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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 (二) (2000.04.11)
作者:郭树清    发布:2004-04-17    阅读:5042次   

 1996年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

 1996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

       存货增加与产销率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产销率低于100%,就必然有存货增加。去年我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产销率平均只有约96%,意味着全部产出中约有4%形成库存积压。统计表明,产销率低是我国企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国有企业产销率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产销率甚至更低(见图4)。许多产销率低的国有企业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靠银行大量贷款,因为政府总希望只有极少数企业停产和破产。乡镇企业的自主性和自立性本来比国有企业要强得多,通过裁员、减产、转产等来调整自身、适应市场的能力也强得多。但是乡镇企业的产销率之所以会比国有企业还要低,除统计误差的因素之外,其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

  

  图4工业产销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快报》有关数据计算、绘制。

  乡镇企业来说,其获得的信用社和银行贷款同样具有软约束特征,县、乡(镇)政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干预乡镇企业的决策,调用其财物。此外,尽管每年有大批乡镇企业难以为继,关门走人,使得银行贷款无处追寻,但其中的许多又可能会改换名字和产品重新登记开业。
  在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供求基本平衡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是目前我国工业产销率低、存货偏高的市场大环境。据内贸部对600多种商品的市场调查,目前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大约占90%,供过于求的商品占5%,供不应求的商品也占5%,这些供不应求的商品主要是农业土特产品。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体制性方面,即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生产盲目性大,适应市场能力差。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不同,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基本上都还没有树立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市场经济观念。这是社会库存大量增加的微观体制基础。据调查,目前我国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签订合同的只有一半左右,其中严格执行合同的又只有一半。把产品生产出来再找买主,是生产盲目性的表现,是宏观环境发生变化时普遍出现企业产销率低、库存积压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只有3%左右,明显低于我国,但其绝大多数企业可以保持盈利,获得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按订单来生产”,生产规模和结构的调整适时、灵活。据统计,1985-1993年美国存货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0.4%,日本平均为0.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4(英文)》有关数据计算)。个别年份一些发达国家的存货投资为负值,即出现存货减少。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我国存货投资率能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如2%以内,那么目前经济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如资金紧张、相互拖欠、效益低下等问题就会大为缓解。
  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库存偏高问题,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上共同采取措施,双管齐下。宏观上主要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则需要在观念和机制上破旧立新。要充分认识到,积压产品的生产导致资金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靠贷款和补贴来支持积压产品的生产比之单纯用贷款发工资发生活费所造成的损失浪费要大得多。减少积压产品的生产可以节约大量资源(例如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拿出一小部分就可以安置相应的富余职工。如果企业不转换机制,生产结构不可能逐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存货比重高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解决生产适应市场的问题,既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尽管我国面临的结构问题是严重的,但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都存在结构问题,但80年代的结构问题与90年代的结构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结构问题,主要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发展相对滞后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状况已大为改善。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供应已很少有紧张问题;甚至电力也不再有过去那种拉闸现象;公路、铁路高速发展,电信更是每年增长50%左右。我们的结构调整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在几乎所有产品都过剩的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已经增长到极限,不再有市场潜力了呢?毫无疑问不是这样。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我国有许多领域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或潜在需求,培育和发展新的带头产业或增长热点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例如,如下一些行业的供求规模都有待大力扩张:
  ——住宅。199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11.4平方米,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8.1平方米,一些大城市如上海等更低,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人口规模大,仅城镇人口就有3亿多,如果平均每人每年增加1平方米居住面积,每年就需要新建住宅3亿多平方米。近年来住房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美国超过30%,英国为18%左右,泰国为25%左右 (《国际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而我国1996年约为4%。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住宅消费需求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居民住宅建筑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由于住宅建筑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大,居民住宅消费的增加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拉动作用。
  目前居民住宅消费和建设尚未进入良性循环,根本原因在于住房制度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使住宅建设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关键要解决好两方面问题:一是实行租售结合,合理确定房租与售价之间的比例关系,尽快实现住房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的转轨;二是大力发展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如果租房明显比买房合算,商品房必然销售不出去;如果商品房定价偏低,就不会有人愿意投资兴建商品住宅;如果居民都要等到攒够一笔巨款一次性购买,那么至少要等10年以后才会有较多的居民有能力购买商品住宅。
  ——教育。教育是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最大的产业之一,但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教育是相对滞后的一个部门。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有2亿多文盲,全国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只有四分之一,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不到10%(《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71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目前国家财政紧张,用于教育的财政性资金有限,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则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进办学方式,让居民增加一些教育支出,完全是可行的。国家应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投入需要,对非义务教育则要以受教育者自己及其家庭承担费用为主。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对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与此同时却负担着非义务教育机构的绝大部分支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中国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是十分强烈的,关于城镇居民储蓄动机的多次调查都表明,子女教育储备这一项都列在第一或第二。只要把关系理顺,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方面,都可以让个人负担一部分教育支出。1995年在城镇居民生活费支出中,书报杂志、学杂费和文化娱乐费仅占5.6%,适当增加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开支大有潜力可挖。
  ——医疗保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加。现有的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医院就诊、住院排队现象的继续存在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医药工业是非常少有的行业,能够不断有新企业进入,而且创造很高的利润率,更引人注目的是健康饮料、保健食品、绿色食品、营养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不断掀起浪潮,家庭医疗保健器具、体育器械、休闲和运动系列服装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势头。
  ——私人汽车。〖HT〗轿车进入家庭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汽车业的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是最具有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我国汽车生产还未形成规模经济,汽车的成本和价格降得不够,汽车消费的相关费用居高不下,购车主要采用一次付清款项的方式,加之城市道路和停车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限制了城市居民家庭的轿车消费。1996年发生了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多地少、收入不高而且还有环保要求等等,决定了汽车不能进入家庭,不该把汽车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汽车工业是支柱产业,这个政策不能动摇。其实这个争论也很容易解决,中国是个大国,假定在一半人口居住的地方不发展私人汽车,那么另一半人口也还有6亿多,是美国、欧洲的总和。
  ——城市公共交通。在地区之间远距离交通不断改善的同时,城市内交通问题却矛盾十分尖锐。目前许多大中城市的交通拥挤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而且在继续恶化。这表明,城市交通供给是短缺的,不能满足需要,因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讯与计算机。近年来我国的通信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但总体上看我国通信事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人均通信产品和服务消费水平还相当低。1995年我国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仅4.66部,许多发达国家平均每两个人一部电话,可见我国的发展潜力之大。目前电话在大城市已经相当普及,今后发展的重点将转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在大中城市,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进入家庭正在形成势不可挡的局面。1996年的一个可喜变化是,中国的计算机公司已站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市场份额出现了上升。
  ——旅游。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很快,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1996年我国接待海外游客5112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6.4亿人次,外汇收入102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1638亿元。我国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已经居世界第五位,但外汇收入率还很低。法国是世界旅游大国,每年接待6000多万入境旅客,外汇收入200多亿美元;香港每年接待1000多万人,外汇收入近100亿美元。因此,我国旅游业在稳定增加接待游客数量的基础上,向国际水平看齐,提高人均创汇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此外,国内旅游方兴未艾。1995年国内居民出游率52%,人均花费218元,其中农村居民出游率仅41%,人均花费61元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年鉴1996》)。国内旅游业,无论从游客数量增加还是人均花费水平提高方面看,都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旅游业的发展,对于交通、餐饮、旅馆、商业、娱乐和邮电通信等行业,都有明显的关联带动作用。
  上述诸领域,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发展的障碍,有观念认识方面的,也有政策方面的,还有体制方面的。特别是在住宅、教育、私人汽车和公共交通这几个领域,政府在1996年的调整措施似乎还很不够,甚至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所有这些方面,认识上的差异是最基本的。分别来看,住房和教育受体制方面的约束较大,而私人汽车和公共交通则是政策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例如,1995年国家计委出于控制投资规模的考虑,专门发文通知暂停审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上,尽管正在建设或酝酿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达8000亿元,但这些投资是在今后10年20年才完成的,分散到每一年,规模并不算大。1996年全国投资总规模已经达到2,3000多亿元,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可以说还微不足道。目前的现实是,一些小的项目、带有重复建设性质的一般加工工业项目没能限制住,而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却被迟延了。又如,私人汽车问题。最近两年由于城市交通堵塞问题突出,一些大城市简单采取了限制低排气量轿车行驶的措施,引起许多困惑。大城市限制私人汽车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要尽可能采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低排气量和高排气量相比,更应当限制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更值得设想和尝试的却是:让拥有汽车的人额外支付一笔钱,用于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拍卖出租汽车的拥有权,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1996年的改革举措及其成效

 
  与以往经济调整时期的做法不同,1993年实施紧缩政策不久,1994年就推出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构筑起新型宏观管理体制的基础框架。这是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好转的根本保证。从199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国有企业上来,1996年仍然是按照“抓大放小”和“进行战略性改组”的思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完善财税、金融、外汇方面的体制,同时在对外经济体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一 国有企业改革

 
  1996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国务院确定的100多家试点企业和各省区市确定的2598个试点企业,绝大部分通过了方案论证进入实施阶段。国有控股公司试点、主办银行制度试点以及企业集团试点,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从18个扩大到58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从18个扩大到39个。这些城市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实行兼并、破产、减轻企业社会负担和分流富余人员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有实质意义的改革进展。例如,仅只是上海市,1996年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0万人,但当年再就业安置也是20万人。
  从全国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一是以城市为单位对国有企业进行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把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土地使用结构调整和劳动力配置结构调整与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通过联合、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减轻了国有经济的历史包袱,提高了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县一级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迈出了较大步伐。小企业改革主要采取了实行股份合作制、出售、兼并、拍卖等形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到1996年底,全国小企业改制改组的比重,估计达到40%左右。
  
  二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以城市为单位,普遍建立起新型的养老保险机制。截止1996年6月底,全国有61.7万户各类企业的8738.2万职工和2241.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养老保险,分别占全国城镇企业职工总数的76.9%和离退休人员的94.7%。此外,1400万人参加了11个行业系统的养老保险,其中离退休人员359.39万人。据财政部统计,1995年全国共收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943.27亿元,当年结余113.27亿元,比上年增加10964%;历年结余养老保险基金441.25亿元。养老保险金社会化发放试点取得一定成效。进一步规范失业保险金的使用和管理,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推行社会救济制度,加强对低收入者的社会救济与保险;全国已有77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务院批转了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全国57个城市参加了医疗保险改革试点。住房制度改革在普遍建立住房公积金方面有较大进展。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加强公积金管理的意见》,租金改革和公有住房出售采取了新的举措。大中城市新租金一般都达到了每平方米使用面积0.8~1.5元的水平,个别城市的房租水平已占当地双职工家庭收入的7%以上。公房出售价格进一步提高,相当一部分城市进入成本价售房阶段。各地普遍利用已归集的住房公积金探索建立职工购房政策性抵押贷款制度,增强了职工购房的支付能力。国家安居工程进展顺利,发挥了推动房改的政策示范作用。推行安居工程的城市由59个增加到88个。许多城市把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国家安居工程的重点供应对象,加快了企业职工住房社会化、商品化的进程。
  
  三 对外经济体制改革


  1996年在对外经济方面推出了几项较大的改革举措。首先是全面地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水平。从1996年4月1日起,大面积降低进口关税,进出口关税总水平由35.9%降至23%,同时原则上取消进口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第二是在上年中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降低了出口退税率,改进出口退税办法,实行了新的出口退税制度。在全国实行了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健康发展。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比原承诺时间提前了3年多,此前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也已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这几项措施对进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都发生了较显著的影响。
  1996年外贸增长速度出现了多年罕见的波动和回落。出口和进口的表现都与往年有很大差别。影响出口的政策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年初两次下调出口退税率,二是外贸出口退税未能及时、足额到位,引起外贸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五月份后出口退税进度加快,出口也随之而逐渐恢复增长。影响进口波动的政策因素主要是1995年底宣布从1996年4月起取消进口减免税和调整特定区域进口政策,引起一些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赶在政策调整前增加进口。二季度降低进口关税政策与取消进口减免税政策的效应相互抵销,未能起到刺激进口的作用。年底外商投资设备、物品的猛增也与有关减免税政策的取消有关。
  1996年外贸结构方面有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在贸易方式上,一般贸易大幅度下降,加工贸易大幅度增长,并成为主要贸易方式。全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额下降10.9%,在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降至35.3%,而加工贸易则增长11%,占进出口总额的50.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长14.4%,与一般贸易出口下降11.9%形成明显的对比。加工贸易比重的上升显然与出口退税率的降低有很大关系。二是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外贸进出口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而国有专业外贸企业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全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1371亿美元,增长24.8%,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7.3%。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1.1%和20.1%,所占比重分别为40%和54%。同时,很多国有外贸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进出口额有不同程度下降。
  近年来我国外贸和整个对外经济也处于转型时期,存在着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是重数量轻质量和效益。过去以出口创汇多少来考核外贸工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虽已取消出口创汇计划指标,但实际上仍看重外贸进出口数额,特别是出口数额。在出口商品结构上,我国制成品出口占80%以上,但制成品的价值、技术含量都处于低水平。二是重出口轻进口,开始注重利用两个市场,但是还不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然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合理的充足的进口,就不可能使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三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之间、对外经济与国内经济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我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账户管理都有很大改进,但是漏洞仍然较多,许多资本流动实际上混入经常项目。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加虽然有许多复杂因素,但是大量基础货币的增长是因中央银行购买外汇而形成的,这必然要影响到国内经济的总量平衡。更值得注意的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特别是向国外开放国内市场,利弊究竟如何,重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回顾自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应当说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不开放就只能封闭自己,只能保护落后;步骤要稳妥,但方向却不应该有任何动摇。还应当引出的一个结论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
  
 四 金融体制改革

 
  1996年金融调控方式有明显改进,金融调控的灵活性和成效得到提高。首先,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贷款规模管理,全年贷款投放相对均衡。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增加10683亿元,增长21.2%。其中上半年国家银行贷款投放量占年初计划的40%以上,改变了过去贷款投放过于集中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的情况。其次,更加灵活地运用了利率杠杆。根据通货膨胀率明显回落、实际利率由负转正的新情况,政府果断决策,继四月份宣布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后,五月份和八月份又连续两次较大幅度地降低存贷款利率。这些措施的采取,降低了资金的成本,减轻了国有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利息负担。第三,实行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外汇占款增加的同时减少中央银行再贷款,以适当控制国内货币供应量。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造成外汇占款大量增加。1994、1995年中央银行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接受外汇占款增加的结果。由此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量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1996年中央银行设法主动采取对策,在全年外汇占款增加2765亿元的情况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净减少616亿元,冲抵了外汇占款增加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第四,建立了统一的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其交易量已形成一定规模。中央银行还首次开办了公开市场业务,尽管业务量非常有限,但毕竟是货币政策操作上一个新的开端。第五,改革了国债发行方式。采取在承销基数基础上通过竞价确定国债发行价格;在发行利率上,对记账式国债采取贴现方式发行,其差额为投资者收益,这样既降低了发行成本,又提高了发行效率,为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操作工具,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提供了一个结合部。第六,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新的进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全部脱钩,农村信用社规范工作初见成效。
  1996年金融运行保持基本平稳。全年现金发行量917亿元,增长11.6%;年末狭义货币M1增长18.9%,广义货币M2增长25.3%,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年初确定的宏观调控目标范围内。这与上述金融改革措施的推出不无关系。
  许多专家和学者认识到,1996年出现了大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然而由于其他种种原因,改革的实际进展并不显著。国有经济的债务重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问题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并轨也无实质性举措,但是扩容有了大的进展;发展投资基金和其他多种融资方式也没能按期出台法规性文件;最后,中央银行自身及其运行方式的改革也没有新的突破。
  
  五 投资体制改革


  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既决定着经济的总量规模,又影响着结构变化的未来走势。要改变中国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必须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因为很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现行投资体制上来。各级政府对投资的干预过多,包揽过多,企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所谓下放投资决策权,事实上中央向地方的下放要快得多,而政府向企业的下放却进展很不平衡,很不彻底。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按老模式复制新企业、“小而全”、“大而全”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能很快形成,与政府对投资的种种限制有很大关系。结构问题往往是与竞争不充分,或完全没有竞争相联系的。例如,短线部门大都是国家垄断部门。一些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存在着市场准入限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基础部门外资可以进入,而且受到鼓励,但内资却受到限制,特别是非国有部门往往被排除在基础设施领域之外。宏观政策对国内资金的闲置和高收入人群的畸形高消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引导。
  1994年的投资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分设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确定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行方式上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1995年开始,政府提出要明确项目法人,增强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重点建设领域试行竞争招标办法来确定项目法人,等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要求都没有真正落实。事情非常难以理解,一方面全国都在花大力气来改革国有企业,另一方面,现行的投资体制还在不断地按照老模式制造出新的企业。国有经济部门传统的投资体制根深蒂固。在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变革是非常迅速的。外资进入基础产业的方式越来越灵活多样,而且较好地解决了风险控制问题,消除了中外双方的顾虑。BOT、ABS等投融资办法迅速传播开来,一些国内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学习和借鉴这些办法。
  1996年国有部门的投资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有两项措施:一是对经营性投资项目试行了资本金制度,要求投资项目必须先落实资本金才能开工进行建设;二是推行建设项目法人负责制,以建立和完善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但从实际来看,问题最严重的国有经济部门,与真正实行这两项制度还有很大的距离。关键是缺乏监督和约束。此外,还应当看到,这两项措施主要是微观意义上的改革,而宏观上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则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事实上,政府仍然通过审批项目的立项建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开工报告,通过下达计划的投资拨款和银行贷款,以及下达计划的各地区各部门投资规模来干预着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
  自1993年以来,投资增幅和投资率均呈下降趋势。投资增长率由1993年的61.8%,下降到1994年的30.4%和1995年的17.5%,投资率则由1993年的37.7%,降至1994年的36.6%和1995年的34.4%。1996年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率均与1995年大体相当,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660亿元,比上年增长1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7%,固定资产投资率34.9%。总体上讲,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比较平淡,与存货投资的急剧增加形成鲜明的对照。
  1996年在其他领域也继续有新的改革探索。例如,在农业方面,以公司加农户方式推进的产业化改造,具有历史性意义;商业流通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连锁经营有了新的进展;财政体制在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和严格规范税收征管办法方面采取了新的举措,令人印象深刻;有些城市,例如深圳,还进行了口岸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这件事也蕴育着对外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如此等等。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轨道,实践会迫使人们去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各种问题。但是,完全顺其自然,改革就会进展缓慢,就会产生很大的风险。从1996年的情况看,改革能够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快。
  
  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前瞻


  1996年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回落,很可能成为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实践中一个新的转折点。鉴于有香港回归和中共十五大召开两件大事,从1997年来看,政府宏观调控将追求稳定和连续,货币、财政和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将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基调。由于连续两年农业丰收,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所以通货膨胀迅速反弹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即使出现某种物价上涨重新抬头的现象,宏观调控也非常容易使之恢复正常。需要正视的是周期性波动带来的消极影响。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率已经降至很低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9%以上,消费品市场保持正常,外贸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结构矛盾和经济循环不畅等,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甚至还在进一步积累、加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我国宏观经济演变的内在机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从需求方面看,消费的平稳增长仍将是一个大趋势,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期望再现80年代家庭耐用消费品那样的消费浪潮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过分强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那么结果必然是:或者出口能够有超常规的扩张,或者形成新的大规模的库存积压,或者经济增长速度由于有效总需求增长不足而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目前看来,最大的可能性是库存积压上升与一定的出口增加同时发生。这样,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但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则依然故我。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稳定局面很可能最终将走向其反面,并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矫正经济运行中的扭曲现象。因此,目前的宏观政策应当做适当的调整:首先,宏观调控的重心应当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引导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上来。目前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主要标志是库存积压减少、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其次,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有选择有区别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并以此而达到减少存货积压的目的。过去的经验证明,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向运动特征。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宏观调控的政策来看,增加投资的措施,一定要与优化投资结构相配合,重点是增加农业、水利、交通(特别是城市公共交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领域的投资。为此应当增加政策性金融的融资规模,继续加大交通、通讯的投资力度,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解冻,加快大型特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包括“南水北调”)的论证、准备和开工的工作进程。同时,要根据通货膨胀率已低于2%的事实,进一步调整银行存款利率,降低生产和投资成本。在这种形势下,还应适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调整金融结构。这些宏观政策措施可以抑制经济的周期性下滑,同时改善需求和供给,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创造良好条件。为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的循环不畅问题,还需要采取一些更具长期性的措施,这就是要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具备条件的改革措施没有及时出台,这是目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九五”期间加快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基本解决遗留的价格改革问题,包括理顺石油、电力和铁路运输等基础性产品价格,以及住房、教育和城市交通等服务价格,特别是要把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放在突出位置,下决心解决利率扭曲问题;二是在大力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和培育资本市场的基础上,把企业投融资活动推向市场。要进一步清理和界定政府的投资和融资职责范围,对于电力、铁路、高速公路、电信、汽车、船舶、冶金和石化等市场前景好、风险相对小的行业,可考虑不再由国家安排专门的拨款和贷款,改由企业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融资。
  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主要目标,是力争在主要农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三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三个领域是目前结构问题的要害所在。
  首先是主要农产品。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历来是国家重点控制的商品,目前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已经完全进入市场,但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定价和流通仍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粮食的国家定购价与市场价之间往往有很大差距,粮食销价存在“双轨制”,与此相对应的是大中城市普遍恢复了各种各样的粮卡、粮证制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粮食的国家定购价常常低于市场价,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但当农业丰收时,定购价又明显高于市场价,这时国有粮食部门又不愿意收购农民的粮食,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往往是要求粮食部门“敞开收购”,但又不愿意也无能力支付巨额补贴。此外,这种“双轨价格”也非常容易导致投机和欺诈。粮食收购价与销售价倒挂,导致财政补贴的大量增加和消费环节粮食浪费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政府对棉花购销的控制则更严。近年来在棉花购销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其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但对其负面影响也应当给予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价。棉花收购价格是国家制定的,尽管也力图反映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但毕竟不是市场价格,风险实际上集中在国家身上。棉花购销实行供销社垄断专营,排斥了正面的竞争,致使固定比例的流通费用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客观上鼓励了黑市经营。更有趣的是,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保护国有棉纺企业利益设置的,然而国有棉纺企业现在却反对这种办法。
  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主要是实现粮食购销环节上两个“双轨制”的并轨,即粮食国家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并轨和城镇居民口粮国家定量销售价与市场销售价的并轨。与此同时,在粮食收购上建立最低保护价制度;在销售环节取消粮卡、粮证制度,建立对城镇特困户的定向补贴制度。在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方面,目前已试行棉花交易会方式。可以以此为契机,在总结经验和精心设计的基础上,逐步使棉花交易会向指定的棉花批发市场过渡。当然,棉花批发市场的数量和运作都要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和控制。
  其次是服务领域。住房、医疗和非义务教育等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目前职工住房主要还是实行福利分配制,房租水平与市场房租之间、公房出售价格与市场房价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每年国家为职工住房支付大量的补贴。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要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经常遇到的阻力是认识上的,许多人以为我国不具备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条件,理由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水平的高低和住房商品化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前中国人均收入要比现在低得多,但那时的城市住宅是商品,是按照市场供求来决定租售价格的。住房商品化要求在职工的工资和生活费支出中,住房费用的比重提高,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并不需要另外增加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而是把现在各部门各单位用于建房的投资、用于维修和管理而给房屋管理部门的拨款或补贴或其他各种支出,转而计入职工的工资。
  唯一的困难是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在住房方面条件不同。但是,一些城市的经验表明,实行适当的减、免、补政策是可以解决结构不平衡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盘活住房存量资产,租售结合,建立住房贷款体系,促进商品房建设、运营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此外,要大力加快医疗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问题与住房制度问题有很多类似之处,核心在于国家和用人单位暗补过多,与个人收入和支出没有直接关系,不利于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但是医疗制度更复杂的是还有一个医院定位问题,是福利机构还是盈利机构,或是非盈利自我平衡机构。教育改革关键是解放思想。要进一步拓宽教育投资渠道,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办学、个人负担。高等教育应当创造条件,扩大规模,增加招生,同时抓住时机加快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收费制度改革。
  第三是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条件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还远不能说已经很完善。从总体上来看,投资结构还不合理,基础设施投资仍有待提高,项目质量更有很大的改进余地。问题的要害在于投融资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还太低,没有形成竞争和约束机制。靠各级政府干预来优化投资结构,往往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广泛、更大胆地引入市场机制。目前我国在投资管理中将投资分为基础性、竞争性和公益性三类,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较大问题,集中的一点是如何看待基础性项目。基础产业中也有一部分是竞争性产业,或者可以、应当引入竞争机制,例如原材料、交通、电信乃至电力等行业。我们认为,可以将投资分为竞争性、垄断性和公益性三类。这种分类对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尤其必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可以分为竞争性基础产业,垄断性基础产业和公益性基础产业。对于公益性的基础产业,国家可以也应当较多地介入;对于垄断性的基础产业,因其本身也是盈利性的,而且往往因其垄断性而成为高盈利性的,所以国家除予以特殊监管之外,一般也并不需要给予投资和融资;而对于竞争性的基础产业,国家则可以基本上不介入、不干预。目前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方面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竞争性的基础产业领域里政府干预、介入过多。为了加快这些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应当尽快从这些领域里退出来,让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些领域里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二是政府对公益性的或低盈利性的经营性项目的扶持力度不够大。国土整治、水利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教科文卫等领域,总的投资比重仍然偏低,对社会的全面进步不利,实际上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