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是非常大的课题，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后期就提出来了。我当时用了苏联的说法，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它的要点其实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使得增长的动力由资源的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后来这个问题就逐渐明确起来，但是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工作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随着库兹涅茨效应的结束，从资源配制结构的改变得来的全要素增长率提高，渐渐的就下降了，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世纪以来，根据我们的经验，怎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创造性破坏也好，通过资源配制效率的改善也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改革。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来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改革的顶层设计做出了非常好的设计。我们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呢？找一些什么关键去推进改革呢？这是需要研究的。刚才提到两点，一点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另外一条是改善要素配置，我想这两点用十八届三种全会决定的话来说，一条确实就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另外一条就是建立所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我觉得还要加一条，就是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最近有很多讨论，我想在这些问题上都有很多我们需要理论界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产权保护，平等保护，法治保护，这些现在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我觉得有些问题是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理论上有些问题似乎存在着误解、误导。

　　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是我们改革的方针，但是对于这个概念似乎离开了我们经济学原有的概念，变成了所有权的分割。所有权分割的结果，就造成了所谓内部人控制的出现。

　　第二个问题，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我觉得需要一条一条的来检查。市场的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建立在法治和规则的基础上，都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理论界进行研究。

　　第三个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就像刚才杨伟民副主任讲到的，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而这种产业政策是从日本学来的，所谓差异性的，或者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无效性已经非常明显。

　　现在中央要求把政府的经济政策放在竞争政策的基础上，关于政府政策上，我觉得也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说政府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通常把解释为重要的调控和我们经济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像这些问题是要澄清的，需要思想解放。

　　我们《经济研究》曾经是改革开放的号角，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建立，第一个发出这个声音的是1956年顾准先生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正如张卓元说的，顾准先生是第一位市场型的经济学家，我们今后希望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能够为我们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承担号角。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起并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