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曾经作为我们研究和规划对象的”八五”时期,曾经使中国经济震撼全世界的90年代前半期,转眼之间已匆匆走了过去。在这段时间内,我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研究处于经济体制转换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问题。不论是总量还是结构,是短期稳定还是中长期波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喜悦和令人担心的事情。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似乎很值得回顾和总结。这个想法促使我翻看了很多前些年的资料,其中特别是自己要为之负责的那一部分文字。于是便有了这本文集。由于学识、眼界及其他原因所限，过去所写的这些文章自然存在着错漏和不足，有些正确的观点在论述中也可能不无偏颇。我欢迎一切批评意见。
　　本书所集文稿大都写于90年代前半期，而且主要集中于1992－1995年。在此之前，作者曾有几本专著涉及相同的主题，例如《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为了使这本文集的内容能够有一点系统性或连续性，我将这些论文、报告和建议分为九个部份，其中前两部分还选了1990年之前的几篇文章。有些观点和结论显然会重复前面所说的专著，但这几篇文章不仅写得较早而且大都没有公开发表。
　　与观点和结论相比，方法可能更需要引起注意。从80年代初开始，在学过《资本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著作之后，我对类似于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中国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因而也不存在宏观经济学。但是，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和计划原则却重新恢复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马洪、廖季立、刘国光、黄达和柳随年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几乎每一部著作每一篇文章。同时更幸运地是，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能够直接有机会受教于吴敬琏、董辅 、马家驹、冯兰瑞、赵人伟、乌家培、戴园晨、周叔莲、张卓元等思想活跃治学勤奋的老师。已经不记得这些老师告诉过我们什么结论性的答案，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有许多给我以很大启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念萨谬尔森的教科书。最典型的一个争论至今记忆犹新：银行的存款创造规律在中国是否发挥作用？一部分同学认为存在，一部分则认为不存在。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训练的人，非常容易得出一个更正确的结论：既存在，又不存在。实际的情况碰巧正好如此。计划经济就是商品货币关系受行政意志的支配或束缚，甚至反过来说也大概相差不多。自认为比较明确因而也更严谨一些的表述是：传统经济体制是宏观微观大一统的经济体制，既没有相对独立的微观机制，也没有相对独立的宏观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相互分离开来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的宏观调控与经济正常运行时期的宏观调控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调控的对象、调控的手段、调控的基础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调控的目标和任务更是非同寻常的。分析转轨时期的经济现象并期望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常常需要有两面镜子，一面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一面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否则就会发生比混乱的经济现象更严重的思维混乱。在此基础上去制定经济政策，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从1984年开始，我对改革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形成一个确定的看法：全部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新旧体制转换顺利实现的经济环境；改革的安排要优先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困难和问题；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不打断经济运行为前提。单纯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拖延条件成熟的改革；但是，当国民经济发展陷入踏步不前境地时，改革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适应改革的进程，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要尽最大可能使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是在不具备条件的领域和方面，为了全局的利益，则应毫不犹豫地使用行政办法。曾经令我非常兴奋的是，1985年9月我们在“巴山轮”上从詹姆士·托宾教授、凯恩克劳斯爵士和爱明格尔先生等国际著名学者和专家的发言中，听到了非常相似的建议和忠告。他们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近十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转轨时期要特别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简单强调改革，因而否定传统的调控手段；一种是过分重视过去的经验，不能适时采取新的经济办法。大体说来，1990年以前，前者应受到特别注意；1990之后，后者似乎更需要着力去防止。同样，80年代的突出矛盾更多地存在于总量方面；90年代的困难则越来越源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图景变化的原因并不难发现，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从量变累积着质变，“短缺经济”时代逐渐地悄然地被永远抛弃了。
　　结构问题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一样，主要的困难是缺吃少穿，农业、轻工业供给能力十分薄弱。80年代发展最快的是消费品生产，短线部门逐渐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部门，典型的供不应求产品是煤炭和钢铁。然而进入90年代后，结构问题很快转化为第三产业不发达问题，包括住房、交通、文化、教育、保健、信息、金融、旅游等等服务业领域。这些“软条件”的改善，势必需要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久的“硬投入”。要害不在于资源不足，而是体制和政策这些更深层次的束缚。我猜想，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农村地区能够跟上工业化步伐的城市化。正是这些方面的滞后导致了第三产业的滞后。
　　现阶段的结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调控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等等方面。毋需担心我们会回到传统的计划经济，应当尽量避免的是形成一个有许多行政干和审批的不规范的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当前要素市场和服务业的滞后更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加快改革，特别是加快市场化是最为紧迫的。竞争机制能够为第三产业带繁荣，正像它已经在种植业、养殖业和制造业中创造了辉煌一样。
　　由于上述原因，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有关改革的。虽然我己尽量将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些文章纳入《改革攻坚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一书，但是，我无法解决不同文章中的内容相互交叉问题。这两本书也许可以互为参考。
　　最近一些年，我们翻译了大批的国外经济学著作，国际学术交流也达到了非常广泛和深入的程度。无论是纯理论的研究还是政策性研究，都不断有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问世。然而，从我们所遇到的困惑来看，主要还是由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引起的。例如，区分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似乎很不容易；把存量和流量混为一谈则更为普遍；分析收入分配不管工资之外的福利和补贴；观察总供求情况可以不问存货增长，而且消费也总是指商品零售总额（大量的服务性消费和自产自用产品消费都一概不管）。大家总在进行热烈的讨论，甚至是相互批评，然而由于缺乏共同的基础，要形成共识就十分困难。但是，时间可以解决问题。像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值税取代产品税、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特别是符合市场经济的企业财会制度的实施，一旦推出，就可迅速形成气候，超出了我们许多人的预料。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各部分内容不论与实际的距离如何，都一概是一种研究，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而不是政策本身，因而只能由作者负责。借此机会，我愿对书中若干文章的合作者，对在研究中给予我不同帮助的朋友和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树清
1997年9月30日

目录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经济政策

结构调整是改革和发展统筹兼顾的关键

1989年初治理整顿的形势和对策建议

经济形势与增长选择浙江归来的思考

当前宏观以经济态势与通货膨胀隐患

走出经济困境的战略抉择

关于近期政策取向和改革步骤的建议

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9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1991-2000 十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设想

十年发展主线和 计划要点

“八五”资金供应和安排使用问题

1992年的计划和经济工作方针

两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方针

1992年投资安排和其它有关问题

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把结构调控放在第一位

“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初步意见

关于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的补充意见

关于修订”八五”计划的几点建议

对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思考

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与国家计委职能

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从一季度形势看当前的宏观政策操作

在调控总量的同时优化结构

关于近期宏观政策方针的建议　

宏观管理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1994年的通货膨胀形势和治理实践

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殊成因及治理对策　

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应采取的办法　

当前经济形势和加强宏观调控问题　

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利用外资的结构、机会和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加快结构调整与保持高速增长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若干问题　

中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资金筹措　

铁路筹资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是“九五”的关键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国内市场容量　

国民经济的监测和核算问题

关于尽快改进总量计划统计指标的建议　

积累、积累率和适度投资规模的确定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低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