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中国过去40年金融稳定的主要原因一是持续高增长，在高增长中化解问题，二是政府的隐性担保。目前这些因素在发生改变，主要有五个方面因素使得今天似乎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的现象。一是政府隐性担保越来越难。过去四十年的金融改革在量上做的很好，但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对金融干预的程度较高，但将来隐性担保很难像过去那样持续。二是增速放慢。过去很多低成本产业很难持续，要培养高成本基础上有发展的企业，经济是否能够探底和回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旧动能转换能否完成，总体来看下行压力还存在。增长持续减速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微观层面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导致新的金融风险。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边际资本产出率上升会带来金融支持实体的效率下降、持续保增长难度越来越大、金融风险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三个后果。三是高杠杆。中国的杠杆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如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很多负债其实有资产支撑和政府背书。杠杆率主要在国企，这就涉及到出清僵尸企业的问题。此外，目前杠杆出现挪移，居民部门杠杆上升，也可能带来新问题。四是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等领域出现了新风险。互联网金融目前未构成系统性风险，但潜在风险值得关注，比如垄断和加剧羊群效应的问题，尤其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五是监管问题。如部门间协调不好，监管空白较多，监管部门监管和发展的责任并举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黄益平表示，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系统性策略，要更多地从宏观和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一是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完成利率市场化，强化市场纪律，消除政策扭曲，打破刚兑，出清僵尸企业，发展资本市场。二是“金稳委”进行政策统筹。主要包括统一标准、全覆盖、政策协调，建议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政策三个委员会为核心设立工作机制。三是监管框架可以考虑转向“双峰”模式，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审慎和行为监管，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将金融发展的责任从监管部门分离出去。四是设立日常的风险监测、分析机制，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五是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以监管创新适应业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