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和市场化》（1）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政策

        依据人们的经验,工资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是同步的。据统计,除l983年和1987年两年外,其他年份的工资增长率(银行工资性支出增长率)和零售物价上涨率都是一致的。如果今年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率高过去年的水平,那么零售物价上涨率很可能会回升。
　　用以上讨论的几种变量关系来判断推测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服务总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我们使用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只反映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零售物价变化,不反映服务价格的变化。第二,零售物价变化方向和幅度与批发物价变化的方向和幅度一般说来是一致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第三,前面使用的零售物价上涨率是一年内累计上涨率,并不是当年净上涨率(年末价格水平与年初价格水平的差率),而其他相关变量则往往是年末与年初比较数字。第四,我国处于价格改革的特殊时期,由于补贴暗翻明而导致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没有关系。
　　必须指出,尽管前面几种指标与物价上涨率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真正直接与通货膨胀相关的是有效需求的变化。不难理解,当有效总需求增长加速时,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加大,当有效总需求接近和超过总供给时,则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目前运行机制中深深地包藏着导致有效总需求膨胀的因素。换言之,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隐患植根于现行经济体制。-方面,工资和个人收入的上升,生产经营费用的上升在目前的体制下几乎是难以控制的,这会从成本方面推动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家继续包揽着大量的应当由企业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既不能淘汰落后又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财政和信贷规模不能不发生超量扩张,这会从需求方面拉动通货膨胀。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现在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抵制膨胀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l)居民作为消费主体和储蓄主体,其硬预算约束的特性决定了它一方面要抵制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另一方面要抵制资金价格的下降;(2)企业数量庞大且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这种格局导致了竞争压力的存在和发展,抑制了通货膨胀倾向。当政策环境有利于前一种力量时,通货膨胀就会加剧;当政策环境有利于后一种力量时,通货膨胀就会减弱,但是,前一种力量的消除取决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政策调整。只要目前的体制状况不改变,膨胀就有爆发的可能,政策环境就有逆转的可能。尽管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疲软,但是只要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政策不对头,便可能导致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涨,因为通货膨胀本质上具有扩散效应和加速功能。

在启动有效需求中防止通货膨胀

　　199l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应当是一方面启动有效总需求,另一方面防止通货膨胀迅速回升。不启动有效需求,国民经济会陷人停滞,通货膨胀最终也难以避免,但是不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又可能恢复增长膨胀。
　　据研究分析,仅就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如下看法和建议:
　　l、启动有效需求要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人手,以投资规模扩大带动经济规模扩大和消费规模扩大。直接启动消费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从短期来看政策不可能直接影响消费,从中长期来看政策也不应该鼓励消费。不应当放松对工资和个人收入增长的控制,相反应当加强这类控制。对社会集团购买力的限制不能继续放松,但是对于专控商品的价格和税收应当有所调整,以扩大民间购买者的范围。财政支出增加要优先考虑教育和科技,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最有利于经济增长。
　　2、启动投资既要注意总量又要控制结构。今年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5000亿元,占计划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6.5%,大大低于l987年和l988年32.l%的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七五”期间平均的投资率水平(29%左右)。在消费率(总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大可能上升的情况下,投资率应当而且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只有在保证投资方向和结构合理的前提下这才是安全的。如果不分轻重缓急不分长线短线一涌而上,投资规模就会失控。因此,投资规模的扩大,必须以基础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以短线行业为主,以大项目为主,控制的重点是一般加工业项目和小项目。
　　3、增加投资和控制规模都要更积极地使用金融手段。我国目前的总储蓄每年可以提供6000亿元的投资资金。问题在于大量的银行资金以流动资金贷款的形式转变为新增库存。近年来,银行贷款中实际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大大超过计划。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银行从自身的角度看,不愿意增加固定资产贷款(特别是不愿意按指令性计划指定项目贷),不愿意替国家和企业多发行债券,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运转,最终也损害了本部门的利益(企业占压流动资金,不还利息)。应当采取的措施是:(l)扩大政府和企业债券的发行,开辟更多的销售渠道;(2)中央银行试办公开市场业务,吞吐调剂国家债券;(3)对专业银行统一规定,新吸收的存款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用于指定行业(但不指定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或购买其投资债券;(4)财政要增加贴息基金,减少投资拨款支出,以此诱导更多金融资金集中投向政策倾斜部门。
　　4、信贷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必须把压缩流动资金占压作为明确的目标之一。长期以来,流动资金贷受到优先照顾,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是“先生产后建设”。当投资规模超出社会储蓄规模,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被挖去搞固定资产投资时,政策手段必须制止这种倾向。但是,当存在着大量资金被新增库存占压的情况时,这意味着本来应当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储蓄被过量的流动资金吞没了,政策取向应当是鼓励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个经济体系效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不断减少新增库存,甚至缩小总库存规模。另一方面,目前大量贷款用于支待生产销售不出去的商品,实际上在加剧着供求结构矛盾,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因为这些生产的费用已经转化为收入,分配给社会各利益主体,这些收入会转化为一定数量的有效需求。有鉴于此,必须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尽量压缩流动资金贷款规模。利率调整,可适当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率,但不应降低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有一种模糊认识,以为减少流动资金贷款会导致生产萎缩,因为现在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要求还不能完全满足。问题的关键在于,固定资产资金可以替代一部分流动资金,增加固定资产贷款,就会启动有效需求,产品积压就会减少,资金周转也就加快,这样就减少了要求银行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数量。结构上当然会出现某些产品生产的减少,但是另一些产品生产将增加,这正好符合我们按社会需要调整结构的目的。如果固定资产贷款增加而流动资金贷款并不能相应压缩,那么经济就会面临膨胀的危险。
　　5、巩固和提高储蓄率是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关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是最严重的不利因素,我国居民储蓄倾向很强,总储蓄率也较高,这是十分难得的有利条件,必须倍加珍惜,充分利用。短期来看,扩大投资规模而不导致总需求膨胀,归根到底要求储蓄率不能下降。
　　6、尽一切可能强化企业的竞争性。竞争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小。今年应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外贸、外汇等政策领域,围绕推动企业竞争,进一步理顺关系,消除障碍。大力发展企业集团,鼓励联合兼并,同时要注意防止形成垄断。抓紧研究统配煤矿、油田、石化等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部门如何改组体制,增强压力。财政税收应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创造便利条件,尽可能地消除地区部门的阻隔。价格改革要积极主动,工业消费品价格应尽快全部放开,粮油价格倒挂也要着手解决,-部分原材料价格“并轨”也并非不可能。为推动结构调整,中央和地方都应设立一个企业破产保险基金,有重点地对一些最落后的企业实施破产,以取代目前给补贴或“安定贷款”的做法。
　　注：*本文是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写于I991年初。

走出经济困境的战略抉择*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研究,关于走出目前经济困境的政策意见日益明确为两大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当前经济困难概源于有效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因此走出因境就是启动市场,恢复增长速度,速度上来了,利税指标和财政状况都会自然改善。第二种思路与之相反,其理由是:市场疲软带来了经济界多年盼望的“宽松环境”,不能“叶公好龙”,而应继续压住增长速度,抓紧时间调整结构,出台改革,提高效益。
　　这两种思路可谓针尖对麦芒。然而,它们各自强调的重点并非不可能兼顾,事实上它们是互为条件的。我们主张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即把启动市场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把加快改革与持续增长结合起来。这可以称之为第三种思路。这样一个显得不偏不倚、两全其美的思路很可能受到人们本能的怀疑。而在我们看来,第三种思路之所以为最佳选择,首先不在于它符合愿望和理想,而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舍此别无他途。我们的分析将证明,无论第一种思路还是第二种思路,实际上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因而是不可行的。只有第三种思路才能统筹兼顾近期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

我们究竟面临什么样的经济态势?

　　上述三种思路分歧的根源是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不同,对经济困境的理解不同。因此认清形势至为关键。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事实考察起。 根据众所周知的统计资抖,我国经济1989年从l988年的过热状态急剧转入一种冷凝状态,有效总需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出口三项组成)萎缩,与同期总供给形成巨大差额,表现为前所未见的巨额流动资产积累(即新增社会库存也称为非意愿投资)。l989年第四季度,我们采取贯用的办法注人l200多亿元贷款以扭转经济滑坡,工业生产有所回升,但是市场销售并无好转,结果只是增加了更多库存。强制商业和物资流通部门增加收购,也无济于事。l990年开始放松社会集团消费控制,鼓励固定资产投资,然而实际的有效总需求并无多大增长,结果又基本重复了新增高额库存的局面。直到今年头两个月,工业生产虽然增长l6.4%,而产成品库存增长l6.2%,基本同步,市场销售按不变价计算只比l989年同期有微弱增长。
　　第一个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有效总需求为什么会从过度旺盛急剧变为过度疲软。
　　 通常的解释是“紧缩政策”。但是实际上l988年9月开始的治理整顿措施,只是对社会集团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直接的作用,占有效总需求70%左右的居民消费和出口并未受到多少限制。如果说曾经一度试图削减出口规模的话,那也是因为当时国内市场需求过旺所导致的。显然,居民消费需求的收缩是有效总需求疲软的关键。 居民消费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l)居民一般商品性消费;(2)居民水电煤气消费;(3)居民自给产品性消费;(4)居民服务性消费。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后三项居民消费曾经出现过实际减少,相反很可能是持续增长着的。只有第(l)项,即通常统计的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此一现象为改革以来所从未发生。人们注意到两个重要因素。(l)利率猛力提高,储蓄受到刺激;(2)收入预期不佳,居民偏向克俭。这两个因素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利率对消费和储蓄并没有特别大的调节作用,收入预期不佳也不会显著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况且居民收入总体而言从未出现下降,只是放慢增长速度而己。这两个因素的真正作用是先导性的,即引发了居民消费长期孕含累积的内在矛盾。
　　我国居民消费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严重偏离国际常态的结构失衡。在人均GNP处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水平的条件下,-方面食品、衣着、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的消费过分超前,另一方面交通、通讯、教育、文化、旅游,以及其他大多数服务性消费又极其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目前人均食物热值供应量为2700大卡左右,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l988年人均GNPl380美元)的平均水平,与曰本、香港70年代初期和南朝鲜、新加坡70年代后期的水平差不多。我国居民的衣着、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的平均消费量或普及率也接近或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l988年人均GNPl930美元)的平均水平,个别方面（例如彩电在城市的普及率）甚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l990年全国最落后的省会城市拉萨的彩电普及率为88%,超过了法国的全国平均水平)。作为旁证,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新生婴儿缺重率等指标都接近发达国家而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在交通方面,我国人均流动率大约为600公里/年左右,而印度这个公认为经济水平大大落后于中国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流动率为900公里/年以上。我国居民家庭基本上没有小汽车,不仅与中等收入国家无法相比，即使与低收入国家也无法相比。在通讯方面,我国每百人拥有电话到目前仅1.l部,低于非洲的普及水平。在教育方面,我国中等学校入学率1987年为43%,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9%。我国大学入学率为2%,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6%,印度早在1965年就达到5%。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准差别很大,消费的结构排序也极不相同,这就导致了某些消费品在城市饱和之后转人农村的巨大因难。居民消费结构固然和一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地理气候、文化传统等等非经济因素有关,但是如此独特的结构无论如何不是上述因素所能解释的。
　　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消费结构势必不可能永久维待下去,其矛盾在l989年的紧缩政策环境下终于爆发出来。值得研究的是在此之前它为什么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为什么1988年还出现了居民商品消费的高潮期。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原因。(l)城镇居民的长期消费国家和企业包揽太多,基本消费品国家实行补贴,事实上是鼓励增加消费;(2)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长期发展滞后,相对应的服务供给不足;(3)居民收入连续多年以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增长;(4)松驰的宏观政策取向导致通货膨胀,引发消费者恐慌,居民出于保值的心理提前购买非当时需要的消费品;(5)居民对消费品生产总量情况不了解,习惯于传统的购买和预防心理,在应付市场波动方面缺乏经验;(6)社会集团消费急剧膨胀,以公款供私人消费现象严重泛滥,如此等等。实施治理整顿之后,上述因素程度不同都有变化,但最重要的是,消费品价格的猛烈上涨,-方面带动了生产供给的超常扩张,另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为抑制购买热潮的巨大障碍,而储蓄存款利率的大幅度上调又开辟了另一条剩余收入的有利出路,于是居民消费需求便迅速松驰下来。
　　第二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当主要政策取向转变之后,为什么有效总需求仍然一反过去多年之常态而没有如期反弹。
　　在有效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中,出口始终保待着旺盛的增长势头。l990年初放松对社会集团购买的严格控制之后,社会集团消费也呈现猛烈的回升趋向。但是居民商品性消费l990年实际继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也几乎没有增长。后两大项的停滞奠定了整个有效总需求的继续疲软状态。
　　居民商品性消费在利率连续两次下调和居民收入恢复了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增长(l990年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以上,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l%)之后,没有出现实质上升,充分说明了利率和收入预期对消费影响的暂时性和有限性。问题显然在于,恢复正常的消费环境之后,结构矛盾便继续发挥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住房改革的重新起步,福利制度改革的與论大作,一些消费品价格的上调,等等因素进一步加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
　　固定资产投资在年初放松控制,鼓励技改,随后追加重点建设贷款,追加总投资计划规模,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多大增长。1990年国营经济的投资较上年有显著上升,而过去增长最快的集体和个人投资却继续下滑。症结何在?从企业来看,产品普遍滞销,预期的投资收益率极为不佳,因此无法确定有利的投资方面,有钱的企业也倾向于等等看,1990年企业新增存款达913亿元,是近些年从未有过的。从个人来着,生产性经营性投资同样受到预期收益率下降的影响,而城乡居民建房也正处于从数量扩张为重点转入质量提高为重点的特殊时期,因此投资总规模也不会太大。从政府来看,明明知道交通、通讯 、水利、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有着良好的前景,可是资金筹措十分艰难,一时也不能使这些部门的投资有大幅度增长,何况还时时担心再出现投资膨胀,进而引起通货膨胀。
　　第三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在有效总需求如此疲软的情况下,为什么经济还能维持中低速增长,为什么还可以连续两年支撑高达占GNP9%左右的新增库存?
　　这种经济运行状态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大量的流动资金投入。虽然国家和企业自己积累的资金十分有限,但是居民储蓄倾向的不断提高供应了巨额资金,目前银行资金来源中的70%左右是由居民储蓄存款提供的。而银行又将这些资金的绝大部分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转移给企业,使得企业在销售收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组织生产。
　　总之,目前的经济运转机理是一个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循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居民最终收入占有GNP的份额达近80%的水平；由于消费的结构问题,居民收入中用于当前消费的比重下降,储蓄比量上升,居民储蓄构成全社会总储蓄的68%左右;银行在高利率基础上吸收的储蓄资金不愿意以低利率贷给基础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倾向于以预期周转速度很快的流动资金的形式贷出。但是政府出于保持生产增长速度和防止企业破产带来社会震荡的考虑,对银行施加压力,迫使银行对几乎所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要求给予基本满足;得到贷款之后企业便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奖金,组织生产。产品虽然有很大一部分销售不出去,但是连续的分配过程又增加了个人的收入,个人又将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1990年平均为26％左右)转化为储蓄,从而又为新增流动资金补充了资金来源。
　　从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看清当前国民经济的基本态势;结构失衡导致了总量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收入增长过快,但是居民储蓄倾向却不断增强,积累了巨额资金；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长期投资陷人筹资困境,居民储蓄大都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回流到长线部门,从而使更多的库存生产出来。

深层矛盾和三种思路

　　改变目前国民经济的不良循环,确实需要增加有效需求,启动最终产品市场。这就是第一种思路的主张。但是,如果不考虑结构调整,假设采取更优惠的办法鼓励居民购买消费品,进一步放松对政府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的控制,或者扩大投资规模等等措施均能奏效,市场疲软可以缓和,速度可以回升。然而,由于并没有解决内在的矛盾,经济重新过热一阵子之后,很快会再度跌人更深的谷底。另一方面,即使是这种短暂的繁荣也是“假设”的前提下才可能的,因为去年以来的实践表明,鼓动居民增加商品消费并非易事,扩大投资计划规模落实不了资金(这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很难做到),也不能真正增加投资。由此可见第一种思路不可行。
　　第二种思路主张进行结构调整,相应也要求深化体制改革,但是不主张恢复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原因在于,第一,目前的结构问题主要是基础产业结构失衡,具体地说,就是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也比较落后,各种服务业不足。要发展这些产业,主要途径是向这些部门增加大量新投资,依靠存量调整来扩大这些部门产出能力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因为生产轻工产品的企业无论如何重组现有资产也难以转而提供交通、能源和原材料,短线部门大都处于设备超超负荷运转,潜力很小的状态。而要增加大量投资来调整结构,则势必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乘数”作用,经济活动规模必然扩大,增长速度必然达到较高水平。第二,在压缩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情况下,能够调整的是产品结构,这方面近两年已取得很大成绩。如果改革走得快一些,也可以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但是原有的基本产业结构框架难以有多大变化。相反,在基本产业结构通过投资进行调整的时侯,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也可以同样进行调整。第三,不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资源闲置浪费,收入和储蓄也大大小于可能的规模,可以利用的资金也相应减少,这无疑是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四,所谓“效益”(通常指利税总额)不佳,目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有效需求不足,产品销售困难,因而实现利税下降;(2)工资性成本(包括职工福利支出)的上升几乎失去控制,吃掉了大块的利税,甚至威胁到折旧金。后一个问题的解决,除深化改革建立起产权约束机制之外别无办法,而前一个问题的解决则必须改变市场疲软的现状。鉴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为第二种思路也不可取。
　　第三种思路之所以在两方面都比较积极,立足于如下基本判断:(l)十多年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一般消费品短缺和重工业自我循环问题,在我国已基本解决；(2)居民收入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3)高储蓄率提供了巨额资金,近两年每年的国内总储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总消费的差额)高达6000亿元左右,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每年新增社会库存1500亿元左右；(4)封闭经济已初步转变为一个开放经济,国际收支良好,出口和外汇储备情况都获得明显改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差率很小,外资流入继续增加。这些因素往往被估计不足。只要确定正确的政策取向和得当的改革战略,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所提供的有利机会。实现国民经济的结构转换和迅速增长。
　　但是,第三种思路要坚持。要达到目的,必须杷宏观政策的调整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仅只采取一般的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而不同时坚决地推进改革,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益而有害。道理在于,目前的结构问题和总量困难其深层根源是处于转变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这种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又是由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及其改革进展方式决定的。造成有些产业过分超前,有些产业又过分落后,除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方面的体制原因(例如基本消费品补贴制度,职工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由国家和企业包揽的体制等等)之外,从生产和供给方面也有着更广泛的体制原因。-股来说,生产和消费相对超前的产业,在体制上往往具有如下特点;(l)价格上基本放开,因而相对价格水平高,从而在市场上能竞争到较大份额的资金和物质资料,加上各级政府普遍迫求财政收入和就业数量,更助长了这些产业的扩张；(2)企业组织形式灵活,多种所有制成分高度混合。例如在轻工业领域,非国有经济巳占一多半,因而竞争激烈,产品更新快,数量扩张也快；(3)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直接控制比较薄弱,出口份额大,以各种形式引进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管理。而生产和消费相对落后的产业,在体制上恰恰具有相反的特点。
　　毫无疑问,解决体制问题并不是把各种产业的体制简单统一为一种模式,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物质技术特点不同的经济运作方式,各自的体制永远不可能也不应当消除差别。我们的目标是,凡是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各种产业都要获得一个能够维持其生存发展的正常的价格税收环境,各种产业都要有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各种产业都能够平等地拥有筹集投资资金的渠道,各种产业部能够从国际交换中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种思路的实践性内容可以综述如下;
　　(l)调整利率、信贷政策,转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重点和控制方式,以鼓励短线部门长期建设投资,抑制长线部门短期流动资金需求,从严控制长线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各种规模不经济的小项目,在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发展的前提下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幅度降低流动资产投资的增加速度；
　　(2)扩大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改革的宣传动员声势,实际中也切实加快住房、医疗、养老保险改革的进度,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这都有利于稳定和提高居民的储储蓄倾向。以各种方式鼓励社会性消费(教育、科技、文化等),根据不同情况要尽可能地以推动居民和企业增加这类支出为主,以财政增加支出为辅,例如大中专院校扩大招收自费学生,国家不要花许多钱。对居民消费总体上采取中性政策,但其中有些服务性消费要鼓励,有些商品性消费要抑制。
　　(3)以解决储蓄资金转化为有效固定资产投资为中心,实施金融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取消居民定期存款不到期取款享受同等期限定期利率的优惠;增加国家长期建设债券,特别是基础产业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有计划地将这些债券推入二级市场;减少财政基建拨款和贷款,增加财政贴息基金;国家统筹安排保险基金和根据经济需要新发行的货币资金,用于支持基础部门长期投资项目的资金筹集;逐步形成政策性和非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相对分离的格局;以多种金融工具,多种组织机构动员社会储蓄,并且更直接地转人短线部门。
　　(4)加快价格改革步伐,将保留国家定价的消费品原则上全部放开(包括城镇定量粮油价格);将水泥、木材、金属、化工等原材料价格并入市场轨道,国家统配部分采取优先定货的过渡形式以保证不出现太大混乱,但价格也执行统一市场价,为稳定计,可以规定原材料市场价格受政府监督;对煤炭、石油价格,采取清理中间环节,国家重新审定特许机构经营购销,统一价格,政府制定最高价格,并严加监管等步骤;清理电价和运价,由国家制定新的价格并统一调整。
　　(5)以国营企业为重点,展开理清产权,重构公有制实现形式,建立企业约束机制的全面改革。第一,对从事一般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国营中小企业,采取分期分批拍卖的形式,出售给大中型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甚至个人,为保证国家资产不减少,拍卖所得一律进人国家的基本建设基金,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固定资产。第二,对非基础设施重要产业中的大中型国营企业,采取分期分批股份化公司化的改革,将一部分股份转人社会保险机构(视为老工人的保费积累),一部分股份由企业互相交换持有(按近十年企业留利投资所占固定资产比重确定),-部分股份向社会出售,收入划人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第三,对交通、通讯、能源和水利等基础产业的大中型企业,继续保留国家所有制形式,但必须实行机构上的政企分离,国家专管机构及其政策的目标是鼓励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硬化国家对它们的预算约束和经营监督,防止它们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
　　(6)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保持商品和劳务出口良好势头。继续大力引进外资,但在利用外资开发基础产业的时候,要尽可能减少购买国内可生产的外国设备的比率。例如国内发电机组的制造水平己相当不错,生产能力严重闲置,但目前新建电站的一半左右设备依赖进口,原因在于许多电站使用国外贷款,购买国外设备是贷款的附加条件。必须调整外债结构,在有些方面要增加国内筹资的比重,引进设备和材料要集中于国内尚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高技术领域,在用人之长的同时也能扬我之长。这样才能为我国近些年相对萎缩的重加工工业的振兴开辟道。

第三种思路的风险性

　　尽管前面已经列举了第三种思路得以立足的种种有利因素，恐怕还是有人会对其实施的可行性（特别是风险性）顾虑重重。因此有必要来专门分析一下可能的危险或麻烦。
　　不可否认，现实经济中仍然有促成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主要是（1）工资性支出难以控制，成本不断上升，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的愿望强烈；（2）宏观调控体系仍不健全，同时也存在着决策失误而导致有效需求过量扩张的可能性；（3）农产品和矿产品从长期来看稀缺性会不断增强，价格势必上涨，加工制造业会力图将这个因素转嫁出去，在市场竞争不发达的情况下更是这样。此外农产品还有丰欠波动问题，遇到欠收年景，价格便会上扬。
　　但是同样存在着相反的因素：（1）一般消费品大量增加，居民消费在目前结构下已达到稳定阶段，消费需求趋于正常化，有力地抑制了成本推动力量，价格难以大幅度上涨；（2）存在着大量的商品物资库存，即使有效需求转为迅速扩张，要耗尽近两年的新增库存（3000多亿元）也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此之前，宏观政策的调整有充分的余地；（3）扩大投资以总储蓄为界限，只要固定资产投资率（目前为26%左右）不超过总储蓄率（目前为34％左右）就不会导致“发票子搞建设”的局面。目前的储蓄来源结构越来越向居民倾斜，而居民储蓄中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因此储蓄比以前更要稳定。此外要保证投资-储蓄平衡，还要多采用债券股票筹集形式；（4）价格体系调整改革连锁推动的能量大部分已释放出来。例如名义上保留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已有相当大部分的最终使用价已经达到或接近市场价水平。国家物价局对17个城市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整表明，真正执行国家定价的产品价值额只占28％左右。至于基本消费品价格的暗补转明补，虽然也会引起统计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但无论如都不是通货膨胀现象。经验证明，只有采取固定价格的产品才最容易引起抢购，最终引起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当大部分产品价格自由化之后，抢购便不大容易发生，而且也不大容易出现价格暴涨。（5）对所谓“工资-物价”螺旋的担心也显多余。因为凡提价发补助（等于加工资）的改革，例如粮油改革、住房改革，并没有真正增加职工收入，只是改变了收入的获取方式，支出方向转移的可能性也不大。个人收入一直在快速增长，过去十多年平均，既超过经济增长也超过物价上涨。如果这种“螺旋“是可能的，那它早就应该成为现实。今后只要国家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货币来扩大政府支出和投资规模）就不会陷入这种“螺旋”。
　　总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前些年的经验，谨慎操作宏观调控手段，通货膨胀不会达到严重程度，即使物价指数因价格改革等因素上升较快，只要不超过一位数，便不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会不会引起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破坏正常的经济运行？
　　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出台之前，要仔细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要认真研究各项措施之间的配套衔接关系，注意时机和策略，充分考虑过渡的必要性，循序渐进。从理论上说，紧缺资源或产品并不必然需要价格管制和行政统配，但在取消这些直接控制时却实际上面临一个平稳转化的问题，因为新的机制需要新的制度和机构，因此我们不能不逐步建立这些新制度，培育起新的机构。好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以此为起点，不会特别困难。价格改革还将倚重于清理减少中间环节，消除人为障碍，这将大大改善而不是恶化经济秩序。金融改革措施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储蓄手段,有利于资金流向合理化,因此可以稳定储蓄,增强金融约束。企业改革,明确产权关系,会从根本上改善企业行为和整个经济秩序。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配套展开福利和保险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企业的产权归属关系变化,并不会引起劳动就业条件的恶化。总之,现阶段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和完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不再是以打破传统体制的旧秩序为重点,这方面的风险比过去要小得多。
　　第三,各经济利益主体能否承受得了相应的利益调整的冲击?
　　理顺价格,转变企业机制,发展金融市场和调整产业结构都会不同程度地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不如此便不能达成目的。但是既然是利益调整,便会有得有失,同一利益主体也可能在这方面失而在那方面得。改革的目的是理顺转换机制,并不是为了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因此基本的原则是,各利益主体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而且在不影响改革主要目际的前提下,要尽可能照顾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使其绝对量不致减少。在涉及调整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时候,如果要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只能在增量上作文章,就是说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一些,企业和职工收入增长慢一些,而不可能绝对减少后两方面的收入水平。在涉及部门和部门之间利益关系调整的时候,如果要提高一个部门的价格和利润率,那必须相应减轻相关部门的税收负担,并不会使后者陷人亏损。例如提高原油价格必须同步降低石化工业的税赋。在涉及国家企业与居民和职工利益关系的调整时,多数居民和职工的既得利益会受到保护,例如粮油改革、住房改革,暗补转明补,只有少部分人会被迫让出原来也不该享受的补贴好处。在涉及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调整时,必须相应调整各自承担的职责,而且要尽可能地保证地方不受太大的影响。由此看来,利益关系的调整不会发生剧烈的震荡,不会造成全局性不稳定。特别是由于改革已进行了十多年,许多道理早已家喻户晓,社会达成了广泛共识,群众经历了各种锻炼,只要更积极地动员各方面大作宣传,各种可能的利益得失都是可以承受的。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是存在着发生某种失误和混乱的可能性的,因而不能说没有任何风险。可是如果不这样做难道就太平无事了吗?用不着去深入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最危险的选择是在目前的状态上停滞下去。
　　最后，需要说明,以上关于三种思路的分析对比是在严格的逻辑划分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中我们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貌似第三种思路而实则以第一种思路为基调的对策方针。这就是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可能有一些进展但远远小于可能的规模和速度,有效总需求要么继续疲软,要么会重新过量扩张。在十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上,今后若干年内,国民经济自发性地保持一个中低速度也许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有力对策,目前由国营企业单独或作为主体支撑的产业,会继续相对萎缩(自1985年以来,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两个多百分点),基础施设和高技术产业势必上不去,我国经济就会丧失一个本来可以实现的高速增长年代。为此,我们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本文写于1991年4月。当时作者和韩文秀、臧跃茹一起进行一项我们称之为“国民经济分析”的研究，这是第一篇报告。曾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和摘要转载。

关于近期政策取向和改革步骤的建议*

　　通过对近两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改善我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把启动市场和调整结构及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据此我们对当前迫切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措施提出下述建议。

总体方针政策

　　l．近期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应当是,一方面启动有效需求,另一方面防止通货膨胀迅速回升。宏观管理要有松有紧。但是至少在199l年,可能的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政策重点要置于启动有效需求之上。
　　2．启动有效需求主要是增加短线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努力促进出口增长,适当增加社会消费,不采取专门刺激个人消费的政策,将个人消费规模的扩大寄托于投资和整个经济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带动作用。为防止经济重陷膨胀泥潭,增加短线部门投资时还要继续控制一般加工工业投资,同时压缩流动资金贷款的数量和比重,稳定国民总储蓄。
　　3．扩大短线部门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是资金筹集问题。我国目前有巨额闲置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掌握在居民手中,关键在于如何收集起来用于建设。所谓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持基础建设的设想基本不可行,最好的办法是改革金融体制同时采取其他一些配合性政策,疏通储蓄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渠道。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局面,国内储蓄大量闲置,各方面都在竭力争取外资。毫无疑问应当继续积极引进外资,但是必须充分利用国内的资金潜力。
　　4．财政困难的缓解,应从过度重视“增收”转变为以“节支”为重点。节支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不合理的补贴制度,通过有区别有限制的“暗转明”,压缩价格补贴占用的资金；通过建立失业保险统筹基金,减少企业亏损补贴支出。继续加强税收征管。原则上不出台新税种。赤字以债券方式弥补。
　　5．改善经济效益(即实现利税)依赖于下述三个方面。(l)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规模和速度;(2)加快短线发展,放慢长线增长；(3)在逐步展开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强财政税务审计监督,抑制工资性成本的超速增长势头。

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

　　治理整顿以来的所有成败得失都证明,货币金融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发挥着巨大威力。这标志着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管理都跨人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无论是解决短期困难还是保证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紧紧抓住货币金融这个中枢环节。
　　L．更灵活地运用利率调节手段。为此需要简化计息制度,向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靠拢。过去多年为实质负利率,现在达到实质正5%-6%的水平,显然太高。当然降低利率不能太猛,要有个过程。许多人担心现在再降低银行利率会引起信用膨胀,其实只要利率杠杆变灵活后,这种担心就会成为多余,因为一当出现膨胀苗头即可重新调高利率。在下调银行存款利率时,贷款利率方面,主要是降低固定产投资贷款的平均利率,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降或少降,以利于矫正目前不合理的资金使用结构。
　　2．改变定期储蓄存款的管理办法。凡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一律按活期存款计息。大力发展定额可转让存单,在利息方面可略有优惠。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稳定储蓄,增强银行提供长期贷款的能力和信心,减少备付金比率,同时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提高专业银行用于短线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比量。在一时难以从机构上划分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办法是,通过国家法令强制规定每个专业银行必须将全部贷款的一定比例(譬如说20%或25%)用于交通、通讯、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投资,利率由国家规定,项目由银行自由选择。不完成者予以处罚。与此同时废止原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指令性计划办法。
　　4．尽快增加债券筹资的数额和比重。利率调整和存款制度改革之后,债券将更有吸引力,而且利息成本也可望有所降低。除国家财政可以增发基本建设债券外,还可以有计划地允许现在能够盈利、将来还会提高盈利率的基础产业部门(例如铁道、电力、通讯、冶金、化工)发行一定数额的债券,允许地方政府为建设地区性基础设施发行一定数额的债券。收益前景良好的轿车工业、飞机工业、电子原器件工业也应允许它们以股票债券形式筹集资金。债券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提高之后,不仅有利于改善资金分配结构,而且也有利于稳定储蓄。
　　5．债券种类要多样化,利率也可以有多种档次。要扩大债券发行,要把利息刺激和精神动员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平均的筹资成本。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居民出于对经济文化事业的关心,出于爱国热情,是可以牲牺一定的利息利益的,就是说通过宣传鼓动是可以将某些债券以低于完全的市场利率成本发出去的。国家和地方都可以选择一些能够激发群众热情、引起群众关心的基础项目(例如京九大铁路干线),由发行单位聘请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动员监督委员会,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广做宣传,让群众确信资金将百分之百地用于这项建设,并随时通告投资建设的进展情况,这样该顶目的债券就可以很低的利率发出去。
　　6．加快中央银行的建设,以适应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信贷计划和信贷政策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特别重视中央银行间接调控机制的培育。在继续保留中央银行再贷款形式的同时,必须逐渐扩展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买卖的规模;更灵活地运用准备金手段,增强中央银行间接调控金融市场的能力。这样中央银行就能够一方面支持国家财政和重要产业的债券融资,另一方面还可以更灵活地调节货币总供求。
　　7．进一步加强储蓄动员工作。稳定和提高储蓄水平是加快经济发展而又避免通货膨胀的最根本保证。除持续改善金融体系的工作之外,还要加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待业等社会福利保险体制的改革,增加储蓄渠道,造就储蓄气氛。对个体户、三资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马上可以筹集一笔可观的长期资金,当然基金委员会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的自由,不能由国家平调资金。我们曾经号召群众过紧日子,号召勤俭节约,现在更要大力宣传,而且要进一步使群众明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改善群众的长期消费条件,就是要增加储蓄以积累经济建设资金。建议成立一个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全国储蓄委员会”,由离退休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各行各业的老前辈和知名人士组成,发行刊物,组织各种动员储蓄的活动。
　　8．为鼓励储蓄和金融投资,建议不开征利息所得税。开征这项税,目的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但是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一方面利息税常常由金融机构承担后又转嫁到贷款者头上,另一方面它又会挫伤储蓄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挖掘储蓄潜力、降低筹资成本。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极高的储蓄率和很低的利息率,-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个国家对利息所得兔税,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情况相反,恰恰是因为设置了这个税种。为矫正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堵塞各种制度漏洞,同时也可考虑开征一般收入所得税,馈赠税和遗产税,等等。

三、投资计划和消费政策

　　1．以增加短线部门投资为主扩大投资规模,其中要特别突出交通和通讯,因为这两个产业是基础中的基础,短线中的短线。在普遍加快大中型项目建设速度的同时,要尤其重视那些可在较短时期内形成生产供给能力的项目。倒如,铁路运输卡脖子地段要加紧建设复线,三线甚至四线;车船飞机购置要要追加投资规模;能源、原材料工业更要增加投入,资金调拨要优先照顾扫尾工程,等等。
　　2．在保留投资规模控制的同时,要改变控制的重点和控制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按投资额的大小确定控制的松紧,“限额以下”和“限额以上”采取不同的审批程序。这种作法弊病很大。应当区分产业,属于长线,原则上禁止新上项目,例如棉纺、毛纺、彩电、冰箱等等;属于短线,则限制规模不经济项目,例如小火电、小炼油、小轧钢等等。对于目前看来适中的加工工业,政府要广泛收集信息,分析市场形势,发布投资指南报告,积极引导投资方向。对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内河运输项目,通讯项目,水利项目,要优先安排,并在资金筹集方面给予帮助。
　　3．要特别鼓励第三产业的投资建设。长期以来,我们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 ”作为简单的鼓励或限制标准,对所谓“楼堂馆所”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这种作法人为地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畸型发展的态势。例如旅游,要么是高级饭店(多为合资项目不受限制),要么就是简陋的招待所。必须明确鼓励建设学校、医院、科研设施;明确鼓励商业营业仓储设施、金融服务设施,中低档旅游设施,以及其他服务业设施的建设;明确鼓励住宅建设。对于政府机构的办公大楼、礼堂等建设继续采取从紧从严控制的方针。
　　4．消费分为社会消费和居民消费。我国社会消费长期落后于居民消费,也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谓社会消费并不是社会集团购买,而是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的现期支出,应尽可能地增加这些方面的费用。各级财政和企事业单位都应努力增加资助,这些方面也可向个人收费。这对改善总量和结构都有较大好处。这些方面的支出按照传统被归人消费,实际上具有智力开发、提高公民素质的性质,对将来的经济发展影响极大,因此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建议在新的核算体系中,这类支出应列为投资,即开发人力资源的投资。
　　5．对居民消费总体上采取不干预政策。但是要通过备种宣传舆论工具,倡导居民增加服务性消费,特别是家庭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政府应从各方面支持这类服务业扩大供给,开发市场。例如,允许高等、中等专业学校扩大招收自费生和自费走读生的比例;协助邮电部门制定合理的电话装机费水平,允许发行通讯事业开发债券,优先安排机线和设备供应，加快装机速度；鼓励房地产业扩大商品房的开发规模,提供更多住房服务。对于居民商品性消费,一般也不实施政策干预,但是个别产品因其普及会带来其他问题需要限制,例如家用空调器耗电高不能发展太快；另一方面,小汽车却可以适当降低税费,促使其从最高收入阶层开始进人家庭,改变由国家财政包揽小汽车市场的不利局面。
　　6．对社会集团(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购买消费品,应继续实行控制。其中对于办公专用设备可适当放松审批,但对于易转化为个人消费品的物品则要从紧掌握。坚决查处那种公家出钱,私人消费的行为,将其视为贪污。

四、价格改革和财政平衡

　　现在是价格改革的好时机。首先是消费品供应充足,无后顾之忧;其次,居民储蓄倾向极高,价格放松控制不会猛涨;第三,连续十多年收入向个人倾斜,居民做出一定的牺牲牺也是可以承受的;第四,目前实际执行市场供求价格的产品和劳务已大大超出名义规定的比重,达75%左右,价格改革可能释放的冲击能力已大部释放出去。另一方面财政如果不通过价格改革甩掉补贴包袱，维持现有支出体制,增加多少收入也不够补窟隆。
　　1．审查工业消费品价格现状,将国家保留直接价格控制的产品分类排队,逐步取消管制。首先可将全部卷烟价格放开。继十三种名烟放开之后,二级名烟几乎全部流人黑市,原因是国家定价极低,而市场价格却高出l-3倍,差价收益完全被小烟贩、烟草公司工作人员所截获。消费者早已支付着高价。目前已有几个省市放开,建议及早采取全国性措施。安排得当,财政可因此增收几亿或十几亿。其次,纺织品国家定价已毫无意义,去年调高棉纺产品价格,而市场却并不接受,这种作法近乎荒唐。第三,其他日用消费品,大部分价格己有调整,群众都可以承受,建议将这产品价格一律放开,即使是油盐酱醋也不必再管制其价格。
　　2．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也可加快步伐。机电产品中保留国家定价的产品,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价和自由价。原材料和建筑材料虽然随着经济回升需求可能有所增长,但是不会很快进入紧张状态。水泥价格并轨之后,可以考虑钢材、有色金属、木材和化工原料等等,分项并轨,对国内存货不多的产品可动用一部分外汇进口一定数量作为储备。计划内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可分步实施,同时国家统配也通过国家优先定货或定向指导等办法平稳过渡,最后完全进人市场交换。
　　3．能源价格首先要抓清理整顿。全国电价达40余种,十分混乱,其中多部门多形式办电是重要的历史原因。在合理公平补偿投资的前提下,将各种电站运营逐渐移交大电网统一管理,网外电厂输入大电网的价格可以有所不同,但电网输出给用户的使用价格必须统一。煤炭价格在上调产地价格的同时必须认真清理中间环节,坚决砍掉不合理收费和加价,煤炭经营实行国家特许制度,保留少数公司,颁布经营准则,设专门的监皙机构管理。中间环节清理好了,产地价格就可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情况简单,只要安排好石化产品的利税转移,可以走大步迅速并人目前的高价,然后实行国家监督定价。继续提高铁路运价。
　　4．为缓解财政困难,今年计划中安排了一项提高营业税率的措施,虽然目前市场仍然稳定。但此项措施出台后必然较全面地推动一次价格上涨,虽然幅度不会太大,但影响广泛。权衡利弊,不如先搞卷烟、粮油和其他价格改革,把营业税项目推到明年。这些价格改革措施配合其他财税政策调整措施,财政将能有较大数额的增收节支,因而可以部分或全部弥补营业税增收计划(70亿元)不出台的损失。
　　5．财政债券发行应进一步扩大规模。今年计划发行国债190亿元,但没有安排债务弥补的预算赤字仍达123亿元,只能通过向银行透支或变相透支(借款)来平衡。这种作法极不规范,有很大的危险性,在金融资金来源充裕的情况下尚可勉强,一旦金融紧张，它就转化为超发货币的推动力量。因此建议以增发国库券的形式来解决。不仅如此，财政还可以发行或担保发行几百亿的建设债券来为基础产业筹集建设资金。在我国目前资金形势下,这是完全可行的。由于债券资金是储蓄资金转化而来的,并不会加重通货膨胀压力,但可以疏通储蓄一投资转换机制,增加有效需求。这一点十分关键。
　　6．影响债券发行扩大的主要因素是利率太高,银行存款制度不合理,发行方式有问题。利率调整和存款制度改革前面已经提到。关于发行方式问题,首先要明确划分种类,属于弥补现期支出赤字的债券,继续采取社会声誉良好的国库券形式,利率高于银行存款,由金融机构承购包销;属于安排水利设施、教育设施建设的债券,利率可等于低于同期存款利率,由各种社会团体动员劝说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购买;属于电力、通讯、铁道、冶金、化工等基础工业建设债券,由有关部门在国家计划核定数额内自己组织发行,财政给予担保。西部油国如果建成投产后石油按市价销售,也可批准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现在以适中的利率发行债券筹资,一举改变目前资金不落实,影响开发的困难局面。为维护国债信誉,建议对到期的企事业单位购买的债券一律按时还本付息,宁可发新债还旧债也不再搞所谓推迟偿还的转换债。
　　7．中央银行要承担起支持国家债券的职责。首先要转变认识。第一,债券只要向社会发出去,不管数额多大,都不会成为通货膨胀因素,未到期之前购买者只能转让,不能直接从发行者那里兑回现金。而我国目前存在着上干亿元的闲散资金。第二,债券发行不会绝对减少银行存款,因为银行存款灵活性强还会吸引大量资金,在有效需求启动之后,经济规模还会扩大,储蓄数额也将增加。第三,债券可以缓解各方面对银行资金的压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市场销售回升,流动资金贷款要求便会下降。另一方面,财政和企业获得正常筹资渠道,也就会相应减少对银行资金的各种非正常挤占挪用。经验表明债券对它们的约束力比之银行贷款要强几十倍。因此,中央银行应说服专业银行,积极支持国债发行。专业银行代发债券应当获得一定的收益。中央银行还应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根据市场情况买进卖出政府债券,调节供求,稳定市场。

五、产权制度和企业改革

　　界定明确产权关系,建立起符合商品经济的产权约束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是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主要攻坚任务之一。不及早开始这项工作,目前的许多问题便难以出现转机,其他改革措施就不能收到预期效果,而且今后会遇到更严重的因难。目前收入分配已是一个国家财政和企业最终份额下降,个人份额不断上升的格局,其原因是财政和企业都是“大漏斗”,留不住钱用于投资和建设,增收的部分大都以补贴、福利、奖金、实物等形式,从无数种渠道渗流到个人手中。财政要改革支出体制,企业则必须建立起产权约束机制,舍此似无其他出路。无论是财政新增税费,还是企业再获减税让利,都是互相挤压,不可能同时改善。
　　L．重新评估国有企业资产。按目前的重置价格估价企业的固定资产存量,加上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和各种债权,减去企业的债务,得出企业的净资产量。清理企业兼并、联合的种种障碍,全面推动企业之间跨地区、跨部门、超越所有制差别的联合和兼并。发展企业集团。不搞行政干预。以企业集团自愿为前提,只对有可能形成垄断的联合采取某种限制。
　　2．选择一批小型国有企业和一部分一般加工工业的中型国有企业推入拍卖市场。以法令形式打破行政隶属、地区财政和所有制限制,大型国营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均可购买,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债务。支付职工社会保险费。拍卖所得进人国家基本建设基金,用于基础建设。在第一批企业拍卖结束后,总结经验再开展集二批的拍出。
　　3．选择一批大中型国营制造业和商业企业展开股份公司化改革。这批企业行业种类要多,有高度的混合性。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再根据各个企业的经营实绩确定其股份总价值额、单位价值额。依照一定比例将股份转移给社会保险机构,视为老职工的保费积累；根据各企业近十年来利用自有资金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比例,将其一定股份换其他企业的等值股份,形成相互持股;剩余部分的股份向社会出售,其他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均可购买,出售收入进入国家基本建设基金。总结经验后,开展第二批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4．电力、铁道、通讯、航天、核工业等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继续实行国有制,但要采取有效措施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这些工业都要建成独立的大型企业实体,政府部门对应设立监督机构。这些产业,物质技术特性不同,经营管理方式也应不同。但是,总的原则是必须贯彻经济核算原则,硬化它们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监督它们的价格,产品和服务质量。政府专设的监管机构代表消费者和社会整体的利益,负责与这些部门谈判协商,制定一年期限的经营目标协议,三年或五年期限的投资协议,一经签字,必须执行,否则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5．煤炭、石油和石化工业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是也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来发展行业内部竞争。例如煤炭工业。国营煤矿亏损严重,部分的原因是价格太低,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冗员数量庞大、工资性成本急剧上升的内部经营问题。后者是提价所不能解决的,而且会造成提不胜提的局面。必须着手考虑煤炭工业的内部体制改革问题。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让各矿务局独立经营,直接面对市场和国家财政约束,制定减亏增收包干合同。由于己经存在着产量份额达1/3左右的乡镇煤矿,竞争是极为可能的。石油工业和石化工业也应强化各油田和工厂的独立经营职责,也可考虑允许油田和石化企业以及某些地质勘探机构自找对象,组建联合公司。今后国家确定新开发的煤国、油国或新建的石化项目,不再组建行政性的指挥部或建设开发机构,一律由国家向现有的煤矿、油田或石化公司招标,中标者由国家给予必要的资金筹集帮助。
　　6．有色金属工业更应大力发展竞争,目前的总公司应进一步减少对二级公司企业的计划和财务干预,向行业管理机构过渡。兵器工业、航空工业企业独立化,通过市场竞争而集团化,多样化,必须成为确定不移的目标。
　　7．企业改革要妥善安排过渡步骤,在没有实施产权改革或新管理体制之前,企业继续实行承包制,不能出现混乱。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必须对此特别注意。

六、福利和保险体制

　　l．目前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已经纳入当地社会统筹体系。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户都有积极性,应抓紧将非公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的筹统基金建立起来。国营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这就为最终统一各所有制形式的养老保险基金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2．停产破产企业职工的待业保险基金,近几年也筹集了一些资金,应抓紧普及统筹,调整好保费缴交水平。为应付目前结构调整的急需,各级财政都应按照一定比率拨付待业保险基金,相应减少企业亏损补贴。这样就可以扭转对落后企业贷“安定团结”款和支付财政补贴以支持其无效生产的局面。企业停产、职工领取待业保险金,既减少资源浪费,又能强化调整压力。另外还可优先照顾这些企业的职工从事基础建设的某些施工任务,自我救助。随着经济回升,停产企业就会有较大幅度缩减。这种作法可逐步搞起。一个城市,先选择最差的国营企业实施破产或关停,积累经验后再扩大。随着经济启动回升,亏损面会大幅度缩小,需要实施破产和关停的企业比以前少,这是一个好的环境。
　　3．住房制度改革应加快步伐,提租发补助,有些地区可以少补,尽可能让职工个人承担一部分。住房者缴纳一定的押金或购买一定数额的债券也是较好的办法。公房租金改革还应与清理职工干部私人建房使用公家资金、材科、运输工具及人工的情况相结合,划清产权,统一提租补偿,该发即发，该扣即扣。与此同时要认真清理整顿房地产经营中各种税费和价格混乱的现象,降低商品房售价和租金。
　　4．职工公费医疗也应逐步走社会统筹的道路。享受医疗保险的职工,一般诊治，费用低于10元者自己负担,超出部分由基金支付;住院治疗,自己负担40元,超出部分由基金支付。营养药品、美容整形等等费用一律由个人负担,医院或医生不得开据假证明,违反者从严惩处。
　　5．工伤、死亡、疾病和生育等方面的福利暂时继续由职工所在单位承坦,但要抓紧研究和准备,将来再逐步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统筹安排。

七、外经外贸体制改革

　　l．外贸近期应抓好l99l年新出台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
　　2．要研究准备建立机电产品的出口信贷体制,以稳定的资金实力支持机电产品出口跃上新会阶。
　　3．区分产品情况,在保持一定进口压力的前提下,加快国内替代进口产品的发展。继续调整进口结构,向两极(即高新技术先进设备与初级原材料)推移。
　　4．国外借款使用的重点要向现代通讯、交通、海上石油、远洋捕捞、核电、电子元器件及其他高技术产业倾斜,其他可由国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设备技术的行业则要尽可能由国内资金安排。
　　5．在国内重大产品价格(例如原油和其他金属材料)进一步理顺的形势下,可再调一次官方汇率,使之与市场汇率合轨。在此之前要继续扩展完善国内的外汇交易市场。在此之后则要研究实现人民币国际可兑换的可能性和具体步骤。
　　6．加强海关两检部门,努力改变对走私贩私和其他非法外经外贸活动惩处不力的局面。
　　注：*本文同前一篇文章一样，是本文作者与韩文秀、臧跃茹合写的“国民经济分析”报告，其时编为第三篇。曾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内刊和《管理世界》等刊物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