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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 (一) (2000.04.11)
作者:郭树清    发布:2004-04-17    阅读:5035次   

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

1996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50人论坛.北京)1996年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连续三年的双位数通货膨胀率猛然降低到一位数,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较高速度。然而,从其他某些角度看,1996年与最近几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例如,库存增长率很高,外汇储备的增长率也很高。毫无疑问,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并不仅只是当年政策性措施产生的结果,1996年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与前几年也是紧密相连的。
  对于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看法,在国际上似乎并没有太多分歧,普遍认为中国成功地抑制住通货膨胀,实现了“软着陆”。可是,在国内却存在着不同意见。曾经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宏观经济好,微观经济差。这种看法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所谓“宏观好”,主要的依据是一些总量经济指标非常令人满意,例如零售物价指数下降8.7个百分点,外汇储备增加300多亿美元,财政收入增长18%,第一次扭转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而所谓“微观不好”,则主要指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扩大,销售困难,资金周转更为缓慢,停产企业和下岗职工都在继续增加。持有“宏观好,微观不好”看法的,有少部分是经济学家,但更多的是地方或企业的实际经济工作者。因此,这种看法本身很像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和判断。宏观和微观虽然相对独立,但也互为依存,宏观以微观为基础,如果微观效率很差,宏观指标肯定会有一致的表现,不可能有较高的财政收入增长和外汇储备增长。总之,宏观和微观是统一的,199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成为例外。
  从国际上评价宏观经济的四项基本指标来看,1996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为9.7%,这在世界上肯定名列前茅,更何况中国经济是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第二,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4.8%降低为6.1%,而在1994年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曾经达到21.7%,经济转轨国家中控制通货膨胀如此有效的国家十分罕见。第三,失业率从总体上说并没有恶化,因为全社会的就业还在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的情况不等于全局。第四,国际收支状况很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有较大盈余,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新增314亿美元,年底总数为1050亿美元。
  然而,中国经济是非常特殊的。仅只简单观察这四个基本指标来作出判断是有问题的。一当我们稍微深入一步来看,中国经济与其他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的差异就显现出来,根据上述基本指标给出的结论就需要附加许多特殊的注释。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增长速度。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略低于10%,1993-1996年平均达到11.6%,经济增长率的年度波动幅度只有1、2个百分点,是十分值得称道的。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库存增幅极大,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据统计,1996年存货增加约4600亿元,比上年多增加1000亿元。就是说,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67795亿元,比上年增加9317亿元,其中约4600亿元是存货增加,占48%。换言之,在9.7%的经济增长中,有将近一半即4.7个百分点是存货增加带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最终销售出去,这在世界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同样要计算其增加值的,因而也是真实的经济增长。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因素决定了这个指标不可能太高。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存货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即存货投资率平均在0.5%左右,相当于我国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见表1)。
  其次,1996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大大超出了计划预期。到12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幅度分别落至4.4%和7.0%。但是,对通货膨胀率的回落也要全面认识,客观评价。控制通货膨胀是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上,通货膨胀率并非越低越好。我国经济市场化还没有完成,金融深化还在继续。部分服务项目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有待于进一步放开和调整,在一些产品和服务上仍然保留的补贴或者需要“暗翻明”,或者需要彻底取消,这都需要必要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适应。这样一些市场化改革措施,从长远来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需要,但在短期内难免伴随着一定的物价总水平上升。因此,在实践中,有些时候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事实上就将这些改革放慢了步伐。
  
  表1 中国、美国、日本三国存货投资率比较(%)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美国 0.16 0.20 0.85 0.53 0.63 0.11 0.00 0.12 0.24 0.86 0.51  
日本 0.67 0.49 0.20 0.71 0.78 0.55 0.72 0.34 0.23 0.27 0.20  
中国 8.5 7.4 4.9 5.9 10.4 9.3 7.4 5.1 5.8 5.1 6.0 6.6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6》(英文)有关资料计算。中国的数字没有作过价格调整。
  
  第三,对于我国的失业问题,更需要辩证地看待。199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3%,不算高,与上年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因此而对失业问题盲目乐观,那就错了。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本身存在缺陷,难以真实地反映失业状况。例如,国家统计局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表明,1996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3.95%。另据统计,1996年城镇下岗职工人数达891.6万,相当于劳动适龄人口的4.8%(《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31页)。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达1.5亿左右。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但另一方面,要客观地认识和估价失业问题的原因和失业所包含的某些积极意义。隐性失业是传统体制的重要特征,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我国目前存在的部分职工下岗、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的转化,是企业转机建制、预算约束增强的结果,是一种正常而积极的现象。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这类失业问题还将继续存在或产生。此外,我国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失业,经济发展处于起飞时期的失业问题,通常都具有结构性特征。失业问题的存在客观上加深了我们对结构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加重了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1996年全国从业人员增加900万人,其中城镇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和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增加530万人,劳动部门实施的再就业工程帮助200多万失业者和企业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就业问题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令政府感到棘手的问题,这一点不应该去怀疑。
  第四,国际收支状况同样值得仔细研究。外贸进出口在全年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上半年出口大幅度下降,下半年转为增长,进口上半年大幅度增长,下半年增幅明显回落,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3.2%,其中出口仅增长1.5%,外贸顺差123亿美元;同时,利用外资大量增加,资本项目继续出现顺差。但总体来看,外贸出口出现了多年罕见的停滞状态,进口也并不如预期那样活跃。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盈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最优组合。比较理想的情况应当是,经常项目有适当逆差,并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真正达到利用国外资源加快国内建设的目的。1978-1989年的12年中,我国对外贸易有10个年份出现净进口,而进入90年代以来的7年中,仅有1993年出现净进口,其余6个年份均存在大量净出口,这是很不合理的。国际收支双盈余的结果是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国际通行的安全储备标准,造成外汇资金的严重闲置。需要指出的是,走私、贩私活动仍很严重,资本外逃现象和国外资本投机套利现象都大量存在。如将走私贩私计算进来,恐怕实际外贸顺差会减少很多。走私贩私活动的存在使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卷烟、家电等产品的正常进口受到严重冲击。
  总需求结构或国内生产总值支出结构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和问题。据计算,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支出额中,总消费占57.6%,净出口1.2%,均比上年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占34.7%,存货增加额6.6%,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6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17~18页计算)。存货增加额所占比重的上升最为引人注目。进入90年代以来,消费率总体上表现为平稳而略有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宏观经济同方向波动,存货投资率与宏观经济反方向波动,净出口值或正或负,或升或降,与宏观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目前消费率的平稳特征有其自身的规律,宏观调控对此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况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般意义上鼓励消费可能并不明智。在这种格局下,固定资产投资、存货增加和净出口便成为宏观调控富有弹性的变数。从经济合理的角度出发,存货应当尽量少增加,净出口应当由目前的正值转变为一定范围内的负值即净进口,因而固定资产投资率的提高便成为逻辑上的必然选择和结论。然而,现实中我国恰恰对投资控制得很严,计划和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压低固定资产投资率。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既然消费率的平稳或略有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继续对固定资产投资严加控制,那么在国内生产总值支出中有可能扩大份额的就只有存货增加和净出口了,这正是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
   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总和。1996年由于总消费比重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不多,出口又发生停滞,那么,唯一的可能性是社会库存的增长幅度更大。这自然表明,企业的销售更为困难。在考察企业状况时,除了考察国有企业外,决不能忽视非国有经济,否则可能有以偏概全之虞。目前国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国有商业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或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都只有1/3左右。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大约只有40%。另据统计,1996年国有工业增加值仅增长6.4%,而集体工业增长17.4%,全国工业增长12.7%,国有、集体与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比为1∶2.7∶2.0。可见,近年来国有企业产出的相对低速增长与非国有企业的高速增长是同时并存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非国有经济。
  总之,按照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的基本结论是:1996年的中国经济,宏观上不是想像的那样好,微观上不是想象的那样差,宏观和微观是一致的。
  注:*本文及后面4篇原为统一的专题报告,是应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之邀写于1997年4-6月,曾载高尚全主编《中国经济政策回顾与展望年度报告(1996/1997)》。
  
 如何制服通货膨胀?
  

 1996年的经济运行之所以给人以特别的印象,就是因为物价指数的大幅度下降。这实际上是从1993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全部政策所追求的核心目标。

一  政 策 背 景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8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过热而被迫进行调整,随后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市场疲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很快就出现了经济过热和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乱拆借、乱集资等现象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93年4月,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到6月,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6%。加强宏观调控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消除金融秩序混乱方面很快见到明显成效,但通货膨胀却越演越烈。1994年初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明确提出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在实践中,控制通货膨胀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恰恰相反,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7%,比上年高8.5个百分点,创下改革以来、也是建国以来的最高记录。1995年通货膨胀率明显回落,尽管全年平均水平仍高达14.8%。但是,实际上物价涨幅总体上呈逐月下降趋势。到12月份,通货膨胀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月度指数已经降至8.3%,这才是1996年通货膨胀形势变化的现实出发点。
  1993年夏天着手采取以货币和财政政策“双紧”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前后,中国经济界曾经有过严重的意见分歧,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争论之外,更多的是口头议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欢迎或赞美通货膨胀。但是很多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担心紧缩政策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他们认为不能因为要治理通货膨胀而牺牲经济发展。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只要能保持高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高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得大于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往宏观政策从紧时,持这种看法的还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这一次则包括内陆省市的官员和企业家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经过很长时间,这种意见才平缓下来。当然,主要的原因可能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品尝到了通货膨胀的苦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全面紧缩的局面出现。
  带有学术性的批评意见,比较典型的是阐述菲利浦斯曲线的原理,指出在中国现阶段经济中存在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替代关系。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哪个问题更严重呢?有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失业问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道理在于,通货膨胀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发生的,这说明国民收入规模在不断扩大,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会下降,而且在持续提高。至于价格水平上涨,除要调整价格关系而有其必然性之外,它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均衡的,就是说,通货膨胀给社会每一个人造成的损失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有牢骚,但却不会起来闹事。而失业增加,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滞,人们的收入增长同样放慢或停滞,特别是失业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它直接使少数人遭受损失,这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控制通货膨胀优先论者则坚决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由于个人收入水平差距很大,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和人群造成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可能出现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影响社会安定。199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是把控制通货膨胀置于优先位置,并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这种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主张坚决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界人士中,事实上对现阶段价格水平持续上涨原因的分析和治理的对策重点看法很不相同。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总量问题,因此必须从总量上采取控制措施,只要货币和财政政策从紧,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能抑制住物价水平的上涨。另一种认为,通货膨胀本身是一个总量问题,但起因却可能是结构失衡,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结构问题更为严重,物价上涨在部门和产品之间的分布很不平衡,必须更多地采取有助于改善结构的对策。

二.总量控制的措施和效果


  1993年中开始的政策实践,吸取了1988-1991年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急刹车”式的办法。朱副总理曾明确指出,此次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结构调整。事实上,当时最令人担心的是,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几乎处于完全失控状态。总量方面并非没有问题,应当说问题也是严重的,首先是货币供应的增长异乎寻常。尽管保留着银行贷款的规模管理,但是货币供应本身是没有控制的,而且各级银行都有很大的决策权,大量贷款是以拆借、同业往来等名目发放出去的,这就是所谓的“绕过信贷规模控制”。有趣的是,所谓“乱拆借”、“乱贷款”和“乱集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和开发区项目。清理整顿这些金融活动,迅速收到了好的效果。
  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相反,1994年的M1增长速度达到26.8%,超过了1993年将近6个百分点,M2增长速度达到34.4%,比1993年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原因在于,在控制了拆借和集资等活动之后,1994年的外汇结存以罕见的规模增长,这首先是汇率并轨带来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民币资金的强烈需求通过引进外资而得到满足的结果。外汇储备的增加成为人民银行基础货币大量增加的一条通道,甚至超过了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规模。从1994年以来的三年中,外汇储备增长都是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原因。至少从现象上来看,在过去几年里,货币供应量因此而从来没有达到一些学者和官员所期望的低速增长,因此这些年的货币政策也被称为“紧而不缩”。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过去几年里,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指数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米尔顿·弗雷德曼有句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这不难理解。然而,问题在于,是先有货币供应过多,才导致物价上涨,还是先有物价上涨才导致货币供应增长。实际过程中,肯定是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由于货币形态的演变,现金(M0)的增长越来越脱离了M1和M2的速度,与经济规模和物价水平的关系也明显不再密切。M1应当说是与物价水平关系最紧密的,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并不简单。例如,1996年的M1增长18.9%,超过1995年16.8%的增长速度,但是物价上涨指数却完全相反,1996年比上年急落8.7个百分点。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M2的变化与价格水平关系不太直接,但是1996年M2增长25.3%,与前几年相比,速度明显放慢,而且第一次满足了计划目标的要求。
  在总量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除货币政策外是增加收入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但是因为中国的财政收支在整个GDP收支中的比重只占10%略多一点,其松紧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远不如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显著。从一开始就寄予很大希望的措施,是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然而,对于投资规模的直接控制依赖于项目审批和计划安排资金(国家财政投资基金和国家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国家计划每年向各地区各部门下达的投资规模,事实上早已不具有所设想的那样严格的约束力,真正具有影响作用的是具体项目能否安排国家资金,其次是大型、特大型项目能否得到立项批准和开工批准。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能够自己筹措资金或安排建设单位带资开工的情况下,已不再受国家计划部门项目审批的限制。这样,所谓的投资规模控制,事实上已不再是一项总量管理,而成为局部性的行政干预。这种干预可能引起许多消极后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们这里不去过多讨论。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投资规模控制对管理总需求究竟有何作用?投资规模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究竟如何?
  1993年春夏之交的几个月里,固定资产投资以60%、70%的速度增长,尽管这是在1989-1991年连续3年下降或停滞的背景下发生的,仍然不能不令人感到担心。适当采取对投资的总量抑制政策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强调要以货币财政政策的收缩而间接地达到控制投资需求的目的,一种则强调要恢复更严格的计划审批和实行项目清理。三年来的实践证明,直接控制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就是说,投资需求的增速下降,并不是由于计划管理加强了。与财政收紧、信贷收紧相比较,严格控制集资和拆借、几乎停止了企业债券发行等等措施,事实上对抑制投资扩张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更需要提到的是,在整个货币供应量仍然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投资的降温可能与利率高低不无关系。最后,有许多证据表明,投资扩张力度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关系更为密切。当现期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供过于求,还有多少企业和个人可以或愿意投资?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不再如从前那般盲目。更何况国有企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只占1/3。总之,正像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投资热潮兴起,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繁荣;同样,经济一旦出现不景气的势头,投资就会降温。由于我国经济已经基本市场化,过去几十年完全由政策干预来直接、迅速地决定投资和整个经济规模变化的时代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建国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国是“短缺经济”,投资规模常常超出实际供给能力,引发经济失衡和物价上升。然而从9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源约束型”经济初步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当对商品的需求超过了潜在的供给能力,商品的价格才会持续上涨,即发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1993年确实发生了投资品的供给不足和价格剧升,然而从1994年开始,这一趋势就发生逆转。1995年的投资品生产能力据估计只利用了65%左右,此外进口潜力更没有充分利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过去长期的状况不同,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下降一半,投资品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然而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却大幅度上涨;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2%,超过了1995年的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却正好相反。然而,如果把最近一些年的投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画成两条曲线放在同一张图里,仍然给人以两者之间关系密切的印象(见图1)。这种现象并不是本质的直接反映。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投资规模的是否合理,并不取决于其增长率,也不取决于其占GDP的比率(即投资率),而是取决于总储蓄的规模,二者是否能够平衡。从这个方面来看,最近几年,总储蓄在减去固定资产投资后,都有大量的剩余,用于支持存货增加和净出口。但是,要说服人们从过去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图1 投资增长率和零售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快报》有关数据计算、绘制
  三、结构性调整的成功


  也许并非有许多人赞同这样一种结论:此次抑制通货膨胀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结构性调整,甚至对于过去几年里采取的结构性政策的内容可能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制止乱集资、乱拆借和乱贷款,从根本上刹住了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结构调整。这项结构调整开始时常常被批评为盲目的行政干预,然而后来的实际证明,这本身是符合市场供求走势的。所谓房地产热,主要是指高档别墅和写字楼,并不包括普通住宅和标准厂房,事实证明这些高档房屋的租售非常困难。至于开发区热,经过清理后大量减少,但即使是保留下来的开发区,后来招商引资的进展也远不如当初预料的那样迅速。
  但是,对于抑制物价上涨来说,更主要的结构性调整是大力加强农业,扩大利用国际市场进出口调剂。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以粮食等农副产品为主的食品价格的变动对于整个物价形势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1994、1995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分别高达21.7%和14.8%,其中食品零售价格分别上涨35.2%和24.7%(见图2),食品价格上涨对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的影响大约分别为14和10个百分点,影响度均为65%左右。而1996年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好转也恰恰得益于食品价格的明显回落。1996年食品类零售价格上涨7.7%,涨幅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据分析,在1996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中,有6.5个百分点是食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所致,即食品价格下降对物价总指数回落的影响达75%(《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白皮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出版。)。

 

  图2 食品价格与零售价格总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年份数据绘制。

  1996年通货膨胀率的进一步回落,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首先,粮食在1995、1996年连续两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5.0%,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其次,粮食大量进口,增加了国内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据海关资料,1995年共进口粮食2081万吨,出口214万吨,净进口1867万吨。1996年又有大量粮食进口。从1996年秋季开始,部分地区再次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一些地方的市场粮价低于国家收购价。正是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状况的极大改善导致了食品价格进而物价总指数的大幅度下降。而在两年前,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1991-1994年连续四年粮食产量徘徊在4.3-4.5亿吨之间,其中1994年粮食比上年减产1100万吨。奇怪的是,在这四年中粮食出口都在1000万吨以上,其中1993、1994年粮食出口量分别为1535万吨和1346万吨,粮食进口量则为752万吨和920万吨,即这两年粮食净出口量分别为783万吨和426万吨。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又大量出口,这种雪上加霜的调节不能不导致价格飞涨的恶果。上述一正一反两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认真总结。

       

         图3 服务价格与消费价格总指数 资料来源:同图2。

  在具体的价格政策和价格管理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94年和1995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上升39.9%和19.9%,其中粮食收购价格在1995年、1996年连续两年提高4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94、1995和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33%、29%和22%。剔除价格因素,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其次,在新出台调价措施方面,项目、力度和时机把握得当,使新涨价势头得到较好控制。1996年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石油、电力和铁路货运等基础产品价格调整措施,一些地方上调了公共交通票价、房租、自来水价格和医疗收费等。据分析,新调价措施对商品零售价格的影响只有1个多百分点。这样便在必要的价格结构调整与对价格总水平的控制之间实现了较好的结合。第三,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了对价格变动的监测、监督和管理。按照国家确定的价格涨幅调控目标,各级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每月公布各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并对各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内部通报和考核;改进和完善了价格监审制度,把价格监审品种分为由生产经营者向当地物价部门备案或申报的品种和下级物价部门向上级物价部门备案或申报的品种;继续开展一年一度的物价大检查,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化肥、电力等进行专项价格检查;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在价格调节基金的来源、使用和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近年来价格上涨中的另一个带头因素是服务项目价格。1996年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6%,几乎相当于居民消费价格的两倍(见图3)。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我国服务业还不够发达,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服务业价格受国家控制的比重较大,价格放开的步伐最慢,价格调整的欠帐最多。服务如同产品,靠管制价格来实现供求平衡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让价格反映供求关系,才能最有效地刺激供给,最终又抑制住价格。电信和交通都是很好的例子,价格放开或调整之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96年开始,电话费、长途汽车费,甚至还有火车票和飞机票,价格开始向下浮动。然而,在其他几个重要的服务行业,价格还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这主要是指住房、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产业,而不是通常人们印象中的餐饮、旅馆和商店等服务业。尽管存在着一些盲目性和不合理现象,但是从1992年以来,服务价格的总水平持续上升可能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价格问题的矛盾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是农副产品价格,一是服务项目价格。如果政府能够始终高度重视农业,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并切实搞好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进出口调节,那么农副产品价格就可以保持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要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注意把握好服务项目调价的力度和时机,防止乱涨价乱收费。只要农副产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的上涨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整个物价形势也就不会失去控制。
  总之,近几年的通货膨胀虽然也有总量失衡的诱因,但更深刻更持久的原因是结构失衡。因此,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那些有利于改善结构,特别是增加食品的生产、进口和供给的措施,对最终实现价格指数回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1993年开始的总量调控措施未能抑制住通货膨胀,反而在1994年达到了创记录的高物价上涨率,那么从1995年开始加强农业的政策收到成效,粮食净进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则已经奠定了1996年物价涨幅令人惊喜的回落之基础。

经济循环不畅与深层结构矛盾
  

     早在1990年,中国经济就陷入过市场疲软和循环不畅的困境。因此,从1993年实施宏观调控一揽子措施的时候起,就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和专家对调控力度表示出很大的担心。所幸的是,政府也对此有一定警惕,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猛然下滑。但是,产品供过于求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却大大扩展了,过去长期紧缺的一些能源、原材料行业发生了销售困难,甚至连铁路都出现了货源不足的问题。加之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停产半停产的数量和下岗人员的数量也大大超过了1990年。在总的生产保持高速增长而销售又不畅的情况下,高存货增长就成为平衡二者的唯一工具。这是中国经济现阶段所面临的结构矛盾的突出表现。
  存货增加也称存货投资,因其绝大部分是被动增加,故而也被称为非意愿投资。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存货增加高峰。第一次是1985-1986年,这两年存货增加额均达到约750亿元,存货投资率为8%左右;第二次是1989-1990年,存货投资额高达1700多亿元,存货投资率为10%左右。这两个时期的存货投资率比80年代其他年份的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这两次存货增加高峰的出现,可以说是1985年下半年和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两次经济调整的直接结果。目前我国正处于存货急剧增加的第三个高峰。据统计,1995、1996年存货增加的总规模分别比上年增长48.8%和28.4%,存货增加在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5.1%上升到1995年的6.0%和1996年的6.6%。存货增加额增长过快,导致大量资金占压,因而整个经济系统内的资金周转速度必然减慢,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企业间相互拖欠增加。1996年全部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增加6653亿元,存贷增加额相当于短期贷款增加额的70%。显然,贷款的增加,与其说是支持了生产,不如说是支持了存货积压,支持了“为库存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