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与金融改革

关于防范金融风险的几个问题

　　　　
　　(50人论坛.北京)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风潮迭起，国内的金融生活中也不断有问题发生。事实证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年初提出要认真研究和防范金融风险是非常及时的。目前迫切需要明确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我国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在各种风险中轻重缓急是如何排列的，怎么防范风险，治标治本应如何结合，等等。这里谈点我个人的看法。　　　　　
　　一 对风险的判断

　　从宏观的角度看，通常提到的金融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这就是类似几年前的墨西哥和今年以来的东南亚所发生的金融震荡。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多年来一直很好，而且人民币在资本账户原则上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唯一值得担心的问题是，一些资本项目的外汇收支混入经常项目流入、流出。　
　　2.金融欺诈造成财产损失。以欺骗钱财为目的的乱集资和“老鼠会”及其他各种金融诈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不断变换花样，时有发生。但是，金融知识会越来越普及，人们的警惕性会越来越高。一般地说，单一欺诈活动能够影响的规模会缩小，能够持续的时间会缩短。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不大可能发生类似阿尔巴尼亚那样的金融风潮。　
　　3.股票市场行情暴跌。沪深两个交易所设立以来，大起大落，反复震荡。今后也还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应认真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股市波动的幅度会逐渐缩小，而股民和社会对股市波动的承受能力则在逐步提高。因此，股市行情的涨落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政府对其反应越少越好，越间接越好。对于违法违规的投机行为和以股市问题为借口煽动闹事的行为，坚决按法律法规处理即可。　
　　4.吸收存款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等，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发生支付困难。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但不会发生全局性的支付危机。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是以几大全国性银行为主体，这些银行又与中央银行直接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保留了某种“吃大锅饭”的弊病，但是可以起到存款保障的作用，可以避免支付危机。当然，这种以增加国家负担为代价来保证支付终究不是个长久办法。下一步改革势必要增强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心，但必须把防止支付危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重要前提来同时考虑。　
　　5.社会信用关系遭受破坏。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企业遇到竞争，经营发生风险，但是，传统的公有经济“吃大锅饭”的观念和体制并没有彻底转变，因此发生了十分普遍的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和企业对银行的拖欠。这种现象最近几年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严重损害着商业环境和经济秩序，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6.不良资产累积威胁国家经济稳定。国有和集体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主体，由于内部的和外部的种种原因，经营决策合理程度低，运行效率差，资产质量每况愈下。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承揽这个损失，但不可能通过财政资金来补偿，而是主要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扩张予以平衡。在超过正常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所要求的货币供应增长限度之外，就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经济较大波动，并损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金融问题。　
　　上述金融风险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应当立即着手防范和化解。但是，就近期来看，这些问题还不致有全局性的爆发并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因此，一方面绝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不能草木皆兵。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财政方面存在的问题似乎更紧迫一些。当然，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也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前面列举的主要金融风险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与财政力量薄弱，财税体制不规范分不开的。　　　　　
　　二 基本的对策方针

　　
　　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而且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主要的根源是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国有经济的改革迟迟没有推出大举措，包袱越背越沉。因此，解决金融问题,一定要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时机，下决心在改革上迈出较大步伐。　
　　1.区分两类风险。现阶段我国金融活动中的风险实际上可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风险。一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者、投资者和经营者必然要承担的、与其收益相对应的风险，没有这类风险，就没有经济决策，就没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类是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经济遗留的困难和双重体制摩擦所形成的风险，这类风险的状况取决于转轨的方式和速度。前者是正常的、恒久存在的，只能通过合理的组合来分散的风险；后者是非正常的、暂时性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加快经济转轨而化解和消除的。现在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推动和鼓励责任人完全承担其应当承担的风险，不能出于其他考虑而由国家或社会全部或部分地代其承担风险。特别是在股票、期货、房地产等方面，培养人们风险意识的唯一办法是让其承担责任；如果总是由政府来出面“化解”投资者的正常风险，那就必然要加大国家的风险。但是，对于非正常风险，控制者和承担者都只能是国家，这也是不能推脱、不能拖延的。　
　　2.开正门、堵邪门。金融活动中的矛盾、冲突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本市场关系不顺，“双轨制”运行所造成的。只有堵导结合才能解决问题。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担心，强调防范金融风险很可能会导致普遍收紧，把多种融资渠道都堵死。如若这样，不仅会影响金融的市场化，而且也不可能达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地下的，非法的金融活动将十分猖獗。因此，应尽快推出以下措施：　
　　(1)提高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程度。朱副总理前几年就指出，要适当多发展一些新的商业银行，加强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效率。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允许更多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条件更成熟，意义更积极。保险业也是如此。可以考虑首先允许若干个大中城市建立1～2个内资保险公司，然后，再考虑扩大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　
　　(2)基本落实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代替信贷规模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让国有商业银行自己做出信贷决策，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证明，比计划安排或领导指令对国有银行领导人的压力要大得多，约束性也强得多。银行信贷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不再有其他指标要求，也就不会再发生“绕规模”、“账外账”的问题。　
　　(3)利率的形成要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汇率并轨风险比之利率并轨要大，但是，已经基本实现，而且取得多方面出乎预料的好效果。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业已成熟，实际金融活动中，多数时候已经突破了固定利率，采取了变相的补偿办法，实际上是供求双方谈判协商的结果。可以首先从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办法入手。这样就可基本消除贷款额外预扣利息等现象。　
　　(4)从体制上统一和完善股票市场。一是要落实深、沪两个交易所的权利和责任，使其在选择企业上市及监督证券公司市场行为各方面逐渐发挥主要作用；二是坚持上市标准的统一性，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在符合一般要求的前提下，适当支持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制改组；三是扩大新上市公司公众股的比重(目前仅为25%左右)，使之达到30%或更高，这样可以减少高度投机炒作的可能性；四是采取过渡办法有步骤、分比例地放开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去年以来，股票市场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目前的有利条件很多，采取上述改革措施会较快取得新的实质性的进展。　
　　(5)探索非上市企业的股本转让途径。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股票上市的公司都是较少数。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虽然不上市，但其股票或股本也必然要求能够流动，这是资本合理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我国开始允许建立股份制企业已有十几年时间，这些非上市企业的股本长期冻结流通已越来越不合理，而且也越来越难以真正卡住。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已有各种变相的柜台交易甚至是变相的证券交易所，拥有了区域内较广泛的投资者群体。简单的关闭和禁止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应当选择几个城市进行柜台交易的试点。　
　　(6)促进企业债券跟上整个金融市场发展的步伐。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相辅相成，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资本流转途径。我国目前的企业债券规模远远落后于股票规模，这是不正常、不合理的。发行股票有助于企业转换机制，发行债券也有同样的功能。不能因为担心企业到期不能偿付就把发债券改为发股票，那样做后果更严重。因为这等于假定股票可以不要回报，这是非常荒唐的。当然发债一定要有规则。目前需要改进的是，债券的发行要经过合格的企业资信评估；要适当多选择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多鼓励基础设施项目发债；多发长期债券；多发可转化债券。　
　　3.把金融改革与整个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问题不只是个金融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个经济体制问题。公有经济部门低效率占有和使用巨额资金，是我国金融体系最主要风险的根源。目前每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3 000亿元左右，流动资产积累2000多亿元左右，两者合计15 000多亿元。但是，无效和最终要损失的资产据估计有6000亿元左右。城乡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要小得多，相应造成的浪费也比国有经济少得多。但是乡镇企业的产销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常常不到90%，因此，每年产生的存货增加也高达3000亿元左右。假定企业使用的资金有一半是通过金融机构筹措的，那么，每年新增的不良金融资产就达5000亿元左右。金融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应当首先把这种势头扭转过来，否则风险不会减少而是越来越大。　
　　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也十分简单，就是推动企业去适应市场，使整个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能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运行、生存和发展。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需要下决心迈出更大步伐。　
　　(1)对各类企业真正一视同仁地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支持，特别是银行贷款、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产业政策是针对行业的，而不是为确定的哪一种所有制类型提供优惠的。　
　　(2)所有制造业企业都应在有订货合同的前提下才能生产，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流动资金贷款。这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不成为问题的普遍规则，但在我们这里是必然要努力培养的。几年前煤炭行业按照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实行“三不政策”，对于减少拖欠积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各行各业都要树立起信誉、责任的意识。宁可减少产量及其增长速度，也要把库存积压的增长幅度降下来，把信用关系强化起来。　
　　(3)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社会资源充足，特别是当增加库存的无效生产下降之后，如果其他需求增长不多，就可能形成通货收缩，企业更会开工不足。总量上的松紧不能代替企业的机制转换，但是总量上的不平衡，无论是需求过度还是需求不足，都不利于企业的机制转换。现有的工业产出确实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但是，只有在增长潜力正常发挥的条件下，才能明确究竟什么需要增加，什么需要减少以及各自增减幅度。考虑到现有的消费总量、出口总量及存货增加的总量的必要调整，明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至少应增加20%以上，才不致造成较大的困难。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不管近期的效益如何，其积极意义绝对超过了存货投资(库存增长)。应当鼓励银行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因为其风险比流动资金贷款要小得多。例如，我们过去一直说要少搞楼堂馆所，因为这可能造成浪费，但是，楼堂馆所可以改为出租的写字间、商厦和旅馆，而大部分库存则很可能最终不得不完全报废。发达国家的财会制度规定，库存一年以上的产品就应当被看作是废品。　
　　(4)加大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力度。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都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人浮于事和社会负担过重等等问题。不进行战略性调整，不实施必要的兼并破产和人员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空话。朱基副总理正确地指出，这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也正是过去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最大的方面。只要紧紧抓住人员重新安置这个核心，步子再大一些，花费再多一些也是我们能承受的，也是合算的。诚然，这项工作要和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建立新型的公司治理结构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系统操作，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4.把增量问题和存量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控制国有经济不良资产的增长是关键，这要靠转变机制才能堵住源头。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又要解决存量问题，因为背着沉重包袱，不论企业还是银行的机制都转不过去。现在最大的误区是，人们总把存量问题与增量问题混为一谈，因此把解决存量问题说成是没有可能的。　　　　　　
　　三 改革和政策力度的把握

　　
　　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和金融隐患的途径在于实施前述各项改革。但是改革本身也有风险，而且往往是经济、社会、政治的集合风险。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确定我们的承受能力。总的来看，我们现在可能把不利因素估计得超过了有利因素，在总的得失估量方面出现了偏差。有几个特别需要纠正的观点：　
　　一是说银行的资金都来源于吸收存款，特别是老百姓的存款。以此强调要坚持贷款原则是对的，但从科学的角度讲不符合事实。因为银行的资金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吸收社会存款，一是从中央银行获得融资，即再贷款和再贴现等等，因为中央银行可以创造基础货币。直到1995年以前，国家银行系统的贷款总额都超过了各项存款的总和。例如，1994年多出3110.4亿元，1993年为3230.8亿元，1992年为2724.4亿元，1991年3180亿元。最近两年银行存大于贷、增加了备付金和外汇资产。明确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这种关系，可以为调整重组金融资产找到很大的回旋空间，当然这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滥发货币。只要把每年被用于无效生产和投资所占用巨额资金的一部分，用于国有经济的调整和改组就可有巨大的改观。　
　　二是说近两年基础货币的增加都是用于外汇占款，这也远不是事实。1996年银行的储备货币增长6000多亿元，而外汇储备增长31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只有2600多亿元，其余3000多亿元主要是增加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和贴现。如果中央银行增加这么多基础货币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那么完全可以在增加的方式上进行调整以促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和重组。　
　　三是说支付改革的成本必须要现金，而且不能超出银行呆坏账准备金的规模。这也是很大的误解。企业调整和重组，并不都需要现金，世界上大部分公司兼并是不可能全使用现金的，原有资产的重新资本化(recapitalization)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们要让差的企业及时淘汰，不再像无底洞一样吸纳银行资金，就可以考虑更大规模的兼并、破产和重组。这些企业净资产常常是负数，因此它们拖欠银行的债务，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存量调整来解决。中央银行完全有条件为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债务挂账。因为不这样做，企业不能改组，中央银行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新的不良资产。企业改革要重新安置职工，实际上是要筹措一笔社会保障费用，即使是这种用途，也不一定同时一次都用现金偿付。　
　　四是说中央银行和财政之间不能进行资产债务重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看法。只要研究一下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就应该认识到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是两项，一是国债，一是外汇储备，前者一般占到50%以上。而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人民银行的资产主要是对普通银行的再贷款占54%，而对政府的债权只有5.9%。这正好说明过去我们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投资和保护农业的补贴，财政出资很少，主要是通过对银行欠账实现的。现在完全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一部分中央银行再贷款改记到财政头上，叫“欠款”或“国债”都可以，也可只叫“财政历史挂账”。这不涉及流量，不用新发一分钱的国债。而这样一调整就可以划账给商业银行以补充其资本金或扩大其冲销自己不良资产的数额。由此可能引起商业银行少交中央银行利息，中央银行少交财政利润的问题，但是，财政与中央银行在财务上利益是完全统一的，更何况，中央财政新增的股本和冲销的不良资产相比，得大于失不知有多少倍。此事我们与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一些同志议过多次，是完全可行的。　
　　如果上述认识问题能得以解决，在各综合部门之间形成共识。改革必将取得新的根本性的突破。　　
　　*本文写于1997年11月15日。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改革

　　　
　　本来现在发表演说的，应当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非常遗憾他有别的安排不能到会。请我来代替，主办者显然冒了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震惊了世界，但是，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思想似乎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波动。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人不那么敏感；二是西方人的反应过度了。我猜想，不管依据什么样的事实，都不能把昨天的亚洲说成是天堂，再把今天的亚洲说成是地狱。中国尤其不是这样。当然并不是说这场风暴对中国没有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消极作用，但总的来说积极的后果可能是更主要的。　
　　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众说不一。这场危机的发生确实与金融的国际化、与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关系非常直接。许多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例如詹姆士·托宾教授特别强调，危机的根子是现行的国际汇率制度。没有任何调节与控制的证券和货币买卖，有可能造成像泛滥的河水一样的灾难。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因为有真实经济的原因，货币经济不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混乱。虽然遭受打击的国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内部经济循环不畅很可能是共同的。香港之所以迄今为止能够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在真实经济方面有较为坚实的基础。至少在6年以前，吴敬琏教授就提出了要防止出现泡沫经济，他的警告，不仅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而且也是针对香港的。幸运的是，香港的经济抵御住了以往的冲击。从货币经济的角度看，香港是独立的，但在真实经济方面却早已和大陆特别是广东连为一体。香港在内地有上千亿美元的投资，它们的收益大大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内地有500万左右的工人在港商投资企业工作，他们生产销往全球的产品，但他们的工资只有香港的10%左右。所以香港金融市场成为国际投资者的乐土，并不是靠编造神话故事实现的。　
　　如果我们把真实经济作为判断和处理问题的根本性依据，那么就必须承认，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的波动程度大大超过了其真实经济中问题的严重程度。只要我们不去强迫他们吃药，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可能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困难。还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这些国家现在和今后还会遇到很大困难，也并不能否定他们过去所取得的伟大的发展成就。以韩国为例，虽然其货币贬值使得美元计算的GDP减少了一半，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它经济起飞前的1962年，人均GDP只有83美元。30多年后的今天增长了60多倍，这在世界历史上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奇迹。不过，这决不意味着我赞成韩国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经济政策和体制。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施工作，我们从外国的同行那里学到了许多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我们有许多非常容易沟通的朋友。然而，也有一些朋友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说法常常令我感到担心。简而言之，就是在我们比较顺利的时候，情况并不像这些朋友所说的那么美好；当我们不太顺利，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和困难的时候，往往也不像这些朋友想象的那么糟糕。从1984年到1988年，再到1992年和1996年，关于中国经济的舆论差不多每四年就会有一个新的周期。我们不得不尽力去扭转流行的看法。这并不是我们比这些外国朋友高明，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曾经很愚蠢。中国人过去说过的或听过的极端言辞太多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我们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对任何绝对化的语句，不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本能地发生怀疑。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不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现在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世界平均的食品、服装和日用品的消费水平。但是，中国人的居住环境还很落后，人均拥有的电力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交通条件和水的供应更是迫切需要改善。在过去七年时间里，电话的普及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目前刚刚超过8%。我们的制造业无疑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可是无论从产品技术上的先进性来看，还是从附加价值的角度来看，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仅只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来观察，中国有理由成为世界各种价廉物美消费品的生产基地。高技术产品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同样地，文化集约的产品也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书籍、报刊、电影、电视以及各种音像制品，各种与教育相关的产业，都可以成为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对此，周小川先生早在七八年前就已预见到了，他坚决主张要保护知识产权，因为这意味着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从总体上说，目前几乎所有的第三产业都是供应不足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吸收的就业人员仅占26%，这个水平甚至大大低于印度。中国非农产业就业早已超过了50%，然而城镇人口比重只有不到30%，在今后许多年里，城市化势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90年代以来，前四年我们是资本净流出，后四年则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在未来的时间里，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总储蓄和总投资的自我平衡。引进外资的意义并不在于资金本身。最后，全世界都已看到，中国的汇率保持了磐石样的稳定。这项政策不仅保护了中国的经济，而且还以自己一定的牺牲缓解了亚洲金融市场的紧张气氛，维护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没有问题。从经济学家这个职业的角度来看，也许问题还太多了一点。资源、环境、科技进步、教育和就业等等，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特别是直接威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和政策。不改革我们就没有出路。对此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非常清楚的。刚刚产生的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总理朱基日前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说明，他说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实际上在我看来他至少讲了八项改革，这就是国有企业、金融体系、政府机构、粮食体制、投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和财政税收。在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进程中，遗留的难点问题可以说已经被概括无余。以改革来总揽未来五年的政府工作，确实抓住了经济问题的关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然而，谈到改革人们自然又会想到其困难，特别是国有经济部门的巨大的冗员包袱、债务包袱和各种社会福利包袱。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拿出任何一个来都足以使人望而却步。可是，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思想和观念的包袱。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很小的国债余额(过去只占GDP的7%，增发特种国债后可能达到12%)，因此进行资产债务重组并建立起新的机制并不是不可想像的。至于就业和再就业，我认为从总体上说，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需求规模，有多大的需求规模就应该有多大的就业规模。总之，改革成功的条件完全具备。　
　　前面曾经说过，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积极意义超过消极意义。就是说，它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慢改革来防止波动和风险。恰恰相反，这场危机促使我们空前地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对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机构必须去适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决不能反过来让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去适应公共部门。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讨会即“中金论坛”上的演讲稿，时间为1998年3月27日。　　
　　　　
　金融稳定、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各国有很大的不同，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中国不会发生与之相类似的金融危机。不过，这场震撼全球的金融风暴，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使我们必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各国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与日本、韩国之间还有较大的差别，但是，从根本上讲，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共同的，即结构失衡。这里，我们对结构的理解不应当仅局限于产业结构本身，还应包括整个经济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合理的，基本平衡的，它的经济循环就能顺畅地进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扭曲，失去基本的平衡，就会造成经济循环的堵塞和断裂，并以某种危机，包括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一个经济体，无论其规模大小、发达程度高低、增长速度快慢，只要它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内，即在一个均衡的经济结构内进行连续不断的循环和周转，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稳定的、安全的。否则，这个经济体的运行很难正常进行，迟早会出现堵塞，发生断裂，形成危机。这次东南亚以及日本、韩国的金融风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来看泰国的案例。泰国的经济起飞是由其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带动的，1991-1995年泰国以其18.7%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带动了8.5%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但在这一过程中泰国忽视了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国际市场过份依赖，结构很不均衡。泰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表面上看似乎十分紧密，其实裂缝越来越大。因为泰国的经济发展畸型，出口产品单一，缺乏应变能力。一当遇到出口环境改变，矛盾就会暴露出来。销售不畅或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进而造成出口停滞，贸易状况恶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泰国经济已经不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正常循环和周转，危机已经无法避免。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不过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　
　　其次来看韩国的情形。韩国从60年代以来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政府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但是这也助长了国家养成了盲目地强制地干预经济的倾向。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政府不顾国内外市场的实际状况，片面鼓励和倡导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一些财阀型的大企业集团与政府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展开了规模扩张竞赛。国家为了支持这类产业，人为地压低利率，并指令银行提供贷款。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规模一般较大，单靠国内资金尚不足以支撑，于是，这些企业便大量举借外债，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甚至主要依赖对外负债生存。当外债达到一定比例时，国外银行和投资者看到这类产业的市场前景模糊，利润率极低，对其还本付息失去信心，不再给予新的贷款，并开始回收已经贷出的资金。韩国经济循环的链条由此中断，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生产活动无法继续进行。企业倒闭进一步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于是，韩国的汇市和股市同时出现了恐慌。　
　　日本这个国家情况很不同。日本不是债务国，相反是排名第一的债权国，而且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日本不会出现外汇收支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它仍然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然而，日元已经长期疲软，这可能是亚洲经济陷入危机的一个原因。同样地，日本经济的问题，也是由其内在因素决定的，经济泡沫反映出其结构失衡，暴露了金融体系和政府调控体系的深层次弊端。　
　　总之，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有关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未能随其经济发展进行相应的调整，妨碍了其经济循环的正常进行。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可以理解之处。总有人喜欢把这个危机解释为新奇的事件，将其归因于金融全球化、高科技、知识经济等等。我认为有关系，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二 中国经济的特殊结构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活力很强，回旋余地较大。中国与东南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有些方面还正好相反，比如国际收支、外资流入等等。因此，只要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做好工作，就不会陷入一些国内外人士所担心的危机之中。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的经济结构就不存在问题了，经济循环就畅通无阻了。相反，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并有日愈严重的趋势，只是它与东南亚国家出现的问题在性质上不同。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就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几乎所有的制造行业都出现了生产过剩，甚至还包括养殖业和种植业。去年，我国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0.8%，是改革开放20年来最低的，年底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甚至成为负数。这已经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收缩问题了。这一通货收缩问题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问题根本不同，与政府总量政策的紧缩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虽然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有关数据显示，去年无论是货币供应量，还是银行贷款和企业存款都是相当充足的，银行银根比较宽松，并且两次下调了银行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库存增加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库存增加1994年为2404.3亿元，占GDP的5.1%；1995年为3376.5亿元，占GDP的6.06%；1996年达4591亿元，占GDP的6.6%。　
　　一面是资金紧张，销售困难，一面是严重的库存积压，这已不是总量问题而是典型的结构问题，并且是我国自己的结构问题，它不同于欧美的经济问题，也不同于东南亚的金融问题。对下面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也许会增加我们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及其特殊性的理解。　
　　1.住房问题。无论是从住房面积，还是居住环境来看，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都要远差于美国。但是在中国居民一些很小、很旧的房子中却摆放着比美国更大、更先进的彩色电视机。最近，有关部门对我国其他家用电器(比如电话)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不少方面要比美国先进。　
　　2.交通问题。在过去5年中，我国的远距离交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民航、铁路，但城市交通却在不断恶化。例如，在这5年中上海的公共汽车增加了36%，而乘坐公共汽车的人却下降了35%。目前能够买得起汽车或者乘坐出租车上下班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那么，其他人如何解决市内交通问题呢?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市内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在不断下降，所以不少人选择了步行或骑自行车。　
　　3.教育问题。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按学生人数增长率来计算，甚至低于50年代。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的大学入学率(在校学生与适龄人口之比)为4%，而1962年韩国就达到了6%。1993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3%，高收入国家已经达到53%。现在，美国各种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有1500万人左右，而我国的普通高校加上电大、函授等各种成人教育，全部大学生也仅为500万人左右。　
　　4.文化产业问题。发达国家最大的产业不是汽车，而是媒体、娱乐业，包括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在我国，虽然文化产品和服务业的生产经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行业，但总的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电影、电视和音像制品市场上充斥着外国货、舶来品；文学、戏剧仍处于转型时期的生存挣扎状态。我们的报刊发行量最大的只有200多万份，还不及英国一家小报的一半。　
　　不用去一一列举，实际上所有的服务业的供给都是短缺的。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为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愁，其实本来并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快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非常重要。　　　　　
　　三 产业结构不合理与经济体制不均衡

　　
　　居民最终消费结构失衡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背后则是经济体制的不均衡。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高速、持续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我国的市场化过程却未能与此同步。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不完全，因而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小，有一些应该收缩的产业在政府的干预和保护下仍在不断扩大规模；有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却由于缺少必要的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而迟迟得不到发展。因此，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主要是体制性失衡，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陷所造成的。　
　　1.关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问题。前面对我国库存增加的分析，不仅说明了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还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会超过1%，而我国1996年则达到了6.6%，这个事实可以清楚地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度、低效益的原因。银行贷款的呆坏账比重很高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前面所说的住房发展滞后问题，既不是因为我国收入水平太低，也不是因为大家对旧房、小房有特殊偏好，而是因为现行的福利分房制度，或者说住房的非市场化，非货币化制度。当人们能够在单位分福利房的条件下，无论其收入水平如何，都不会选择买房。这实际要解决的是收入分配的货币化问题。　
　　我国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现行的教育制度。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严重错位，非义务教育不收费或收费很低(如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却要收取高额费用(比如，在有的城市一个小学生在升初中考试中落榜了，其家长要交纳上万元的赞助款)。现行教育制度还对办学、招生等实行了严格控制，甚至实行了全国统一发放毕业证书的办法。固然，政府必须审查、监督学校，不能让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学校出现。但是，评判学校成败和学生水平高低的最终标准是社会和市场，在教育领域引入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应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2.关于政府职能问题。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主要方法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包括基础教育、基础设施、保护环境等。目前我国出现的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是政府失职的表现。不仅如此，一些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没有做(如基础教育)；而一些需要市场做的事情，政府却要不断地进行干预(如企业生产、经营)，结果造成政府与市场的职能混淆、角色错位。这种现象若不加纠正，长此以往，就有可能造成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从而造成社会失去其应有的规范和秩序。　
　　3.关于城市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实现了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部门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流动，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生产力水平。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的非农就业已经超过了50%，实际数据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居住在城市，并且被认可是城镇居民的只有29%。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住房不断翻新，装饰豪华，但室内却没有洁净的自来水、煤气和抽水马桶，室外没有垃圾处理设施。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又出现了畸型消费，即特别富裕的农民可能用买来的矿泉水、纯净水和可口可乐等来替代自来水。　　　　　
　　四 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前面的分析说明，我国经济循环不畅是由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而经济结构失衡则是体制性的，是由体制缺陷，即市场化、货币化不完全，政府与市场错位等造成的。因此，我们要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循环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要进一步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澄清一些认识上、观念上的问题。　
　　1.市场化、货币化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市场化、货币化与收入水平到底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之所以不能太快，是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家的收入水平太低。比如住房不能市场化，就是因为大家买不起房。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以此为前提所做出的推论也不能成立。因为，第一，现在与过去比，显然是过去人们的收入水平更低，但1949年以前城市的所有住房都是商品化的，可交易的。第二，现在的城市与农村比，农民的收入更少，但农民在住房方面的支出比例却远远地高于城市居民。显然，就目前中国城市情况来说，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与收入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关系。　
　　2.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我们虽然有了存量与增量的概念，但很少分析它们的区别，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因而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银行资产、国企债务、住房问题、财政问题等多个方面。比如，国债发行。我们的国债存量很少，仅相当于GDP的7%，但其增量，按照现在的统计情况看却很高，以至于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实际上，财政的软弱就是因为其支出规模过小，因此，不仅无力承担起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职责，而且许多需要它做的事情也都不能做。在这里，由于只看到增量而忽视了存量，没有认识到存量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又比如，住房改革。提高房租，从目前的每平米1元提高到成本水平的12元。如果完全依靠增量来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企业单位都没有那么多资金。但这件事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原有的价值1万亿元的公有房产，现在可以卖到3万亿元甚至4万亿元。而且不需要全部出卖，也不需要全部收回，所需要做的只是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抵扣。这说明，只要我们把存量与增量结合起来考虑，因势利导，许多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都是可能战胜的。国企改革、社会保障改革都是如此。　
　　3.公开赤字与隐性赤字的关系。现在无论是银行还是财政都拥有一笔数额庞大的赤字。但只要这一赤字是公开的，就不可怕，可怕的是隐性赤字。比如说，我们要压缩赤字1000亿元，或者说要增加2000亿元的财政赤字，这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不然。因为目前我国的隐性赤字已远远超过这个数额，然而却很少有人感到恐慌。又比如，我们都知道去年银行各项贷款新增近万亿元，然而谁去计算过这些新增贷款中有多少成了呆坏账?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以容忍亏损企业用银行贷款发放工资，却不能容忍财政发行100亿元的国债来解决失学儿童的问题。特别需要认真研究的是，银行与财政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它们各自应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　
　　公开的赤字不能容忍，隐性的债务却能接受，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是否可以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替代关系模型，即假设200万工人下岗，每人每月发给200～300元的生活费，这样用不了太多的钱；反之，为了防止工人下岗增加社会成本，增加财政负担，而让他们继续进行没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所需的资金会很多。　
　　4.城市化发展与土地节约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发展会占用过多的土地，从而影响我国可耕地数量和农业的持续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国民居住越分散，占用土地也就越多。一般来讲，农村农民住房的平均占地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如果把各村镇周围的道路用地也算进去，就更高了。这一点上，全世界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土地资源越稀缺的国家，城市规模就越大，城市人口就越多。　
　　5.关于投资规模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投资规模越大越可怕，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要首先设定一个投资规模的限额，比如几千万、几个亿，而很少去考虑这一规模限额是否符合经济合理性的原则。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调控政策，必须倾向于限制大项目，越大越难得到批准。结果是，一个大型项目往往被拆成几个小项目进行审报、一个大工程被分别建设成几个小工程，从而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实际上，衡量投资规模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应该是经济效益，符合这一标准的1000亿元也应该批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100元也是浪费。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国家可能是世界上唯一限制投资的国家。尽管如此，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现象恐怕也是最严重的国家，至少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总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特殊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办法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而深化改革的条件已经非常成熟。　　
　　*这是作者1998年2月1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讨会上的演讲。　　　　　　
　中国金融部门的改革和外国金融机构的机遇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很荣幸有机会向你们简要介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下，金融服务通常被认为是非生产性部门，因而其发展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70年代末改革启动以前，长期以来整个经济体中只有1家银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开，金融部门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90年代初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金融部门是整个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仅次于电信部门。但就发展水平而言，它还很落后，不仅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而且落后于中国的其他部门。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0%左右，但一半以上的储蓄是企业、政府和居民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积累起来的，并不求助于金融服务。尽管总的来说资本是充足的，但大量采用高新技术、前景看好的生产项目、基本建设项目和农业项目仍面临融资困难。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教育和其他消费品的信贷在金融服务中占据了较大比重，但它们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每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大约占GNP的25%，但大多数居民的金融资产是银行存款。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人均金融资产的拥有量约为500美元的银行存款，50美元多一点的证券，以及不到5美元的人寿保险。今天电子货币和信用卡已经通行世界，但在中国，现金仍然是使用最广的日常交易工具。不但一般老百姓使用现金，企业和政府机构也离不开现金。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部门还很落后，但这也为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　
　　加快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除了开发专业技能和其他资源以外，还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目前，中国金融体制部分已实现市场化或半市场化，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动作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它们仍不得不扶持国有企业，支持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发挥国家财政的部分职能。在贷款发放过程中，政府干预是非常普遍的。储蓄存款利率和各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仍由中央银行决定，但它们有权让贷款利率浮动10%。与此同时，所有类型的非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经营动作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城乡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决策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影响，但它们不受国家计划的约束。它们可以在中央银行制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合法地浮动40%～60%。股票市场730多家上市企业的总市值在15000亿元左右，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20%。但其中只有不到30%的股票能够流通，其它由国家和国有企业持有股票不能交易。出于特殊的考虑，到目前为止，政府仍然冻结这些股票的流通。最近被挑选上市的企业只有不到25%的股份由公众持有。此外，一家公司可能同时发行2～3种股票：A股、B股和H股。总之股票市场非常不协调、不完善。企业债券市场比股票市场小得多，到目前为止，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只占通过股市筹集资金的20%左右。据估计，1997年，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股票和股票转让等直接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约相当于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的30%。近年来，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国债市场以及外汇市场都得到迅速发展。但这些市场还不完善，发展程度并不高。因此，金融部门仍存在许多矛盾、漏洞和冲突，产生并积累各种各样的风险。回到计划经济显然是不可取的，唯一的出路是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需要采取许多步骤，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开正门，堵旁门”。政府机构应逐步放宽对金融活动的限制，让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独立开展业务并接受市场的监督。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改进指导市场的规章制度，根据法律进行必要的监管和控制。近期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尽快赋予国有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决策权，在此阶段有必要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但总的来说，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对象多元化，努力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同时政府对此不再实行直接或间接的限制。第三，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自行决定贷款利率，或大幅度放宽利率浮动范围，以使目前通过私下谈判确定利率的做法公开化、合法化。第四，鼓励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并扩大其业务范围，其中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只要它们满足一定的要求。同时，对那些不符合条件、非法经营、非法开设的金融机构，采取关闭、重组和清算等措施。　
　　金融改革的目的是提高金融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改革措施应有助于促进公平合理的竞争。改革实践证明，一旦引入竞争要素，改革就能顺利推进。总的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建立新的金融机构对于加快国有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除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14家地区性商业银行以外，100多家城市银行的组建工作正在进行。此外，外资银行在华已开设150多个分支机构，其中有十几家是新近开设的外资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到1996年底，共有244家信托投资公司、96家证券公司、69家财务公司(其中5家为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和21家保险公司(其中8家为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最近中国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5家基金公司将获准设立。该领域尚未对外国基金开放。在上海浦东注册的9家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外方合资的银行已被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将来，中国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无疑将会得到改善。但新金融机构的建立，不管它们是中资还是外资，应有利于创造公平而非不公平的竞争。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它国有金融机构常常抱怨，它们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因为，尽管它们未被归入政策性银行，但实际上许多业务是政策性的。它们设立与各级政府相对应的分支机构，组织体系非常庞大。如果它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就会受到内部、外部的压力。银行内部冗员充斥，其中还有许多不合格的员工，但减少人员规模又极其困难。长期困扰它们的不良资产问题和资本金不足问题也影响它们的竞争力。此外，它们的实际税负比其它金融机构更为沉重。显然，我们应该认真面对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利因素。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确实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但这些问题并非无可救药。国际上一些人曾对此感到悲观，中国一些人也持类似观点。据估计，多达2000万至3000万的国有部门员工需要下岗和再就业。养老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需要巨额资金，解决国有企业的坏账——其中大部分也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需要大量资金。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国有资产已达到65 000亿元；根据重置价格计算的公共住宅的总值不低于30 000亿元；国家掌握的非农土地和部分农业用地、森林和矿山占全部土地资源的1/3，其价值远远高于其它任何资产或债务。需要指出的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大部分发生在国有经济内部，这个问题可通过对现有资产的再资本化和国有企业银行的债务重组加以解决。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之大世界少有，但政府的债务非常有限。未偿国债总额只有4000多亿元，约占GDP的7%，而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该比率约为60%。中央银行的资产超过20 000亿元，其中对政府的债权仅占5%左右，而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债权达到60%。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资产中对政府的债权占很大的比重。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对国有经济进行重新调整的空间还很大。显然，根据某些单方面的情况大幅度降低中国国有银行的信用等级，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陷入供过于求的境地，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存在大量实际或潜在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取决于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收入分配的货币化和城市化。目前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分布在非农部门，但城市化水平仅达到29%。根据我的估算，未来10年内，仅基础设施投资一项就不少于10 000亿美元，而且中国必然会把工业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中国有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无疑将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和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同样会富有成效。　　
　　*1997年11月下旬，作者赴伦敦出席英国产业联合会召开的“中英21世纪伙伴关系”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在此前后，作者在牛津大学和中国银行国际组织的研讨会上也做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演讲。原稿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