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下午14:00，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年会主题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论坛成员白重恩、曹远征、陈锡文、樊纲、管涛、韩俊、韩文秀、贺力平、黄益平、李波、李晓西、李扬、刘世锦、隆国强、楼继伟、钱颖一、盛洪、汤敏、汪同三、王一鸣、吴晓灵、夏斌、许善达、易纲，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邓召明、丁建勇、段永基、桂松蕾、郭翠萍、刘光超、刘志硕、潘仲光、平凡、任志强、王金生、王小兰、王志全、郁亮、张毅、张志洲、赵民、周健工、周远志、朱德贞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特邀专家和嘉宾有张曙光、方星海、祁斌、杨凯生、王昌林、李稻葵、高培勇、张文魁、张承惠、黄群慧、郑秉文、卢迈、王小鲁、邓庆旭等。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易纲主持会议，樊纲做《论坛2017年工作总结及2018年工作安排》的报告，王一鸣、白重恩、韩俊、黄益平、隆国强分别作主题发言。

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新浪网、经济参考报、经济观察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际频道、新闻频道）、凤凰卫视，美联社、路透社、彭博新闻社、日本共同社、华尔街日报、香港大公报等60多家媒体到会。

以下为会议纪要，纪要中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

    易纲（主持人）：各位论坛同仁、企业家理事，各位特邀嘉宾，各位来宾和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本届论坛年会主持人易纲。今天是正月初十，俗话说“不出十五都是年”，在此我代表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各位朋友狗年新春吉祥，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今天的主题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非常重要，体现了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正如刘鹤先生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论坛发言时所讲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要求”，今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会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希望在座的各位围绕年会主题提出真知灼见。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二十年来，50人论坛举办了74次内部研讨会；创办的长安讲坛已经坚持十七年，举办了328期；召开了多次理论研讨会；组织专家到全国许多城市召开专题讨论会。50人论坛为国家五年规划，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都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有的朋友跟我说，每次参加50人论坛的会议都有收获，大会有大会的收获，小会谈得比较透，也有小会的收获。正是因为各位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和很多朋友的支持，才有50人论坛的今天，我们和中国一起见证了精彩的二十年。

    根据今天的议程，首先请樊纲先生作工作报告，然后请王一鸣、白重恩、韩俊、黄益平、隆国强作主题发言，最后是自由讨论。

    下面，请樊纲先生作论坛工作报告。

    樊纲：我代表学术委员会汇报一下2017年的工作，再讲一讲2018年的打算。

一、2017年工作总结

（一）年会

2017年年会于2月5日召开，题目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易纲和蔡昉分别主持会议，周其仁、韩俊、白重恩、王一鸣、杨凯生、蔡昉、陈东琪、吴敬琏分别作主旨发言。

（二）内部研讨会

    由于各种原因，去年内部研讨会比往年少了一些。第74次研讨会于3月21日召开，讨论两个课题组提交的《关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战略》和《关于主要社会经济发展风险研究》的研究报告，课题组负责人王一鸣、李波分别汇报课题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内容。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参加会议。

（三）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理论研讨会

    7月22日，首次论坛企业家理事会理论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主题为“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谈‘一带一路’”，会议由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内蒙古伊利集团承办。参加会议企业家理事的有曹德云、段永基、郭翠萍、刘光超、潘刚、潘仲光、平凡、王小兰、钱龙海、周健工、周远志、朱德贞等，论坛成员隆国强、曹远征、李扬、夏斌等应邀出席会议。

（四）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

    5月14日，应主办方邀请，中国50人论坛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暨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王一鸣、隆国强、蔡昉、陈东琪、胡鞍钢、李扬、刘伟也代表各自单位出席会议并发言。

（五）长安讲坛

    去年举办20期长安讲坛，总期数已达到328期。到目前为止，长安讲坛已坚持十七年，感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新浪财经的支持。去年在长安讲坛发表演讲的专家有：论坛成员韩俊、许善达、郑新立、黄益平、李扬、陈东琪、余永定、刘伟、韩文秀、宋国青、吴敬琏、曹远征、陈锡文、刘世锦，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曹德云，特邀专家黄群慧、朱云来、乔润令、王小鲁、李实。

（六）企业家理事会新成员

    2017年有五位新加入的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他们是：雪松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劲先生、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董事局主席王建军先生、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松蕾女士、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张毅先生、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先生，对新的企业家理事会成员表示感谢和欢迎！

（七）论坛网站

    去年对网站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个人文章题目索引链接，每个人在论坛网站发表的所有文章都一目了然，更加方便查阅。网站刊登媒体报道评论120余篇，网站浏览量已从2016年底的累积900余万人次增长到目前的超2千万人次。

    2017年网站发表论坛成员文章199篇，其中论坛成员主动投稿84篇，包括：樊纲12篇，蔡昉、夏斌、王一鸣各9篇，吴晓灵7篇，林毅夫、汤敏各6篇，宋晓梧、盛洪、胡鞍钢各4篇，刘伟、王建、贺力平、管涛各3篇，李晓西、隆国强各1篇。

（八）财务

    2017年论坛得到企业家理事会的大力支持，财务收支情况已由秘书处进行结算并向企业家理事会财务监督小组汇报。

二、2018年工作安排

（一）内部研讨会

    计划年内召开三到四次内部研讨会，可能还会更多，要补一下去年的缺课，重点讨论当前经济政策、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

（二）中美圆桌会

    计划于3月27日召开一次小型的中美经济学家内部研讨会，着重讨论中美下一阶段可能发生的经贸关系变化。

（三）长安讲坛

    继续办好每年20期的长安讲坛。

（四）成员换届

    按照论坛章程，五年进行一次换届。50人论坛已经走过二十年，我们希望通过改选，加快论坛成员年轻化步伐。这件事是每位论坛成员都要参与的，要投票、推荐新人，最后还要选举出学术委员会，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配合。

（五）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我们计划了以下几项活动：

    1、举办论坛成立二十周年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和专题研讨会。

    2、出版《50人的二十年》，由论坛成员各自选题撰写纪念文章汇编而成，年后秘书处会发出正式的邀稿通知。

    3、与新浪财经合作，制作纪念论坛成立二十周年的系列访谈片。

    4、向论坛专家及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理事颁发二十周年论坛纪念章。

    在此，我代表论坛学术委员会，向积极参与论坛各项活动、为论坛课题研究做出贡献以及积极参加长安讲坛的各位论坛成员、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和特邀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易纲（主持人）：下面开始主题发言，共有五位同事，每位15分钟。

   王一鸣：今年年会的主题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借此机会，就高质量发展阶段谈几点认识。

    一、如何认识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我查了一些文献，似乎缺乏标准的学术定义。从经济学意义看，在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中观层面，主要指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高质量指的是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要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改革开放30多年，主要是填补产品产量、资本存量等“数量缺口”，现在这个缺口基本填满，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是填补产品质量、生产效率等“质量缺口”。微观上是产品和服务质量，宏观上是总的生产效率。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中国速度”已享誉世界，如何创造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更为重要。

    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我们做了一些实证分析，根据国际经验特别是日韩的经验，这个阶段传统制造业陆续进入峰值期。未来的产业发展主要不是规模扩张，而是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转型，就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再配置，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素的数量红利，无论劳动力、资源还是土地，都正在消失。现在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这与高速增长时期遇到的“电力瓶颈”、“能源瓶颈”、“交通瓶颈”是不同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变革”，从根本上就是要突破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瓶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九大还提出要攻克“三大关口”：

    一是攻克转变发展方式的关口。投资拉动是我国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而投资拉动的空间正在明显收窄，基本原因是投资边际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后，从增量资本产出比来看，变化很明显，每新增一个单位GDP所需投入在逐年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杠杆率的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过去几年中国的杠杆率上升速度是很快的，甚至比希腊还快。这也是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一个根源性因素。

    二是攻克优化经济结构的关口。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依托产能扩张，特别是工业产能扩张，这种扩张现在越来越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未来的结构优化一定表现为与高速增长时期不同的模式，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自由流动，依靠市场机制优化结构成为一个主要形态。

    三是攻克转换增长动力的关口。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约束强化，未来提高要素生产率是攻克这个关口的重要条件。

    高质量发展要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不能简单地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作为参照依据，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大国特征、结构快速变动期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最根本途径还是通过深化改革包括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条件

    一是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过去五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上升，服务业占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大大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市场驱动力。由于拥有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商品市场正在赶超美国。而且这个群体的消费结构正在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发展，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有效途径。改革有效地增强了市场功能，特别是在存量资源配置上。2015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由降转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结构性改革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意义。

    四是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进入活跃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2017年我国的研发强度为2.15%，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独角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也非常接近美国，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业态跻身世界前列，这都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是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变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年来全球性跨国公司主要是依托美欧的服务业价值链和东亚的制造业价值链这两大区域价值链的布局。从全球生产网络发展方向看，服务的比重不断提高，大概占价值链的60%。这为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

三、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和应对

    一是如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这就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与此同时，要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新问题，这是一个挑战。

    二是如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建立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制度，产权属性是科技界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如果科技成果产权完全是国有的，就很难起到激励作用。还有如何完善创新成果向企业的转移机制，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运用等，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是如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创造更加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这两张图（略）显示的是农民工子弟校和北京四中的教学环境的比较，差异是很大的。另外，现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上逐步趋于过剩，能不能把一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技术高校和职业教育学院，加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还有，能不能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促进高等教育提高质量。

    四是如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要利用好高铁建设的高峰期，加快形成区域网络化发展格局，发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要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如何创新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变得非常迫切。

    五是如何打破阶层固化，增进社会流动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现在社会的纵向流动明显受阻，横向流动也受到各种条件约束，打破地域、户籍、行业对社会流动的限制，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条件。

    六是如何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这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所在。承包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扩大流转范围，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同权同价入市，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七是如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有效应对污染排放峰值期的环境挑战。我们正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期，这个时期环境压力是最大的。这要求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八是如何健全风险管控体制，防范化解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风险。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话题。这要求强化金融监管机构职能，加快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

    九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缩小与前沿国家生产率的差距。制造业如何降低股比限制，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改善外商企业营商环境，都会对促进国内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产生积极意义。

    十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这是最根本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很多事要做。

白重恩：实现地方政府激励的导向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在中国过去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的作用和激励也要实现转变。

    过去四十年，地方政府激励主要以高速度增长为导向。激励的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考核、要求和管控。尽管考核体系里有很多指标，GDP增长速度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权重也在降低，但是很多其他指标都与GDP高度相关，比如投资和财政收入等，而且全国的比较刚性的增长目标最终会分解到各地，所以GDP增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仍然极其重要。除了总量激励之外，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激励，比如产业政策，希望地方促进某些产业的增长，抑制另一些产业的增长。激励的另一方面是本地的支持。其中，居民的支持在地方政府激励中的权重不够大，居民的话语权明显小于企业。另外，在企业中，并非所有企业都拥有相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往往能在短期内带来较高增长的企业话语权更大。本地的支持有时也会影响自上而下的激励，因为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考核时，会征求其下级的意见，会征求企业尤其国有企业的意见。这一套激励体系都以高速度增长为导向。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看几个方面。一是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低。图1是G20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最低的是沙特阿拉伯，中国只比沙特阿拉伯高一点，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很大。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47%降到36%，仅在2010年之后有了微弱的上升。这与追求增长的地方政府导向是有关系的。

图1 G20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

    二是高速增长导向所带来的效率问题。从图2可见，当设定过高的增长目标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当地方政府占有较多资源时，自然使得市场中的其他企业获得资源的成本提高，会挤出市场主导的投资。市场主导的投资，相对而言效率较高，所占比重下降；政府驱动的投资，相对而言效率较低，所占比重上升。这就造成整体效率下降，从而使得实现高增长目标更加困难，又进一步要求政府驱动的投资来刺激，形成恶性循环。

图2高速增长导向所带来的效率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据。我无法直接获得政府主导投资的数据，只能通过其它一些关联数据来分析。所有发行债券的企业都要公布资产负债表，我们把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找来，把其中发行城投债的企业归成一类，因为这类企业的投资可能与政府驱动投资的有较大关系，其他企业归成另一类。从发行城投债企业的资产占所有发债企业资产的比重来看，政府驱动的投资增加得很快。

图3在左右发行债券企业中发行城投债企业占比（资产）

再看不同企业的投资回报。从图4可以看出，发行城投债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与其他企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2015年之后，尽管其他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有所回升，但发行城投债的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仍然继续下降。这间接地说明，政府的投资效率与其他企业的投资效率是有差距的，而且这个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

图4息前税后资产回报率

从总体的投资回报率来看，2008年之前还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显著下降，2016年与2015年相比稍有回升，但整体还不是很好。

图5投资回报率：1978-2016（税后并且剔除价格因素之后）

    刚才说到，由于政府驱动的投资占用资源，会使得其他部门的要素成本上升。看一个数字，就是每单位GDP的劳动力成本的中美对比。从2008年到2014年，总体来说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在降低。

图6劳动力成本/GDP：中国相对于美国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很大，我计算了三年的移动平均，2007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2015年以后有所回升，但水平仍然很低。

图7全要素生产率（3年移动平均）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获得大量资源进行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何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我们聚焦宏观经济指标体系中与高质量发展相关性较大的一些指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比如更好的公共服务，像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再比如更高的消费率、更高质量的消费等。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元素。二是更快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包括更加高效的投资，包括创新活动，更加高效的人力资源开发和配置。三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效率的改善对此也很重要。

    如何让地方政府有激励来支持高质量的发展？刚才提到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激励，二是来自本地的激励。

    在自上而下的激励中，一是从关注地区生产总值到关注地区收入总值。如果本地不适宜创造就业机会，最好的安排就是提升本地人力资源，让他们到外地去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在考核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没有激励这样做，因为本地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源流向外地不能增加本地的生产总值。如果考核地区收入总值，流出人员的收入也计入对本地的贡献，地方政府就有更强的激励来开发人力资源，让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率地配置。二是更加强调居民消费和居民可支配收入。考核指标要强调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除此之外，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更强的积极性来支持消费，在税收收入属地安排上，可以考虑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三是更加强调高效和可持续的公共服务。四是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考核。尽快发布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希望在促进追求地区收入总值和本地居民消费更快增加的同时，还能够控制风险，不让地方政府债务变得太高。如果地区收入总值和居民消费都增长较快，而债务的增长和资产的减值都有限，就说明效率较高，因而不需要直接考核效率指标。五是更加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有些地方政府的举措不能在客观指标中有效得到反映，这时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就很重要，居民和企业能最真切地体会到地方政府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多好。六是为地方政府“大胆创新探索撑腰鼓劲”。高质量发展的措施需要因地制宜，地方探索非常重要。七是产业政策更加倾向于居民的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我们在很多服务消费方面是比较大的短板，比如学前教育、养老和家政服务等。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和合作机制，为高效地提供这些服务消除制度障碍。八是有效防止数据操纵。

    在来自本地的激励方面，要努力探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更好地发挥本地支持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一是赋予居民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二是赋予企业更加均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韩俊：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

    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强化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这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去年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一些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动员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是谋划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抓手，搭建起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是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三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既管长远也管全面。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就管长远而言，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按照“远粗近细”的原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是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农村文化、治理、民生、生态等在内的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乡村全面的振兴。就管全面而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做出全面部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定方向、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文件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谋划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抓手，搭建起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在“四梁八柱”的顶层制度设计中，有三个基础性的支撑。一是有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作支撑。现阶段，我国农村形态格局正在快速演变分化，处于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村落会集聚更多人口，一些自然村落会逐步消亡。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到规划先行。对于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做到分类指导、因村制宜、精准施策，彰显地方特色和乡村特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二是有党内法规作支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根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要求和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下来，明确加强对农村工作领导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工作范围和对象、主要任务、机构职责、队伍建设等，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三是有更加健全的法治作支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的有关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

在乡村振兴战略“四梁八柱”的政策体系当中，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工程和行动计划，有一系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政策问题。文件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部署了许多重大改革任务。比如，部署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按照“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方向，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应当指出，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不是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置地，而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使农民闲置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养老、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有效载体。文件明确提出，要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从整体上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振兴战略提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重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顾其他。没有产业的兴旺，生活富裕就无从谈起。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也是分不开的。这五句话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的要求，有四句是不一样，乡风文明与原来的表述一样，但是要求更高了。所以，不能简单的讲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它的内涵更为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

打好脱贫攻坚战，本身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

    许多人关注，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是什么关系？这方面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打好脱贫攻坚战，本身就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对贫困地区来讲，2020年之前，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就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有利于当前加快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也有利于为脱贫之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为农民真正走向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和推进城镇化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

现在各方面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乡村振兴和推进城镇化是什么关系。应该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抑制城镇化。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8.5%，今后10年和15年，城镇化发展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么快。农村能出来的人比过去少多了，农村的发展机会比过去增加很多。总的看，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但速度会放缓，回到农村的人（此处的农村不简单指村庄，也包括县城和小城镇）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在浙江沿海表现得非常明显。

乡村人口长期过度流失，农村都是老弱妇孺，乡村一定会走向衰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村更有人气。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该看到，现在乡村的常住人口还有近6亿，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如果这些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了，乡村真正发展起来了，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乡村越来越衰败，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通过乡村振兴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最终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黄益平：防范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

最近关于金融风险的讨论比较多，过去三、四年在不同部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股市、债券、理财产品、房地产市场、银行不良率、汇率调整、数字金融等。存在金融风险并不奇怪，值得关注的是，金融风险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这让我们担心，现在的金融风险可能不是局部、单个领域的问题，是否已经形成系统性的问题。

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中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发生过严重金融危机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保持金融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持续高增长，在发展中化解问题；二是政府隐性担保，一些问题被政府兜住了。比如90年代末东亚危机爆发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率很高，但是由于政府的担保，没有出现挤兑现象。

但目前看，这些因素可能都已经在发生改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政府隐性担保越来越难。过去四十年金融改革的特点是，在数量上构建了一个机构繁多、资产规模巨大的金融体系。但从质的方面来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比较有限。来看一个图，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学者编制的金融抑制指数。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金融干预的程度一直比较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为了保证金融稳定。但现在政府担保越来越难，因为效率损失日益严重，同时持续的隐性担保也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

各国的金融抑制指数（Abiad et al. 2008）。

    第二，经济增速在放慢。对于当前增长减速，有人认为是周期性因素引发，有人说是趋势性因素导致。我的判断是，这与产业变迁有关。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很多产业，现在很难持续，需要培养和发展在高成本基础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从一定意义上看，这就是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经济能否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旧动能转换是否完成。总体来看，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过去增长持续减速，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微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僵尸企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引发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从宏观层面看，2009年以来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一直在上升，这有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金融支持实体的效率下降，政府继续保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二是投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三是金融风险上升。国际清算银行曾经提出一个“风险性三角”的概念，即经济效率下降、政策空间收缩和杠杆率上升，用这个“风险性三角”来概括们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比较恰当的。

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

    第三，高杠杆上升过快。从2009年以后，我们的杠杆率直线上升，非金融杠杆对GDP的比例大概上升了100个百分点，这种快速上升非常罕见。当然杠杆率上升的背后有一系列具体因素，比如四万亿的刺激政策、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等。Reinhart和Rogoff曾经合写过一本书——《这一次不一样》，说明不管能够找出多少个特殊的理由，杠杆率高了容易出问题，这是一条规律。我国的杠杆率过高，说明流动性很充裕，但我国可投资的金融资产相对有限，这也是引发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杠杆率的国际比较（% GDP）

    杠杆风险集中在非金融企业，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似乎还可以。从企业来看，主要问题在国企，民企从2009年以来一直在去杠杆。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企加杠杆，民企去杠杆。从正面来看，这样的加杠杆在短期内不会因为某个事件而引发杠杆的崩盘。但从负面来看，这样的分化实际上是坏杠杆在上升、好杠杆在下降。

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横轴）与企业资产负债率（纵轴）

    国企中最大的问题在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6%，而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是51%。因此，如果真正做到出清僵尸企业，对于去杠杆是有帮助的，对于控制金融风险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也至关重要。

    从2016年开始的“去杠杆”政策已初见成效，企业杠杆率基本上平稳，但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开始上升。所出现的杠杆“大挪移”，特别是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可能值得关注。另一方面，金融去杠杆的进展特别明显，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发生分叉，分叉的一部分主要是金融部门之间、机构之间的交易减少。也就是说，金融去杠杆达成了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分部门杠杆率变化（% GDP） 

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率（% yoy）

    第四，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在一些新的领域，尤其是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了较多的风险。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金融科技情绪指数，反映了媒体和公众对互联网金融这个新事物的情绪。可以看出，情绪波动非常大。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互联网金融还没有构成系统性的风险，但潜在的风险仍然值得高度关注，平台的特性很可能导致垄断现象，加剧“羊群效应”。最近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传统金融机构合作，这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的发展与金融监管有关系，是为了规避管制而产生的一些新的交易。

北京大学金融科技情绪指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利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方法对1800万条媒体文章分析，获得了关注度指数和正、负情绪指数）

    第五，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监管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各部门协调不力，过去主要管机构而对交易管得少，导致很多监管空白，不重视宏观和微观的审慎监管，同时监管和发展的责任并举，造成很多行为扭曲，等等。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监管模式如何演化，我和我的同事王勋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在下降。未来应该怎么改？我们对各国都做了相同的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指数，得到的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双峰”模式相对稳健，把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适当做一些区分，可能对于支持金融稳定是有益的。

    我和王勋同时还做了一个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数。可以看到，从2007、2008年以来风险在持续上升，最近一两年有所回落，可能与经济稳定以及监管部门采取的政策有关系，但总体来说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怎么办？我们的建议是，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具体而言，有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是定价，二是配置。特别重要的是，要强化市场纪律、消除政策扭曲、出清僵尸企业、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第二，强化政策统筹。我猜测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是做政策统筹，比较重要的应该是统一标准、监管全覆盖和政策协调。政策协调也包括防风险政策的协调，现在各部门都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最终会不会形成共振问题，捅出一个大的风险因素？我们曾经建议，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政策委员会三个机制协调政策。

    第三，监管框架可以考虑“双峰模式”。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特别重要的是，对于具体的监管部门来说，应把发展的责任分离出去。

    第四，设立日常风险监测和分析机制，尤其是完善中央已经提出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双支柱”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五，平衡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一个惯性思维，就是一说到创新就觉得有问题，所以容易采取一刀切、封杀的做法，其实很多金融创新对支持实体经济是有意义的。因此，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要相互配合。

隆国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机器人替代人工的大幕已经拉开，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在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变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当前我国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应把握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逐渐削弱，一些企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地区流动，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为此，我国应多措并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让更多的出口型企业留在国内。

　　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避免因比较优势消逝而出现的产业转移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

    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跨国迁移的历史特性。二战结束以后，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了一个从高成本地区不断地向更低成本地区持续迁移的过程。这个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其时恰逢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从“四小龙”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历史机遇期。为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建立经济特区、推动加工贸易发展、颁布鼓励出口型外资的政策等，使得我们在承接这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我国不仅承接了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纺织、服装、玩具，还承接了很多所谓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密集的环节，但是在中国的增值环节本质上还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成功承接出口型劳动密集产业，使得我们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

    正是因为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源源不断地创收大量外汇来支持工业化。制成品出口的快速增长，消除了通常制约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两个缺口中的外汇缺口。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在过去四十年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直到今天,我国还有将近一半的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来完成的，这些企业其实就是为了寻求更低成本的出口加工基地而转移来的。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快速上升，人均GDP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48美元，变成2017年的9400-9500美元，劳动力成本已经远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削弱，一些企业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更低成本的加工基地。为此，如何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避免因比较优势消逝而出现的产业转移成为当前所需关注的重点。

    我国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一方面，传统的优势在削弱；另一方面，一些新的优势正在形成。在供给侧，有比较充裕的资本、人口的质量红利、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低成本的创新能力；在需求侧，本土的大市场对产业升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新技术革命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特性发生转变，其升级面临三种情形。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会不会走先行经济体的老路。通过观察先行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可以发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大量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被转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区，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中高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出现，为我国提供了新的路径。

    以纺织业为例，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纺织机从最原始的形态开始，不断在演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再来看纺织工业，可能和很多人印象里完全不一样，纺织已经彻底地转变成为一个资本密集的产业。一个车间里见不到几个工人，工人不是在生产线上，而是照看生产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有没有出现问题，当出现问题后进行维护。纺织业的启示在于，随着技术进步，很多产业的特性被转变，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变成资本密集甚至是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但同时也需看到，其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机器是否足够聪明，可以替代人；二是机器替代人以后能否在经济上更合理，成本足够低。

    近年来随着IT技术的进步，机器开始有了深度学习的功能。很多原来我们认为机器干不了的事，今天却发现比人做得更好。很多企业出现了机器替代人的现象，在生产中，这些工业机器人的稳定性以及在质量控制方面都要比人更具优势。也就是说，机器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才刚刚开始。未来随着IT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机器人技术水平还会迅猛地提升。同时，机器人的成本也在快速地下降。

    国内已经有不少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推进转型，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同时技术进步还推动了制造服务化、个性化。此外，一些企业开始探索智能化制造、工业4.0。这些都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最后改变产业特性。

    在此背景下，未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着三种情形：一是仍然有一部分产业向更低成本的经济体转移；二是很多产业因为采用了新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转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了国内；三是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更趋个性化，更加贴近消费市场，一些产业不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是回流到了发达国家。当然对我们来说，需要争取的是第二种情形，尽可能让更多的出口型企业留在中国。

    从四方面着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

    为实现这一路径，第一，要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需要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换。因此，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继续发挥出口创汇作用，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我国要有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的紧迫感。要力争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之前实现转型升级。

    第三，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其中，一是要促进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让它变得更聪明，更便宜。这既需要不断推动国内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同时还应鼓励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的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转型提供性能好、成本低的装备。二是要支持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开展设备投资。帮助企业解决在设备投资方面融资难的问题，并对企业设备的投资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安排，鼓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新技术革命也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机器替代人以后需要更多会编程、会维护设备的技术工人，我国新一代的劳动者也需能够适应这种产业的变化。四是要着力提高物流效率。要通过降低物流的成本、缩短物流的时间来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本地化生产对出口产生的影响，防止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贴近市场而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保持我国出口大国的地位。此外，机器替代人以后产生的包括工人转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

易纲（主持人）：下面进行自由讨论，建议每位发言人把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这样就有更多同事能够参与讨论。

楼继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核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完成这个主题，根本之策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规律是无法回避、必须遵循的，比如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流动配置以及要素方面的创新。劳动力的流动最活跃，但目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还比较多，包括户籍、学籍、购房、购车等方面的限制等。

    1949年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关于学籍，我在任财政部长时与教育部合作，花了不少钱，搞了学籍制，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学籍伴随孩子一生。义务教育的资源跟着学籍走，还包括奖学金、助学金等。在欠发达地区，当孩子离开时，我们也要提供最基本的办学资金，哪怕学校只剩下30个学生，也按照100个学生的学校来安排资金。当孩子离开之后，中央财政的义务教育资源跟着学籍走。刚才有专家举了一个例子，是北京四中和一个贫困地区的学校之间的差距。国家要管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可能按照北京四中的水平。另外，学校水平差也不仅是财政资金的问题，如果没用好，中央很难管控。最后财政资源虽然实际上跟学籍走，但又卡着不让入学，导致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的政策落不了地。

    曾经有一个误导，说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用交社保，国家不用保障，最后他回去有一块地接着种地。刚才有专家提出乡村凋零的现象，如果允许农民工流动，让他们也上养老保险呢？当时如果他挣了10万块钱，分期付款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问题就在于各种限制。现在乡村凋零，剩下的多是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城镇化过程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非常显著，如果当初他们能够融入城市，得到新的发展机会，那么现在国家和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就要小得多。

    让市场发挥作用也是特别重要。以农产品为例，以前都是国家收购代替市场调节，从上游到下游都出问题，现在虽然在改，也遇到巨大阻力。在推行农产品价格改革试点时，黑龙江就有人说，把工业打垮了，再把农业打垮，怎么办？结果放开价格以后，农业并没有被打垮，转向更有价值的种植，补贴变成减肥补贴、环境友好补贴，变成更适应于畜牧业发展的补贴。这些补贴从黄箱补贴转向蓝箱补贴和绿箱补贴，是符合WTO原则的补贴，而且整个效率提高了，农产品加工业活跃了。所以还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不该政府干的事情不要干，这是最根本的。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行为，政府还是一天到晚想投资。白重恩教授讲的我很赞同，但是改一个考核或者激励机制，政府行为就能够改过来吗？我不太相信。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太容易改过来，如果放弃以前的做法，该怎么干？地方政府可能真不太清楚。现在普遍的做法是搞开发区，通过户籍、住房等优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还是传统的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的一个中高收入者，至少有四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从业者的就业在支撑。

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也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我过去在财政部时也关注金融风险，但不是特别关注，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我跟外资金融机构说，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你们可以进来开设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可以高达50%甚至100%，但是他们不愿进来。他们看到的都是风险，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中投的时候，比如做PE投资，LP寻找GP，会问你这个GP曾经管过几期基金，都是什么类型？过往业绩怎么样？然后我们再评估关键人风险，最后决定是不是投资。在中国，经常是这样的场景：“你管着几个基金？我管15个。你牛，我再给你投资，变成第16个”。就可能前面的基金业绩不好，把项目卖给后面的，可以庞氏地不断融资。如果全社会都没有风险意识，显然是不行的。最近基金业协会开始登记注册，发现有些GP管着几十个基金，这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但在中国是一个常态。

要改变现状，就需要严格的监管。说到严格监管，又有一个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对手方风险，投资还要看到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中最大的是政策风险，这也是最不可预估的风险。经常看到，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可预期，也不可持续。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的高杠杆和较高的金融风险转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非常大。归根结底，就监管说监管是不行的，首先要明确金融市场的模式。

段永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各位专家呕心沥血，认真研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很多深刻的、有重大意义的建议，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日臻完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在此我代表企业家理事会的全体同仁，向各位专家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高敬意。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确实是非常重大的课题。中央确定的政策需要各级政府层层贯彻，认真落实。中央的很多政策从单项来看都是很英明、很正确的，比如从严治党、加强问责和作风监管。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各地不再单纯考核GDP。不知道各位专家有没有想过，这两个政策叠加起来就可能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公务人员不作为。我们企业在上海、北京、山东、宁夏、新疆都有实体，接触的地方干部比较多。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在新疆的一个企业要投产，但是安全生产手续迟迟不批，安保部门的一个处长说，我要终身负责，但我又不是专家，如果我签了字，万一以后发生爆炸，我怎么办？后来我们找到自治区领导，说你们带头签字行不行？他们说那是无效的，必须由那个处长签字。所以，要想各级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首先要层层调动各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工作热情。刚才白教授发言的题目很重要，在新形势下要重新研究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但是我感觉不是太具体。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到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才能激发基层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工作热情，应该尽快拿出办法。

高培勇：中央基建投资应作战略性调整

    面对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我想提请各位注意中央基建投资这个概念。它还有另外一个称谓，叫中央预算内投资，两者是一回事。中央基建投资虽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建设拨款和一般意义上的基本建设支出，但我宁愿将其称之为金融危机的产物。这是因为，在1998年之前，这笔投资不过几百亿元，1998年蹿升到1千亿，2009年蹿升到3千亿，目前是将近6千亿。从中不难发现它与金融危机之间的高度关联。在当下，中央基建投资占到中央本级预算支出的五分之一强，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中占到四分之一强。

    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好中央基建投资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就十九大提出的要发挥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当中的关键性作用而言，目前中央基建投资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矫正。

    第一，中央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应是逆周期的，其作用是拉动内需。但是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该退的不退，每年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支出范围也逐步扩大，虽称作基建投资，实际上已由基建延伸到其他一般性支出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这些钱能不能用好，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或者是否安排好这个基建项目直接相关。钱到了地方之后，地方有没有足够的钱去配套？地方政府是不是做好了项目可行性论证？如果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财力，就会引起地方隐性债务的泛滥。在地方政府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能找来钱往往就形成债务，找不来钱就会造成项目等资金的局面。

    第三，管理机制的问题。因为是反危机的产物，所以其管理方式就带有一种特殊的“战时”特征。与其他预算支出的常规性程序有所不同，它是从中央财政资金当中切一块给发改委，实行所谓“切块管理”。因而，在整个中央预算当中很难找到它的踪迹。2016年虽勉强有一点改革，建设项目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一个报表，但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它是游离于正常的预算管理轨道之外的。因此，无论绩效评估还是预算执行状况，都存在很大的盲区。

    对于这些问题，不但要关注，还要进行改革。问题是如何改：比如定位问题，这笔钱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如果用于拉动内需，拉动投资，就做逆周期调节之用；如果就是用于中央基建投资，就用于中央级次的基建投资；如果是支援地方的基建投资，也要定位在基建上，不能转用到其他支出领域。

    再如规模问题。对于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或者如果不能保证用于与定位相匹配的项目，就要适当压缩规模，不能每年都是几百亿的增长。

    又如风险问题。在安排项目的时候，要考虑到地方政府财力匹配状况。如不能实行百分之百的拨付，地方又不可能拿出配套资金，就要暂时搁置。否则，极易成为地方隐性债务的诱因。

    还如管理体制。对于在危机时期诞生的这个特殊机制，要做一个常态性的安排，把这笔钱纳入正常预算当中，跟其他政府支出放在同一个盘子里，操用同样的标准进行管理。绝不应让其游离于常规性预算管理之外。按照十九大提出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这笔钱首先就要纳入全面绩效管理视野之中。

吴晓灵：高质量发展体现为高水平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谓高质量，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质量，包括衣食住行和环境的品质提高。我提三个观点：

    第一，挑剔的客户培育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要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消费者必须是挑剔的，只有挑剔的客户才能让生产者努力满足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更多地提倡公益诉讼，通过案例、判例的指导，引导社会向维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发展。

    第二，企业拥有按照客户需求组织生产的自由。在中国，并非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来组织生产，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生产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地获得要素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在市场经济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融资难是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融资贵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企业信誉好，可以低成本融资；如果信誉不好或者风险较大，就必须高成本融资。

    关于要素市场，刚才继伟讲到劳动力市场，其实还有其他市场，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说金融。在高杠杆的情况下，中国发展间接融资是不太可能了，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发展只能增加全社会的杠杆率。因而，未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本市场的活动边界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如何认识证券。资本市场的定义，特别是证券的定义，对于未来融资的便利程度具有关键性影响。财富管理市场之所以混乱，就是集合投资计划不能列为证券，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二是通过证券来融通资金，怎么看注册制？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不过开了一个市场，买卖什么东西和卖什么价格由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所谓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里报到，政府只管制定规则以及监督买卖双方是否遵守制度。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的价格改革得彻底，哪个领域就发展得好。如果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非常遗憾，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延长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期限至2020年。我在会上发言时提出，从法律程序上我同意延长授权，但是从实践上我认为不需要，放开就行了。其实很简单，筹资的人必须公开透明，把你自己是谁说清楚，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保荐机构要对筹资人信息的完整负责任；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看清楚你买的是谁，愿意用什么价格去买。政府干什么？就是看有没有违规。在这两年中，我认为证监会对注册制的推行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关键在于理念上，我们想对指数负责，想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不敢放开。企业不能过多地获得银行贷款，如果再不放开资本市场、进行货币存量调整，中国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生产的自主性。

    第三，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上处于什么位置？政府只能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下功夫，剩下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马斯克“猎鹰”导弹成功回收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不是高端技术甚至与国防有关的产业，民营企业就不可以介入。所以，政府应该把有限的钱放在保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上，保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现在政府热衷于搞投资基金，各种大大小小的投资基金都投入到一般性竞争行业中，有很多也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谁想到中国能够出现阿里、腾讯和百度？它们不是在规划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赋予其生产的自由，它们就能够创造出来。

    结论就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政府的责任是保好基本，市场的责任是给大家更多选择，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任志强：我谈一点学习的体会。

    今天五个人主题发言，四个人讲城市，一个人讲农村，看来中国的经济研究重点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王一鸣最后的十条里面谈到了制度环境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楼部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宪法的基础，包括城乡差别的双轨制和人员要素流动的双轨制。我觉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唯一之路就是修改宪法，取消宪法中各种双轨制的限制。中央发了这么多一号文件，农民终究还是农民，生下来是农民，世世代代是农民，因为宪法就是这么定的。如果不修改宪法，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发展。所以，让农民回去当农民，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战略。第一产业是27%的劳动人口生产8%的GDP，他们怎么活？这种现象逐步发展，越来越严重。原来大约28-29%的劳动力生产10%左右的GDP，现在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去年可能只剩下7%。尤其是农业占用了中国60%的水资源，这种农业是无法持续的。所以靠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去解决农村脱贫问题，我个人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必须把它和城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

    王一鸣提的一条是：“市场竞争重要的是产权和定价权”。如果大量的是政府定价，就不可能有市场化。很多人问我房价，现在是政府定价，想让它降就降。现在已经盖好的房子，市值将近两万亿元，但是没有获得销售证。这就是说，想卖高价房，你不让卖，想买的也无法买。关于房价的统计数字是被政府强调性审批压出来的数据。我觉得房价基本就没有按市场定价。

    王一鸣讲的第二条“创新驱动”，如果没有人权平等和产权平等，哪来的创新驱动？国有产权为什么要优先于私有产权？双轨制的问题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宪法里这么多双轨制问题，怎么解决？对于科技教育，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化和胡思乱想，如果不允许胡思乱想，怎么会有科技创新？马斯克不就是胡思乱想就产生创新了吗？创新最重要的是打破现有规则，否则谈何创新？

    在“空间自由配置”上，我看王一鸣画了个图，只是在城市和城市群之间配置。问题在于，只有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才能实现空间自由配置。关于土地问题，王一鸣也谈到，很重要的就是打破双轨制。但是韩俊主任说，土地制度一定要双轨制。如果你们五个人的意见都不统一，我们怎么学习？土地制度如果不打破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不能作为银行资产抵押，因为不能交易，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资金（还包括文化、企业家的组织能力等）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实现富裕。

    在“公共环境”中，如果没有人权平等和自由配置，公共环境是得不到解决的。比如说医疗、教育、退休退养等等，都是一个公共资源配置问题。现在城乡户籍二元化导致农民没有权利分享城市的公共环境，刚才楼部长讲得太含蓄，只说到教育，其实就是得修改宪法。

    对“风险控制”，王一鸣讲到市场定价问题。服务业开放之后，在双轨制的前提下，只能为城里人服务，不能为农民服务？服务业开放很重要的就是退休、养老、医疗、教育、住房、消费、就业的同等权利问题，这些方面还是得修改宪法。不解决双轨制的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发展。白重恩特别强调“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办法，作为经济学家，你们能不能打破“现有的框架”？总是按照现有的框架，制度是无法进步的，要有所突破。

    从工、务农本来是劳动分工，却被宪法固化为阶级分类，这已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状。必须修改宪法，给工人、农民同等的人权和社会地位，否则不但农村、农业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连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也无法解决，更不用说高质量发展了。

盛洪：要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体应该是谁呢？是企业和公民，而不是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可以有很多技术性的手段，但这都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为基础的制度——产权制度。有了好的产权制度，企业和公民才能有长期稳定的预期，才能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付出我们意想不到的努力，高质量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甚至超额实现。

    中央政府决策层已经很重视产权保护了。2016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要像对国有企业的产权一样“平等保护”。去年年底，最高法院对凯奇莱案做出终审判决，凯奇莱公司胜诉。这是一个民营企业诉羸省政府的案例，涉及价值愈千亿元的产权。这说明决策层高度重视产权的保护。

不过，这还不够。我建议再加三个副词：完整，普遍，永久。

所谓“完整保护产权”是指，我们不仅要在物理形态上保护，还要在制度意义上保护产权，即在制度层面完整保护产权各项权利的行使。产权包含三个方面，即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转让权），如果任何一项权利受到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不完整。例如对农村集体土地用途的限制，就是对使用权的限制；不允许农村集体自由转让土地产权，如不允许农村居民出售或出租在他们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不允许城里人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者若要改变土地用途为建设用途，就要先经政府收购等等，就是对转让权的限制。一个资产产权的转让权的充分行使，应该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按市场价格转让，如果市场价格受到限制，如对房地产的价格加以限制，就是对转让权的限制，也就是对产权完整性的削弱。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说，“用立法的规定来削减价格现在是一种‘夺取’财产的行为，和实际夺取有形体的财产完全一样”（商务印书馆，1983，上卷，第95页）。

    更广义地，任何一个资产产权的价格，都会受到其成本的影响，尤其是政府成本，即税率是最重要的影响。税率应该处于一个最佳水平，即保证提供最佳规模的公共物品的前提下的尽量低的税率。如果税率没有处于最佳税率水平，而是高于这一水平，也就增加了产权的政府成本，同时降低了产权的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这也相当于对产权的削弱和侵犯。从1996年到2015年，我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占DGP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也就相当于降低了中国全部资产产权的市场价值，是对产权完整性的削弱。在对现有税种和税率未进行清理和调低的前提下就开征新税种，如财产税，也是对产权的侵犯。

所谓“普遍保护产权”是指，不仅要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国有企业产权，而且要普遍保护所有的产权。既要保护大企业的产权，也要保护小微企业的产权；既要保护阿里巴巴的产权，也要保护煎饼果子摊的产权；既要保护富人的产权，也要保护穷人的产权，甚至是一间破屋内的所有物品的产权。北京市驱赶外地居民和企业，损毁他们的财产，关闭那里的街头小店，就是在侵犯他们的产权；以清理天际线为名拆除广告牌，就是在侵犯广告主的产权。不要以为侵犯小的产权没有关系，殊不知这些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中有潜在的比尔·盖茨，潜在的乔布斯，潜在的马云、马化腾。如果认为有些产权是产权，其它产权不是产权，就是对保护产权的普遍性的破坏。

所谓“永久保护产权”，就是保护产权不应计一时一事的利害，不应是权宜之计，而应把产权看作是一个基础性权利，一个宪法原则，对其永久保护。四十年前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当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财政入不敷出，所以开始放开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前年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只有2%，使决策层注意到要尊重民营企业家的产权。这都表现出尊重产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近又有人在官方微博上号召要“消灭私有制”，又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猪养肥了再宰。企业家们会担忧，什么时候他们够条件被宰呢？所以要永久地保护产权，要把保护产权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宪法原则，要给所有人一个永久的信心。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创新和提高质量上。

因此，要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

为达此目的，最可操作的方法是落实宪法。首先，是落实宪法第三十五条，即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如果没有自由表达，就不知道产权是否受到侵犯。比如北京驱赶外地居民的消息在网络上被封锁，对其提出批评的声音被删除，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些外地居民的产权受到了侵犯，就不能保护他们的产权。其次，政府官员要敬畏产权。城市的政府部门以执行某一政策、实现某一城市管理目标为由，无视产权甚至侵犯产权，而实际上这些产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法律效力和重要性远远高于那些政策或城市管理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在尊重公民与企业产权的前提下进行城市治理和政策执行。政府官员必须敬畏宪法，敬畏产权。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完整、普遍和永久地保护产权，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增长。

李扬：发展资本市场要有新思路

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讲得很少，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股权融资；第二句话，是“双支柱”；第三句话，是关于防范风险。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中，三个意思，就把资本市场放在里面，表明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有很多论证，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资本市场不发达的话，杠杆率就会不断上升，影响主权信用等级。但是接下来并没有看到新的思路。从上世纪以来，凡是谈金融改革，一定有发展资本市场的内容。然而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发展得不够。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按照逻辑，上市公司应该是最好的公司,但是现在上市公司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公司。比如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关系疏远，变成一个独立的怪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也在恶化，去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现金资产增加了20%，因为上市公司获得大量信贷，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只是增加了现金资产，恶化了资产负债表。最近有人提出，在上市公司中也要治理僵尸企业，原本希望上市公司能够完善金融市场，结果反倒成了僵尸企业重生的地方。

所以发展资本市场要重新理顺思路。首先是观念问题。除了提高效率之外，发展资本市场不能有其他目标。现在资本市场被捆绑了太多目标，比如国企解困、贫困地区脱贫等。靠什么提高效率？上市公司是用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是用来干其他的。在明确这个前提下，发展资本市场要拓宽眼界，不能局限于A股、创业板和新三板。中国是倒三角结构，是不稳定的。至少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放开对信用的统治，而不是管制。目前我们对信用是统治，只允许特许的几家企业干。应当高度重视长期信用机构的建设，因为资本形成特别是权益性投资可以由机构来生成；二是放开私募；三是允许地方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多的作为，让地方的资本形成有更宽阔的平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在住房领域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这些都需要长期资金，要吸收大量股权性资金，依靠发展不健全的资本市场解决不了这三个领域中的资金需求，特别是解决不了权益类资金的需求。

对于金融创新，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曾几何时，金融创新受到上上下下的追捧，包括互联网金融等，但是现在又受到上上下下的围剿。无论过度吹捧还是过度围剿，都是不对的，都是基于我们对金融创新的不正确认识。去年我们到法国与OECD统计署交流，他们对影子银行有很多研究。虽然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各国当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他们的监管是要发展，而我们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灭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实际上是银行的影子，一开始创新就有问题，这其实与高度统治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很多金融创新就是在影子银行名义下的金融创新，它要做的是把债务性资金转换为权益性资金，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对金融创新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要甄别哪些有益，哪些有害，不能一概而论。没有金融创新，哪有整个经济的创新，谈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另外，股市需要整顿，一个是准入问题，还有一个是退出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股市还是没有效率。

总的来说，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在重提发展资本市场任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美国式的资本市场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美国市场以机构为主，中国市场以散户为主。以散户为主的状况是改变不了的，没有改进的途径。就金融制度而言，要根本上降低提高杠杆率的基础，还要考虑机构的发展等问题。

许善达：谈一下关于税制改革的问题。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组织了主题为“营改增以后深化税制改革”的调查，我和王小兰都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召开会议讨论调查报告，基本认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都需要研究。俞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总体判断——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决策的任务，还要继续采取措施深化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中央政治局2016年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的任务。

增值税进一步完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留抵税款制度。根据现行税制，每月销项税减进项税，正的缴税，负的不退税，等企业以后有了销项再对冲，这实际上相当于企业预缴税款。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扩大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的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但是留抵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制度安排。在销项尚未实现时，对设备购进征17%的预缴税款，对厂房投资征11%的预缴税款，负担相当大。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做出个别调整，对大飞机、飞机发动机两家国有企业实行退税制度。如果不退税的话，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各省也都在呼吁实行退税制度。最近山东省提出，如果不改为退税制度，山东省的新旧动能转型将会非常困难。雄安发展规划中也提出，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支持，在雄安发展高科技重资产企业也是很困难的。这项改革已经逐步被市场、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留抵税款的总额没有公布，达到上万亿的规模是没有问题的。这实际上是政府负债，但在统计时没有计入，如果计入,则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留抵税款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在每年增值税征收总额中，存量留抵税款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小，在每年增值税收收入的增量中，留抵税款增量所占的比重更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很大风险。尽快消化留抵税款，可以同时降低政府的杠杆率和企业的杠杆率，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也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高负债率企业，预缴税款都来自企业融资，不但杠杆率高，企业还要为政府负债承担融资成本、支付利息，负担很重。

从降低政府杠杆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融资成本这两个角度来看，留抵税款的问题应该尽早研究解决。

汤敏：关于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的两建议

我谈一下关于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的问题。现在我国还有3千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其中50%以上是因病致贫的，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三区三州”等少数民族集聚地的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另外，还有660万人口要扶贫搬迁， 这等于是5个三峡移民的数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解决最后这三千多万最困难的贫困人口问题，需要攻坚。我提两个建议。

一是“扶贫车间”。最近我们考察了山东的“扶贫车间”项目。这是把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车间直接建在村头，大概两、三百平米左右，很多留守在家的妇女，以及一些有半劳动力的老人，把家里的事料理好了之后，有空就到车间里干活。由于是计件工资，多干多拿，少干少拿。在家门口灵活就业，他们不需要交“五险一金”，劳动力成本下降40%，只是多了一点运输成本。仅在山东，已经有6千多个村里建立了扶贫车间，有20多万人在扶贫车间中工作，其中4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河南等地的扶贫车间也在快速发展。这种方式特别对660万人的扶贫搬迁意义重大。因为很多人搬下来后没有活干，在新移民点留不住。扶贫车间能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收入也不低于干农活的收入，企业也降低了用工成本。扶贫车间的劳动力市场有多大？ 我算了一下，山东的一个村子里有8%以上的人口在扶贫车间里工作。以农村人口6亿人口框算，就可动员出近5千万新增劳动力，即使是一半也有2千500万劳动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大量向国外迁移，这些产业一旦出去就再也回不来。如果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动员起来转移到贫困地区去，特别是转移到急需就业机会的扶贫移民搬迁集中点，把这些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动员起来，既解决了脱贫问题，也能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再存活很长一段时间。

二是关于乡村振兴问题。十九大后，大规模乡村振兴运动正在各地酝酿。乡村振兴从哪里入手，政府的重点是什么，如何防止各地又搞锦上添花，把费大力气进行精准扶贫之后好不容易缩小的农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近我到广东调研，他们的经验值得注意。广东已经没有绝对贫困，一直在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在全省范围内找出2700个相对贫困村，由省里统筹给每个村三年一共1400万资金。这个方法叫“后队变前队”，先振兴最差的村子，让后进的走在前面，三年一轮，三年后再找一批相对最落后的村子，再让他们“后队变前队”。这样一轮一轮地振兴下去，既能让农村振兴，又能减少贫富差距。富裕的村子自然有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市场机制来解决，政府的工作与资源永远是雪中送炭，帮助弱势群体。这种方式开拓了新时期把乡村振兴与继续扶持相对贫困相结合的可行方式，值得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其它省市推广。

吴敬琏：对于这次年会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 应当认真总结过去二三十年在提高发展质量方面的经验教训。

最近中央领导提出了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总要求，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据我理解，高质量发展跟高速增长有两个主要的区别：首先，高速增长依靠投入的增加，而高质量的发展依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其次，发展较之增长在内容上有所扩大，包括许多社会方面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集中地提出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但它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内容已经在政府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了。例如，“转变增长方式”，通过提高效率支持增长，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提出的。中国在1995年制定的 “九五计划”中也正式做出了从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的规定。“十五”期间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以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一直延续至今。后来又有一些提法，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着眼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等等，核心都是提高增长的质量。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要求，根据我的记忆，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开始强调这一点。

现在集中地提出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总要求，说明过去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为了实现这一总要求，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才能使新的措施真正取得实效。如果重复过去某些无效的做法，就会延误时机。

    第二，政府要做什么？

    我认为，为了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政府主要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一套好的体制。什么是好的体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做出了既全面又具体的规定。现在应当对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检查，明确已经做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改革没有完全落实，需要加紧努力。总之，需要做实改革，而不是空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往往是高屋建瓴的，但是如果不能落到实处，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最近碰到好几件事，使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存在缺失。

海南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跟我说，他有不少苦恼。其中之一，是当地有适宜于种植热带作物的气候条件，但是没有好的作物品种。我觉得很奇怪，二十多年前我们参观这一地区的“热作两院”（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热带作物学院）时，曾经对它们展示的奇树异果叹为观止。既然有这样的研究院，加上有了长足进步的市场化改革，怎么会没有好的品种问世？这位县委书记答复说，“热作两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有一个县属的热带作物研究所，力量也很单薄。基础研究，特别是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由于它突出的外部性，是各个市场国家政府大力扶持的准公共部门，也是我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着力点。我听到的相反情况使我感到震惊。

    社科院工经所原所长在体检时发现胃里有一个占位，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光学胃镜了。我从网上查到，中国磁控胶囊胃镜技术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但是由于医疗体制不顺，虽然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四年多，除了少数地区以外，这种技术并没有在医院中得到广泛运用。这不但耽误了胃病的早期诊断，而且使中国的先进产品不能在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持下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除了建立体制之外，政府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政策。过去我国的经济政策是以“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中心或者为核心的，而现在的要求是以竞争政策为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需要检查现有政策和将要出台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不符合的就要及时改正。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不过许多主管部门已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对不同企业、不同产业、不同技术和不同地区做出扶植或抑制的规定，要把国务院的《意见》落到实处，恐怕还要做很大的努力。

    第三，理论界需要加强对有关基础理论的研究。

    举一个例子来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提出要警惕和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出现。我们知道，明斯基对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他指出，按照新古典综合，对系统性金融危机有两个应对办法：一是大政府用赤字财政进行救助，二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注水。但这些办法只能延缓危机，与此同时反而加深了矛盾，酝酿了下一轮更大的危机。因此，他主张用更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方法改造金融体系。我并不赞成他的主张，但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总是沿用新古典综合的老办法去应付。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和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张曙光：开征房地产税，如何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部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和实施。并表示，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在我国目前的决策机制和治理方式下，凡政府决定要做的事情，都会全力推进，落实实施。因此，房地产税的出台实施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开征房地产税的目的是什么，怎么达到目的？现在的说法有三个：一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二是确立地方主体税种，增加地方收入；三是完善税收体制，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前两个目标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碎片化安排。先看第一个目标。现在房价高得离谱，房价收入比大得出奇，所以提出开征房产税来解决问题。但房价涨跌取决于很多因素，通过开征房地产税能否抑制房价还不一定，在供给大于需求的地区是有可能的，但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地区就可能实现不了，卖方可以把税收转嫁给买方。至于房地产业的长效机制，首先取决于房地产制度本身，其次还有它的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和财税政策。用开征房地产税来抑制房价，是一种就房地产来谈房地产税的思路，不是一个好办法。

    增加地方收入的目标可能会达到，但也值得讨论。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转移支付占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六十，利弊兼有。特别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了财政危机，先是辽宁，接着是内蒙，后来是天津，地方财政收入造假百分之二、三十，出现了巨大的财政窟窿。所以，第二个目标有可能实现，但很明显是一种就税收谈税收的单打一的思路。

    第三个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才是真正要实现的目标。问题的关键不在确立这样的目标，而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须知，评价一件事情不是看其目的，而是看采取什么手段达到目的，这个手段是否符合人类普遍认可的规则，手段比目的更重要。

要想通过开征房地产税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首先是要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应该先明确地方干什么事，再确定应该有什么财权，有什么收入，负什么支出责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要不要对当地经济发展直接负责，即是否以投资和GDP来考核干部。其实那些财政造假的地方，遵循的就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潜规则，数字造假是为了政绩，现在讲实话也一样。不过，说实话总要好一点。如果地方政府还要直接为地方的投资和GDP负责，就无法打破这个潜规则，因为税收是不能用来投资的，这是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要解决房地产税的收入和支出问题。地方政府有多个层级，房地产税究竟是哪一级政府的收入？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国外的房地产税都是最基层政府的收入，这种安排目的明确，收支清楚，便于监督。而我国的房地产税有可能成为省市区政府的主要收入，同时给基层分一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开征房地产税有可能扭曲现代财政制度。

再次，增税还是减税。开征房地产税是增税，但现在世界的普遍潮流是减税。前年营改增，据说是减税6千亿，但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有些企业不减反增。刚才许局长还谈到预征多了不退的问题。去年提出给企业减1万亿，实际结果如何？根据统计局的数字，GDP增长6.9%，1到11月政府的一般预算收入增长8.4%，税收收入增长11.2%，减税减到哪儿去了呢？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1到11月份，国有企业的税收增长4.4%，而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长15.9%。与此同时，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50%，而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15%。这说明增税容易减税难，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减税更难。财政部长明确提出，在开征房地产持有环节税收的同时，要调减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收。这是对的。但现在建设和交易环节的税收有10多种，能否取消合并，只剩下一两种？特别是其中的土地出让金怎么解决？这也许是最混乱、最不透明、最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环节，如果不能借此次开征房地产税之机将其规范化，就会使税改的目标落空。

最后一个问题，开征房地产税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房地产税是要个人掏腰包的，“既然要我拿钱，我就有权做主”，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立足的重要基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会唤醒和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是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途径。如何抓住这个机会？最好的办法是就开征房地产税的问题来一个全民自由大讨论，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因为目前涉及老百姓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和有效的决策机制，往往是暗箱操作，少数人说了算，其他人不得置啄。开征房地产税是国之大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大家都有权利参与和讨论，即使是反对意见，政府也应该认真听取，吸取其合理的部分。

卢迈：讲三点。第一，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要特别注意的是，人力资本投资要从早期做起。国内外关于脑科学、儿童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坚实基础，早期是儿童的脑神经细胞触突连接的过程，营养和干预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贫困地区的儿童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0到3岁的测度中，贫困地区儿童的发展异常或者疑似异常的程度比城市儿童高5倍。我国贫困地区的儿童有4千万，这4千万人未来的走向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到现在为止，国家实施的政策和社会组织的实验都证明，关注营养和教育对儿童早期发育起到非常好的效果。2012年国家拿出190亿用于实行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我们的监测显示，效果非常好。根据63个县、192万学生的体检数据显示，2017年的11岁学生比2012年的11岁学生身高平均增长6公分，矮小和偏矮的比例由2012年的57.3%降到现在的22.7%。营养状况的改善对他们未来的劳动能力将会产生非常直接和重要的作用。

再举个学前教育的例子，我们曾选择在两个县做试验，在村里设立公办公益的山村幼儿园，每个村开始的时候一年3万元，主要是幼教志愿者的补助，平均每个孩子每年2000元的。2009年在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普遍设立山村幼儿园，现在已经有8500个孩子从山村幼儿园进入小学；2012年在贵州省松桃县开展山村幼儿园项目，现在已经有1.8万个孩子从山村幼儿园进入小学。根据两个县的学生学习成绩显示，在这些孩子中，有63%-64%的成绩稳定地处于全县学生的前40%。村里的孩子很多来自贫困家庭，是留守儿童，家长文化程度低，学习条件比县城和乡镇的儿童差很多，但是只要国家在村的学前教育方面增加投入，加强干预，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要在学生营养改善方面增加支出。现在还有20%的学校在校生每周只能吃一到两次肉，4元的补助不够，最好增加到5元；二是山区幼儿园是一个有效的学前教育办法，但是教育部的学前教育不进村，虽然是追求高质量，但不适合中国国情。公共服务要适应中国的特点，用合适的体制和合适的方式；三是社会精英要更多地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

张文魁：对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

    前面几位专家讲到宏观经济的问题，比如杠杆率过高、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较大等。我认为，宏观病症其实有微观病灶，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效。过去五年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在较大程度上并不是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很多时候是被动甚至被迫的。

    微观病灶在哪里？有两个。一个是已经得到高度重视的僵尸企业，还有一个是没有得到重视的财团企业。这几年对僵尸企业的研究比较多，政策方面也要求出清僵尸企业，但是研究界对财团企业的研究很少，政策界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缺乏应有认识。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那么快，但广大中小企业却得不到相应的信贷资源，大部分信贷都被大企业集团拿走了。这些大集团许多都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就列入中国500强甚至世界500强企业，获得贷款就容易了，然后就去搞金融、房地产、贸易，并热衷于资本运作，就成了大财团，这些是红色财团。一些大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类似套路实现了财团化，其中与政府或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可以算是浅红色财团。这些大财团动辄上千亿甚至几千亿的贷款，但是它们的偿债能力和透明度怎么样？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健康指标怎么样？大部分都很差。这类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对这类问题如何应对，事关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攻坚战。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性金融风险，对曾经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家做一些分析，有助于看清中国的主要隐患到底是什么。201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十年前发生了美国和欧洲金融风暴，二十年前发生了东亚金融风暴。那几场金融风暴各有病因，我分别称之为北美病、南欧病、东亚病。北美病主要是住户部门过度按揭贷款和储蓄率不足，南欧病主要是人们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东亚病就不一样了。二十多年前，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一批财团崛起，这些财团不但汲取了大量金融资源进行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而且政商联结也非常严重，这就是东亚病。尽管已经过去二十年，东亚病仍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财团化的企业，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和投资链条也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都不清晰，透明度很差。下一步应该对这些财团企业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透明度，强化披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郭翠萍：刚才韩俊主任提到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就是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比如文化方面，在过去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缺失导致很多社会问题，这是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很多人富裕了，但并不安全，也不快乐。从政府的角度，老话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果为官一任，让他完成经济指标，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因此文化建设要跟上，这样才能实现道德回归、人心向上、和谐发展。

王小鲁：提一个简单的问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主要靠谁？主要靠政府还是靠市场？过去多年来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种产业政策，以及各地政府推出的很多鼓励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效果怎么样？我个人看到的情况是，总体来讲效果不大好，少数是好的，多数效率不高，有些政策还妨碍了公平竞争，或者造成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政府当然能发挥很多作用，比如在改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方面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政府要起主要作用。但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还是要靠市场来实现，让市场有足够的选择空间，政府要避免代替市场进行产业选择。政府首先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一个高效的市场，然后才会有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涌现。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很有活力的新产业、新业态，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产生的。现在的市场有很多问题，一个垄断的市场、官商勾结的市场、政府高度干预的市场，效率都不会高，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发展活力。如果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改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同时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事做好，发展质量会更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可能会快得多。

汪同三：听了几位的发言，核心就是要尊重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符合基本规律，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但在执行过程中要注意如何使各项任务都能够尊重基本规律。比如现在的“三大战役”——防范金融风险、扶贫、环保，单纯看这三件事都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矛盾，而经济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能只强调高质量，同样要重视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会造成金融抑制，目前已经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怎样和发展联系起来？关于扶贫，到了最后阶段大概只能由政府兜底，政府兜底与发展、增长是怎样的关系？关于环保，现在采取巡视的办法来推动，它与增长和发展是什么关系？都要研究。

    另外，白重恩教授提到消费和投资，我们强调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根据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简单的消费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没有增长，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够实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单纯强调消费，就不符合这个基本规律。

刘光超：转变立法观念、提升立法水平，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来自法律界的人士，我想从立法的角度围绕今天的主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谈点粗浅的想法。

    总的来讲，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促进，从根本上讲离不开高水平的立法。客观上说，我国的法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立法存在部门割据的状况；对立法的可行性审查、论证不够，总体协调欠缺；立法理念和水平也不够先进，整体上需要评估、审视和提高。下面从三个层面做个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包含五个分项标准和两个总体标准。五个分项标准是模式的先进性、运行的高效性、市场的有序性、结构的合理性和风险的可控性。两个总体标准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总体的竞争性。从这个角度看，立法的客观效果要有利于这些标准的实现，特别是运行高效、市场有序、风险可控等。在立法时应该从这些角度考虑问题。

    其次，目前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谨慎立法。在立法中应该遵循法律理论界一直提倡的“谦抑”原则，即立法要谨慎、谦虚、适当抑制，不能过多、过快、过滥立法，而且法律不能经常随意修改，要保证法律的严肃性，考虑立法的必要性，追求法律的可行性；第二，要协调立法。目前立法部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立法都是从部门的局部利益或者部分人利益或需要出发，现在碰到的一些执法困境和监管困局都是立法部门化造成的，譬如资管行业的监管、政府引导基金的监管、PPP发展的监管、集体土地入市的规范等等。应该加强立法的协调统筹工作；第三，要重视高位阶立法，发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的全局作用和统领作用。特别要重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立法状况、立法效果等问题的系统性评估、审视，加强立法规划、立法论证、立法审查等工作。

    最后，关于立法的关注重点，希望从四个方面予以倾斜。第一，解决一个关系，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提出，较之之前的“基础性作用”要更加精准、深刻、彻底。但是如何真正贯彻和落地，是个重大课题，需要格局、需要智慧、需要突破，全国上下应该为之共同不懈努力；第二，重点做好两个保护，即保护竞争和保护创新。保护竞争包括保护主体地位、保护竞争机会和保护产权稳定安全三个层面，保护创新包括保护创新理念、保护创新技术、保护创新模式三个层面。这两者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命脉；第三，集中系统审视三个方面的制度，即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深化改革的主要难题，税收制度以及配套的财政制度直接影响政府行为导向和经济发展脉络，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险、计划生育、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等）是让老百姓有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的基础保证，也是真正检验和判断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准；第四，注重四个转变，即从更多关注事情、技术向关注人和人才转变，从更多关注信息向关注信用转变，从更热衷关注金融资本创新向关注实体经济转变，从更多关注国内向关注国内国际一体化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让立法变得更加贴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需求，真正激发经济发展的潜在活力，切实把握经济发展的真正规律，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由过多依赖物质资本转向更多重视人力资本。过去我们的物质资本比较缺乏，体制上有很多束缚，所以搞特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等。现在要提升人力资本缺乏，也有体制上的束缚。这些年高校流行一句话，说“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从长期看，高水平教育和研发是发展的最大短板，而且在短期内不容易补上。但这个短板是必须要补上的，而且不能拖，因为这与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直接相关。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也要与时俱进。过去我们办特区，吸引物质资本和已有的技术，下一步也可以用特区的办法，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科学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有一个建议，能不能选择一些创新走在全国前面的地区，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和研发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等方面实行一些特殊体制和政策，给出一个比较大的自主选择、试错的空间，目标就是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吸引过来，探索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做法，最大限度调动人们在科学发现或技术创新前沿创造力的环境和机制。

贺力平：转向高质量发展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步骤。在过去几年，从一些指标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有一些地方需要突破。许多工业行业继续存在过剩产能，房地产还有大量库存，不少企业面临成本、费用过高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部门高负债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风险也在继续累积。

    去杠杆实质上是一个企业部门结构性调整、市场出清和强化金融财务约束的问题。如果不在企业治理结构、市场纪律加强、法制化的退出机制完善以及金融机构强化风险控制这些方面推进改革，那么去杠杆不仅不能有效推进，而且可能出现反复。如果企业部门的去杠杆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最终会传递并扩散到金融部门和政府财政体系中。

    2018年是推进国内改革的一个好时机。国外许多经济体出现了经济周期向好方向的一个拐点，世界范围内利率水平总体上尚处于低位，人民币汇率面临的贬值压力相对小。随着世界经济的普遍复苏，国际利率水平迟早会趋于上升，人民币汇率也多少会再次面临贬值压力。因此，与其等到未来某个时点国内资金市场上的利率水平被动上升，还不如抓住目前宏观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机遇，推进改革，促使国内企业的结构性调整在市场化导向的大方针下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根本上说，要让企业机构自觉地去杠杆和减债务，一个关键之招是恰当运用利率工具。如果市场利率永远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上，企业部门的高负债不可能有效降低。当然，也不能让利率水平快速升高，因为这会带来极强的冲击效应。总之，不应像过去那样总指望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包括高债务在内的企业部门的结构性调整问题。

易纲（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发言，最后我做一个总结：第一，刘鹤同志非常关心50人论坛，我们会从几个维度把大家的精彩发言用好。第二，按照樊纲所做的报告，2018年50人论坛的工作将按步就班地推进，希望论坛成员、企业家理事会成员以及来自各界的朋友多支持。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

[1] 本文为作者提交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