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和搞活国有经济

　　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在三个问题上体会特别深刻。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难点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企业改革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矛盾仍很突出。”我们的目标早已明确，到本世纪末要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新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成为实现总体改革目标的关键。尽管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有利条件也有很多，只要加强领导，扎实工作，就一定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路子。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实践的重要性或首要性。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针“是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市场经济规律，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在基本方针明确后，关键在于进一步的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实践，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江泽民总书记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必须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其是非得失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在改革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有企业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探索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在世界上并无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人们固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体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看法，甚至各种理论设想或模式，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实践，要看是否实现了“三个有利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统一认识。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企业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不断深化。三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性。国有企业之所以缺少活力，“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而是由于企业机制问题、外部环境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这三个方面都又包括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交织的问题。所以改革必须要统筹协调、要从多个方面推进，要措施配套。现代企业制度四项基本特征是个统一整体，每一项都很重要，而且互相制约，必须同时推进和实现。但是，即使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进展，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因为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当企业资产负债率很不合理；或冗员很多；或办社会负担沉重；或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或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所涉及到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都是不能缺少的，必须整体推进，不存在一个方面就可以决定一切的可能性。
　　结合近两年的工作实践来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我感到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牢固树立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思想，下一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是要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紧密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件事。几乎没有哪一个企业可以完全在原有的资源配置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总要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资产负债结构、劳动就业结构，甚至还包括土地使用结构的调整重组。这样做也最有利于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近两年企业改革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和部门的共同经验，特别是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是要把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搞好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搞好国有经济，搞好国有经济的实质是搞活国有资本。这就需要既盘活存量，又用好增量。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认识不足，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增量资源仍然在按传统方式进行配置，形成一边在改革老企业，一边在按老模式复制新企业的局面。许多地方的成功经验证明，把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结合起来，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三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银行要向商业银行过渡，二者面临的任务和问题不仅十分相似，而且紧密相联。国有企业不良贷款大都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不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和约束机制，国有银行就难以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因此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要同步协调，要互相促进。
　　四是要把搞好大企业与放活小企业紧密结合起来。搞好大企业和放开放活小企业，是搞好国有经济的两个方面，都应受到高度重视。由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特点不同，条件不同，改革的具体做法也应有所不同。但是，大企业改革搞好了，可以为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小企业改革搞好了，也可以为搞好大企业提供有益的经验或启示。
　　五是要把宏观层次的措施与微观层次的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深化企业改革，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都采取措施，这也是近几年的一条重要经验。例如破产、兼并、资产债务重组和土地使用结构调整，既需要地方和企业做大量工作，也需要国家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政策措施。许多问题看似十分严重，不好解决，其实只要统一认识，各方面积极主动地去配合，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例如，加大结构调整和企业改组力度，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资金而难以实现，但是维持企业目前的无效生产，其实占用和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这里就有很大的潜力可用。关键在于“大家都要从全局出发，维护整体利益”。
　　*本文是在《人民日报》一次座谈会上的专题发言，时为1996年夏。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一个集合
　　
　　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象国有企业改革这样，引起那么广泛的关注和那么普遍的议论。自然也有一些误解。
　　
　　一 国企的债务与冗员问题是严重的，但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前景，目前国际上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改革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银行呆坏账问题，很有可能会拖垮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没有希望的。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9～10%的增长率，到2010年中国将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构成了一种对世界的潜在威胁。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都有偏颇。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大都存在于新旧体制衔接困难的领域，主要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具体讲有两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1994年的清产核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账面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已经超过75%，如果把已查明的资产损失和亏损挂账考虑进来，实际的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3.3%。国有企业的负债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的贷款，而国有银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脉，企业还不了银行的债，就会危及到银行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第二，冗员问题。现在国有企业共有8000多万职工，其中的30%为冗员，在短期内安排这2000多万人重新就业的确有一定的困难，战后欧美各国在安排其国防部门职工再就业时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改革到深处，遇到这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必须正视它。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悲观。
　　首先，关于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是可以通过债务的重组和调整来解决的。国家拥有很大数量的国有资产，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共计4万多亿元。同时国家还拥有28%的国土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国家对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债务进行重组和调整的余地还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尽管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负债率较高，但政府的国债发行量并不大，国债余额很小，1994年只相当于GDP的6～7%，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平均占GDP的60%以上，所以说我们进行债务重组的余地很大。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它至少证明，国有经济的问题，包括最棘手的坏债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办法来解决的。
　　其次，关于冗员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职工离开国有单位到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作，仅北京地区可能就有上百万人。固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调整步伐的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富余人员需要重新安置工作，从而使冗员的问题突出出来；但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现在吸纳工人就业和再就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很低，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只有不到30%的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就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45%，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再解决一二亿人的就业问题，而我们是完全有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因此，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冗员是肯定会被更新与发展了的经济所吸收的。
　　总之，从整体上说，中国经济正处在上升时期，活力很强，增长的势头很旺，这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当前国有经济出现的问题都是改革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不管多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因此，对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悲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并把它贯彻于国有企业改革之中，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就一定能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一样取得成功。
　　
　　二 中国经济的强大将会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
　　在今后的10～15年内，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保持8～10%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也完全有可能在数量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现在我们感到差距较大的主要是在GDP的结构上我们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GDP不仅是新生产的产品，还包括服务，我们与西方差距最大的就是服务业。比如美国的服务业每年都要提供60～70%的GDP，是我们的许多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物质产品的价格会相对下降，人工劳务的价格则会持续上升，所以，经济起飞时期国家的国际比较的增长速度往往会特别快，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这仅仅是从总量规模上计算的，若从人均收入来计算，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多，我们一定要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不应为此自满自大，外国人也不必为此心理失衡。至于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强大能否对世界构成威胁，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经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固然中国经济发展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于国际竞争；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大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不过，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观点可能主要不是从经济上而是从军事上来说的，是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了，就有可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发展军事力量。这种担心与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也没有任何依据。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侵略他国，要求别人领土的行为和企图，中国也不会做与国外毁约的事。当然，这些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三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不是由一个方面，而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仍处在步履艰难的境地。国有企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有人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真正的所有权约束；也有人认为，所有权安排对于企业效率来讲并不重要。不过，我始终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即它不是一个或产权关系、或政企关系、或管理、或竞争等某一方面的问题。因此，我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系统性。
　　过去我们关于搞活国有企业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权。有人认为产权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第二，管理。有人认为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是国有企业成功改革的关键。第三，政企关系。有人认为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的原因在于政企不分。第四，企业负担。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在于其负担太重，冗员、企业办社会等，搞活国有企业的前提在于减轻企业负担。第五，资产负债率，有人认为只要把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降低到60%以下，企业就会有活力。第六，……我认为，所有这些方面的确都十分重要，都应该妥善解决，但是，具体就某一方面来讲，都仅仅只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或者说，虽然所有这些条件都十分重要，但却没有一个可以单独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充分条件是这些必要条件的总和或集合。
　　当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有企业来讲，它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可能会有较大的差距。比如，有的企业冗员问题更严重一点，有的企业负债率更高一些，有的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更严重一些，有的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多一些等。但无论如何，这些差距都只是量上的差距，而不是质上的差距，质上的差距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有所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解决，所有方面的努力都取得进展，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我想强调的是，不要再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哪一方面更重要而争论了，那只会耽误我们的时间。
　　我不认为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实现形式；我也不认为最终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在西方最终所有权也有模糊的趋势。比如，一个公民为其财产投保，保险公司用他的钱买了一份投资基金，投资基金会又用这笔钱买了企业的股票，这样，虽说最初投保的那位公民成为这个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但他对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实在没有多少影响。换言之，企业的效率与他的最终所有者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这或许可以为我们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一条思路或一种启示。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工作来讲，除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加以强调：第一，企业家的事业心。当一个企业家办企业不单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时，那么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激励和严格的约束。这种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原动力，是企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理想主义教育，普遍具有荣誉感和事业心，我们一定可以办好我们的企业。第二，企业的团队精神，包括职工对企业的热爱，经理对员工的关心，以及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的研究表明，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经验就在于他们的企业与职工之间那种共荣辱、共存亡的精神。我们搞活国有企业也一定要培养我们企业的团队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传统。第三，对企业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主要靠董事会、监事会，靠股东的监督。外部监督则是靠社会舆论与社会公众来监督。当一个企业的经理作出一项失败的经营决策时，股东可以使用他们的“投票权”来惩罚失败者；同时社会舆论应该作出反映，从而使这一经理的“市场评价”下跌，后者也许更重要一些。
　　此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调整和转变过去的改革方式，从关注单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转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搞活国有资产、放活国有小企业。
　　
　　四 国际资本的流动已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了更多、更紧密的联系。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宏观调控只须考虑“对内”一个平衡的话，现在则必须考虑“对内”与“对外”两个平衡。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外汇储备的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1994年新增的4024亿基础货币，70%以上就是由外汇储备量增加造成的。
　　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我们在向这一目标迈进时，不能轻易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由于担心货币可兑换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大多数国家都是逐步在经常项目下实行可兑换，并限制多种类型的资本的可兑换性，直到发展后期才取消这一限制。去年发生的墨西哥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墨西哥过早地实施了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对外资开放了国内的证券市场，从而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资本流入流出的监控，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目前，我国的问题在于，经常项目下该放开的地方还放得不够，资本项目下该管住的地方却管得不严。比如现在外汇黑市上有许多是资本项目，包括股票、债券、投资都可能是通过黑市来换汇的。
　　虽然利用外资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是，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引进外资的目的，以及引进外资的格局应该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主要原因是要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外汇短缺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的国际流动上，一般是净流入。可是，从1991年开始我国则出现了资金净流出，并且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一半的年份都是净流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这种现象，除了国内较高的储蓄率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9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的贸易顺差。在1978-1989年的12年中，我们只有2年是贸易顺差，其余10年全是贸易逆差。那时肯定是资本净流入，并且我们使用外资的实际效果是大大增强了国内经济竞争力。但进入90年代以后，除了1993年是贸易逆差外，其余4年全是顺差。这些贸易顺差，再加上资本项目的顺差会造成如下结果：要么资本净流出，要么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加，要么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资本净流出。1990-1993年我国资本净流出累计高达50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800多亿美元。
　　也许由于过去我国长期外汇短缺的缘故，国内很多人把外汇看得过重。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应该过份注重贸易顺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合理的对外贸易格局应当是基本平衡、略有逆差。出口是为了进口，利用外资是为了进口，即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材料来增强我国的产业实力。可贸易顺差却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国外的债权和金融资产，而外国则得到了我们的资源；贸易逆差的意义正好相反。相比之下，我认为，在现阶段对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来讲，经济资源更重要一些。
　　国家的外汇储备很重要，但并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过多，就等于把钱“窖藏”起来了。实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是看它是否拥有很强大的制造业、运输业和能源的开发、生产能力；主要看它能生产多少产品，发多少电，而不是看它窖藏了多少黄金和白银。我国台湾的外汇储备比美国还要高，但它的经济实力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一个国家或地区外汇的储备与经济实力之间并不存在正比例的关系。
　　总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既没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上，也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资本流出国。应该等到我们经济成长起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扩大对外投资。
　　
　　五 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结构调整
　　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应该从结构上来考虑。比如通货膨胀固然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更是一个结构问题，或者说根子在结构。还有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虽然都与总量有一定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讲是结构问题。就拿通货膨胀问题来说，199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24.1%，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21.7%，而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达31.8%。也就是说，在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中，食品价格上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食品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产品的价格上升过快所造成的，1994年物价水平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而非总供求失衡。
　　前面已经说过，不仅通货膨胀问题、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等是结构问题，而且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加工工业升级困难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等也都是结构问题。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交织，不统筹考虑，就很难解决某一单方面的问题。并且，我们要求达到的是全面性进步，而不是单一指标的改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结构问题的研究，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
　　就目前来讲，我们应加快金融、财政改革的步伐，加快基础设施、能源、高新产业建设的步伐；同时还应该下大力气扶植农业。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的问题要出将会出在农业上。关于农产品销售困难，务农收入相对降低，农业生产资源价格关系没有理顺等问题，前些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但一直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现在，我国的储蓄规模和投资规模都很大，但对农业的投入却不足。我们应该从财政预算中拨出足够的专项基金来建立国家的农业高科技研究开发体系，重点培育高产、高效的优良品种，开发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农业技术以及加强农用水利基本建设等。
　　
　　六 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现在对于深化金融改革的最大担心是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最差的国有企业开始，银行停止输血，即下决心对长期亏损，挽救无望的国有企业实行停产和破产。现在国有银行每年新增贷款6千亿，5千多亿贷给了国有企业，其中有2千多亿是完全无效的，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明明知道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还要贷款给他们的原因是为了社会稳定，因为工厂若停产，工人就会失业。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根本无效的贷款节省下来，只从中拿出一部分来给工人发工资，把工人养起来。这样就只需要花原来十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钱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无论对国家，对银行还是对企业来说都减少了浪费、节约了资源。不过这笔钱不能再从银行贷款中出，而应通过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来解决。
　　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我觉得国家已经在采取措施进行准备了，比如，今年取消储蓄的保值补贴，利率下调，向前迈出了很大一步。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利率市场化不可能一步到位，总会有一个过程。在此之前，应对一些行业作出特殊安排，比如煤炭工业、森林工业等需要在贷款及贷款利息上给予照顾，而其它70～80%的加工工业等则要实行市场利率。也就是说，把过去对国有企业普遍低息的“普惠制”改为对一些特殊行业低息照顾的“特惠制”。十几年前，当我们放开一些原材料价格时，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根本承受不了，结果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还不是走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行业、一些企业需要照顾、也应该照顾，但要照顾在明处。关键是要明白，该花的钱要花、不该花的钱不花，这样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外汇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汇率并轨以前，很少有人相信汇率真的能够并轨，很多人认为低价外汇对于农业、科研、教育必不可少，因此，有必要保留一块低价外汇。但实际上，外汇并轨后并没有影响农业、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国家给予它们了一定的补贴。以前石油的价格很低，以至于有人拿宝贵的原油去烧火取暖。后来石油调价了，接近它的市场价格了，人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它的稀缺程度和它的宝贵。资金也一样，在人为低利率的条件下，企业对资金的无限需求似乎只受银行信贷计划的约束。于是，企业到银行拉关系，通路子，请客送礼；而银行则利用自己掌握的低息贷款收受贿赂、贪污腐化。人为的低利率孕育了黑市，助长了腐败，利率市场化也的确势在必行。
　　我说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以下列事实为支撑点：第一，政府已为放开利率做了大量的工作，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第二，利率改革已经从去年开始酝酿，主要先从统一过去地方分散的金融机构同业货币拆借市场入手，从1月3日起全国性资金拆借市场开始统一运行，以发现拆借市场利率。第三，国债发行也进行了市场化利率的尝试，去年还进行了国债回购市场的整顿，现在已基本平稳，为利率市场化进一步铺平了道路。第四，到去年为止，国有银行的信贷规模已经不是很大了，大量的城乡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在作贷款业务，企业已经很少再能按官定利率贷款，相当大一部分贷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
　　*本文曾采用作者与记者问答的形式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7～8期。
　　
　　市场竞争、资源重组与国有经济的实质性改革

　　国有企业如果能够改革，必然是整个国有经济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十多年前，当我们刚开始实施城市经济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赞同这样的看法。当时，许多人坚持的是构造微观基础优先的观点。但是正像宏观机制不可能超前转变一样，企业改革也始终没有一马当先。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的方面，无不是市场化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显著进展的方面。经过最近几年来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工作不是在企业内部可以完成的。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说法：只有着眼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才能真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又存在着许多差异。
　　如何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1992年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否定。”“改造国有经济的目标就是使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这势必是一场涉及所有领域的全面改革。(郭树清《体制转轨要在国有经济上多做文章》，《金融时报》1992年10月12日。)”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的水平，我认为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完全转轨，必须完成五项任务：一是政企彻底分开；二是划清和理顺价格、税收、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四个方面的关系；三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重新确立就业、工资、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四是建立政府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及其机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破坏市场规范；五是重新塑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使之适应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需要。这些方面的改革涉及整个经济体系，但是所有问题的重心都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从国有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每一个方面都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根据当时的情况，推进国有经济改革，重点的领域有三个：产权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显然，这是一套关于国有经济整体改革的设想。
　　从1993年开始的实践表明，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改革目标的清晰程度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是要真正推进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困难和障碍仍然要比普遍的预期要多得多。首先是认识和观念方面的问题。社会上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国有企业改制就是改为公司制，公司制就是股份制，股份制不就是私有制吗?国有企业是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那么不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了吗?在企业内部，干部职工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各种传统观念和意识也必然要发挥消极作用。其次是历史遗留的各种包袱问题。从国有企业的布局不合理到资本金不足、冗员过多；从企业办社会到养老保险基金存在巨大缺口，失业保险也远不适应企业关停破产的需要，等等。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各种既得利益关系发挥了巨大的束缚作用。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其他各有关部门，甚至还有享有不受监督的经营决策权力的企业管理人员，本能地表现出了不愿改变现行体制的强烈意志。事情已经非常清楚，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突破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寄希望于各个相关的利益实体，在不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都能够一起来主动推进国有经济的机制转换，显得非常不切实际。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国有经济改革毕竟进行了伟大的探索，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特别是着眼于进一步加快这项改革，认真回顾近几年的实践，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话中，特别重申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观点，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尽管我们不断地提倡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可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总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以教条主义和书本中的概念和结论来裁剪生活，为新生事物贴上各种吓人的标签。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时候，有人使用十分激进的名词和术语来评判改革，并不真正是出于他自己的认识和信仰，而不过是为了维护某种既得利益。例如，“社会主义方向”、“国家利益”、“民族工业”、“群众承受能力”等等，有时甚至被人用来当作反对和拖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借口。在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排除这些干扰，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
　　第二，加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坚定不移地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保证国有经济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条件。谈论国有企业要适应市场需要，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要形成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已经有许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只要没有真正的竞争压力、没有危机到来的征兆，企业就不太可能摆脱原有的运行轨道。相反，市场机制一旦在某个领域发挥了作用，企业的行为必然要随着进行调整。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民航系统。原来只有中国民航总局一个行政性的老企业，80年代后期分解为6个航空公司，虽然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但是竞争改变了整个行业的面貌，不仅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在不断提高，而且企业改革本身成为自觉的行动，这些航空公司都在深化各种内部改革，进一步适应外部市场的环境，一些公司还主动要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争取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另一个例子是电信行业。仅在几年前这还是一个绝对垄断的行业，在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联通公司后不久，电信服务的质量就出现了好转的趋势，长期持续上涨的电信服务价格随之也开始下降，到最近两年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海上石油总公司，这个企业虽然是我国唯一的海上石油公司，但是从一成立它就不得不进入国际市场寻找合作，因而这个企业的行为非常接近国际上的石油公司，在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盈利率水平。远不能说上述企业的机制转换已经完成，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它们的改革确实在向前推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敢让市场原则贯彻到底。许多时候，人们强调企业改革，往往是希望把企业先建设成一个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然后再把它推入市场竞争。然而，没有水或不下水，任何人都学不会游泳。没有市场约束，永远不会有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行为。在这里，环境或条件是最重要的。在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存在着特殊待遇(不管是优惠还是非优惠)的情况下，特别是存在着针对企业而不是行业的特殊待遇的情况下，要形成良好的企业机制是十分困难的。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绝大部分加工工业已经消除了国家的行政干预，最近几年里，石油、石化、物资、外贸等行业的特殊条件也在逐步减少。但是还有一些行业，例如电力、林业、粮食等等，仍然保留着一些非市场化的特征。更需要指出的是，竞争性行业并非就必然形成充分的竞争。国家银行巨额信贷以及一定的财政补贴，严重改变了市场机制所发挥的影响和调整作用。突出的表现是，大量企业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但是能够持续地维持生产，甚至还在继续进行投资以扩大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原因十分简单，这些企业没有因为亏损和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倒闭，相反它们仍然能够不断得到新的银行贷款。据估计，每年投入到这种无效生产和建设中的资金不会少于3000亿元。
　　从1994年起，我们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设想，把用于生产积压产品的资金的一部分(例如说1/10)拿出来就可以解决上千万人的最低生活费来源，这样既可以维护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尊严”，同时还可以节约巨额的社会资源。把这些社会资源用于国内紧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缓解结构矛盾，而且还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社会就业，缓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所形成的困难。然而，要就此形成共识并不容易。银行贷款给企业进行生产和建设，无论如何都是名正言顺的，如果借款给社会保险基金，或由财政多发债券来用于国有企业调整，则似乎很难说通。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是否按这个思路去考虑问题，如果从原则上看这是可行的，具体的变通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从1994年开始，国家确定每年从银行提取的呆账准备金中拿出一定数额，专门用于支持企业的兼并破产，实际上其性质类似于前面所说的办法。不同之处是，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冲销有关企业的银行贷款，然后企业破产的财产清算可以优先用于安置职工。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资金在开始时并没有按计划用出去，1994年70亿元，1995年100亿元的规模都有很大剩余，但是1996年200亿元超额完成。令人担心的是，这笔钱如果仅仅是被用于核减一部分债务，但并没有相应实施关停并转和停止无效生产，那就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目的。
　　第三，坚持通过存量资源的流动重组，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要害是搞活国有资本。而要搞活国有资本，就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重新调整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包括资产、土地、劳动力等各种经济资源都需要进行优化组合。由于国有经济几十年来都不按市场机制运作，积累了非常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所以，资源重组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然而，这几年里，国有经济改革进展最显著的也正是这个方面。大中城市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县属国有小企业放开放活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主要是因为展开了广泛的联合、兼并、合资、股票上市、股本出售、拍卖和破产，以及搬迁改造和转产改造等多种方式的存量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国有经济的资源重组，最能够把确立市场竞争机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因而越来越受到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可以预期，只要我们在促进资源重组方面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措施，必将在国有经济改革中实现更大的突破。
　　资源重组与企业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正好是为后者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都不可能在原来的资源配置结构维持不变的条件下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例如，最优秀的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过度就业问题，或多或少的企业办社会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资源重组实际上是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洗礼，只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可能形成清晰的产权关系、权责关系，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实践还表明，在这个时候，各种人为的阻力都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企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种国有企业，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方式来实施干预和影响，政企分开也就真正具备了条件。
　　严重制约资源重组进程的是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最关键的是社会保障缺乏，所以富余职工的安置十分困难。如果使用资产变现收入来解决职工安置，则又出现了债务无法偿还或只能少量偿还的问题。1993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探讨进行国有经济债务重组的办法，起因就在于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一开始就遇到了上述障碍。尽管历史遗留的包袱十分沉重，但是，问题并不像许多国内外人士所想象的那样不能解决。国有资产的数额已经达到5万亿元；公有住房的价值，按重置价格计算，至少有3万亿元；特别是国家所有的土地，其市场价值更要大得多。国有企业固然有巨额的债务，其中有相当比例难以偿还，但是过去财政长期平衡，国家发行的债券余额只占GDP的7%左右，大大低于国际上平均的比率。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中国进行存量资产和债务重组的条件是非常之好的。
　　第四，实现富余人员分流，是当前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的关键，也应当成为检验这项工作是否取得实际成效的尺度。在实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和相应的冲销银行呆账准备金政策以来，确实出现了“假破产、真逃债”的现象，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规定：企业破产必须关门走人，不允许有整体收购和整体接收。然而，在实际中，如果找不到接手者(即破产企业财产清算变现时的购买者)，政府和法院都不会让这个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这就为所说的“假破产”提供了可能。另外，即使按照现行规定，一个企业兼并另一企业，只要承诺五年内偿还被兼并企业银行贷款本金，就可以享受免交被兼并企业银行贷款利息的优惠，而且如果五年也不能按期偿还本金时，还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这同样会出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即使在宽限期之后仍然不能偿还被兼并企业的贷款本金，实际上也并没有其他可以约束它的办法。现行政策还允许将呆坏账准备金用于支持那些目前有困难的企业，给予减息或免息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更难以保证这些企业肯定会有令我们满意的回报。与其将目标定得很高，不如使其很实；与其目标很多，不如单一。在使用银行呆坏账准备金鼓励兼并、破产和缓解困难时，应当牢牢盯着一个目标：切实分流这些企业的富余人员。只要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而且这些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国有企业改革就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回事。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实施资源重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制度创新，我们就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成功。
　　*本文应约为董辅ren等主编《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撰写，该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关于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

　　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就是要研究如何把增量资源配置好。“九五”计划已明确提出“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在改革过程中，盘活存量固然重要，但用好增量同样不可忽视。目前，我国资产存量固然很大，但增量也不小。最近公布的国有资产有6万多亿元，而1996年全国增量资金为3万多亿元，形成固定资产2.4万多亿元，形成流动资产约4500亿元。1997年将超过上一年，增量大约为3.4万亿元左右，其中固定资产2.6万亿元左右，流动资产5000亿元左右，可见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如此大的增量，其使用效果如何，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民收入增加很多，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很快，但增量资源使用效果并不好，效益很低。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搞了十几年，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一方面我们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仍按照原来的路子，按照老的机制生成一个个新的国有企业。许多投资项目依然按照过去的办法，去筹措资金，去向银行贷款，最后建成了，建成后有不少没有效益，而且还是按老机制复制新的国有企业，因此，这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整个改革而言，如果说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那么投融资体制改革也同样重要。
　　对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我们还应该研究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事实上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因为存量的流动重组总是要有增量加进去的，我们许多搞得好的城市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今天我讲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目前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状；二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三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 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状
　　1.投资和投资主体的范畴。关于投资和投资主体的概念，现在使用的范围很广，大体有五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固定资产的形成，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固定资产投资。沿用计划投资的概念，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车船设备的购置等。二是指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形成，合起来叫资产形成或资本形成。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叫资本形成，或更确切一点，在经济学中叫有形资本。无论是固定的还是流动的，都叫有形资产，没有考虑到无形资产。三是指在《公司法》、企业上市、股份制改造中所说的投资，投资主体往往是指出资者，这种投资是出资者的行为，即注入资本金，不是资本金就不叫投资，这个概念较窄。四是指金融性投资。就是个人、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放弃当期消费，进行储蓄和积累。这里的储蓄是广义的，包括银行存款、买股票、买债券、换取外汇等。五是指包括消费在内更广范围内的投资，如智力投资、文化教育方面的投资等。花很多钱送子女到条件好的学校读书，这种支出在我们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办法中叫消费，但现在很多人建议把这种人力资源教育开发费用也算作投资。将来国际上统一国民经济核算办法也许会把它算作投资，无论政府也好，居民家庭也好，用于教育的支出都是投资。大体上说，投资具有这五个方面的含义。除了最后一部分比较特殊外，其他四个方面都有关联，具体地说都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即政府、企业首先要有收入，然后当期消费一部分，储蓄一部分，这就是金融性的投资，这是第一个环节；这种金融性投资有一部分就转化为以股本形式出资的投资，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就是出资以后有一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的形成，即有形资本的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投融资就是指后面这个环节，即如何筹措资金来形成有形资产—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或单指固定资产，因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流动资产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2.关于有形资产的投资主体。从有形资产或固定资产投资主体的形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说投资主要为国家投资和集体投资，个人投资的比重很小，当时国家投资占80%～90%；集体资产主要是农民的积累，也占一定的比重，个人投资很少，主要是农民建房。改革开放以来，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崛起了，尤其在固定资产形成方面，企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另外，个人投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除了盖房修房外，还进行了一些非住宅性投资，如投资加工业、制造业，个人投资修公路，建电厂都有。由此可见投资主体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国家投资比重在逐步下降，集体、个人投资的比重逐渐加大。
　　虽然政府每年直接出资的比重不到10%，但国有单位投资仍占全社会投资的60%左右，比重还是相当大。主要问题是，虽然国有单位投资比重占全社会投资规模的一多半，但就其产出来说，国有经济创造的GDP不到40%，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他所有制经济占GDP的60%左右。显然国有单位的投入产出率与此相比有较大差距。
　　3.关于投资领域的市场化。市场化就是指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统一，有的人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不是全部，政府宏观调控还应配置一部分，这即所谓的“板块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领域分为三类：竞争性、基础性和公益性，三中全会已将其写进《决定》中，五中全会继续肯定了这一点，这与过去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三类中，竞争性国家投资越来越少，基础性和公益性按照现在的体制、政策规定，主要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公益性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还可以接受，但基础性必须进行划分，不能笼统说以政府投资为主。基础性的面很广，包括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在基础性里有很多是竞争性的，如电力完全可以是竞争性的，供电有垄断性，但发电完全可以放开，通过竞争选择投资主体。再如，航空是很基础的交通行业，过去我们只有国家民航一家垄断经营，现在有几十家航空公司，还有好多国外航空公司，甚至比一般的工业企业竞争得还厉害，而且效益、效果很不错。甚至过去认为不可分割、不能竞争的邮电、电信、无线通讯等行业也可以竞争，如无线寻呼业首先打破了垄断。实际上无线电话，甚至市话都可以打破垄断，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同时有几家公司，资源并不浪费，联通公司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其实这三类从逻辑上来说也不能并列切块，基础性行业很多领域是可以竞争的。这样，我们现在的基础性投资，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状况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4.关于资金来源。按现行统计的划分办法，这几年的格局大体是这样：一是政府投资，即预算内、外(现在已把几个预算外基金纳入预算内管理，我们且把它们放在一起)，约占10%～15%；二是银行贷款，约占20%(统计上叫国内贷款)；三是利用外资，约占15%，个别年份略高一点；四是自筹资金约占50%。对于企业来说，自筹资金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企业利用机器设备的折旧、利润留成。二是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直接融资。今年上半年发行股票筹资的规模大约是700亿，再加上地方企业债券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融资，大概有1000亿。如果保持这个比例，下半年1000亿，全年2000亿直接融资，在整个投资规模中比重还是很小，不到10%。三是厂内集资和其他形式的融资。实际上自筹部分还有银行贷款，确切地说是那些没有信贷指标的银行贷款，粗略估计这种变相贷款不低于10%，甚至不低于20%，所以上面所说的银行贷款(国内贷款)占20%，只是个账面上的数。目前这种格局与改革开放以前，主要靠预算内来筹资、投资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通过市场融资的比重太低，尤其是直接融资的比重太低。银行贷款，特别是固定资产贷款(实际上是指令性贷款)，银行选择余地并不大，还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的办法分配资金，不是商业银行自己找项目。
　　5.存在的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投融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复建设严重。特别是一般传统加工业，大而全，小而全。从整个工业生产来说，生产的利用能力只有60%，可见重复建设是多么地严重。二是投资效益低下。投资经常是没有回报的，很多项目一建成就亏损，甚至一些重点项目都不能还本付息。特别是我们一些企业领导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资本金是可以白用的。实际上国家作为股东出资同样要有回报，要有效益，股本虽不像债务那样要求到期还本付息，但必须保证其有收益。股本投资收益虽当年不一定就反映出来，三五年后盈利也行，但它并不等于可以白用。三是结构调整很慢。投资规模虽然很大，但没有市场、没有效益的项目仍然在建，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高的项目，需要发展的行业，需要发展的项目却搞不上去。四是投资无人负责。特别是国有单位的投资，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且缺乏严格的约束机制，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国有投资负责，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损失和浪费。
　　
　　二 关于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几点设想
　　就整个改革的方向来说，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做到以下几点：投资主体要企业化、市场化，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要间接化。
　　1.投资主体要企业化、多元化。目前我们的投资项目，大体上可分为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项目。投资主体就经营性项目来说就是企业法人或个人(自然人)，就非经营性项目来说应该是机构事业单位和个人，不能笼统地说哪个政府部门办的。对经营性项目需要强调实行企业化管理，投资主体实现多元化，在竞争性领域要全面放开，各种单位、各种企业、各种资金都可以进入，包括社会资金、外资，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趋势。对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国家还需要管，但要改变管理的方式。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即采取项目法人招标的办法确定自然垄断行业的项目法人，可以由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联合招标，组建一个新的项目法人，也可以不组建新的法人。对非经营性项目，除国家投入的外，也应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入社会资金加快发展。
　　2.筹资方式要多样化、市场化。要加大市场融资的比重，尤其是直接融资的比重，包括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目前我国每年股票的发行的规模是300多亿，这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债券也只发行了中央政府的债券(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现行法律是禁止的，也许可选择具备条件的地方发行少量项目建设债券或企业投资债券。此外，要大力发展其他多种新型筹资方式，开辟多种融资渠道。一是发展各种投资基金，各地对发展投资基金的积极性很高，并已着手酝酿，如上海、广州等。我们应该在规范已有的基金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加快其发展。二是进一步发展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等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方式，如BOT、TOT、ABS等。上海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改革方面做法类似TOT，即已建成的项目如桥、路，先将其使用权、经营权部分或全部有偿出让30年或50年，经营到期后再移交给政府。上海的几座大桥、环路49%的经营权、使用权进行了有偿转让，效果很不错。ABS是以资产支持的证券化融资，这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在有资产有项目的情况下，以类似发行股票的方式使资产流动起来，进行转移，筹措新的资金。三是境外上市和红筹股等。境外上市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筹集资金，尽快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创造了条件。目前各地对境外上市兴趣很浓，如北京推出的在香港上市的“北京控股”，前几年中信集团、广东省、上海都有多家企业采取了红筹股方式。四是充分用好银行贷款。通过市场来筹集资金加快经济发展，银行贷款无疑还是其主要资金来源，尤其是对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搞银行贷款，如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建起来的，建成后再出租，效果也相当不错。我们的银行贷款要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让银行和企业通过市场来自主地选择项目和资金，不能按照老的办法分配资金。在利用银行贷款上，要加紧调整贷款结构，转变贷款对象，降低银行对生产、流通的贷款比重，增加对投资的贷款和最终消费的贷款。要特别注意增加对个人的贷款。比如国外商业银行的住宅信贷占到业务的30%～40%，而我国目前很小，甚至可以说是零。对于银行来说，贷给个人风险很小，而贷给国有企业风险却很大，今后可考虑减少企业贷款的比重，而最终提高对个人贷款的比重。另一方面，对一些基础性项目，虽周期长、规模大，但安全系数高，现金流量很好，可以增加贷款规模。因为银行真正关心的应当是贷款能不能按期还息，能否有收益。也就是说借款者能不能有稳定的现金流量，而不应当过多地关心他有多少资产。这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现在有好多医院、学校、出版部门是贷款建起来的。照样经营得很好，银行也愿意贷款给他们。过去我们认为许多行业不能商业化经营，不能进入市场，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我们观念有问题。
　　3.政府对投融资调控要间接化。〗政府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控制，逐步转移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手段，进行间接调控。具体地说，规模大了，经济过热，就得紧缩银根；若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就应当适当放松一点。
　　对于竞争性项目，政府将来不应该审批，一律实行登记备案制，这已经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几年来由于加强宏观调控，一直没有实行，但方向未变。审批从总量和结构上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同地方、不同机构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精力和能力审批上千万的项目，市场完全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基础性项目，政府要制定大的规划，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论证。但是政府不再进行逐一审批，要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从产业政策、环境保护、为企业决策提供大量信息的角度进行管理。在有些方面应该有硬性约束，如环境保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严格控制这些项目的建设。而不是从项目的可行性、盈利水平、资金来源、资金规模进行管理。此外，对一些技术水平落后、设备陈旧的项目，也需进行必要的控制。
　　作为过渡性的办法，我们应该抓紧研究近期做到的一些措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快改革的步伐：一是能否放宽对投资审批权的限制。目前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由国家计委审批，其中2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审批。但根据地方同志反映，大一点的城市建设项目，一般都超过2亿元，如果都报国务院审批，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目前约有一半的项目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就开工了，甚至一些地方有些项目从来没有备案没有立项就建成剪彩了。不是说这种做法合理，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审批制度存在很大问题，需要改进。过去审批制主要是从总量进行控制、平衡，从而国家好安排资金，平衡电力、运输等条件，现在情况不同了，不需要国家安排资金，也不需要国家提供其他配套措施，地方自己就能解决。因此，有必要对项目进行分类，认真研究到底哪些项目需要国务院审批，哪些项目地方政府自己就可以决定。二是政府选定的项目，即国家或省市的重点建设项目，能不能实行项目法人的公开招标制。这个意见我们很早就提出来，并且已经写进了国务院的有关文件里，但实际做的并不多。福建泉州的刺桐大桥的做法就带有这种性质，通过引入社会资金、民间资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还应该进一步扩大。三是能否在一些行业鼓励组建新的竞争实体。尤其是带有竞争性的基础行业，要通过组建新的实体，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以加快其发展。
　　
　　三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从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良性循环，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目前，我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最终消费热点并不多。首先，衣、食水平已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其次，住房方面这些年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水平还很低，除住房制度不合理，不能促进住房建设良性循环，需要加快改革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第三，城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条件差。虽远距离的交通有所缓解，但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却在不断恶化，各项基础设施不配套，影响了城市的发展。第四，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远远低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支出。第五，从全国来看，居民最终消费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主要是第三产业不发达造成的，即文化、教育、保健、信息、旅游业落后。
　　从以上可以看出，城市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煤气、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投资，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也严重不足，城市居民的住房、文化、教育、娱乐等消费也有待增长。目前虽然全国投资规模都很大，增长很快，但由于结构不合理，效益很低，且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应从解决体制问题入手，把投资与整个经济循环结合起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城市的住房和交通建设.
　　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往往是一个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的行业，经济效益不高，如果简单地采取鼓励基础性投资的政策，行政行为、盲目决策和无人负责，必然会酿成很大损失。只有通过加快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可以市场化的就市场化。如住宅、增值电讯、收费公路、机场、港口等，要把这些项目的投融资活动市场化，政府只承担必不可少的职责，让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以及社会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并获得应得的收益。
　　二是对可以自负盈亏，能赚钱的传统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如城市供水、供电、煤气等，要打破政府垄断经营的格局，对这些由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可以通过特许权的招标、投标的方式选择经营者，放开经营。
　　三是对一些目前亏损但可以扭转亏损的行业，要逐一研究新的体制。例如，城市公共汽车和地铁，香港的经验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通过多种办法，是可以做到自求平衡或略有盈利的。
　　四是对传统的公益性部门也要进行改造。引入竞争机制，开辟多种融资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对这些公益性项目除国家加大投入外，也应努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如上海，通过土地批租、出售专营权等筹措建设资金。
　　*本文是作者1997年8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曾发表于《改革》杂志，并收入作者主编的《走向市场经济的投融资体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