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宋笛  “公共问题全要靠政府去处理，看来是不行了，维持不下去，不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顺利的运行。”4月15日，在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总会举办的“新时代、新责任”中欧社会责任主题论坛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如此表示。

在吴敬琏看来，公共领域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制度成本不断上升，正在让传统在公共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感到捉襟见肘。这也是也是目前各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

而解决这一现象的途径之一是：打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鸿沟，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社会领域。

传统模式困境

在吴敬琏看来，政府负责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个人和企业负责解决私人领域的问题，这一从19世纪开始的社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从经济学角度，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和分工的不断细化，单个商品的生产成本是降低的，但协作关系却更加复杂，制度运行成本反而上升。因此，公共领域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比起以前来说，比起旧时代来说，要复杂得多，数量要多得多。外部要处理国防问题，处理反恐问题。从内部来说，从生老病死、环境保护，一直到社会保障、教育问题等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来处理。”吴敬琏表示。

另一方面，依靠行政手段不仅成本高昂，还容易带来官僚主义的后果。更重要的是，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已经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公共领域问题。在吴敬琏看来，目前世界各国政府不断攀升的债务也与此相关。

“我们看一看发达国家政府的债务提高到了天文数字，但是即使用了这么多的资源，民众还是有许多的不满，美国国会不断修改它的债务上限，已经到了天文数字。可是对于美国的公共教育支持不够，教育质量下降，美国民众对政府依然有很多的意见。”吴敬琏表示。

国内也是如此，在吴敬琏看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就是政府付出的成本。“它付出的成本太大，即使付出了这么多的成本，还是不能够把所有社会问题解决了”，吴敬琏表示。

解决之道：企业社会责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者将眼光投向了民间组织，这也是20世纪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但是，在吴敬琏看来，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依然有自身的局限。“这样做仍然是非常微小的，因为这样一些公益企业办的一些事业，它在整个社会里面占的比重还非常小。”吴敬琏在会议中表示。

那么真正解决的办法应该是什么？

在吴敬琏看来，打破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鸿沟，让千千万万的企业参与到公益的事业中可以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解决途径。“20世纪后期的潮流，就是开始在一些国家兴起，盈利性的企业要同时做公益，开始叫做社会企业”，吴敬琏表示。

作为支撑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剩余风险”，这种理论认为承担企业最后风险的（合同外的风险）并不仅仅是企业所有者、股东，而是所有的员工、社区，甚至整个社会。因此，企业也并不只能向股东负责，也要向供应商、销售商甚至整个社会负责。

起初，这一理论并未受到学界和企业界的接纳，但是随着形势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认同这一理念，并尝试将其制度化。

2010年，美国公司法建立了新的制度，将公司分为C类公司和B类公司。C类公司即传统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 B类公司则是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即为共益公司。

按照资料显示，B类公司设有明确的公益目的，同时对于这一公益目的有明确的指标。公司每年需要递交公益报告，交由第三方审核，同时还需要向大众公开，而这类公益公司并不一定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

在吴敬琏看来，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途径，虽然目前国内公司法中并未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已经有机构在建立类似的认证体系。目前已经有6家企业完成了认证。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正在从一种设想，一种理论上得出的一个必然的结论走向实际，这对于我们公司的发展，对于我们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吴敬琏在会议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