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8年长安讲坛
为了没有贫困的未来
作者:卢迈 特邀专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时间:2018-04-26    阅读:1031次   

     我是第二次到50人论坛的长安讲坛来,上次来是2016年,介绍了关于社会公平和扶贫方面的实验。今天我很愿意再次接受邀请来讲,是因为我们的实验有了一些结果和数据,可以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是可以走的,是可以走通的。

    首先要问一下,全球消除贫困的努力是可能成功的吗?然后看一下消除贫困和儿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三是看看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四是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探索。最后说一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全球消除贫困的努力有可能成功吗?

贫困是在千百年来社会的一种现象,是一个伤疤,是一种疾病,消除贫困是人们的理想,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主张。近年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这样的主张,中国政府也明确地高举起这个大旗,中央提出的打好三大战役之一,就是要消除绝对贫困。

如果你从农村来,对这些贫困现象应该不陌生。下面这张图的左上角是我们在云南寻甸县照的,这个县离昆明只有100公里。这个少数民族家庭确实是家徒四壁,屋里很黑,一家人围守着火堂。虽然他们离昆明很近,却没有出去打工,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后面的照片也是我们基金会出去调查拍到的,在这些照片里,我们经常看到让人痛心的孩子的状况,他们的表情很呆滞,生活条件都很差。

    贫困是千百年来存在的一种现象。在十九世纪初,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十多亿人处在温饱或者温饱不足的状况。中国当时也是同样的状况,古人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句诗就把当时社会贫困、饥饿、灾荒的情景描述出来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1820年以后人类消除贫困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820年工业化在欧洲的发展开始加速,贫困现象开始有所减少。到2015年,拥有12亿人口的一批高收入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凯恩斯在上个世纪初的预测,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上世纪末能够在这些国家中消除贫困,这点确实做到了。当然在这12亿人口中,还有收入比较低的和相对贫困的人,但是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很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像一张安全网,可以把这些收入低的人兜了底。

 

按2016年全世界74亿人口算,高收入国家占整个人口不过15%左右,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占了大部分,低收入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1820年前后,世界开始了大分流,发达国家是上边这个曲线,他们的收入增长非常快,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被远远落后,形成了大分流。

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有约40亿人口的大群体正在追赶上来,未来的前景也将是彻底消除贫困,解决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一个疮疤、病痛。西方国家把它叫大趋同的过程。

发达国家用了200年取得了这样的成果,而多数人的现代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同时,还预示着在如今的人口规模中,消除绝对贫困也是可以看到的。发达国家通过全面社会保障来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和开发式扶贫来解决问题,欠发达国家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些6%人口的国家,则需要国际援助,需要外部给予的基础设施投资等等。

    上图是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给出的绝对人口、贫困人口的比例。中国在1981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是处在世界银行贫困线附近,大家都一样很贫困,所以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在当时是很高的。这些年由于中国减贫所做出的贡献,全世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中国在脱贫方面有几件事上做的肯定是对的。一个是高速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党和政府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有了经济发展,很多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开展开发式扶贫,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搞的以工代赈,都是很有意思的扶贫方式。搞开发式扶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资料和生产手段问题,随后又开始实行社保体系的建设。本世纪初期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开始搞低保,开始搞合作医疗。千百年来,农民对国家有交税的义务,除了闹天灾能得到一点救济以外,他们基本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什么福利。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政策的倾斜,使得农村和农民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在农村解决贫困问题,让大家同步进入小康。小康的这个概念就是衣食不愁,虽然不很富裕,但是大家都应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到县里去跟他们讨论扶贫,县里的人说现在叫脱贫攻坚,是一定要让农民摆脱贫困。扶贫和脱贫看起来是一个词的变化,但是意味着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清晰。总书记说,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这是党和政府对整个社会所做出的承诺。

中央财政的扶贫资金大幅度的增加,由2011年的200、300亿,扩展到了2017年的861亿,在其他各项专项中,中央也拿出了很多钱。贫困县一般的财政收入3亿,最多也就是5亿,但是他们的财政支出一般最低也要到13亿或14亿,这些都是靠转移支付来实现的。

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线标准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和资金投入的增加,我国贫困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每年差不多以一千万的速度下降,到2017年还有3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的贫困线根据物价水平做了调整,所以水平是在不断调整上升的。

    今年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时候,我们讲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美国的学者非常不同意,你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沿海城市看,我们确实已经有很高的收入水平,但是你到城中村,如果到中国西部去看,我们的底色就露出来了,底色上还有不少贫困的痕迹。当给他们讲这个图的时候,他们还是很认同。

    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国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是1.4%,到2016年相当于14.5%,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但是我们只不过是14.5%,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没有变,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现实。我们是用现价美元来做的比较,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说。

消除贫困,发达国家做到了,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203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中国准备到2020年就提前做到,能做到吗?我们到农村去,农村干部说,如果年人均收入达到3000块钱这点不难做到,但是要让他彻底脱贫确实不容易。现在各级政府有这么多的资金投入,有一对一的干部精准帮扶,有全社会的动员,力度非常大。三千万贫困人口,概算起来有八百万户,能做到每一户都有干部精准帮扶到家,美国人对此很惊讶。如果到2020年,实现了人均年收入3000块钱,我们真的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杰弗里·萨克斯曾经写的一本书,叫《贫困的终结》。《贫困的终结》给出一个药方,如果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解决了教育和卫生问题,这个地方是可以彻底地摆脱绝对贫困的。他指的是一些非洲国家,比如说疟疾横行造成很大的生产力损失,如果给一个蚊帐,它就可以缓解;如果帮助当地改善营养不良状况,儿童们就能健康成长,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会给他们发展经济提供条件。

但是他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人提供大量的援助。萨克斯做过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他的基本理念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绝对贫困陷阱中的这些人口,要想把他们从底下捞上来,需要有一个强力的外力。这里要用他的临床经济学,前提就是要给出巨量的援助。当时他的倡导是发达国家应该将每年的国际援助资金提高至1350-1950亿美元,持续20年,来解决非常不发达、非常贫困的国家脱贫问题。他是我们基金会的“史带学者”,在前年论坛的时候,我们请他做过午餐演讲,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当着七八十位财富五百强的企业首席执行官,讲现在收入如何不公平、不合理。这些富人把财富藏在开曼群岛,藏在哪里,应该对他们征税,把这些钱拿出来再分配。他提出的问题,前提是建立在有人愿意提供大量援助之上,就像他当时给俄罗斯开的休克疗法一样,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前提。

如何做到可持续的脱贫呢?我们基金会希望能够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过去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不能作为资本,而从人力资本的理论,把人作为投资的一个结果,他的技能本身都是通过投资来取得的。在这个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状况是一个国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和欧洲,人力资本的存量大概相当于他们其它物质财富的五倍或六倍。我们要想实现彻底的脱贫,仍然需要走这样一条路,就是投资在人的身上。通过这样的一条路径,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扩大人的机会,适应现代经济、知识经济和新的工业革命的需要,这样才能够彻底地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如果我们按照中央的战略意图,依托中国现在的财力和社会各界的团结一致,把低保线和贫困线统一了,保证所有贫困人口一年三千块钱的消费水平,我们就可以说实现了摆脱绝对贫困。但是,问题是由于天灾、生病、家庭的一些变故、离婚,以及遭受了某些不幸的事故,车祸等很多这些因素,这个贫困线以上的很多人随时可能又跌回来。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呢?

中央给的脱贫政策非常好,目标也非常明确,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这个比较容易做到。还有两条,一是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要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服务水平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对国家财政的考验。人均收入水平要快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要比其它农村甚至比城市都要快,这个光靠修路能解决吗?刚才说到的寻甸县离昆明只有一百公里,但农民也不能去打工,因为他的普通话讲不好,到城市里感到害怕。所以要真正地实现摆脱绝对贫困,我们一定要投资于人,这也是国际

普遍认可的经验。人的智力水平、劳动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劳动生产率和他的收入水平。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150名婴儿进行脑电核磁共振得出的结果,高收入家庭是最上边的,中间是中等收入家庭,下面的是低收入家庭。这是大脑灰质的发育情况,到了36个月、37个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发育是不一样的。

基因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塑造了孩子的大脑。基因起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孩子处在贫困家庭,刚才那个图给的是三组不同家庭,他们大脑发育的情况就出现了差别。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大脑重量是三百多克,由于脑细胞本身的发育丰满的过程,通过树突连接的过程,脑重不断增加,5岁时候能达到700g,7岁时候是1100g。在这个过程有两个方面因素起到了很重要作用,一个是营养,营养不够就发育不好;另一个就是养育,家长与儿童之间的互动。我们说投资于儿童,它有很好的神经科学、脑科学、心理学、经济学作为基础。脑科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被众人所知,近20多年来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它特别清楚地说明,贫困对大脑本身有影响,而大脑的发育又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直接的作用。

这是两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的顾问,一位是阿玛蒂亚·森,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海克曼,他们两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的主张是,要投资于人,就要投资于儿童早期。阿玛蒂亚·森说,成年人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与其童年经历有着深刻的关联。对教育和其他丰富童年体验的机遇进行投资,可以从许多方面提升人在成年以后的各种能力,因为它能够提高人们过好生活的技能,增强自信,提高成年后的生存能力和创造经济收益的能力。

詹姆斯·海克曼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的,他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动态过程。一个人掌握的技能越多,他就越容易通过协同作用,学会更多的技能。能力是多种多样的,有认知方面的,也有非认知方面的,要通过各种不同的学习情景来培养,而早期形成的能力有助于进一步的学习。海克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预分配比再分配更有效益。所谓的预分配就是要投资于儿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判断和研究,比如他认为,经济中很少有一项政策能够真正兼顾公平和效率。人们现在的口号是要更好的效率和更好地公平,这只能一个愿望。企业员工下岗,就是更多地讲要效率,但是对这些下岗的个体,显然就很不公平。要讲更多的公平,可能就要牺牲一点效率,比如沿海几个省市每年都要上缴扶贫资金,他们说如果把钱留在我们这儿,一块钱能够投资生出更多的钱来,将来再去帮助贫困,不是更好吗,他们讲的就是效率优先。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公平优先,否则这些不安定的社会问题就会迅速蔓延,在贫困地区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会带到沿海、带到城市里来,带到你的身边来。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投资于儿童是打基础,很高效,也是为了最终实现公平。它既是人力资本投资,又可以有很高回报,同时又能够促进公平,很少有政策比投资于儿童更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海克曼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跟踪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儿童早期发展实验,然后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收益主要还是指的社会收益,最后来计算他们的回报。

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曲线大家经常会引用,横轴指的是年龄,纵轴指的是投资回报率。如果在0到3岁期间,投资一美元最高可以产生17美元的回报;学前项目能够产生7块钱8块钱的回报。这个回报的计算,包括你成年就业以后,你的收入高,交的税收就多,你的社保贡献就高,你的身体好,你的医保的支出就少等等。然后在美国很重要一条就是原来的低收入黑人犯罪率很高,雇佣警察建设监狱的成本很高,减少了这些犯罪,可以产生很大的社会回报。

    接着看学校教育的效果,它的回报率是1:1或者更少。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的时候,很多都是研究人的技能培养。从亚当斯密开始,对工人技能取得的培训都很重视。但是从海克曼他们的研究开始,说明早期投入更加重要,比原来所说的技能培训又进了一步。

    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家庭,大脑发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条曲线代表的多个实验结果,说明投资儿童早期可以取得很好的回报。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海克曼和阿玛蒂亚·森都证明,投资儿童早期,使他们具备了这种能力建设,使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能取得更多的收入,更能够摆脱贫困。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在这方面做的工作。

    我们基金会做了一个研究,如果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办法,将农村平均收入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城镇收入中位数的40%作为相对贫困线,2013年中国处于相对贫困线下的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将达到14.24%,城镇相对贫困人口比例有8.8%,全国有11%的人口将近1.5亿收入低于城乡的相对贫困线。所以帮助这些相对贫困人口,提高他们收入,使其可持续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即使在发达国家,相对贫困也还是大量存在的,但是中国的低收入的群体有将近15%,1.5亿人生活在低收入水平以下,这个数量还是不少的。

    生活在这些贫困家庭的小孩是什么状态呢?我要说一点负面的东西给大家。对于儿童早期发展,我们用国际上的工具做了筛查和分析,这就是ASQ测度的办法。在甘肃华池县、贵州七星关和新疆吉木乃地区,我们开展0到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实验,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极限的数据。蓝色的是可疑,橙色的是异常,异常就是发育水平很低,存在问题;可疑就是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两个的比例少则33%,多则是56%,都是比较高的。在上海城市做的结果是不到10%,只有2.66%是异常,有7.32%是可疑。

    这是早期的心理发展水平,我们再看一看他们的身体发育状况。2007年,我们在广西都安开展学生营养改善试验项目。试验项目开始时,我们请中国疾控中心陈春明院长和他的学生团队一块去做,在都安测到的就是橙色的身高线,蓝色的是城市儿童的身高线,可以看出,都安13岁孩子的身高,仅相当于城市10岁孩子的身高,差三个年龄段,三个年龄段的饭都白吃了。这样一种发育水平和身体状况是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所以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在这个方面,中国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各个方面都完成地很好。阿玛蒂亚·森教授就非常注意儿童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的比率,他觉得和印度比较起来,中国简直好太多了。虽然他是祖籍在印度,对自己的祖国有深深的爱,但是他对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好多不同意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消除绝对贫困,就一定要从儿童做起。我们已经看到了贫困地区儿童的发展的现状。我们的政府在行动,在制定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能有效的实施吗?我们基金会想探索一下,通过儿童发展消除贫困能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我们从2007年开始学生营养改善实验,2009年开始儿童早期发展实验,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是11年和9年这样一个时间。真正要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一直追踪到他40岁,我们现在已经给出了一些评估,确实是很有意思,可以说明它是有效果的。

    我介绍的基金会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从学生营养改善入手。我们最开始时筹了400万资金,在试点县有2500个孩子进入试点,取得很好的效果。政府再投入285亿,现在覆盖了1576个县,有3700万儿童受益,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我们现在又从早期的实验转为通过互联网、云计算来监督,我们设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来监测分析,这是最早开展的试点,如今已经变成了国家的政策。

那么国家花了200多亿这么多钱,这还不算地方政府的投入,加上解决供餐,解决炊事员的经费等等,大概有300亿了吧。什么结果呢?

非常高兴的是这两张图。第一张图给了三条线,这是2012年和2016年学生身高的比较,最上边这条线是全国儿童7岁,8岁,9岁,10岁,11岁的平均身高。7岁的时候,2016年和2012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意味着虽然经济方面有发展,生活有改善,但是儿童入学的时候,营养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随着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各个年纪的孩子在2016年都显示出比2012年的孩子有明显变化。这是11岁的时候,2016年的孩子是一米四三点六,2012年的时候平均才是一米三八,长高了5公分,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跟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缩小了4公分。否则的话,年龄越大差别就会越大。

这是另外一个数据。跟刚才一样,62个县,192万学生的体检数据,贫困地区儿童矮小和偏矮的比例在下降。全国体检的数据,18岁全国平均身高是1.72米,标准差是1.66米,低于它就是偏矮,低于1.60就属于矮小。2012年,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11.7%是矮小,44.6%是偏矮。随着营养改善的实施,这个数据发生了特别漂亮的变化,矮小降到了4.8%,偏矮降到了19.6%。如果继续把营养餐吃下去,将来西南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人口的矮小比例,可能会很少。

2007年我们开始做试点的时候,提到身材矮小,有人不服气也不同意,说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基因问题,历来如此。但是我们拿出一个数据,美国的非洲移民和欧洲移民,刚来的时候身高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没有经过不同族裔之间的通婚,追踪下来的结果是,经过一代或两代之后身高基本上没区别了。所以人类基因在身高差别的影响很小,主要还是看营养状况。国外有文献说,身高和智商有关系,一般来说身材高智商也比较高,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同等身高的人,他们的智商和收入之间没有关系。大多数人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当他身高达到了他生长潜力的时候,他的智商和智力发育是比较健康的。如果是小孩子,将来他的劳动生产能力会更强,他们的学习会更顺利,然后会更有希望。

    再讲一下学前教育。国际上特别重视学前教育,许多孩子上学后的表现和有没有学前教育有关系。美国人的研究结论是,只要是富裕家庭,孩子上不上幼儿园,对他上学后的表现影响不大。因为在家时有人可以给他讲书,他的发育照样正常。但是对于贫困人口的家庭,小孩上没上过幼儿园至关重要。美国根据这项早期开端计划,政府拿了很多钱支持穷人家庭送孩子上幼儿园。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会长是黑人,他就是上世纪60年代早期开端计划的受益人。他妈妈知道政府有这个计划,就特意把家挪到有幼儿园的地区,让他上了幼儿园,现在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基金会的会长。他认为他的效果很明显,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现在国家大力推动学前教育,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仅有50%,通过两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已经达到了78%。政府还在开展第三期学前教育计划。谁是剩下的20%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就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教育不能进村,那里的孩子就只能在田间地头玩了。所以我们基金会从2009年到2017年,已经在17个县建了2100所幼儿园,直接受益的儿童有6万,累计受益儿童已经超过了16万人。

    基金会的这些尝试,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设施硬件比如教室装修都是地方政府出的钱。2012年,我们最先在贵州松桃县做了山村幼儿园,现在整个铜仁市已经建了100所,各地已经建了2005所,而且运转良好,在其它很多地方也在试着推广。

实行山村幼儿园计划效果如何?我们给出一些数据和结果。

湖南省古丈县

 

贵州省松桃县

我们收集了两个县的学生在学表现,分四组参加全县统考,最左边是县城幼儿园的孩子,挨着的是乡村幼儿园的孩子,第三个是其它幼儿园的孩子,第四个是没有上幼儿园的孩子。这是乐都全县的考试,大约18000名孩子,把所有成绩放在一起,然后按照五等分,分出来看这四组孩子都是什么状况。县城幼儿园受的教育最好,成绩也最好,75%的县城幼儿园教育出的孩子进入了前40%。而没有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0%多一点进入了前40%,有25%是在底层的20%里。山村幼儿园的孩子和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家庭情况差不多。右边的表给出了两边的情况,山村幼儿园的36%是留守儿童,没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是32%,贫困家庭是20%乡村幼儿园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儿童是16%。为什么村里还有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呢?当村里的小孩人数低于10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设点,按道理讲是应该去,但是如果师生比太低,成本太高,还是做不了。如果有足够的支持,能不能把这个比例降到,比如说有5个孩子就去做。同样的数据在贵州松桃县得出的结果,有62%的山村幼儿园的孩子进入了前40%。也就是说进入前40%的学生,高考差不多能进入二本。

有两点我印象特别深,第一点,小孩学会了讲普通话。我们在青海搞这个项目,当时的省委书记强卫去考察,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的小孩普通话说的很好,而当地的干部不少人讲青海普通话,省委书记还听不大懂。这些孩子长大了去外地找工作和生活肯定不成问题。第二点,孩子在幼儿园里很快乐。老师经常对孩子们鼓励和表扬,还组织他们一块游戏,在这个群体里,孩子们感觉非常愉快。有些孩子说在幼儿园交了不少朋友,这种社会交往能力,对他们未来的成长至关重要。而没有上幼儿园的孩子,一旦跟人交往都会害怕,主要因素就是没有安全感,对于陌生人不知道怎么应对。

    山村幼儿园的具体运作,一是用村里原有的教室或者其它公共设施,比如说村委会、党支部学习室;二是聘请一个村里的人,也有可能是别的村的或是本县的人作为幼教老师。我们参考乡镇里民办幼儿园的工资水平,工资定的比民办幼儿园略高,当然比公办园还是低很多。我们要求是老师达到中职以上文化程度,但是不要求都考下幼师资格证,我们称她为幼教志愿者,主要强调她有光荣感,要对孩子成长要负责任。三是强调培训,提高他们的幼教水平。我们比民办幼儿园条件好,并不是想要挤兑人家,在培训和管理上双方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是自成体系,当地教育局拨经费负责做培训。而民办园是各自为战,做不了培训。四是由地方管理。地方教育局通过中心校或者中心幼儿园来管理。五是开设混龄班。因为一个园平均人数是20几人,如果按20个人设一个老师,就不可能把3岁、4岁、5岁的分开。混龄教学的好处,就是大孩子带小孩子,小孩子促大孩子。刚开始上厕所的时候,大孩子可以帮小孩子解裤带;小孩子促大孩子,小孩子唱歌跳舞都学会了,大孩子更会努力去学。

    现在农村里一般都是老人、小孩、妇女,在这个群体里头,贫困的占多少,留守的占多少,还有一些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残疾家庭。去年我们到湖南古丈,看到一个小孩,裤子是破的,袜子两只不一样,而且前头也是破的,我们问怎么弄成这样,他说爸爸快60岁了才有他,妈妈少一只手是残疾,不能干针线活。全国残疾人达到八千万,其中有不少是在农村。

    我再说介绍一下早期养育项目。这个项目是基金会从2015年开始,先在甘肃省华池县试点,现在逐步扩展到贵州七星关和新疆吉木乃县、阿勒泰地区。华池县是老革命根据地,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很年轻就在那儿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叫南梁党支部。捐赠方希望把实验项目放在甘肃,谢宇教授他们建议选一个有100个村子的县,这样比较容易做对照。我说你真会选,因为选的就是华池县,老革命根据地,南梁所在地,有110个村子。

    我们做法是,县乡村三级,县有总督导,乡镇有督导员,村里有家访员,基本是仿照卫生体系设立的。家访员每人负责最多不超过8个家庭大概14个0到3岁的孩子,然后定期家访。我们有一套国际的验证教材,是英国学者在牙买加开发的,国际公认这套教材有道理,对于每个月龄的孩子应该会什么,有比较清楚的分析。我们把它本土化,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教程。保证每一户孩子,一周有一次家访服务,做成以后再向全国推广。家访员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看护人,而不是说他像山村幼儿园似的去教孩子,他要教看护人怎么带孩子,效果是很明显的。

    在这个实验的基本上,我们把华池县一百个村子全都覆盖了,再把它推广到新疆吉木乃和贵州毕节的七星关。现在我们还要在湖南古杖、青海乐都、贵州松桃这几个县开展试点。今年3月份我们举行专题论坛,新疆吉木乃有一位哈萨克族家长来到现场,送给基金会一面锦旗,上面用哈萨克语和汉语绣的字,感谢这个项目。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这些项目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给家庭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欢乐。原来他们说,小孩子就放到外面自由生长了,现在要好好地带孩子,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更有出息,也上清华,上不了清华,上北大也行。

这是基金会2007年2009年开展的实验,现在这些实验都还在实施中。有几个县的山村幼儿园已经由地方政府接手,他们发幼教老师的工资,负责提供校餐,我们就继续帮他们做培训,做评估。

我们现在有几个项目在做分析,比如中国纯母乳喂养的比率才只有20%几,需要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孩子可能不缺热量,他们只吃米饭、吃馒头热量一般也能够。但是他们缺优质蛋白,缺蔬菜和维生素等等营养,如果能改善膳食结构,增加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相信他确实就会长身体。如果女孩子的身高有了变化,她还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这是世界公认的。我们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干预项目就叫赢未来项目,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了。

今天我讲了几点:

第一个,中国消除贫困是可行的。有政府在努力,有社会各界在齐心协力,中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起一个带动作用。全世界12亿人口消除了绝对贫困,是发达国家经历200年才取的成果,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已经做到8亿多人口消除绝对贫困,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由中国带动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那将是一个更伟大的成绩。

第二个,要想脱贫可持续,要使这些贫困人口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重点应该关注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而且应该全程给予关注。

第三个,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有人认为要发挥市场机制,不干预市场,比如不用办山村幼儿园,给他两千块钱让他到乡镇幼儿园去上。但是实际情况是,贫困家庭没有劳力,没有收入,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他送孩子到乡镇去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必须提供公共服务。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你把公共服务提供出来,而且要使服务可及,成本合理,质量有保证,这才能真正为贫困地区人口脱贫办实事。       

第四个,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党和政府与社会全面参与。

第五个,理解贫困人口和地方特性,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和现代技术。刚开始我们对地方特性并不了解。比如2009年我们在贫困地区给孩子们发放营养包,发现有的小孩不吃鸡蛋却在啃“凤爪”,他把鸡蛋卖到小卖部,然后换这个垃圾食品吃。我们很惊讶,问孩子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家里不是没鸡,而是鸡下了蛋,就把鸡蛋卖到小卖部再换别的东西,这个理念就一直传下来了。还有的地方说鸡蛋是“发物”,妇女不能吃、孕妇不能吃、小孩也不能吃。当他们明白吃鸡蛋好的道理以后,家里的鸡蛋羹也蒸出来了。比如在宁夏,当地给孩子一天发一个鸡蛋,搞“鸡蛋工程”,结果在学校里发现孩子们把蛋黄扔的到处是,还有的孩子把鸡蛋带回家,说是给奶奶吃。所以光理性的讲鸡蛋如何有营养是不行的。后来学校想办法做各种有鸡蛋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黄瓜炒鸡蛋、西红柿鸡蛋汤,孩子们都吃光了。所以要真正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所谓现代技术,就是我们广泛开展了互联网监控和数据采集。

    儿童发展非常重要,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美国的早期开端计划,政府是花了大钱的,一个贫困孩子上幼儿园每年补助八九千美元,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块钱。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制度基础,有几类问题就解决不了,一个是族裔问题,黑人、少数族裔受歧视;二是社会问题,贫困人口居住的社区,枪支、毒品泛滥;三是移民问题,这些家庭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这种事情就很难持续。美国现在还有四千万相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反贫困,时任总统约翰逊的口号是“建设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措施也很努力;但是到了里根总统时代,里根说,在这场与贫困的战斗中,我必须承认,贫困赢了,原来贫困人口有四千万,现在仍然还有四千万。后来也有学者做了测算,说美国政府已经帮助四千万贫困人口提升了社会地位,如果没有这个,那可能就不是四千万,而是六千万、八千万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计算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它说明,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保障,光投资儿童并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有这样的社会制度,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帮助儿童,可以帮助他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有了儿童发展我们的贫困问题就都解决了。

去年11月我们到巴西考察。巴西非常重视儿童发展,多数众议员在哈佛大学受过培训,都认为儿童发展很重要,所以他们一致地通过决议,要重视儿童早期发展。我们的家访项目刚在几个县开始进行,而巴西已经要在全国所有的州普及。巴西讲的是相对贫困线,政府部长告诉我们,有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巴西早期的国家殖民地经历造成的社会分裂,经济发展不稳定,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都会影响政府扶贫政策的效果。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或者我给你一套什么东西就能解决的。

我们对中国扶贫工作和儿童发展很有信心。我们起步比较晚,在脑神经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落后,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努力,可以很快让孩子身高涨5公分,可以很快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办法引进来,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的更好。中国消除贫困,首先要消除绝对贫困,将来到2050年再把相对贫困大大减少,到本世纪末实现一个相对公平和非常理想的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让我们从眼前做起,从脚下开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