司，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从事资本市场业务，专注于为企业提供投融资金融服务。过去，证券行业更多局限于沪深交易所的业务，这几年伴随着金融创新，证券公司业务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显著拓展，从投行、资产管理、经纪业务到私募股权基金等业务都有很好的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重要举措。经过30年发展，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如何往前走，通过调结构和供给侧改革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然提上议事日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与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必然要走的路。正如刚才各位领导提到的，这是一个长期愿望，但是短期之内中国要脚踏实地。
过去我们国家是一个资本输入的国家，这几年开始已经变成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个资源配置优化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资本市场服务“一带一路”的角度出发，首先要谈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2013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尤其是2016年人民币正式进入SDR，成为SDR占10%权重的一种货币，这标志着人民币已经被国际经济体普遍接受。随着我国成为第一个贸易体，贸易结算额越来越大，建设人民币金融市场已经迫在眉睫。
以债券市场为载体，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中，怎样脚踏实地地把中国债券市场做好，这是一件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事情，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通过发展债券市场，一方面让海外的优秀企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企业来国内发行熊猫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通过在国际资本上发行债券融资来降低成本，引进来也走出去，这是一个具体重大意义的举措。
中国债券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的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流通市值共计59万亿，超越股票市场30万亿的流通市值，从规模角度来看，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债券市场进行的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已经超过15%，债券市场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和GDP相比、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债券市场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6%，不及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更是远低于日本、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占比水平，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依然有很大上升空间。按照2020年债券市场余额占GDP比例将提高至100%左右，以未来几年GDP增速保持6.5%计算，届时债券市场规模将达93万亿元，几乎翻番。债券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起到重要推手和载体功能，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十年仍将是债券市场的黄金发展时期。
过去十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增长了九倍，在存量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2013年以来，人民银行放开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可以直接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限制；2015年放开对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基金三类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的投资限制；2017年6月16日，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公告宣布，内地与香港将开展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并优先开展“北向通”以满足现阶段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债券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逐步成为国际投资者重要的投资市场。
那么以债券市场为载体，怎样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发展？
一、企业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企业利用债券进行融资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方面，和贷款融资相比，债券融资显著降低企业短期偿债压力。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方式往往偿还期限更长。我们从2016年非金融企业发行债券的期限安排上看，1年期以内的占比38%，其次为4至5年期，占比28%，再次为2至3年期，占比18%。总体来看，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债券以5年期以内占主导，各个期限的债券构成比例比较合理。同时，相对于银行贷款的形式往往更集中在一年之内，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的方式往往偿还期限更长从而能够给企业带来更稳定的现金流。
另一方面，债券比银行贷款更具有流动性，债券融资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银行在发放贷款之后，贷款就放在资产负债表里不动，风险也就沉淀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因为缺乏流动性的特征，银行无法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也及时察觉、处置企业贷款质量的变化。从债券投资者角度来看，不仅可以在根据市场的交易情况及时识别风险，在风险发生后也可以以折价的方式将债券出售给拥有更高处置能力的机构，处置的方式和效率大幅上升。从融资企业角度来看，债券融资享受流动性溢价，融资成本显著低于银行贷款。
二、促进债券市场开放，能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需求
2016年至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在10.6万亿美元以上，我国已经在提供多元化融资途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仍然安排无法充分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约有8.5万亿美元的闲置资金在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怎样通过发挥债券市场功能，设计产品来吸引这8.5万亿美元的闲置资金，为我们“一带一路”的项目来提供支持，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通过发展债券市场，使用市场化的方式，识别不同企业信用风险的状况，并实现风险定价，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既提升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需求。
具体我们可以通过两方面开展。
一方面是发展熊猫债，为境外主体打造人民币计价的融资市场。熊猫债发行从2015年以来迅速发展，去年开始已经超过了一千亿，越来越多的境外发行人完成了熊猫债的发行，对于境外融资主体而言，中国债券市场高达8.5万亿美元的存量规模是极少数能够满足其大规模融资需求的债券市场之一，希望借助发行熊猫债进入中国这个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的国际发行人数目正日益增多，说明境内投资者对境外机构在国内发展人民币市场发行债券有很大投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波兰政府去年在境内发了30亿熊猫债，成为首个在我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的“一带一路”沿线主权政府发行人。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也在我们国内发行熊猫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样本。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面向海外市场进行融资。融资场所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可以是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计价货币可以是人民币债券，也可以是外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路径和方式，从融资方角度，国内企业的融资主要来源自国内金融机构，出于丰富融资来源、降低流动性风险以及防范汇率风险的目的，面向境外机构进行融资具有重大意义；从投资方角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事的多为跨境项目，相关项目的背景、运营和财务前景更容易为境外投资机构所熟悉和接受。
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债券市场，通过不断完善境内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和发展离岸的人民币市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好的融资支持。
三、以债券市场为载体，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
最近债券通的推出进一步为国际投资者进入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扫除障碍，也为境外人民币回流提供了通道，从而为人民币流动形成一个闭环，出去再循环回来。这些都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也密不可分，“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和手段。
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必须经过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这几个阶段。目前，我们应该处在已经顺利过了贸易货币这一关的阶段，但由于现时全球贸易的增长持续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以贸易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力量在减弱。在人民币国际化继续推进发展成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进程中，债券市场就是非常重要的载体。相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风险较小，流动性较强，能够同时满足一般境外机构购买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以及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债券的融资需求，从而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核心政策目标，其中，货币流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基建、资源、贸易等方面的合作都离不开货币流通，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逐步巩固和加深区域之间的货币流通，成为其他“四通”的基础和保障。
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催生出更广泛的人民币跨境使用需求，这种内在需求必将有助于扩大人民币流通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相信人民币国际化，也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经济治理中主要角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路径！
平凡：我留学过英国，后来曾经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论坛顾问，中阿青年企业家峰会的召集人，走访过沙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联酋等国家。有一点体会和感受，很愿意和诸位老师分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50人的论坛上发言，我可能是我们50人里最年轻的一个，所以我还是挺紧张的。
第一个，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我们中方很多企业走出去以后，追求的一味低价中标。其实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里面，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分割好的，互相之间是不竞争的，因为它有很多时候是这个家族或者企业的代表，和另外的家族和企业尽量区别，不愿意搞恶性竞争，这样分割利益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而我们中国企业去了以后，互相砍价互相杀，杀到最后我们很难保证有自己有足够的利益，而且这种情况下海外的项目基本没有容错空间。
第二个，要注意很多国家在这个区域里头，是血亲为先的政策，也就是种族为先，比如在沙特这个地方包括中东地区，原来没有国家，70年代以后又划出来的，所以这个里头非常多的这种种族的问题，包括叙利亚问题为什么这么难解决，其实里面很多是种族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个跟我们平时在欧美环境完全不一样，其实中亚有很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它原来是游牧民族。
另外我们以前在谈到走出去的时候，希望把产能输出，而我觉得人的习惯应该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在民用方面让他们用上好的技术，好的产品，用惯了好的东西，就不怕他们再换其他国家的东西了。同时优良的品牌也树立起来了。
第四个是注意和当地社会的互动，我们不止是在卖产品卖服务，更是在卖品牌卖信用收人心，把中国的梦带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正所谓攻心为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注意从我们现在一带一路走出去，一定要把大数据策略当作基础建设来抓，现在我们比较注重桥梁、公路、高铁等，硬的基础设施，但是信誉品牌和数据，是软基础设施。这关乎未来我们商业模式的进化，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步以后，熟悉了当地的情况以后，这些数据会带来商业模式的进化。我们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大数据正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远虑问题。
另外不要把中国形成了定式的一些习惯，强加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因为这个文化和方法很不一样，要大力培养和使用对当地情况和国内都了解的人才，充分尊重利用当地经验来发展，肯定就事半功倍。
我们这几年由于小留学生很多，像我这种从高中就到英国去的，从高中就到德国，到法国去，因为他跟当地的文化融合，他能融会贯通。我们过去很多留学生，出去以后主要做科研，他很难和当地非常紧密的衔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人其实是比原来多很多，这个时候做一带一路的发展，是非常有这种“人和”的。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一定注重文化融合的概念，因为我们要么文化冲突，要么文化融合，而我们以前的丝绸之路成功就在于我们是文化融合而不是文化冲突。输出去有时代先进性的文艺作品。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文艺作品是在一带一路国家非常流行，这些东西会带来一些中国的流行的元素和潮流，让他们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产生融合和向往。还有一个就是基础教育的互动，这样才能做到润物细无声，比如组织他们到我们夏令营，跟我们学生在一起，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在文化融合能力上是超强的，所以在这一块儿一定要注意文化融合的概念。我们留学生走出去回来以后，对这个去过的这个国家，带有一定的亲切感。同时他们到我们这儿再回去也带有亲切感，越小越容易改变，越大越难改变。所以要在基础教育方面也注意一下。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点感受。
潘仲光：我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高尔夫球竞赛，一件是柔软电路显示屏。
大家都知道，在高尔夫球竞赛方面欧美国家是输出强国。在中国，还没有进入正规化。从格局上来分，现在有五大职业巡回赛，第一是美国职业巡回赛，始于1955年；第二是日本；欧洲于1975年开始；1999年韩国开始。我是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副主席， 2009年我们成立了女子职业巡回赛。这些巡回赛发展很迅速，尤其是在亚洲。
为什么亚洲会发展那么快呢？有一个现象，欧美国家男子选手比较强，所以男子比赛收视率高。但是在亚洲，高尔夫女子赛事的收视率是男子的三倍。所以不管在日本还是在韩国，更多人希望看到女子赛事，在亚洲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中国巡回赛有一部分参赛选手不是中国籍，国内选手约占60%，另外40%来自亚洲其他诸国，多数为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也有。这也给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创造了一个机会。
我为中国高尔夫在2016年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奥委会规定每个国家只能派两名选手参加高尔夫项目，但因为我们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三支代表队，所以总共去了五位选手。中国大陆女子高尔夫选手冯姗姗，获得到了个人项目铜牌；另外一个大陆选手林希妤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奥运会高尔夫赛场上拿到一杆进洞的中国人，所以这两位都创造了历史。中国的高尔夫已经走出去，近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举办海峡两岸的高尔夫竞赛；2015年开始与澳大利亚联合办赛事；今年分别和泰国、香港合办。经过中国巡回赛的锤炼，泰国选手的水平迅速成长，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泰国选手，之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多是韩国选手。
在亚洲，因为缅甸曾经是英联邦德统治，所以有许多高尔夫球场，其中有很多的公众球场（政府投资的球场），所以打一场球只要人民币5元。菲律宾是高尔夫渡假圣地，是菲律宾GDP主要的来源。越南、印度尼西亚现在发展速度也比较快，特朗普最近在巴厘岛买了一座当地最好的球场。
现在美国也看到亚洲女子竞赛的收视率高，因此正规划在亚洲成立一个巡回赛，统一亚洲各国的女子高尔夫竞赛。所以我建议，中国应该有长远战略。目前国家体育总局考虑的都是管办分离，没有考虑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也希望国家的相关领导，能和体育总局在这方面有一些比较长远的战略，体育文化一定是中国快速融入其他国家的一种方式。
我再讲一下柔软电路显示屏。在25年前，我到中国投资，在福州市的福清，习主席当时任市委书记。我在福清投资的工厂叫冠捷，做电脑显示器。那个时代的电脑显示器是真空管，到了2000年之后，平板显示开始变成主流。但我认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技术还不成熟，而且有很多缺陷，大部分专利在日本和韩国手上。所以那时候我决定退出，把冠捷卖给京东方和中国电子。我回到母校——卡耐基梅隆，准备做下一代可卷的显示屏，我认为显示器的工艺要改变。2005年我到美国匹兹堡卡耐基梅隆，和以前的一位教授，加上平板显示的发明人，一起成立了一家研发公司，我们发明了一种做法：丝网印刷（我取的名字）。我认为未来的世界，所有的电器、电脑不应该在一个手机里，柔软电路未来是印刷而成的，它可以印在我们衣服里、桌子上、窗帘上。未来网络、办公、通讯都应该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实现，不需要再有额外用一个盒子来做沟通、处理事情。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用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电路。6年前，我们已经有36种专利通过审核。
奥巴马也认为这种属于加法生产。有些人说，目前还看不清楚未来的生产技术要怎么样晋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美国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开始积极发展加法生产，关于加法生产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3D打印机。但其实加法生产有很多种，我们发明的丝网印刷就是其中一种。加法生产的好处就像网络，把大型的交易变成虚拟化，把生产变成个人化，以后大家都可以在家里生产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加入了加法生产这个协会，当美国总统了解到后，将加法生产英文AM，改成America Made，就是美国制造，可见美国重视度之高。加法生产研发中心就在卡耐基梅隆的匹兹堡，美国通用电器也在那里。
现在可卷显示屏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很不理想。中国有5家企业涉及：京东方已经在四个地方建厂，都是地方政府出资，但是全部没有办法生产；TCL在深圳、武汉研发，也生产不出来；天马也生产不出来；清华的维信诺的国显也生产不出来；上海在金山区成立了和辉光电也生产不出来。这已经历时五年了。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韩国三星的做法。当初三星的专利全都是从美国柯达和台湾同宝购买，买了以后量产，因为三星资金雄厚。我们中国政府或者企业并没有这样的支持，都是带着后端需要去追赶三星行业垄断，这个时候每个城市都在乱砸钱，但实际上并没有效果。
我们利用丝网印刷，在2010年就研发出了显示屏，是三级管的性能，但是因为国内企业只买现成的，不自己研发，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这几年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市场，在美国，医疗、航空航天、军事等领域植入。因为医疗、航空、飞弹或者潜水艇，他们的外围是弯曲的，所以你不可以有硬梆梆的电路板，必须是一种柔软的、可弯曲的。下一代的量子计算机就是我们在做，并且已经做出了一些样品。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相关领导也可以支持一下该技术。因为它是加法生产，厚度只有55微米的柔软印刷。因为它是加法生产，我们可以在亚洲各个国家去设工厂，制造出来的零件再供给中国，这也是一种一带一路的做法。谢谢！
周远志：首先感谢伊利集团的潘总和各位朋友，今天上午的参观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在这里，我主要想针对一带一路，谈一谈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在践行一带一路过程中的感受和正在做的一些工作。
作为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我们很早就提出，假设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1.0版本，那么一带一路就是我们进行经济全球化的2.0版本。只不过这次是我们主动走出去，参与规则再制定和资源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完成从生产消费品（consumer goods）到生产资本品（capital goods）的转变。
新意资本近几年主要专注一件事，即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联合产业方参与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牵头联合科技型企业在海外寻找新的技术！
众所周知，美国、以色列、英国、日本、德国在航空、生物、新材料、信息科技等领域强悍无比，可是这些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出让自己的核心科技。但实际上，上述领域细分行业的顶尖科技并不都集中于这些国家，我们的团队调研发现，在某些行业，不太起眼的小国更容易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具有深厚工业基础的北欧和中东欧国家。比如立陶宛，它们的激光技术非常发达，200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就使用了他们生产的皮秒激光设备对火星进行生命课题研究，行业发展最高峰时，国际上十分之一的高端激光器都来自这个国家。比如捷克，德国以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却有许多数控机床品牌在捷克代工生产，而捷克每年生产的数控机床产品有28.38%出口至德国，可见捷克的机械制造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再比如爱沙尼亚，九十年代前还是一穷二白，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成长为科技信息大国，是全球首个让小学生学习编写程序语言的国家，首都塔林更被称为欧洲硅谷，skype、Kazaa等知名科技企业的核心开发人员大多来自那里。而在传统的养猪行业，丹麦则是全世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以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和高效率著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小国家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对立情绪也不如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明显，而中国又是每个国家孜孜追求的巨大市场，大家更容易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找到契合点。
另外我们还发现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学，校内一般都设立了一个技术转让中心，国内高校近年也开始有了，但是做得还不成熟。这些欧美高校的技术转让中心面对技术走出去是比较开放的，不会像许多成熟的企业那样带着防御的心态。他们对技术转让的规则制定得很清楚，包括校方占比，发明者占比以及投资以后企业占比。世界上许多高科技产品最初的技术积累就来自于这些知名高校，比如谷歌的搜索引擎技术就源自于斯坦福，去年炒得火热的亚马逊无人送货机核心技术来自于剑桥，世界上最优秀的救援机器人—Atlas则背靠MIT的实验室。结合国内扎实的教育基础，我们高校的技术转让中心一旦建立成熟，相信未来会逐步显出我们的优势。
因此，近年我们会陆续发起专项基金，联合具备一定实力的数控机床生产商、半导体制造商以及整车厂，到北欧、中东欧去收购上述企业产业链内部可应用的科技，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我们也会协助这些企业寻找机会参与欧美知名高校的技术转让，再将这些技术和运营经验引回国内，完善企业的产业链建设，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在近年来一直做的工作，我们也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会有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周健工：我是媒体人，刚才李扬老师谈到“一带一路”公共品的供给的事，我想到有一点挺重要的，就是准确的财经信息的提供者。刚才曹老师也说“一带一路”到现在最大的受益者是学者，我觉得可能这个要加上记者，我们第一财经的记者在这方面写了很多的文章，赚了不少稿费，我们还很多文章被一些出版社看上了，我们最近还要出一本关于“一带一路”的书，需要的我也可以寄给大家。
刚才听过之后，其实我想媒体和智库在国际化过程中非常重要。你看第一轮全球化，以英美为代表的，媒体是覆盖全球的，包括殖民地时代，后来从发达国家到落后的国家，其实它的媒体全部覆盖，财经信息服务覆盖全球的新兴市场。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做得还不够。我们跟国家网信办也有交流，对中国的财经媒体在话语权、信息服务等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们第一财经有自己的一个智库，我们在海外也有自己的记者。另外我们推出了自己的英文版的新媒体。刚才听几位老师发言之后，我在想我们海外记者都是在伦敦、纽约、华盛顿，硅谷、东京、香港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但是未来也许在“一带一路”上，我们也应该报道，做一些布局，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我读过一些欧美知名的记者写的关于中亚博弈、非洲探险、中东冲突的著作，非常深入，非常精彩，中国记者这在方面写的非常少。
第二点，中国在全球化方面智库和高等教育方面还应该加强。因为我在美国做过一年智库，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另外我自己也读过两所国际关系的学院，一个是北大国关学院，中国最好的，另外就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是美国最好的，我一对比这个教育体系我感觉中国是比较欠缺的。SAIS任何两届学生里面，大概要包括了全球70个国家的学生，它要求每个学生必须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且必须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而且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军队、NGO，也包括企业的精英也在学习，有各种各样的项目，覆盖各个国家的全方位的。所以这个全球化是在人和人的接触过程中实现的。全球化的路径，其实可以有很多很多，我们刚才谈到很多国家的行为，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我们今天也要关注，第一个我们国家在国际化的政策上，远远落后于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的实践，其实你如果去深圳你可以看到无数的企业，他们在10年前甚至15年前已经在国际化上，已经做得非常深了，不管在非洲卖手机也好，还是在中东为当地开发一些电子产品，甚至建立一些商贸城也好，其实这个民营企业在适应当地市场的时候，他们做得非常好，也非常创新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关注中国在互联网上实现“一带一路”，已经做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全球的最好的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工具，很多都是中国的公司开发，很小的技术团队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他们开发一个产品，一出来就是全球化的。还有比如最近出现新的浪潮，我接触风投很多人，如果中国的风投出去投一家公司，和美国投一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很有信心，我们比美国做得更好。所以在互联网这块儿，风投包括中国模式的输出，中国的创业者主动到海外创业，包括在风投出去收购海外的初创公司，包括去海外中国的这种孵化的模式，也已经输出在海外的。我这次去深圳，有朋友在搞一家创新中心，他们已经把他们的孵化模式，输入到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这些都应该纳入我们的“一带一路”和全球化。
还有一点我最后说，中国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海外的朋友来中国创业，我们第一财经今年评选了中国最佳国际创业者奖项，居然有近百家公司报名，我们选了20个，其中很多人他们在帮助中国做国际化的工作，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游戏出去，都说中国的文化产品很难出去，但中国的游戏产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现在很多外国的创业者，来中国就是把中国的游戏变成西班牙语，变成英语，变成阿拉伯语，变成许多语种输入到全世界各地，这个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创新模式。还有许多中国的好的产品好的服务，都在向海外输出，这些到海外输出，不是中国人干的，是老外来中国创初创公司，成功之后又向全球输出。
所以“一带一路”其实它给人非常丰富的想象，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些创新的模式，让我们“一带一路”走一些捷径，少付出一些代价。
刘光超：一带一路实际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要在现有基础说进一步建立新的秩序和规则，以及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在这里面有一二三需要解决，我觉得是比较困惑我的，而且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要建立一套新的规则，要在现有的国际治理的体系下面，建立新的规则，或者建立区域化的规则，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需要有两个改变，一个是从单方单边或者单级向多级，中国是主导方没问题，可能要更多参与。另外从重构要向融合发展，不然的话我们也许会碰到一些阻力，但这里面规则最重要的是贸易，投资和金融三方面规则。
第二有两个基本的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要解决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之间的边界，我一直感觉大家在谈的时候，有时候经常把国家战略视为自己的企业战略，实际上这里面有边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企业没办法往前冲。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表面信息和深度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我来自于律师行业，但是我们行业也在做国别的法律问题的报告。但是我们感觉，我们一方面是表面的，一方面是滞后的。我也看了很多有些风险的报告，跟有的地方的一些企业家聊的时候，他说你们不懂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问题不解决，可能也是一个大的障碍。
另外一个机制需要建立，一个是对话机制，实际我们5月份搞论坛就是建立对话机制，但是还要解决一个机制是软性治理的机制，硬性治理在一带一路里面可能不适合，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争端的解决机制。这种一带一路的合作，一定会有争端出现，出现之后怎么解决，现在在现有体制下，有一些解决方式。但我注意到我们有些国家没有进入到我们解决的这些方式的体系，甚至有些成员国都不是那怎么办，就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这里面机制不建立，这个风险是巨大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这是我从企业家角度，如果从法律这个角度，这个可能比较微观，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这60几个国家，实际大家可以看到，发达的经济体只有12个，发展中是35个，17个正在转型，实际是相对落后。这几个特点很明显，比如说它的经济落后，经济落后的地方法律体系也好，争议解决，包括与国际接轨，它都是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那实际说对我们的投资，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有风险。另外这些地方很多处在政治敏感甚至战争地带，这也是对我们有风险。所以包括很浓厚的宗教和文化特点，我认为是对这60几个国家的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表述。对于企业家投资来说，它一定要有解决这种，要文化政治的冲突，要考虑经济安全要优于考虑经济利益，而且要特别注重建立各种法律外的沟通渠道。当时我们在蒙古做一个项目，也是代表中方，当时碰到一个很大的文化冲突，后面是通过领事馆的协调才解决的，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的私下沟通，它不是法律层面问题，另外可能对我们要面对争议解决的这种机制失灵，那么从一带一路具体的法律问题来看，这是基本逻辑。
现在我们纯从法律角度，抛开政治、文化、宗教的风险，比如有投资的限制，外汇的管制，环境的标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和税收体系以及争端解决，这七个是企业走出去很可能碰到的最大的七个法律方面的风险，这里面比如我们当时做葛洲坝对外一个项目的时候，在伊朗收购一个电厂，碰到一个很大的外汇问题，最后我们通过第三方来解决，把整个外汇，我们指定一个第三方货币它相对稳定，而且我们进行了双方共管的帐户，甚至让当地政府我们进行了担保，让他一定让我们限期能够优先让我们购汇等等。所以在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去解决我们现实的风险。
从法律人的角度，大家在今后合作过程中，一定要把法律机构想象是一个立体的，比如我们研究机构，现在很多研究机构解决的是信息的问题，我在很多层面，包括市场层面，它能解决我们净调，论证，以及架构设计，律师在这里面是国内国外两套体系。包括我们公正和见证机构，还有现在很多建立多元化的争议解决的指标，最后可能是一个司长的保障机构。所以这个我们各方面的机构，可能构成我们法律方面的机构的一个体系。
最后我强调一点，跟律师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里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一个专业服务人员，可能更多是一个资源整合，因为我们也有国际业务部，而且国际业务部资源都不足，我们也参加的很多项目，但是不能完全解决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专业，我们一定要建立合作体系。当然每一个国家，它的整个法律背景不一样，所以每一项决策都是一个综合的，法律只是其中一方面。
段永基：第一，王小兰因为要赶飞机，刚才提前走了，委托我把她的意见说一下。有两项内容：一是很多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已经走出去，最典型是小米，它在印度销售额年增长328%，是印度第二大供应商；同方威视的产品已经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威集团以技术、市场、资本相融合，在多个行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二是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发起的“藤蔓计划”，通过让国际留学生人才在中关村企业实习和接受培训，促使中国科技创新的种子如藤蔓一样在“一带一路”国家延伸生长，为这些企业在 “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市场提供国际人才支撑。
第二，谈一下我的观点。四通在发展过程中也屡受挫折，1987年在美国设立分公司失败，1994年在澳大利亚上市失败，因为要真正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法律以及管理理念是很难的。举一个例子，我们曾在澳洲投资一个公司，CFO是澳洲人，后来因为相处不愉快，他就辞职了。之后他没有找到工作，过了一年多，我接到当地法院的一份判决，他以工作气氛不好、被迫辞职为由，要求我们赔偿他的精神损失费。过了两天一家保险公司来了，说你们上过保险，这笔钱由我们赔，但是你们得配合我们打官司，我说可以。打官司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个人提供了很多之前的工作邮件，特别是在与我的部下交流过程的一些不愉快的邮件。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后来我的香港秘书拿出了证据。因为我不懂英文，那个CFO发来的邮件，我都交给秘书翻译后再以中文回复，这个秘书是香港人，他有留存邮件的习惯。 我们这些邮件提交给法院后，法院判决和解，我们向对方赔偿17.8万。我很生气，觉得不合理，后来保险公司说还是同意和解吧，否则打官司要支付120万的律师费。从这件事旧可以看出，国外的法律、文化跟我国有很大差别，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第三，关于本次会议的总结。在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在隆国强、夏斌、曹远征、李扬四位专家和企业家理事的积极参与下，由伊利集团承办的第一次以论坛企业家理事为主体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在此对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个模式应该坚持下去，企业家来自市场经济的前沿，他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思考，为专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素材。
我宣布，本次会议闭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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