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國商務部長Ross率領貿易談判團在北京展開貿易談判前夕，「亞洲投資銀行之父」、「粵港澳大灣區倡導人」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與金山灣區美中政要、商學界一起，出席位於南三藩市的「美中經濟發展研究院」及東灣分部的剪綵儀式及晚宴。在這場美中世紀貿易大戰硝煙正起的敏感關口，鄭新立接受《星島日報》獨家專訪，圍繞美中貿易戰的多個方面，首次公開發表他的看法和建議，與讀者們分享他精辟的見解和分析。

記者：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在您看來，真正的目的是什麼？美方現在是否已經初見成效？

鄭新立：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真正目的，特朗普競選委員會负责人班農的講話再明白不過了---美國現在要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阻止中國現代化進程，保持美國和中國之间的發展差距，使美國能够在较长時期內稳居經濟總量全球第一的位置。

鄭新立：對於貿易戰的本質，中國國內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各種觀點都有。我認為能夠把這次美中貿易戰講得最清楚的是兩位研究美中經濟問題的美國學者。一位是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羅奇，他說：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是國際上的問題，而是美國國內的問題。美國的儲蓄率太低，通常都是負數，靠借貸來消費。儲蓄率低，必然要靠增加负债和進口來满足國內的需求。不解決儲蓄率低的問題是無法解決貿易逆差的，不管這個貿易逆差是跟中國還是跟其他國家。所以，要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首先要從提高美國的儲蓄率入手。

另外，我认为，由於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只有美國才有资格长期保留大量贸易逆差。因為美元發行的67%以上都在國外流通。美元要走出國門，必须保持大量貿易逆差，不然美元就發行不出去。所以要保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加上低储蓄率，美國就必然要保持貿易逆差。這是經濟規律所决定的。决不是外国人要抢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饭碗。

鄭新立：另外一個經濟學家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林頓總統時期的經濟顧問、諾貝爾經濟學奖獲得者、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他認為，美中達成貿易協議很難。因為，这取决于特朗普總統是否承认中國的發展權。根據WTO規定，在企業之間的市場交易中，只要交易双方愿意，可以轉讓包括技术和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資源。交易的一方要求另一方轉讓一些技術，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否则，發展中國家很難得到發展。不能總是靠出售一些自然資源，長期在技术上處於劣勢地位。发展中国家要想發展的話，必然要求發達國家的企业在佔用資源的同時，提供技術轉讓，这样才能不断取得技术进步和经济發展。

但是，美國政府阻止科技公司向中國轉讓技術，這不符合WTO協議。如果你不同意WTO规定，可以到世贸组织去提出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意見，不能對遵守WTO规定的国家進行制裁。美國發動這場貿易戰，從根本上看是不承認中國的發展權。以上兩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客观公正的。

記者：美中貿易戰中，特朗普總統起到什麼作用？

鄭新立：歷屆美國總統，在維護美中貿易、投資合作關係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於打開中美雙邊關係的總統尼克森，我們不應該忘記他。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上曾經講過: 当年為什麼决定與中國建交？就是考虑到如果美國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由于雙方在產業上互补性强，美國的企業可以借助中國的市場，讓美國經濟持續100年以上的增長。中國13億人口的市場，对美國的高技術產品的需求量太大了。

中美恢復外交關係以後，雙方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美國的技术装备和高科技产品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不断提高，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速高于整个出口增速3倍以上，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朗普總統與歷任總統相比，歷任總統注重发展同中國的貿易和戰略合作關係，而特朗普總統在本質上要限制中國的發展，要改變歷任總統的政策。可以說，是特朗普總統發起了這場美中貿易戰，他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記者：這次美中貿易戰，與以往不同時期的貿易戰相比，有什麼特徵？

鄭新立：一直以來，美中之間有一些貿易摩擦，雙方通過不斷磋商，包括政府之間的戰略對話和民間的二軌對話機制，使很多問題在友好協商中得到解決，包括貿易逆差問題。中國對美國每年有2000多億美元的貿易顺差，如果包括香港在内，顺差达到3000多亿美元。特朗普總統可能忘記了這個數字，他在推特上總說有5000多億美元的順差，實際上，中美貿易總額是5000多億元，特朗普總統把中美之間的貿易總額說成是中國對美國的順差。

實際上，中美之间的2000多億美元的順差，相當大部分又转给了日本、韓國和臺灣省。韓國對中國每年的貿易順差達到2000多億美元，臺灣省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每年是1000多亿美元，日本對中國的順差也不小。主要是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大陆组装，再出口到美国。还有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顺差，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返销到美国所带来的，如苹果手机70%以上在中国组装，对中国的出口和苹果公司的利润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价值2601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54%。中国进口芯片大部分来自韩国、日本和台湾，从美国进口的仅为300多億美元，虽然出口额占比不高，但都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可见，这是一个长期自然形成的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用禁售的方式强行干预这个国际分工，将打乱现有的产业链条，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衰退。此外，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优势产品仍有很多，包括高科技产品、农产品和服务，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有很大空间。关键是美中雙方应针对贸易逆差逐項進行分析和調整，比如减少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禁令，扩大中国赴美旅游、留学人员规模，增加服务出口和农产品出口等，解决好這些問題，就有利于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鄭新立：美國有很多商品在中國市場具有很大销售潜力。如通用飞机，美国保有量达 22.3万架，中国仅有1874架，随着中国开始重视发展通用航空业，将为美國通用航空制造业和机场设施、飞机维修、飞行员训练、航空金融业等带来巨大出口商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对美国的先进高效农业机械、灌溉设施、育种技术、规模化畜牧养殖技术装备等都带来巨大进口需求。美国的大豆、肉类、干鲜果品等已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很大出口增长空间。遗憾的是，随着双边对等贸易制裁措施付诸实施，这些商品有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去年，中国进口大豆近一亿吨，70%来自美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美国生产的猪肉在中国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出口前景广阔。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发起的制裁引起中国的反制裁，使两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蒙受损失。美国有耕地30亿亩，中国有18亿亩，美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耕地为中国的7.8倍。从长远来看，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发展空间巨大。如果因为个别人的不理智行为而阻碍了这种有巨大互补性的贸易，只能留下历史遗憾。

鄭新立：通过擴大對美國產品的進口來減少雙邊貿易逆差，還有一个有效措施就是高端服務業，這是美國的強項，在服務贸易方面，美國對中國每年有500多億美元的順差，而且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前4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工业方面。随着工业产能的逐步过剩，下一步要扩大開放服務業。过去中國在服務领域特别是金融業外资进入方面设有一定股权比例限制，外资设立銀行、證券、保险公司等都要求中方資金占一定的比例。最近習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鼇的講話已經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对外资进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些政策对美國金融业進入中國市場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在文化、旅游、娱乐业等方面，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商机。通过扩大服務業對中國的投資，增加服務贸易项下美國对中国的順差，可有效抵消实物商品貿易项下的逆差。

對於中美雙邊貿易逆差的問題，可以坐下來一個商品一個商品來討論，应听取企业界和民间智库的意见，一定能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解決辦法。過去一直都是這樣做的。当前發生美中貿易戰是雙方的溝通不夠，美中雙方都談到要加強接觸。直到最近終於有了一個轉機，美國的商務部部長與贸易談判代表到中國去，对美中貿易问题進行談判。這是一個利好的消息。我相信，通過双方共同努力，贸易摩擦是可以化解的。

記者：對中國鋁材鋼鐵、中興通信、華為、阿里等企業，美國通常採用反傾銷、違反美國相關貿易法規、涉嫌危及美國安全等名義，進行大幅度加稅、拒絕、絞殺。中國歷史上，有沒有主動對美進行同樣的措施？

鄭新立：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贸易关系总体来讲是好的，沒有出现過美國对中國的貿易戰。美國對於中國來說，歷來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場和进口来源地。中國的企業感覺到美國的市場是開放的，通過對美國的出口，中國保持了外貿順差。對企業而言，在美國開拓市場，进行投资，各項法規比較健全，都願意到美國來開拓市場。通过中美企业家的努力，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的程度。硬性割断这种联系，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是行不通的。

記者：看上去，這場貿易戰，美國似乎早已處心積累、有備而來，占了主導地位，而中國的反制措施顯得被動、無力。請您分析一下在這場較量中，接下來雙方都會出什麼招數？為什麼？

鄭新立：美國對中國採取貿易制裁措施，美方一直處於攻势，中方處於守勢。中國的反制裁措施是非常克制的，是冷静理智的，僅僅是對美國採取等量的反制裁措施，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中國反制裁的目的，還是希望雙方通過友好協商化解矛盾。已经實施的制裁和反制裁措施，對雙方的企業都造成了很大傷害。美方對中方的制裁，導致中方依託美國市場的一些企業，特別是中興依託美國企業提供的芯片，禁售后面臨着很大困難，不僅中興遇到打擊，向中興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一些美國企業，銷售額和利润大幅度下降，對就業也會帶來负面影響。

歸納起來，特朗普的這些措施，用中國的一句話是: “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美國企业的損失大於中國。因為，華為、中興等企業的主要市場不在美國，而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產品覆蓋到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再说，美國企业拒絕提供中興芯片，中兴可以向其他国家和企業寻找替代產品，找不到就在國內研發。中国國內芯片的研發和生產能力都已經存在。過去，由於中国企业和用戶對美國的產品存在质量迷信，同樣一臺電腦，用美國芯片的價格就能賣得高一點，用國產晶片就賣得便宜一點。同類國產产品與美國相比，可能在质量上有一些差异，但不是很大。如果這次美國政府拒絕把某些芯片卖给中國企業，這正是中國芯片自主研发和批量生产的天赐良机。看到美国政府禁售，国内芯片生产企業高興得不得了，這些企業在國內股市的股价暴漲。只要他們有錢，國內又有市場，其生产规模扩大了，質量就會提高，成本也會下降。

鄭新立：根據我長期研究中国企業技术进步的經驗，凡是外國不賣給我們的产品，我們都通過國產化解決了，而且不僅能滿足國內市場，還能遠銷海外，成為出口拳頭產品。凡是國外願意賣給我們的產品，往往長期依賴進口，國內的研发和生產能力長期上不去。特别是像芯片这样需要投资量大、研发周期长的产品，只要从國外容易購買，企业就缺乏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可以说，這次中興的遭遇，為中國芯片业的發展提供了一个十分難得的機會。現在，中國企業正憋足勁頭搞芯片研发，也许三两年之後，特朗普禁售的這些芯片，中國就完全有能力製造，比進口美國芯片的品質只會更好，價格還会更便宜。中国将完全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所以，特朗普政府對中興的禁售，损害最大的是美国企业的利益，是很不合算的。

記者：您估計，這場美中貿易戰，會延續多久？將產生怎樣的結果？

鄭新立：現在，美國對中國的鋼鋁的限制措施，中方已經提出反制措施，並且已經生效。美方又提出500億美元商品的提高進口關稅措施，中方也提出制裁的商品目錄，但是，加稅還沒生效，還有談判空間。

希望通過這次美國商務部長和談判代表到中國去，能夠坐下來，進行友好協商，找到一個化解雙方貿易糾紛的措施。我對此抱著很大的信心和期待。雙方有誠意的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中美貿易戰會延續多久？這取決于特朗普政府。習近平主席在海南博鼇宣布中国扩大開放的政策措施，本应成为中美解决贸易问题的契机，沒想到特朗普把這作為他對中國制裁的效果，这就走到了错误方向。沒有特朗普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中國也會越來越开放。因為，對外開放已經寫進了2013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决定》提出要建立開放型经济新體制，要在完善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這一次宣佈，实际上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決定》的具體落實。

中國下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建立和完善11個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要在海南省试验建立自由貿易港。与自由贸易区不同，自由贸易港实行境内关外政策，資本、人員、商品可以自由進出，货幣可以自由兌換。在21世纪的当代，再拿出关税、禁运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不与时俱进了。如果说过去美国还可以一呼百应，这次特朗普的政策连美国的传统盟友都保持反对或中立，并遭到国内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

美国应抓住中国扩大开放的机遇，特别是即将在上海召开的进口商品国际博览会，支持美国企业擴大對中國的投資和出口，提高對中國市場的佔有率，通过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美中贸易逆差。

記者：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對中國「一帶一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計劃造成怎樣的影響？

鄭新立：我認為，影響只會起到激勵作用，不會起到阻礙作用。因為，「一帶一路」主要涉及亞洲、歐洲、非洲這些國家。亞洲基础设施投資銀行已經有70多個國家加入，基礎設施等互聯互通也在進行，一些大項目已经有序开工建设。到2035年，中國必将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對中国國內的技術進步和经济发展，只會起到推动作用。

現在，大家一致認為，把希望寄託在購買上是靠不住的，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加大研發的投入，增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特別是關鍵的零部件，一定要立足國內生產。下一步，國內對芯片的研發與生產能力投入，將會大幅度增加。对特朗普的貿易制裁，國內的輿論一是“吃惊”，二是“感謝”！

記者：請解讀：中國政府實施「把调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是否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之舉？

鄭新立：最近，中央經濟委員會開會提出要把調整結構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這是面對新的經濟矛盾提出的重大戰略。過去我們講擴大內需，還是適度擴大。外需受到特朗普的制裁，對美出口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是，目前中國實物商品的出口已經世界第一，在GPD中的比例已经不低，国家外匯儲備充足。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中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大。特别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实现城鄉融合發展，将释放出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現在，城鄉居民[Z1] 收入差距是2.7:1，農村還有5億多人，農村的發展還比较落後。通過加快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市民化、特色小鎮建設，將會激发出國內市場需求的巨大潛力，足以拉動中國經濟到2030年之前保持中高速增長。所以，美國這些制裁措施，對中國的經濟增长速度、现代化進程不會帶來什麼大的影響。处理得好，把压力变为动力，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将起到助推作用。

記者：在金山灣區，適逢美國對中國展開貿易戰，此時創辦「美中經濟發展研究院」

有何作用？您作為該院理事長，請介紹該院成立後將開展什麼工作？有何規劃？

鄭新立：「美中經濟發展研究院」的主要任務，一是研究美國的發展經驗，包括美國科技進步和创新型教育的經驗。美國的大學，都是創新型的大學，美國評價大學质量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大學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度。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30多位獲諾貝爾獎；斯坦福大學，是全美創新能力最強的大學。今天我們能得益於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的恩惠，要感激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學院等，感谢美國這些大學的老師和學生们的創造。

近些年，全球基礎研究成果的70％都是由大學提供的，美国的大学是创造技术专利的基地。我們要向美國學習，把美國作為老師，我們要恭恭敬敬地做小學生，學習他們的經驗。另外，他們的一些技術成果，如果政府同意，可以到中國實行工業化、產業化，借助中國的市場，把產業做大。就像蘋果手機一样，借助中國市場做大做强。韓國的三星，也是借助中國的市場發展起來的。

中國有13億人，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購買力在增強，今年中国市场销售额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對美國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吸納能力也在增強。美國未來要發展，一定要借助於中國市場。如果拒絕中國市場，不但不利于美國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美国就業规模的擴大。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高于中国，對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产品，美國已沒有什麼優勢。美國應集中精力發展高科技產品和高端服務業。通過扩大這些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解決美國就業問題。

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应加大稅收等調节力度。根據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去年寫的一本書披露，2016年美國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拿到了，剩下99%的人才拿到了9%的新增收入。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才是美國藍領階層收入增长缓慢、生活無法改善的根本原因。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国外轉移当做美國失業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找错了問題的根源。美國的许多經濟學家對这一問題的看法是正确的。希望特朗普總統和政府能傾聽斯蒂格利茨斯、羅奇等许多有真挚卓见的經濟學家的意見，從而制定正確的美國對外經濟政策。

記者：請介紹您此次到美國的行程安排？

鄭新立：這次來美，主要是參加美中經濟发展研究院及其東灣分部的揭牌儀式。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成立后，研究重点：一是研究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供中国学习借鉴；二是研究美中两国可以进行相互投资的项目和扩大双边贸易的途径；三是研究化解美中贸易摩擦的办法。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已经发展为世界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至今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产业处于垂直分工状态，经济互补性很强，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美中经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要研究如何促进中美企業開展合作，通過合作实现互利共贏。美中经济发展研究院是一家民间智库，主要为企业投资贸易经营提供咨询服务，对政府提出建议。

除了來金山灣區，還計劃去佛羅里達，那裡的旅遊業發展得很好，跟海南岛氣候相近，希望探讨两地发展文化旅游业合作的可行性。另外，還准備到紐約去，美中經濟发展研究院计划在紐約設立一個辦事處。因为美國的商業資訊、金融中心在紐約。还打算在北京设一个办事处，与美国的研究形成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