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大而效应小 新机遇需新方式　

--1999年第4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50人论坛.北京）从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和就业情况三大宏观经济指标来看，1999年，中国的经济运行是喜忧参半，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和进展，也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和问题。GDP增长7.1%，但增速呈下降之势；物价降幅趋小，但通货紧缩依旧；下岗规模减小，但下岗再就率也跟着下降，城镇实际失业率数倍于登记失业率。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机遇。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经济的继续走强，再加上今年将会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将会有所改善。连续两年的经济扩张将会继续，其政策效应的积累，再加上开发西部的宣传，给出的政策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IT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2000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稍有加快。但是，中国能否走出通货紧缩，为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则取决于我们在体制和政策上作出的调整和选择。
　　连续两年的宏观扩张政策还会继续实施，但必须与体制联动，由资源的政府集中配置走向市场分散配置，推进住宅、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货币化和金融、电信等垄断部门的市场化，促进信用基础的建立，扩大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借加入WTO之机，加快体制和政策的调整，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先在国内市场发展竞争，方能真正启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一 总体态势
　　 1、经济增长幅度下降
　　 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达83190亿元，比上年增长7.1％，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国家相比，增速并不算慢，但与上年相比，则慢0.7个百分点，其季度分布也呈下降趋势。在上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持续影响下，第一季度GDP增长8.3%，随着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的力度衰减，第二和第三季度分别下降为7.6%和7％。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预计数推算，第四季度GDP实现263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8%。
　　分产业看，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4405亿元，比去年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40763亿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28022亿元，增长6.9％。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20200亿元，比去年增长9％左右，比前三个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加值为34850亿元，增长8.8％。工业经济效益有所改善，1999前11个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82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5％；亏损企业亏损额降低12.8％。工业产销率96.6%。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加快，粮食、棉花、糖料播种面积和产量下降，油料有所增加，肉类和水产品继续增长。乡镇企业增长迅速，1999年1～11月份，全国乡镇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22737亿元，同比增长14.6%。

　　 2、物价持续下降，通缩依然存在　

　　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已经持续27个月负增长，1999年4、5月份似乎下降到最低点，随后，在降息、征收利息税、增发国债等一系列启动内需政策的作用下，物价下降的态势有所缓解，下半年物价降幅比上半年缩小近0.5个百分点。但是月度变动状况却是，降幅时而缩小（8、10月份为-2.6%），时而扩大（9、11月份为-2.8%），通缩依旧，仍未出现根本转机。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
　　 3、下岗失业继续增加
　　 199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1%，与上年持平。国企下岗职工约1200万，比上年减少400万，下岗职工再就业492万，比上年减少300多万，再就率从50%下降到40%。从1997-1999年，三年累计下岗未就业职工2270（=760+810+700）万，相当于登记失业人数的4倍。按此计算，中国的城镇失业率高达20％左右。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较大 

　　 1999年，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22000多亿元，增长7.8％左右，比1998年下降6.4个百分点。从变化趋势看，投资的波动主要受国家财政政策所左右。财政投资的扩张直接推动了1998年第四季度和1999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进入第二季度以后，随着国家投资的减少，投资增长一路下滑，第三季度出现零增长，9月份发生了2.8%的负增长。10月份增长0.6％，11月份回升加快，同比增长5.9%。1至11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1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8%。据此推算，12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8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6%。
　　从投资结构看，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增长较慢，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9248亿元，同比增长5.6％；更新改造投资3062.8亿元，同比增长1％；房地产开发投资2591.6亿元，同比增长17.9％。
　　 2.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先抑后扬
　　
199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1140亿元，比去年增长6.8％，增幅与上年持平。从月度走势看，5月份降到1998年以来月度增长率的最低点（5.3%），以后缓慢回升，第四季度增长加快。10月份，受50年大

　　庆的节日效应影响，同比增长达到8.2％，11和12月份均保持了7.8%增长速度。从城乡销售结构来看，1～11月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9%，县及县以下增长6.3％，城镇快于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不平衡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平衡密切相关。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9元，比上年增长7.4％，农民收入2205元，同比增长2.6％左右，收入差距从2.54：1扩大到2.66：1。居民储蓄59622亿元，增长11.6%，比上年降低5.5个百分点。
　　 2.3外贸增长超过预期

　　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和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快出口退税进度，1999年下半年我国外贸出口止跌转升，全年进出口总额达3607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1.3%。其中，出口总额为1949亿美元，增长6.1％；进口总额1658亿美元，增长18.2％左右；贸易顺差29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45亿美元。截至1999年12月31日，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546.75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97点16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达3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5亿美元。人民币汇率基本固定。
　　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继续上年的下滑趋势，3月份达到低谷，当月外贸顺差只有5亿美元，5月份出口出现的第一次正增长，贸易顺差达到18.6亿美元，从7月份开始增速加快，11月增长最快达28.8％， 8月份的贸易顺差48.8亿美元，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顺差最大的一个月。
　　从进出口结构上看，前11个月，我国对东盟国家出口108.4亿美元，增长12.9％；对韩国出口68.6亿美元，增长24．8％；对日本出口288.4亿美元，增长9.8％。而1998年，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均为负增长，降幅在6.7％～31.3％间不等。前一个时期一度疲软的对香港、台湾地区的出口，也已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对香港出口11月当月增长了42%。我国的出口地区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出口形势一直较好，1－11月分别增长17.4％、8.5％、17.4％和16％。进口商品总值增长20.9%，其中一般贸易增长65.8％。

　　 2.4财政收入增长，财政赤字扩大
　　 1999年税收总收入10311亿元，比上年增收1219亿元，增长13.4%，税收占GDP的比重由11.6%增加到12.4%。其中，关税收入大幅度增长，净缴中央财政1589.6亿元，比上年增加710亿元，增幅达80.8％。税收的增量部分主要是海关税收。中央财政收入5785亿元，增长14.9%，地方财政收入4527亿元，增长11.5％。增值税和消费税4846亿元，增长6.4％。11月1日开始征收利息税，两个月共征收6800万元，与预期年征收200～300亿元的目标相差甚远。财政支出预计12100多亿元，财政赤字18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1 倍左右。
　　 2.5货币流动性增强而流通速度下降

　　从经济流程上看，1999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增幅下降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45837亿元，增长17.7％，比上年末提高6个百分点；流通中的现金M0余额13456亿元，比上年增长20.1％，提高10个百分点。全年现金投放2251亿元。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为93734亿元，增长12.5％，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084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为108779亿元，增长13.7％，累计增加13081亿元，存差继续扩大为2235亿元。通常，人们用M1/ M2表示货币流动性，随着M1增长的加快和M2增长的减慢，货币的流动性在增强，这与降息和开征利息税有关，因为二者使人们持有货币的成本下降，货币需求增加。作为国民经济的先行指标，现金和狭义货币增速的明显上升，通常预示着经济回升即将来临，但与此同时，用GDP/ M1表示的货币流通速度却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说明单位货币所支撑的实体经济在下降，符号经济的活跃还没有转换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因为，在经济转型时期，货币信号的作用有赖于财政政策和各种制度的配合。

　　从股票市场看，自从5，19行情以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国企上市融资的措施，包括武钢、二汽、天津汽车、浦发银行等国有大盘股上市；嘉陵摩托、黔轮胎国有股配售；真空电子、康佳等四家增发新股及申能回购，但并未得到市场的认可，国有股配售股价下跌50%，增发新股，基本跌破发行价；而新上市的国企大盘股，大多为市场所冷落。因此股指逐级回落，以上证指数为例，从最高时的1739点铁到年底时的1350点。

　　三、政策及效应分析
　　继1998年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之后，1999年进一步实施了宏观扩张政策，虽然政策力度并不算小，但是，政策效应却出现了递减趋势。
　　鉴于1998年增发国债，扩张投资，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而1999年上半年又出现了出口下滑，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低迷的情况，在年初确定发行国债3400亿元的基础上，8月30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增发600亿元国债的议案，使当年国债发行总额达到4000亿元。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另外，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专门用于支持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采取这种方式实施财政扩张政策，不但可以带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扩大投资需求，而且可以对企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据估计，90亿元财政贴息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但由于全部面向国有企业，技改投资增长依然缓慢。
　　必须指出，带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是民间投资和消费，而不是公共支出和财政投资。从近两年的政策操作实践看，我们过多地依赖财政扩张投资，似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无条件适合于中国经济。殊不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应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为了拉动消费，一方面，政府扩大支出应能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在消费增长的带动下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稳定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增长的预期，从而稳定消费倾向。然而，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大规模动员社会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规模；而就业制度、医疗保险、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对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很大，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严重下降，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为负数，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微乎其微。看来，单纯地扩大政府支出并不能启动经济，更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况且连续的大规模国债发行和财政赤字使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继续扩大国债发行的空间越来越小，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财政扩张的直接目的不在于使GDP增长率提高几个百分点，而是在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最终让民间投资扮演主要角色。
　　为了扩大内需，解决现有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矛盾，政府提高了8400多万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此举使居民的持久收入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按70％的消费倾向计算，加薪直接拉动GDP增长1％左右，由于加薪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和工薪阶层，其乘数效应一般比基础建设投资更大。1999年第四季度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达7.9%左右, 就是一个证明。
　　与财政扩张相配合，1999年的货币政策也是扩张性的。央行增大了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其余额达27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2 倍，再加上外汇占款增加的货币效应等，基础货币投放达4000亿元左右。在进一步降低了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又一次将存款准备金率从8%调减为6%，仅此就使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加2000亿元。然而，目前银行的情况不是无钱可用而是有钱不用和不能用。这不仅表现为在居民储蓄增速减慢的同时，银行的存差仍在继续扩大，而且由于企业经营不好，负债率高，虽有贷款需求，但效益好，有还款保障的需求明显不足，银行的资金无法有效地贷放出去。再加上降息和开征利息税的影响，居民手持现金大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放慢，增加的货币供给并没有有效带来实质经济的增长。
　　按照正统的国际收支理论，进口增长与国内收入增长有关，国内收入增长越快，进口增长越快，反之亦然。1999年国内收入增长下滑，而进口大增，关税更是超常增长。这是政府惩治腐败、打击走私的结果，也反证了走私和腐败现象的严重性。据估计，如果不打击走私，1999年的非法进口可高达250亿美元或者更多，登记的贸易顺差可达500多亿美元。据此，过去的巨额贸易顺差有近一半是由于大量非法进口不计入进出口帐户造成的。这一事实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只要惩治腐败，严格征管，杜绝乱收费，国内税收还有很大潜力，完全可以做到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一箭双雕的效果。
　　四 制度分析和趋势展望
　　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和体制的大调整时期。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一是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美国经济的继续走强，再加上今年将会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将会有所改善。二是连续两年的经济扩张将会继续，其政策效应的积累，再加上开发西部的宣传，给出的政策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三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IT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因此，2000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稍有加快。但是，中国能否走出通货紧缩，并实现稳定增长，则取决于我们在体制和政策上作出的调整和选择。
　　通货紧缩趋势是中国当前经济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制度性调整对原有收入分配关系和预期行为造成的冲击：首先，大量下岗和失业使原来的工资成本转变为国有企业的利润，虽对国有企业解困创造了条件，但不利于启动消费；其次，福利房的货币化吸纳了大量居民储蓄，居民用于购买其它产品的资金大幅度下降；第三，民间信用的堵塞妨碍了民间投资的启动；第四，以粮食和棉花价格实行优质优价为代表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在短期内会影响农民货币收入的提高；第五，社会保障措施出台滞后，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第六，房地产、电信、航空、教育等部门的垄断高价对其它商品价格的替代作用。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种情况：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经济货币化是一般商品的货币化，虽然伴有两度发生的通货膨胀，但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高增长。现在所要进行的是住宅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货币化以及金融、电信等垄断部门的市场化。这些部门的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与正在继续的通货紧缩，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趋势，而这些部门的货币化和市场化，则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集中配置向市场分散配置的转化，这不仅需要调整货币供应的方式和规模，而且更需要资本市场的发育和信用基础的建立。与此同时，如果说在传统赶超时期，由于目标明确，政府集中配置资源是有效的，那么，随着IT产业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将找不到着力点，分散配置资源和资本市场的地位和功能将更加突显，产业结构调整更依赖于资本市场。目前，我们正处在这一转变的关键时刻。
　　近几年来，为了启动经济，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和扩大赤字，集中了大量资源，今年的国债规模和赤字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发债的目的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为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单纯地启动经济。这不仅过于短视，而且是资源的政府配置和集中配置。其实，发债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得时间，促进资本市场发育，转换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从集配置转向分散配置。鉴于国债的发行规模已相当大，今年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关键是增加债券品种，放开国债利率，发展交易主体和扩大交易规模。如果发债筹资不是直接用于扩大投资，而是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可以稳定预期，扩大需求和促进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保险基金入市场作股权投资和股权抵押贴现，一方面扩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机制转换。这样，就可以把短期宏观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体制和政策联动。短期政策虽然着眼于短期目标，但可以为制度调整创造宽松的条件，减少改革的阻力。制度调整虽然具有长期性质，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也有着明显的短期效应，即通过稳定预期来启动消费和投资。
　　国企三年解困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但一些解困措施往往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相悖。把发展和培育资本市场定位于国企解困就是突出一例。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既破坏市场规则，又妨碍资本市场发育，同时又不利于经济增长。1999年的托市之策并未带国企大盘股的上升，相反，下半年加快国有大盘股上市，国有股配股发售等扶持国有企业的措施，造成了股价的明显跌落；债转股导致了新的政策歧视和退出障碍，实际上是把竞争失败的国有企业扶起来再斗，其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再加上削足适履的监管方式，增资扩股要审批，设立网点要审批，开展新的业务要审批，取消柜台交易，关闭产权交易中心，整顿农村使用基金，一个最市场化的部门充满了计划经济的色彩。
　　 1999年投资增长的大幅下降表明，投资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但投资需求不足又是由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是投资的税负过重。现行税制是在1993年制定的，其目的之一在于压缩投资，治理通胀。不仅如此，增值税一般有三种类型：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我们对投资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不抵扣，建筑安装工程仍然沿用原来的营业税。如果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和建安工程都抵扣，那么，增值税税率就不是现在的17%，而是25%。因此，改革税制，降低税率，是启动投资，特别是启动民间投资的重要途径和有效选择。这样做的结果，短期内会减少了税收，需要用增发国债来弥补，但长期内会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有供给学派的理论支持，拉弗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有美国通过投资减税而实现财政由赤字到盈余的实践证明。
　　可喜的是，政府最近的一些举措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除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其余领域都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清除在税收、土地使用、企业开办、进出口等方面不利于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和歧视性规定。在项目审批、股票上市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将享有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对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现行税率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最近颁布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不设下限。这将从法律上确保私人投资的地位和权益，对鼓励民间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中美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排除了中国加入WTO的障碍，今年入世已经是胜券在握。入世是一个市场双向开放的过程，虽然短期带给我们的实际贸易利益并不大，但确有利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预计出口的增长将会加快，但不会出现90年代上半期的高速增长局面，且贸易顺差有可能减少。鉴于目前的国际经贸形势不错，我们可以借鉴1994年汇率并轨的经验，放松汇率管制，发展外汇交易市场，扩大汇率变动区间，使汇率成为调节内外经济均衡的有效政策工具。入世对传统体制中某些僵化的部分形成冲击，也是我们进行政策和体制调整的一个机会。过去，为了引进外资，我们不得不实行一些歧视性政策，对外商投资实行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减免，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外资的进入和发展是以限制和牺牲国内企业为代价的。现在入世，就应立即着手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赋。但我们的某些政策选择仍在继续违背这一原则。例如，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规定，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三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什么这一政策不能同时给予国内企业呢？难道西部开发不需要吸引东部地区的资金和企业吗？有人担心取消对外资的优惠会影响外资进入。这是杞人忧天，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且素质好而成本低，再加上加入WTO，进一步扩大开放，不怕外资不来。借此，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提高国际竞争力先在国内市场发展竞争，入世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