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高考在7月的盛夏举行，周其仁仍记得，刚考完试他便迫不及待地下河游泳了。当年610万考生中，有40万人成为佼佼者，迎来自己命运的拐点。周其仁便是其中一员。那时，他已经在靠近中俄边界的国营农场度过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恢复高考使他从完达山里的猎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那一年，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40年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

周其仁出生于大都市上海，1968年，他响应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乘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来到地处黑龙江虎林县的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那时的他，已经做好了扎根的准备。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我下乡是1968年8月，那时候城乡之间互相流动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跟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我们从城里去农村，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号召，但是谁要是去了再想从农村回城，就不行了。

其实，那时从城里去农村也并不容易，需要当地给安排工作、口粮，而农村粮食本来就不富余，人口又很多。到了80年代，还是近10亿人口，8亿农民。我去的地方不是人民公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国营农场体系，相对还比较好办。因为它是国家的，说加点人就可以加点人。

当时的体制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因为城里是国家包下来，有工作、有退休金，日常供应也有保障，农村是没有这套体制的，就靠农民自己。所以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除了极个别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贫穷得多。

要不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回来的。当时去了农村都是要扎根的，要一辈子待在那儿。当时，上海去了好多人，开始的时候还要报名，因为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叫国营农场，但是已经改成军队体制。在那个年代，军队有很高威望，属于“解放军序列”，所以还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学校第一批就12个同学去，像我家成分不算好，录取的时候排在最后一个，是勉强挤进去的。但是越往后，城里是“一片红”，除了很少的独生子女，还有父母或者本人身体不好的，其他统统都要下乡。

知识青年去国营农场比去一般人民公社要好。首先我们是工资制，每月发薪水，跟国营工厂是一样的，只不过工资水平低一点。另外，因为是国家投入，所以去了以后生活条件比一般人民公社要好很多。准确地讲我是去当农业工人，去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但是没轮上，我就被分到山里打猎去了。

最骄傲的身份是“杜润生门生”

外人眼中的周其仁，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是为人景仰的经济学者，但令他自己最感到骄傲的身份，是“杜润生门生”。杜润生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正是他的赏识、引导，使一批年轻人踏上了研究农村改革发展之路。

令周其仁感到最骄傲的身份，是“中国农村改革总参谋长”杜润生的门生。图为2007年，周其仁去杜润生家中探望。

历史上，我们国家是有迁徙自由的，人可以跑来跑去，出去闯荡，进城打工。像我的父辈就是从浙江山区到上海当学徒的。那时候，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先在上海站住脚，当了学徒或工人，一有机会就会介绍自己的同乡来。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写有迁徙自由的。

但是后来“大跃进”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城市粮食不够供应，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仅1958年到1960年左右，约有2000万人转入城里，粮食供应不了，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从此城乡这个门就关上了，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

所以基本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城乡之间体制的壁垒就很高了。那时候农村的人，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进入城市体制，要不就当兵，而且要当“四个口袋”的军官，才可能进城，其他要跳出农门，可是不容易。后来修订宪法，迁徙自由就被拿掉了。

这种状态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大概1981年、1982年左右。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粮食产量上来了，国家就发现很多劳动力用不着在那么小块地里待着了。但开始的时候仍希望他们不要进城，因为城里也没地方待，没有工作机会，住房也不够。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城里人的住房都非常狭窄，再加上你没有粮食、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这套东西。但允许农民搞农业以外的工业、副业、商业活动，所以开始的一个时期政策倾向叫作“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于是就有一些地方办了乡镇企业。

再往后发展，城市改革开始了，工业活动、商业活动多了起来。对农民来说，哪里收入高一点，他就愿意到哪里去。因为乡镇和城市生产率有差别，工资就有差别。所以“人往高处走”，大家发现城里收入好，就想去试试。

上世纪6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的宪法也没有把迁移自由权再写进去。事实上，这项权利在慢慢发育。最早是1983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写的一句话，叫“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后来等到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在城里挣的钱可以买到粮食，这个门就开始打开了。虽然国营企业招农民工并不多，但是城市建设需要很多农民，搞建筑、生活服务，从事苦脏累和危险的工作。再后来开始大量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招农民工。到高峰的时候，好几亿人到城镇来。

现在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大部分中小城市基本没有城乡之间的壁垒了。但是你要问打彻底了没有？我认为过去那个城乡隔离体制的尾巴还很长。我们的国民权利，是发展起来了，但是用一个行话来讲，还不便携带。比如，你是安徽户口，读书权就在安徽，高考权也在安徽，但按理说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虽然生在安徽，到了上海就应该可以在上海读书，到了北京也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但现在还做不到，这就是身份、权利属地化。人不应该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人如果有与生俱来的差别，他就会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再努力也没有用。人最怕的就是被命运支配，不能主动努力地去改变命运。

“社会流动有它的平衡机制”

周其仁的成长史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史，他的人生轨迹也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他从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离家千里的东北农场，成为深山里的一名农业工人。当改革的大潮袭来，他又幸运地成为一位近距离的观察者、研究者和见证者。记者问到对近年所谓阶层固化论有什么看法，周其仁不以为然。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以及迄今为止的观察，并不能让他觉得有根据可以表示赞同。

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有较深的鸿沟，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跨越。社会的人口流动，有它自己的平衡机制。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一截，然后就把它推到无限远。我认为还是要把时间放进去，在一个长过程里观察，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很多变量也是要变的啊。我们的语言叫相对价格变了，一连串变化终究要跟着发生。从这个立足点看，不要怕农村的人往收入高的地方跑。年轻劳动力要走，首先是收入差决定的，你要挡住他，那是没道理的。不让过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不但会使他们的收入降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也提不高。

农村人少了，相对来说土地就多了，人均资源增加，人均所得也可能逐步提高，搞经营就可能挣到钱了。当然还要加上一些措施，特别是开发农业技术，对基础设施做必要投资。现在消费者肯出钱了，知道要出好价钱来买好的农产品。既然有人愿意出好价钱，那么做投资、发展经营的意愿就会上升。当然，这个过程还会冒出无数实际问题要解决，那就一个个去解决。过去两句老话我看现在也管用：一靠政策，其实最要紧的就是体制改革政策；二靠技术。

我也不大相信所谓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我们当年下乡时，我哪里敢想上大学、回城市、当教授啊？但世界终究会发生变动，变动之中总有规律。尤其今天的中国，又是开放又是技术进步，变化超出预想，怎么可能固化？

多少厉害的农民早就冲进城镇，或在农村上了台阶。举个我认识的人的例子，这个人叫周克成，是云南农村出来的，先到广州打工，后来他开始看报摊上的报纸，有一些专栏吸引了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跑到北京，在北大附近一边打工，一边听课，听完好几个老师的课，自己也动手写作，几年后应聘到网络媒体当上了编辑，现在一个经济学会里做专业性工作。我们北大的保安中，很多人都是一边站岗，一边业余听课，然后抓住机会就冲破固化。当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但是只要努力，总还是有机会，这个机会从历史的尺度看比过去多了。

1982年，周其仁（右一）在云南边境的景颇族山村调研。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在基本教育上持续投入。上世纪80年代我初到温州调查的时候，还没有义务教育法，很多厂子的工人是青少年，工作是做纽扣、穿珠子。我问为什么干这个？回答是比在家放牛强。好多贫穷的家庭觉得小孩干点活，捡点柴火也比读书强。今天再看，至少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是普及了。我们大学对口扶贫单位在云南弥渡县，这两年我去看过几次，村里孩子一律住宿上学，一礼拜回家一次。我不是说现在已经够了，还应该继续投入。特别是还要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去掉那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顺着历史这条线看，再穷的地方和家庭，孩子只要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来日的机会一定比过去大。

现在社会其实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经济在增长，每天会增加出很多新机会来。当然，永远做不到一步登天，马上都变成马云也不可能。城里人也没有都变成马云啊。但是总的来说，机会比过去多了。只要坚持努力的人，明天都会比今天过得好一点。要有一个好风气，就是不能屈从命运，更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