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对交易的促进，已经是明显的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已有很多讨论。跨国交易也是交易，因而也享受了互联网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下降的好处。然而，跨国交易与国内交易的区别在于，“国”这个概念给交易带来的麻烦会提高交易费用，从而使跨国交易受到更大的约束，达不到国内电子商务的水平。因而，当我们讨论跨国交易时，我们就要讨论跨国交易所不同于国内交易的地方。这些地方包括，关税与配额，海关通关操作，主权货币，不同国家的法律与文化等。因而，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是，互联网和云计算是否能够降低这几个方面的交易费用。在互相竞争的跨国网上交易平台中，只享有互联网一般好处的平台不会是胜利者，只有在上述几个跨国因素中作出成绩的平台才能脱颖而出。

首先是关税因素。跨国电子商务起初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补充。由于电子商务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幅降低了交易费用，也就降低了产品交易的总费用，即价格加交易费用。这会带来对传统交易的替代效应，也会创造出传统交易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实现的交易，即新增效应。这有两种意味。第一，如果把关税收入看作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资源的话，跨国电子商务带来的新增贸易量及其关税就是一种额外收入；第二，首先受益于跨国电子商务的是原来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进行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因而，宣称如果不对电子商务课征关税就会带来财政收入的损失是不对的。反过来，如果对中小企业小批量的国际贸易再征关税，不仅增加了财务负担，而且“征税”本身的操作又会带来交易费用，使本来因电子商务降低交易费用的好处被抵消了。

从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来看，自由贸易，即零关税的国际贸易是理想的方向。跨国电子商务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的关税壁垒，是一种朝着自由贸易原则发展的趋势，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趋势。如果以传统关税制度的惯性视角，似乎应该完全按照传统贸易的方式对电子商务征关税；但按自由贸易的原则，电子商务恰恰是推进自由贸易的大好时机。一些国家，如美国，采取的是对电子商务的零关税政策。而在中国，有些议论认为，美国在软件业方面处于优势，所以零关税有利于美国软件产品的出口，而对中国是不利的。这种议论显然达不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水准。因为国际贸易本来就是利用相对优势和比较成本获益的，各国之间本来就是互有短长的，如果对他国之长加以限制，也就会引来他国对本国之长加以限制，国际贸易就无利可寻了。任何一种只对本国有好处，而对他国的好处加以限制的关税政策都不会持久。

更何况，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表现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总体表现上佳。年年顺差，到2016年还高达5000亿美元。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有所前进，更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最大国家。根据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贸易理论，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国家会比一个较小的国家在自由贸易中更具优势。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的国内市场较大，国内企业的规模就较大，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企业平均成本就较低，就更具有竞争力。在较大国内市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在国际自由贸易中就更占有优势。中国不仅是较大的国家，而且是最大国家，在自由贸易的规则中最为受益。因此，中国更没有理由要对跨国电子商务征收关税。当然，不征关税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免去通关的成本，这对中小企业更是带来明显的成本节约。

从另一方面看，对电子商务实行零关税会带来巨大的收益。首先是便利中小企业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开拓国际市场，并且因规模较小又不太可能到国外投资，增加的出口带来国内经济的发展，包括新增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其次政府不征关税并不是没有财政上的好处，国内中小企业发展了，也会带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综上所述，有关跨国电子商务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税问题，这必须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从海关的角度去考虑，后者是一个部门的视角。降低或免除电子商务的关税，是一个总的趋势。

现实地看，跨国电子商务还需交纳关税，所以免不了通关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本。当然，由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通关的很多操作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如中国海关本身也建立了“中国通关网”，也有企业建设的“通关网”，但都免不了线下的操作。而线下操作的交易费用更多地不是技术性的费用，而是制度性的费用。这主要是由于企业要与另一种组织——政府打交道。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仍是成本高昂的。因为养不起专业人员，既对政府陌生，又对通关程序陌生，也对有关外贸的法律陌生。但对于一个巨大的网络交易平台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机会。在这类平台中，阿里国际及其外贸服务子公司一达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从一开始，阿里国际的战略就清楚地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他们知道互联网和云计算降低交易费用带来的潜在市场，是那些在传统贸易形式下因交易费用太高而无法出口的中小企业。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可以将成千上万分散的交易数据记录下来，就在观念上形成了大规模的总量，以及相对稳定的结构。跨国电子商务从总体上的较大规模，就可以将同类服务合并，提供具有规模经济的服务，这使得通关的单位交易费用显著下降。在另一方面，由于规模较大，平台公司就可以聘用专业人士进行通关操作，这又会带来通关交易费用的下降。在与政府打交道方面，由于阿里巴巴已经是一个规模巨大且声誉良好的公司，各地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也很愿意与阿里合作。在推动本地国际贸易的发展方面，就有着积极性在本地建立一达通子公司，愿意给予一达通优惠政策和友好的合作，且愿意听取一达通在通关方面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例如，截至2016年，一达通已经与多地政府合作，落地了31个子公司，57个分公司和155个当地服务中心。由于一达通拥有大量专业人士，因而可以获得较高资质。如获得海关的“经认证经营者”（AEO）资格，这种资格能更为便利地通关，包括（1）减少货物放行的数据项；（2）加快货物的放行；（3） 货物安全查验的最小化；（4）在查验环节优先使用非侵入式查验技术；（5）适当减少守法良好的AEO企业的费用；（5）根据实际需要，延长海关办公时间。这些显然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举措。

已有数据表明，设立了一达通子公司的地区，都获得了外贸发展上的实际好处。据阿里巴巴的数据，“2015年，在拥有一达通省级子公司的省份——浙江、广东、山东、福建四省，出口增速分别达到2.3%、0.8%、0.7%、0.7%，较全国外贸增速（-1.8%）分别高出4.1、2.6、2.5、2.5个百分点。”（《阿里巴巴一达通介绍》）这四个省份都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大省，也正因如此，它们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才是可贵的和明显的。这也许与一达通和阿里国际的努力相关。

张五常教授曾说，交易费用“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严格来说，是“单位交易费用”，即实现一项交易的费用。交易费用的降低不仅只是节约了一些费用，其更重要的含义是，因为交易费用的降低，使得原来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实现的交易得以实现。我在1992年一篇论文的脚注中做了较详细的说明，“例如，通过交易将某资源从甲用途转移到乙用途可获得10元的收益。如果实现这一转移的交易的费用从10元降为5元，显然会给交易双方带来5元的额外收益。然而这一交易费用的降低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所有收益在5元以上的转移资源的交易都变得有利可图，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得到改善。”（“市场化的条件、限度与形式”，《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因而，据一达通的数据，它的外贸通关、退税、结汇和物流等服务节约了相当于价格10%的交易费用，虽然不多，但已经产生了杠杆作用，使得跨国电子交易有明显增加。根据我们开发的数学模型，交易费用降低10%，外贸出口额理论上可增加8%。这大致印证了上面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之所以没有达到8%，显然是因为一达通的服务并没有覆盖全部出口。

下一个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当今世界上的货币体系是由各主权国家发行的各国货币构成的。由于现代货币主要是纸币，其发行量由各国政府控制，或者是通过再贷款利率，或者是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是公开市场业务对政府证券的买卖，都可以影响到本国货币的发行量。而各国政府有可能针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的情况，策略性地增减基础货币数量，这就带来各国货币因国内货币政策调整而带来的数量变化，进而影响汇率的变动。除了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的变动，资本流动的变动，各国资产价格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汇率。因而，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风险，就是汇率风险及其带来的交易费用。

因而，为跨国电子商务服务的平台就应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服务，如对外币进行套期保值。很显然，不同于对不同货物的合并服务操作，对货币的合并操作更为简单。在一个巨大平台上进行规模巨大的货币套期保值操作，会极大降低平均操作成本，带来任何单一企业独自进行套期保值所不能达到的优势。加之在我国，目前只有银行间交易外汇的市场，缺少自由交易外汇的市场。若要进行外汇交易，就要进入国外的外汇交易市场，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就会倍感陌生。因而它们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成本很高，也就带来了较大的汇率风险。大型跨国交易平台以其规模优势和专业人才资源，就会以非常低的成本进入国际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为中小企业降低汇率风险。

既然有汇率风险，人们就会向往非主权国家发行的国际通用货币，如比特币或其它数字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好处之一，就是它有类似于金子的特性，即不能任由国家决定发行多少，从而避免纸币的致命性问题，通货膨胀。第二，由于比特币的发行不受各国政府的政策影响，只决定于内在的数学算法，它的供给只服从一种“自然的”速率，货币之间的汇率就会减少因各国策略性考虑而带来的货币供给不确定性，减少汇率风险。最后，因为比特币是跨越国界的，进行外贸的人们可以直接用比特币进行交易，也就减少了换汇交易和汇率风险。因而，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商家接受了比特币，如2014年假期，比特币已经被美国亚马逊，eBay，凯马特和维多利亚秘密等21000个商家所接受（亚力克·罗斯，《新一轮产业革命》，中信出版集团，第105页）。在国际贸易中，既然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能减少货币交易操作和降低汇率风险，也会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因而也是跨国交易平台应逐渐借重的。

货币是一种信用，也是解决信任问题的重要制度。跨国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跨国远程信用问题。跨国不仅是指距离遥远，而且是指跨越法律边境，还是指文化的陌生与隔阂。要交易，就要有信任；即使是国内交易，也需要对对方有所了解，否则就有可能受骗上当，或带来麻烦。巨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本身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支付宝的创建，评价系统的应用，以及交易平台本身对交易纠纷的解决，都会大幅度降低建立信任的交易费用。对于一个语言不通的交易者，即使通过翻译，也会有很多误解。更何况在表面语言之后，还有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理解差异。而对于交易来讲，分散的个体交易的信息也沉淀到了平台的数据库，根据数据，平台运营者能很容易判断一个交易者的信用。有了这样的数据，平台运营者也就能向陌生的交易者担保，交易对象不会违约；万一违约，平台也愿意和能够承担违约损失。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依据比较优势的交易。平台的比较优势是数据，是对特定交易者信用的了解与把握，而卖家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出售的产品。它们各得其所。这种担保对于平台而言是成本低廉的，但却大大促成了卖家本来达不成的交易达成。

阿里国际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跨国电子商务平台与个别交易者所拥有的信息存在差别，即对特定交易对象的信用程度存在差别，交易者在缺少信任的情况下不敢贸然下单，也就可能失去一次交易的机会。跨国电子商务平台则因掌握大量数据而对交易对象的信用评价较高，它可以向交易者提供交易担保以促成交易。据阿里巴巴，传统外贸要坐飞机住五星酒店的目的，有70%是建立信任，而跨国交易平台的信用可以使人们免去这一成本；降低跨国贸易成本的另一个形象描述是，“传统外贸一个订单120天，线上的外贸平均订单90天，但是信保的外贸我们可以让它平均时间缩短到14天。”（余涌，2016年12月22日在“潮起钱塘全球跨境电商峰会之新外贸生态圈主题论坛”上的演讲）这意味着跨国贸易涉及到建立信用的交易费用下降了88.3%；而阿里国际因附加了大数据处理对交易者信用进行判断，比一般电子商务平台节约了84%的建立信用的交易费用。

跨国信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谁来承担先付钱（或先交货）的风险。往往由于对对方的信用没信心，就会错失成交机会。而以交易者行为记录的大数据为基础，电子商务平台就有把握交易者信用程度的更大优势，加上与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它可以冒交易当事人不愿冒的“风险”也会因此获得收益。如阿里国际提供了超级信用证服务；即国外买家一开始无需付款，就能放心购买，收货后再支付；国内卖家可以提前收到货款。这就会促成许多原来无法成交的交易。阿里按年率10~12%的利息获取回报。余涌指出，“因为有了这个超级信用证，海外买卖双方达成订单的比例几乎要可以高一倍两倍，达成订单的速度又可以缩短很多。”（2016）假定订单成交率增加100%，成交时间缩短一半，成本只是购买金额70%的两个月的利息，这大概节约了相当于零售价格的28%的交易费用；根据我们的数学模型，这会增加29%的销售额。

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它们的法律与文化，尤其是后者。法律是明文规定的，可以通过阅读得知，而文化则多是默认的，不成文的。文化的区别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有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有时是正面的。如对异文化的新奇感会增加价值，这是旅游吸引人的一个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文化的禁忌，一些文化符号的象征含义，以及文化之间互相冒犯的地方，会带来负面影响，增加人们之间的误解，以致交易失败。因此，对交易对象文化的了解显然也是交易成功的因素之一。因而，在跨国电商平台上，如果能够吸收一些提供法律与文化顾问服务的机构，也许会进一步促进交易，甚至会产生因文化而来的正面价值。

                                  2017年3月8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