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年终评述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 曙 光

　　（50人论坛.北京）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不小的困难；展望21世纪，特别是未来的5-10年，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大发展的空间，不过，也存在着陷入长期紧缩的可能。关键取决于如何行动。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指标来看， 1999年， GDP增长7.1%，增速并算慢，但较上年低0.7个百分点，并呈逐季降低之势；物价降幅下半年比上半年缩小近0.5个百分点，但时而缩小，时而扩大，通货紧缩依旧；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上年持平，下岗失业1200万人，比上年减少400万人，但下岗再就业率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城镇实际失业率数倍于登记失业率。
　　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三大要素来看，1999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6.8%，与上年持平，且第四季度呈上升之势，但消费者预期并未明显改变，居民储蓄增速减慢，而手持现金增多。出口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止降回升，全年有可能超过6%，进口增长加快，贸易顺差280亿美元左右，但净出口额比上年减少。投资增长7.8%，增幅比上年下降6.4个百分点，而且全靠政府的财政投资来支撑。须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因而，投资增长大幅下降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经济继续看好，再加上经过长期的谈判，中美达成了双边贸易协定，中国加入WTO的障碍已基本消除，今年入世已不成问题，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将会有所改善。连续两年的经济扩张将会继续，其效应的积累，再加上开发西部的宣传，给出的政策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IT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较上年稍有加快。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经过了两个高增长的时期，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但是，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的进程相对落后，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有待开拓，而且市场的细分化过程远未发展，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虽有很大进展，但又远未完成，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很不完善，制度创新的空间还很大。例如，中国的企业制度已有很大变化，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都处于转变之中；中国的政府制度也有很大改革，但仍未摆脱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建设是改革中成绩卓著的一个方面，但要真正实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实现了一般商品的货币化，现在所要进行的是住宅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货币化以及金融和电信垄断部门的市场化。只要我们在体制和政策上作出进一步改革和有效的调整，特别是加快从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到市场分散配置资源的调整，中国经济至少还会出现10 年的快速增长。
　　中国目前实施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扩张需求的政策，增发国债，扩大赤字，降低利率，放松银根。但是扩张效应并不明显，而且呈下降之势，同时隐含着新的问题。增发国债，直接用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资源的政府集中配置，不仅拉动作用很小，而且投资效率无法保证，同时，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还会造成真正的浪费。降低利率，存款利率已经降至2.25%，明显低于国际利率，而美国最近一直在升息，这等于促进资本外流，而近几年中国已经处于资本净流出的境地。降低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而银行的实际不是无钱可用，而是资金相对宽裕，这不仅表现在居民储蓄增长减慢的同时，银行存差仍在继续扩大，而且由于企业经营不好，负债率高，虽有贷款需求，但效益好有还款保证的需求明显不足，银行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贷放出去。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虽有助于出口回升，但却造成了新的扭曲。
　　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来说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目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单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体制障碍导致的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国有企业不能正常退出造成成本高于价格，出现大面积亏损；职工下岗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造成预期不稳；税制不统一带来投资税负过重等，这一切就从供给方面抑制了需求的增长。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是针对市场失效而来的，但却是在市场比较发达和比较完善的基础上运作的，中国正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既不存在比较发达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在中国经济的运行中，体制和政策是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的，通常是二者联动，而且往往是先有体制的变动，然后才有政策效应的显现。1992年的经济启动，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例如土地市场化，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资金供应相对充足，也是促成经济过热的原因。而1993年以后的紧缩，虽有收紧银根，紧缩财政之类的操作，但却是以体制上的收缩，市场化进程的停滞和后退为前提的。现在，扩张政策实施两年，时间并不算短，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不能充分奏效，根源在于，我们的宏观政策虽然变了，从紧缩变为扩张，但体制政策并未改变，还在继续紧缩，金融在集中，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在加强，有些方面的行政控制在强化，体制性收缩限制和抵消了政策性扩张的效应。因此，关键不在于增大政策扩张的力度，而在于打破体制性障碍，使体制和政策的作用一致起来。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紧缩之中。
　　打破体制性障碍，推进市场化进程，实现体制和政策联动，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在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方面，不是简单地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而是使利率市场化；不是让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而是放开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不是严格地实行分业经营，而是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联通的渠道；不是削足适履，一切都经过审批，使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适应落后僵化的监管方式，而是在放开中加以规范，在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在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方面，一是政府的预算收入比重过低，但政府支配的资源并不少，关键是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过大，二投资的税负过重，现行流转税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出台的，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的税负不能抵扣，建筑安装仍然实行营业税，三是为了引进外资，我们不得不实行某些歧视性政策，对外资的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减免，实际上是对国内企业的限制。因此，根本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推进改革，重建财政，统一财政，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增发国债的目的，不在于启动经济，而在于盈得时间，促进信用基础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功能的发挥。增发国债不是政府拿来直接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弥补因减税（和费）而出现的收入减少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可以稳定预期，扩大需求和促进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保险基金入市场作股权投资和股权抵押贴现，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机制转换。这样就可以把短期宏观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体制和政策联动。面临加入WTO，中国的出口增长会有所加快，但短期内实际的贸易利益并不很大，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对传统体制中那些僵化的东西形成冲击，起到一种放水冲沙的作用，这就为我们实施进一步的体制和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可以借助目前较好的国际经济形势，放松汇率管制，发展外汇交易市场，扩大汇率变动区间，使之成为调节内外经济均衡的有效工具；也可以立即着手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有人担心，取消对外资的优惠会影响外资流入。这是杞人忧天。只要坚持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先在国内市场展开竞争，凭借广阔的国内市场，凭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同时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不怕外资不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IT产业等新技术的发展，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将找不到着力点，分散配置资源和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功能将更加突显，产业结构的调整更依赖于资本市场，更需要加快体制和政策上的调整，方能抓住新的机遇。虽然近期的增长不会明显提高，但在经过一番调整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