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1998年的宏观政策取向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国内市场需求

        一是污水和垃圾处理。过去全靠政府投资，既发展不起来也维持不下去。其实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商品性服务，谁受益谁掏钱。现在连一些财政收入比重很高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垃圾和污水处理向居民收费的办法。只要预期能弥补成本，企业就愿意投资，银行就愿意贷款。收费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合理调节和抑制环境污染，多制造垃圾需多交费，多排放污水要多交钱，这样使企业和居民能及早考虑到环境污染的成本和代价。收费的办法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研究，比如贵阳市对居民收取的污水处理费是附加在自来水的用水费上，理由是用一吨自来水就意味着将产生一吨的污水。
　　二是燃气供应问题。我国城镇的燃气普及程度非常之低，由此造成居民生活条件差，环境污染大，问题已十分严重。燃气的生产和供应已是比较成熟的工艺，关键是解决筹资问题。筹资的问题又主要是价格问题。建议在绝大多数居民可以接受的前提下，对入网和供气的收费标准适当放松控制，政府的监督应以防止企业谋取超额垄断利润为重点。
　　三是公共交通问题。一些城市的经验已经表明，公共汽车交通放开由社会投资经营是完全可行的，但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督，及时查处违纪违规现象。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严重滞后。地铁、轻轨一次投入都十分巨大，但只要采取真正的企业化经营，同样可以收回成本，甚至像香港一样还能有点盈利。银行给轨道交通项目的贷款可以成为优良资产。对这类项目还可以放开，允许搞BOT，允许外资进入。我和许多城市的领导同志、银行的负责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轨道交通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举措，起步越早，损失越小。轨道运输是大众交通工具，不是只有发达之后才可以搞的奢侈设施。100多年前纽约和伦敦地铁建造之初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现在我们因城市交通不畅造成的损失早已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今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是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江泽民总书记和朱总理在视察灾区的时候曾指出，灾后重建不能简单恢复过去的村落，而应该重新规划，相对集中，形成各方面条件、设施更好的新村镇，除了灾区之外，各地普遍都面临着如何适当集中人口，加快城镇发展的问题。我国城镇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越是发达地区，这个问题越突出。过去我们把城市人口看作包袱，这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城镇化一经启动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农民居住分散，生活质量不可能得到很大提高，即使有钱翻盖新房，也不可能有力量把上下水、煤气、电话通到每家每户。更大的问题是农村经济中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准不可能有很大提高。即使从扶贫办教育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把希望小学办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镇，鼓励贫困山沟里的人搬迁出来。对城镇化进程顾虑最大的问题是担心会减少耕地。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占用的土地大大超过城镇居民，小村庄居民占用的土地大大超过大的乡村。有一个村庄就会有几条路通进去，电缆、电话线路拉进去，占用的耕地更是天文数字。发展小城镇和布局合理的中等城市各地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抓好规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避免一哄而起。
　　房改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必须下大的决心才能有所突破，预计明年局面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令人依然十分忧虑的是教育的投资和消费比重太低，不论是从近期还是长远，从结构还是总量来看，这都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的人数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基本持平，在人口中的比重甚至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过去高中可以普及到乡镇，现在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县城里才有高中，县城居民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又只有一部分能升入高中。即使是内蒙古这样的落后地区，20多年前县城里的初中毕业生如果想上高中，基本都能如愿以偿，但是现在只有1/4的初中毕业生能升入高中。贵州目前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只有不到20%。可以想象，有这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时就挤入就业市场，社会的压力多么巨大。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不仅妨碍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危害社会和政治的进步。
　　如果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经济上可以很快就见到积极成效。要严格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让各级政府包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非义务教育可以完全放开，给社会办教育自主权，给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合理的收费权。政府对高中和大学的财政拨款可以部分或全部保留，用来建立困难学生奖学金。金融机构可尝试建立贷学金制度。中国家庭重视教育全世界有名。历次储蓄动机调查，子女教育都名列前茅，甚至都超过了住房和养老。有人担心放开办学会影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证明这也是多余的。例如非官办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政府、社会、家长和用人单位无不赞赏该校毕业生素质非常之高，超过了我们官办的大学。我们对与外国合作办学也是顾虑重重，其实有法律、有政策，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根本没有问题。我们对出国留学采取的是支持、鼓励政策，对“国内留学”反倒是禁止或限制政策，令人颇感费解。美国一年仅靠吸收外国留学生，教育部门就可以创造70亿美元的收入。还有人担心放开由学校自主招生，教育质量会下降，招多了学生就业有困难。其实让学校对自己的毕业生质量负责，绝大多数学校会更加严格控制学生的水准，真正实现“宽进严出”。更何况学校牌子也好，学生自身的水平也好，最终要靠社会和用人单位来检验。市场经济中的就业是要靠供求双方解决的事情，现在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只要政府不许诺，学生毕业后就不会找政府要工作。把教育产业搞活了，且不谈对科教兴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在未来几年里这个部门自身每年可以为GDP的增长提供0.2到0.5个百分点，派生的拉动作用更大得多。
*本文是作者就1999年的宏观政策问题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写于1998年11月30日.
　　1996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与上一年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货膨胀问题正在缓和，但是其他方面的矛盾却突出起来。
　　1.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基本指标来看，情况之好确是近年来少有的。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经济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社会就业状况也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恶化。这是三年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结果。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成功的经验。我以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在1993年出现经济膨胀势头时，及时采取系统的政策进行遏制，但强调结构调整，没有搞全面紧缩；二是针对物价上涨主要是食品拉动的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特点，切实加强农业，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通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出口，调节国内供求，稳定粮油价格。这些宝贵经验来之不易，今后仍将会大有用处。
　　2.当前宏观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库存增长过高。国民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不健康的因素。具体分析消费、投资、进出口等总量指标，最突出的问题是“存货增加”畸高。根据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中的“存货增加”是3032.6亿元，相当于按支出法计算的GDP的5.1%(见1996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提要》)，其含义为：去年的GDP比前年增长10.5%(最新统计数)，但相当于增长部分一半价值量的产品成为库存，就是说既没有用于消费，也没有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根据目前的工业产销率来推算，今年的“存货增加”总量估计会达到4500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6.5%左右。目前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一般都只有GDP的千分之几。“存货增加”太多，必然导致高速度低效益、货款占压多、相互拖欠规模大，而且微观组织总是感觉资金短缺。形成这种高库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性体制性的原因，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生产有很大盲目性，适应市场能力差。国外的企业没有订单不生产，我们的企业还有许多是生产出来再找买主。据调查，目前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易，签订合同的只有一半左右，其中严格执行合同的又只有一半。二是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原因，国外需求(出口)增速放缓，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没有达到实际增长超过GDP增长足够多的程度。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各自的较大影响作用。如果企业不转换机制，生产结构不可能逐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存货增加比重高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假定企业都能做到按订单生产，那么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5%左右，而不是10%左右。一些外国学者专家说，中国通胀率大幅下降而高增长率保持稳定，按照他们宏观调控的经验，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情。其实这并没有奇怪之处，因为我们有高库存这个特殊因素。
　　3.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生产和需求相互适应是现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课题。解决生产适应市场的问题，既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又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内容。因此，现阶段改革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都应以此为中心。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战略性调整，最主要的就是从多方面把企业推入市场，逐步减少直到停止盲目生产，最终树立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市场经济观念和规则。明年应尽可能地加大企业兼并、停产整顿和破产的力度。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提前退休或重新就业是改革过程的必然。减少积压产品的生产可以节约大量资源(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拿出一小部分就可安置相应的富余职工。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开拓国际市场，调整国内需求。这种调整并不需要放松货币财政政策，额外增加信贷，也并不是要额外扩大很多需求，而是把“存货增加”这项非意愿需求转化为意愿需求，即出口、消费和固定资产形成。否则每年有3000亿或4000亿甚至更大数额的产品放进库房。也就是有这么多的储蓄资金压在账上，我国经济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重新发生总量膨胀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再刺激起新的一轮经济过热然后再进行治理。但是总量控制方面我们既有直接手段，更有间接手段，是完全可以掌握好的。而且从现阶段物价上涨的内在机制来看，只要继续搞好粮食的生产和进出口调控，整个物价总水平就会保持基本稳定。某些基础产品和服务的比价偏低，还应允许其有所调整，不会影响大局。需要注意的是另一种倾向，利率下调、资金分流，投融资方面不开正门去多途径引导，势必会出现各种集资、拆借、炒作等不规范、不合法的金融活动及分散盲目的投资活动，形成热潮，又将付出很大代价。
　　4.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扩大国内市场容量。鉴于我国的情况，最好不笼统地提出增加最终需求或培养新的消费热点等等口号，因为这样容易导致一哄而起。目前的消费需求，从吃穿用等商品消费方面来看，增长速度超过同期的GDP增速，不宜再宣扬、再刺激。应当引导和鼓励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关联度高、对长远发展带动力强的服务性消费。首先是住房，其意义已广为人知，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加快房改，租售结合，建立抵押贷款体系，才能改变城市居民扭曲的消费支出结构，居民才肯积极花钱买房而不是大屏幕彩电，才能形成住房商品化和资金良性循环，住宅建设才能真正成为支柱产业。其次是教育，科教兴国，教育十分重要，其费用名为消费，实际上是特殊性投资。中国家庭重视教育，愿意为此花钱，可惜高等专业学校还是太少、招生有限。非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社会办学、个人负担，要抓住时机加快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第三是城市公用事业，水、电、气、道路特别是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此外，还有电信、文化、旅游等等消费。其他商品性消费，包括汽车、家电，包括农村的吃穿用消费，政策应保持中性，不必特别倡导，而且事实上在这些方面政策的影响力也很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消费与投资相比，宏观政策一般都会鼓励投资而不是消费。我国情况特殊，国有部门的投资，仍然存在着“大锅饭”和盲目性问题，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十分严重。问题的要害是投资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还太低，没有形成竞争约束机制。靠各级政府部门干预来优化投资结构，只能适得其反。关键是要抓紧投资体制改革，不要按老机制复制新项目新企业。从政策调控角度来看，应当有选择地适当增加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最好是国家主动批准一些大型特大型项目开工建设或加快建设，这样也有助于抑制大量的小项目盲目上马。前面提到的服务性消费，如住房、教育等等，要增加消费，事实上也必然要相应增加投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地铁和轻轨项目不宜再冻结审批。原来的理由是，正在建设和酝酿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达几千亿元，似乎不得了，其实这是今后10年、20年的投资，分散到每一年，没有多大比重，因为现在一年的投资总量高达两万多亿元。城市交通问题对城市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特大城市，不加快发展轨道交通设施，交通拥挤造成的浪费和污染会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加工工业投资(包括技改投资)要减少政府行为和计划分配，增强企业和银行自主决策和承担风险的责任，增强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这样才能逐步减少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国家计划不安排新的加工工业项目是完全可以的。在投资结构走向合理化的前提下，即使总规模增大一些，投资率上升一点，库存增幅会下降，总的经济效率也会改善，而且不会导致经济过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35～40%)也没有出问题。关键是结构合理。
　　5.进一步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经济国际化已有很大进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提高我国经济的素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增加国内建设规模首先会必然地增加国内市场的需求(土木建筑、一般设备材料)，当然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内国外的供应厂商会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竞争关系。从总体上说，这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而且是好事，不是坏事。过去几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过度保护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最后都效果不佳。原因很简单：有竞争才能有效率，有进口才能有更强的出口。建议明年的涉外经济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进一步推动外贸工作从出口创汇为中心向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稳定现行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外市场。第二，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进口。我们已连续数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顺差，如果明年的外汇储备再增200～300亿美元，很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对我施加压力，而且为了使储备保值增值，我们还势必要把外汇拿回到国际市场去运作，其利率比外资从中国获取的平均回报率低得多。建议明年由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发人民币债券，在坚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前提下，多安排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相应增加进口，增加外汇需求，从而减少中央银行购买外汇转增储备的压力。第三，要下决心解决一下走私问题。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增加进口就会削弱民族工业、打击国有企业，事实并不如此。真正的危害是走私贩私。四川长虹负责人说，他们绝不害怕正常的彩电进口，但是国内销售的外国彩电90%(400多万台)是走私进来的，外国产品不仅逃避了关税而且还不交进口流转税。此外还有香烟、照相机、录相机、甚至汽车等等产品，也有类似之处。应堵、导结合，一方面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要大张旗鼓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各个环节查禁罚没走私贩私，号召每个公民都不买不用走私物品，对举报走私贩私的群众要给予重奖；另一方面继续降低关税总水平，其中对走私严重的几类商品，建议降税的幅度更大一些，以鼓励其正常进口。这项工作做好，财政可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上多收2、3百亿元。利用加工贸易名义进行走私活动仍然相当严重，要进一步完善银行台账制度，区分企业，对模范守法者给予更大优惠和便利，对违法者给予更严厉的惩处。抓紧研究长远上解决问题的加工贸易管理新体制。最后，为防止物价反弹、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也为树立我国在国际市场负责任的参预者的形象，建议在价格走低之际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期货或签订明年交货的进口合同。与此同时，今年安排一点粮食出口可能也是必要的。
　　以上所谈的几点看法属于基本判断性质，具体的措施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写于1996年11月，原标题为“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的几点看法”。

改善经济循环，保持快速增长

　　关于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现在议论很多。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是：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人民币汇价相对周边国家上升、下岗职工多会影响社会稳定、外资进入的势头不振、企业经营更加困难，等等。我认为，对此必须统筹考虑对策，但是也不必把形势看得过分严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抓住要害，采取一致的而非互相矛盾的政策措施。
　　我们面临的问题与东南亚和韩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太低而不是过高；国际收支顺差太大而不是存在赤字；财政能力太弱而不是公共支出太多。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导致了循环不畅，新增社会库存连续数年超过GDP的5%。速度很高，但效益却很不理想。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必须靠加快改革来转变机制，这绝不是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取代的。但是宏观政策可以创造更有利于改革的环境，有责任在转轨时期实现和保持一个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格局。否则我们不仅不能完全抓住发展的机遇，而且还有可能使各方面的日子都十分困难。如果经济发展是强劲的，那么就业机会就自然会增加，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下岗分流就不会出大问题；外商看到的投资机会也会增多，外资流入就会恢复原有的势头(问题的要害绝不在于对外资的特殊优惠)。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明年的宏观政策方针应当是在改善国民经济循环(减少库存积压)前提下，保持快速增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国内市场容量；二是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些政策取向，应当进一步系统化。
　　首先，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实施人民币贬值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比，仍然低估严重，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和服务价格总体上还大大低于国际水平。在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情况下要使人民币贬值，违背市场常理，中央银行必须不计后果地更多地买入外汇。而且，人民币贬值会对港币形成巨大压力。
　　其次，鼓励进口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有助于减少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这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积极办法，同时更有助于增强我国的产业实力和提高今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扩大进口的前提条件是扩大国内投资。我们不可能鼓励进口消费品，关于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政策也不必有大的调整，因此只能鼓励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这就必须显著地增加投资，否则增加进口的愿望就多半会落空。当然，为防止出现一哄而起，鼓励投资应谨慎操作。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超过了GDP的增长，根据是今年1-10月统计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4%。如若这样，我们就必然有较明显的贸易逆差，因为GDP不够使用了。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形式逻辑问题，消费总额不等于消费品零售总额，前者与后者相比，一年要多出2万亿元左右。因为消费总额包括以下几项：1.居民商品性消费(等于消费品零售总额口径)；2.居民服务性消费(如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等)；3.农民自给性产品消费；4.社会消费(政府和多种机构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因此，1996年的消费总额是40,155亿元，而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只有24,614亿元。今年的情况则是第2、第3和第4三项消费增速低于国民经济增速，而且有不少迹象表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字也有高估的可能(目前各商场和集市都以销售额评等定级就是一个原因)。总的消费增长趋缓，总储蓄率势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增加更多的出口，就必须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否则就只有增加更多存货。这些因素是相互并列，相互影响的，同时观察这些因素，就不大可能得出互相排斥的结论。我们还必须警惕通货膨胀反弹，但是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证明，现阶段物价上涨与结构不平衡关系密切，与投资规模关系并不如过去那么直接。
　　增加投资首先是基础设施而非一般工业。尽管存在着类似广东机场布局过密的不合理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我认为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分超前的问题。设计能力留有余地是基本的也是合理的要求。例如公路的交通流量总是在通车后若干年才达到饱和，然后还会不断上升。台湾70年代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受到社会激烈批评，有人甚至说这是当官的为了自己坐车兜风方便，因为当时台湾的汽车还很不普及。随后人们则逐渐认识到这条公路是“台湾经济起飞的跑道”。对于机场的建设规划，国外一般要求要有30～50年的提前量。而我们总是在不断翻修、扩建，算总账并不划算。首都机场新候机楼规模宏伟，然而设计流量是按2005年考虑的，就是说1999年投入使用后6年就达到饱和。目前的首都机场拥挤状况令人十分难堪，国际航班出港仅边检就需排队40～60分钟。基础设施的回报问题要认真研究和探索，需要有分行业分项目的具体运营、管理模式，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其自负盈亏的能力是不断提高的，包括城市公共交通也有可能做到商业性经营。即使目前来看没有把握盈利的项目，从长期看其增值前景也是乐观的，完全不同于工业项目的重复投资和积压品生产，因为后者是无经济效益的。电力、铁路、公路、邮电等工交部门都是资产规模大，增值幅度高的行业。这已为近几年的普查和评估所证实。城市供水、供电、道路、地铁都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除基础设施以外，增加投资还要多鼓励高新技术行业发展，鼓励农业开发，在这些方面可以研究一套优惠政策。
　　特别需要增加投入的还有教育和科技。亚洲各国目前竞争力不强，据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方面还不如美国和欧洲。我国更差一些。但是，要实现现代化，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把工业化与经济的信息化或知识化结合起来。这是理想的道路，也是唯一的生路。近两年我去过几所国内著名的高校，发现这些学校的面貌变化很少，许多地方破破烂烂，有些教学楼的条件比20年前甚至30年前还不如。这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相比相差很大，与社会上饭馆、酒店和卡拉OK厅等设施的发展相比更有两个世界之感。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与发达国家投入科技、教育的绝对价值量攀比，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足够的资源引导到教育和科技上来，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国家必须增加必要的投入，为此多发一些国债也是绝对合算的。同时还要提倡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教育和科技的各种形式投入。国外许多大学的经费主要靠捐赠和赞助，国家可以免税优惠；有关的企业和社会机构实际上也有自己的收益，或委托培养了人才，或宣传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此外，个人和家庭在非义务教育上的支出也有很大潜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副院长告诉我，今年全国有50多家大学招收工商管理硕士，学费一般要2万多元，但是报名的人有23,000多人，实际招生数额只有3000多人。显然学校提供的就学机会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教育相似的还有文化，同样供不应求，同样可以成为巨大的产业，都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前几天在参加小林实经济研究基金颁奖活动上，遇到吴敬琏等教授，大家无不有同样感受，亟盼政策能有建树。住房之成为新的增长点，卡在现行的住房制度上，无疑也应在明年有大的作为。这些都是当前迫切需要的结构调整。
　　上述各项投资增加能否如期实现的关键是筹资问题。计划、金融、财政等方面都需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放宽基础产业的进入限制，鼓励国内外各种资金投入；其次允许和鼓励商业银行提高其固定资产贷款的比重，特别是有市场前景的基础性项目的贷款比重，虽然期限长一些，但风险其实比较小；加大地方企业债的发行规模，鼓励基础产业项目从证券市场筹资；适当加大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最后增发一点国债专项用于科技和教育。对此应进行必要的宣传和解释，各国为平衡经济都曾发债以促进各种非盈利社会事业的发展，我国国债余额只占GDP的7%，欧美国家平均都在60%以上。外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债务过度可能产生的负作用，他们绝不是比我们愚蠢得多的一群傻瓜。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猜想，也总是存在着比欠债更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才选择了发债。总之，在落实了人民币资金的来源之后，扩大投资和增加进口才是可能的。
*本文是作者讨论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通信，写于1997年12月9日。

加快结构调整与培育新的增长点

　　1997年以来，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已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出口增速大幅回升，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4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矛盾。突出的问题是库存增长居高不下，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宏观分析中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单看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很不够的，因为整个GDP生产出来后还有社会消费、居民个人服务性消费、净出口等几项使用，除了这些之外就是社会库存增长(存货增加)。例如1997年上半年的GDP是33 18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合计20 423亿元，大体上占2/3。还有12757亿元是怎么分布的我们并不清楚，通常也没有人研究。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方面，最能说明宏观经济的态势。虽然上半年的工业产销率比1996年同期略有提高，但仍然只有94.6%，如果全年达到95%左右，那么又意味着要新增社会库存(产成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的总和)5000亿元左右，因为1996年的工业总产值近10万亿元(工业普查的调整数)，产销率低一个百分点就有大约1000亿元新增库存。这其中压死的银行贷款至少占60%以上，全年大约有3000亿元的银行贷款因社会库存增长而成呆坏账，绝大部分库存最终都要成为废品。根据统计局的资料，1996年的存货增加达4591亿元，占GDP的6.6%；1995年为3576.5亿元，占GDP的6.0%；1994年2404.3亿元，占GDP的5.1%。这种比率表明，经济结构问题十分严重，而且也说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存货增加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会超过1%。我国经济的高速度、低效益或低效率，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面临的紧迫任务也可以由此入手加以理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供给过剩，都是相对过剩，不可能是绝对过剩。居民最终消费的现状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与国际社会比较，我国消费结构有几点突出的不合理。第一，衣、食水平大大超前于住、行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居民平均的饮食水准在几年前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了。穿着方面更是这样。住和行两方面的生活质量虽然最近几年改善很快，但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第二，住和行的条件两相比较，住的方面比行的方面改善更快一些，更普遍和均衡一些。虽然远距离交通紧张有很大缓解，但城市交通状况则在恶化。第三，和物质生活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文化消费水平较低，除电视机普及程度超出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外，我国的报刊、书籍和文化娱乐消费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重很低。第四，居民用于生存和享受方面的支出增长大大超过用于发展的支出增长，我们在吃穿用方面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七八十年代水平的时候，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及这些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例如，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目前的大学入学率(在校学生与适龄人口的比)为4%，而韩国1962年的大学入学率就是6%。1993年，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的高等教育入学率23%，高收入国家已达到53%。固然不能把高等教育入学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绝对化，但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经济无一例外都存在于大学普及程度高的国家。世界经济发展愈来愈依赖于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完全靠教育作支撑。
　　居民最终消费的结构失衡，显然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消费(政府和机构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结构问题，与过去相比，具有“软化”的特征。就是说，70年代的缺吃少穿和80年代的煤、钢等重化工产品紧张，已经被成功地克服了，现在的结构问题都是第三产业不发达问题，即住房、交通、文化、教育、保健、信息、旅游等等，这些领域的消费都是服务性消费。但是，这些“软”条件的改善，同样需要“硬”的投入，而且是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久、涉及范围更广的投入。这些领域不仅可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而且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提高国民素质，还可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是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
　　上述消费领域和与其相关的数量更多的产业都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原因何在呢?不是因为中国人只喜欢吃穿，不喜欢改善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恰恰相反，中国人也特别愿意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也非常希望交通工具能快速和方便，更盼望自己和子女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国居民现在有很高的储蓄倾向，在住房、交通和教育等等方面同样能够有极强的消费倾向，人们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钱。问题的要害是，目前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决定了他们不能多花钱。此外，这些行业的欠发达，事实上是相互影响着的。例如，当交通不发达时，住房的建设和出售就遇到很大的障碍，相当大比例的商品房卖不出去，是因为交通问题。当教育不发达时，科技、文化、资讯等产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与上述消费领域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管理可以企业化或半企业化。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而且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与增加大量库存占压资金相比，目前无利可图或亏损的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也合算千万倍。
　　解决我国经济目前的结构失衡和循环不畅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议论和建议，我认为特别需要重视和迫切需要采取措施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领导同志1996年曾多次指出，居民住宅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意见已被经济界所广泛接受。要使之成为现实，就必须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然而在房改能否加快的问题上意见就不一致了。有同志说，房改不能快，因为中国人收入水平还太低。这是糊涂观念。房改是从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也就是暗补转明补，国有经济部门一年建房、修房和管房的支出目前在2000多亿元以上，把这部分国民收入逐步转入工资，国家和企业一般不再为职工建房分房(当然还可以有少部分福利性公房)，由市场向居民提供住房(或出租或出售)，职工并没有净增多少负担，但是分配会更透明、更公平。旧的住房制度的弊病越来越突出，行政性分配注定就难以合理，不正之风是必然的，甚至为腐败创造了条件。如果住房分配是货币化的，就不容易出现类似王宝森一个人掌握上百套住房钥匙的事情。加快房改，唯一的实际障碍是，各企事业单位的情况不同，平均能够用于各自职工住房支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暗补转明补有个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考虑到职工个人的情况，有老有新，有的已经退休等等，差别就更大了。但这也同样有办法解决，因为已有30多亿平方米的公房存量，在提租和出售收回大量现金的同时，可以对特殊人群(老干部、老职工、下岗人员、失业者等等)给予减、免、缓、补等过渡办法。此外还有新建的公积金，也是非常有力的支撑点。总之，我认为几年内基本实现住房商品化是完全做得到的，这和我们1993年议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的情形差不太多。
　　第二，加快城市交通建设，特别是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了32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个。这些城市的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主要依靠轨道交通才能解决。有同志说，我们现在还太穷，不能过多发展轨道交通，这种意见我认为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于：(1)轨道交通作为大众交通工具，虽然一次性投资量大，但使用人很多，使用时间很长，社会经济效益极高；(2)欧美国家上世纪末开始修筑城市地铁时，人均GNP只有200美元左右，地铁不是高收入社会的产物，也许正相反，由于有地铁和轻轨才有繁荣的现代城市经济；(3)我国大城市交通拥挤已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而且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失，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年因交通堵塞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10亿元，甚至上百亿元。我们总不能说，有钱浪费而无钱改善；(4)发展轨道交通，政府要花许多力气，但是香港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地铁这样的行业，也同样可以做到自负盈亏，要有一整套政策，但绝不需要由政策把投资筹资全部包下来。如果因为地铁造价高昂而推迟建设，将来更建不起，因为地铁造价的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当前最要紧的是，松动1995年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冻结性控制。现在的全社会投资，一年就有25 000亿元以上，其中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是微不足道的。发展公共交通可以有机地与控制小汽车结合起来，尽量少用行政性办法而是采用公开透明的经济办法(例如类似新加坡的“拥车证”拍卖办法或简单地征收城市交通建设费等等)，筹资的问题就可以有长久的解决办法。简单地说，假如北京的每辆汽车每年交5000元公交建设费，对于车主来说并非不可承受，但总额就可达50亿元，一年就可以建十几公里地下铁道或几十公里的地上轨道。
　　第三，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使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是一种产业，是第三产业中最大的行业之一，是每年创造千百亿元增加值的部门。教育可以成为居民和社会消费支出的重要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开发性投资部门。十几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结构也有很大改善，但是总起来看教育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过去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建设没有造成太大拖累，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还是靠较为简单的引进和模仿，靠扩张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而非知识密集的产业。现在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高度看，目前的教育体制存在几个不适应：(1)义务教育国家财政不能确保，非义务教育个人负担比重太低；(2)基本上还是一种“应试”教育，学生高分低能，校门难进易出；(3)学校规模不经济，教育资源利用率低，高等学校还要自己“办社会”；(4)多种形式社会办学还很不够，原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很不落实；(5)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各级政府仍然包揽过多，还没有转到市场就业轨道上。小平同志10年前就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既指的是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样也指的是智力资源的开发。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到，美国有1000万在校大学生。现在，美国各种高等教育的注册学生已经有1500万人左右，而我们的普通高校加上电大函授等各种成人教育，全部大学生只有500万人左右。美国的教育产业，一年的增加值数千亿美元，仅只因吸收外国留学生一年就收入70亿美元。近些年来，我们有一种自我安慰的理由，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似乎说明教育的供给已经过剩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印象。我国高素质就业者仍然太少，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提前就业，显然不如推迟平均的就业年龄，延长每个人学习培训的时间。这就是教育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是强调要保证质量，因而要控制办学和招生，甚至实行了全国统一发放毕业证书的办法。我认为，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政府固然要审查监督学校，不能让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学校出现和生存，更不能允许违法现象，但是评判学校成败和学生水平最终要靠社会和市场。在教育领域引入必要的竞争机制应是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四，要加快培育起文化产业。物质性消费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性消费需求就会急剧增长。文化作为产业而且是特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国家早已如此。附加价值比例最高的商品大都是文化产品。即使是在服装、食品、家具等日用商品和建筑产品及各种服务中都有文化的因素。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如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一样，通常都是市场价值高的产品。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实际上已经开始成为热门行业。在工业、建筑业不景气的同时，出版社、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利润却在不断增长。然而总的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文化产业，因而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电影、电视、音像制品市场上，充斥着外国货；文学、戏剧、美术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生存挣扎状态；我们的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不过200万份，不及英国的一家小报的一半。一些同志对文化产业化有许多顾虑和担心，大概是多余的。道理在于：(1)只有产业化才能满足国内的文化需求；(2)产业化还可以满足国外的一部分需求，仅只华侨华裔社会就有巨大的市场；(3)可以很快形成一个拥有庞大的无形资产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因为世界上讲中文的人比讲英文的人多一倍，而且只有我国才有充分条件成为生产中文类文化产品的中心；(4)强烈地带动电子、信息、旅游等行业加速发展；(5)真正有可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反映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当然，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和困难，应当谨慎对待。文化产业自然是一个特殊产业，毫无疑义不能简单地套用其他一般商业性行业的规则。但是最根本的是，一定要使我们的文化机构及其产品和服务成为各种文化市场的主体，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没有意义。
　　第五，进一步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对信息产业发展的必要性是没有争议的。现在可能需要做的是：(1)加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引导，避免大的失误；(2)在各个相关的领域尽最大可能地引入市场机制，例如在电信行业要大胆鼓励发展竞争；(3)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力度；(4)增强国家的尖端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融资支持。在信息产业方面，我们既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昂贵的产品和设施不会有很大市场，有限的开发性投资只能集中在收益最大的领域。总之，要重实效，不能图虚名。这样在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我们能够抓住机遇，缩短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而不是因之而被甩得更远。除上述5个方面，卫生保健、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等等也是前景广阔且已经发展较快的新的消费领域。可以看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服务业，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都是中国需要的。对中国经济的市场需求潜力和增长空间的担心和忧虑完全是多余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能更有效地把我们的资源(包括可利用的国外资源)配置到这些服务业部门及其他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门。
　　朱副总理不久前指出，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期限长、回报率低是很大的问题。这确实是当前发展和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采取鼓励基础性投资的政策，行政行为、盲目决策和无人负责会酿成很大损失。但是，加快改革是可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大量的交通、能源、通信以及一部分水利项目的投融资活动市场化，政府只承担必不可少的职责，让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以及外国投资者去承担风险并获得应得收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国际上也有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即使是公益性的项目，除政府要加大投入外，也应当努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应当大量增加对基础科学、尖端技术、义务教育、群众文化等等不可能市场化的投资，其社会效益及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之任何工业项目，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都高得多。政府通过少搞这些工交项目，或者增发国债来加大改善软件的投入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更要靠开放市场竞争，例如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石化工业等等。船舶工业完全可以经过组建企业集团、引进技术、加大投资力度而一举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当前，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条件非常有利，抓住时机，我国经济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写于1997年夏，曾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1期。

关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建议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表明，宏观政策的取向完全正确，但是内需增长仍不够理想。当务之急还是启动投资和消费，否则8%就保证不了。我们不是为了速度而追求速度，因此要特别注意短期与长远的关系，切实改善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率。
　　消费绝非没有潜力。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盯着实物性消费。食品、衣着、家用电器等等方面出现突然的消费热潮是毫无可能的。许多服务性项目却可以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方面并没有形成充分供给。从1989年到1997年，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没有变化(都是32%)，本身就值得我们反省。这些领域关乎中国的未来发〖JP2〗展，深受社会各界关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居民自己愿意花钱支出的部门，能够对其他各行业形成巨大持久的带动效应。而且更现实的是，这些行业本身都创造国民生产总值，这个道理至今有许多同志不认识。
　　首先是教育及其相关行业。据估计去年我国教育行业直接创造增加值约2000亿元，占GDP的3%左右，是最大的服务业之一。但是，目前的教育与满足群众要求相比差距很大，更不要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如果我们能从现在起立即采取措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扩大夏秋季招生规模，则教育及其相关行业就可额外使GDP增长0.3～0.5个百分点。这样说是有足够依据的。1997年各级在校学生共2.13亿，比1978年还少4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24%，比1978年低了将近5个百分点(当时为22.18%)。毫无疑问，20年前的教育结构很不合理，质量更无法和今天相比，但是当时教育产业的总体规模是较为合适的。从那时开始，教育规模发生了10多年的收缩，1990年各级在校学生数不足1.76亿，占人口比重最低时为15.17%。从1992年之后，教育事业重新开始恢复发展，在校学生数在最近5年里，平均每年增加700多万人。尽管如此，许多人要上大学还是困难重重，初中毕业后升高中也不容易。像北京这样教育最发达的城市，每年上不了大学的高中生占一半左右，还有上万的初中毕业生无学可上，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却因为生源问题在调整合并。建议从现在起，放开招生规模控制，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更应主要由学校确定计划，允许高中以上学校在一定限度内合理调整收费标准，并且由各地自己研究对困难学生的减免补办法，扩大奖学金贷学金覆盖范围。采取这些措施后，新入学人数和家庭自费支出的比例都会有较大提高，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都会高兴。政府不必担心会产生新的产品积压和新的不良资产，也不必担心学生多了教育质量就会下降、国家负担就会加重，更不必担心文化水平高了人们就业会更加困难。
　　其次，旅游业也是短期内可以有较大增长的行业。1997年旅游总收入比上年增长35%，显然是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之一。各级政府应当更积极地引导和促进旅游的发展，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切实保护旅游者的权益。目前看来还应特别注意改善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交通、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条件和设施。
　　第三，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费可以达到十分可观的水平。这也是未来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重要领域。事实上文化和体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意料。现在销售最好的是书籍和体育健身用品，一些报纸的收入规模成几何级数扩张，出版社很少有亏损。影视和音像的市场潜力更大。应当更积极地引导和鼓励文体事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各地应多举办一些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经费不足，可以通过适当扩大彩票发行的办法来解决。繁荣文化事业还会从精神上鼓励人们努力向上，改变目前一些地方出现的萧条和紧张气氛，刺激其他消费需求，从整体上说也有助于缓解下岗再就业压力。
　　最后，还有住房消费。增加内需，住房被寄予最大希望，确实也有这个可能。但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心。房改由各地分散决策是非常恰当的，但是不提租就达不到增加消费的目的，因为住房行业的增加值就是租金，而且提租没有力度售房就难以走上健康轨道。通货膨胀时我们不敢提租，通货收缩时应是提租的好时机。用于建房修房的支出，都可逐步转为工资性补贴，而且现在的职工收入支出中住房比重就低得很。至于买房给补贴则可以用存量公房出售收入来实现。可能的问题无非是提租后有一部分低收入者承受不起 ，这可以有减有免或发补助，一应由地方政府自己筹划。即使提租收回一百元钱，发补助又拿出去五十元钱甚至八十元钱，都是完全划算的。关键是各城市自己完全负责，按市场经济要求做到公正和公平。此外，许多地方同志反映，取得住房抵押贷款还是太复杂太困难，这方面需要尽快有根本改善。
　　关于增加投资，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下半年会逐步见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投资的效益问题已引起普遍关注。国家近期进一步增加基础性投资，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时效性，项目属于能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有效需求的；二是永久性，项目能从长远上根本上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可有可无或盲目重复。这第二个因素相比而言更加重要。除已确定的粮仓、电网、住房和植树造林等项目之外，下半年增加投资还可考虑以下方面：(1)全国每县可建设50～100公里水泥或柏油路面的县级公路；(2)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解决义务教育校舍不足或使用危房问题，凡是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申请建“希望小学”的村庄，一律予以满足；(3)全国整修各种水库、引水渠。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可很快开工且在年内完工，不涉及太复杂的设计准备，而且可就地取材，广泛带动经济。关键是要严格监督审查，及时惩处虚报浮夸和可能的腐败现象。
　　上述公益性投资非常必要，都是迟早要办而且迟办不如早办的事情，为此增发一点国债能够为人大、政协和干部群众所理解，这与乱花钱和呆坏账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另外一些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如城市供水、供电、煤气、地铁、轻轨、垃圾处理等等，则可以考虑由地方提出建议由中央财政代为其发债筹资，或由中央批准发行项目投资债券或地方企业债券。采用后一种办法也有其促进债务约束和企业机制转换的好处。道理在于，如果因为担心它到期还不了而改企业债为国债，那就更进一步助长了各方面的大锅饭倾向。需要让我们的项目和企业去更多地面对投资者借贷者的压力，同样也需要让投资者和借贷者更多地在风险和收益平衡中自己做出决策并承担风险。在此过程中，政府和银行担保的作用并不是消极的。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地铁、轻轨等大项目)应尽快取消层层审批做法，由地方自己决策和负责。
　　越是增加投资，越需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是从根本上提高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唯一途径。铁路、公路、电信、电力等等基础设施领域，是相当长时期内投资发展的优先领域，然而也都是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和“大锅饭”问题十分严重的领域，那么多钱按老办法投进去，是否能做到合理、高效，确实是令人怀疑的。与此同时，也需要有关宏观调控部门抓紧研究修订若干重要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减少可能的失误和浪费。
*本文写于1998年6月27日，是就进一步扩大内需提出的对策性意见。

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教育改革

　　今年我国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即使增长速度达不到8%，也没什么关系。中央决定明年继续采取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关键是如何来具体落实。
　　明年仍可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要增加更多的国债似乎较为困难。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内启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除了今年确定鼓励的农林水、铁路、公路、住宅等等投资领域之外，明年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需求潜力非常巨大，而且绝大部分项目也可以通过商业性的办法来筹资、建设和管理。由于风险很小，虽然一次投资量大，期限长，金融机构仍然会积极贷款。特别是对于大银行来说，头寸没有问题，关键是资产能有连续的现金收益，时间越长，对收益率的要求就可以越低。同样道理，也可以项目本身为抵押发行债券，只要期限和收益率搭配得当，这种债券就可以成为不用还本的债券(史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曾经建议我们考虑发行的一种债券)。此外，还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展特许经营权项目(BOT)。
　　城市基础设施中，电信的筹资问题最容易解决，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改革体制，打破垄断体制，引入竞争机制。供电的问题主要是加快已经起步的电网改造，其中可能要注意的是，近期似应把资源集中在用电潜在需求最大的各种城市。农村电网建设也应从县城和人口相对较多的乡镇开始，尽量使投资量和用电量的增长成比例，这样，宏观、微观的效益都会好。供水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价格控制应采取间接调控的办法，让居民和用户参加听证会来解决，只要供需双方都能接受就能在市场筹集到资金。现在比较困难的是另外几个方面：
　　一是污水和垃圾处理。过去全靠政府投资，既发展不起来也维持不下去。其实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商品性服务，谁受益谁掏钱。现在连一些财政收入比重很高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垃圾和污水处理向居民收费的办法。只要预期能弥补成本，企业就愿意投资，银行就愿意贷款。收费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合理调节和抑制环境污染，多制造垃圾需多交费，多排放污水要多交钱，这样使企业和居民能及早考虑到环境污染的成本和代价。收费的办法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研究，比如贵阳市对居民收取的污水处理费是附加在自来水的用水费上，理由是用一吨自来水就意味着将产生一吨的污水。
　　二是燃气供应问题。我国城镇的燃气普及程度非常之低，由此造成居民生活条件差，环境污染大，问题已十分严重。燃气的生产和供应已是比较成熟的工艺，关键是解决筹资问题。筹资的问题又主要是价格问题。建议在绝大多数居民可以接受的前提下，对入网和供气的收费标准适当放松控制，政府的监督应以防止企业谋取超额垄断利润为重点。
　　三是公共交通问题。一些城市的经验已经表明，公共汽车交通放开由社会投资经营是完全可行的，但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督，及时查处违纪违规现象。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严重滞后。地铁、轻轨一次投入都十分巨大，但只要采取真正的企业化经营，同样可以收回成本，甚至像香港一样还能有点盈利。银行给轨道交通项目的贷款可以成为优良资产。对这类项目还可以放开，允许搞BOT，允许外资进入。我和许多城市的领导同志、银行的负责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轨道交通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举措，起步越早，损失越小。轨道运输是大众交通工具，不是只有发达之后才可以搞的奢侈设施。100多年前纽约和伦敦地铁建造之初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现在我们因城市交通不畅造成的损失早已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今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是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江泽民总书记和朱总理在视察灾区的时候曾指出，灾后重建不能简单恢复过去的村落，而应该重新规划，相对集中，形成各方面条件、设施更好的新村镇，除了灾区之外，各地普遍都面临着如何适当集中人口，加快城镇发展的问题。我国城镇化水平严重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越是发达地区，这个问题越突出。过去我们把城市人口看作包袱，这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城镇化一经启动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农民居住分散，生活质量不可能得到很大提高，即使有钱翻盖新房，也不可能有力量把上下水、煤气、电话通到每家每户。更大的问题是农村经济中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准不可能有很大提高。即使从扶贫办教育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把希望小学办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镇，鼓励贫困山沟里的人搬迁出来。对城镇化进程顾虑最大的问题是担心会减少耕地。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占用的土地大大超过城镇居民，小村庄居民占用的土地大大超过大的乡村。有一个村庄就会有几条路通进去，电缆、电话线路拉进去，占用的耕地更是天文数字。发展小城镇和布局合理的中等城市各地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抓好规划，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避免一哄而起。
　　房改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必须下大的决心才能有所突破，预计明年局面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令人依然十分忧虑的是教育的投资和消费比重太低，不论是从近期还是长远，从结构还是总量来看，这都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的人数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基本持平，在人口中的比重甚至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过去高中可以普及到乡镇，现在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县城里才有高中，县城居民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又只有一部分能升入高中。即使是内蒙古这样的落后地区，20多年前县城里的初中毕业生如果想上高中，基本都能如愿以偿，但是现在只有1/4的初中毕业生能升入高中。贵州目前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只有不到20%。可以想象，有这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时就挤入就业市场，社会的压力多么巨大。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不仅妨碍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危害社会和政治的进步。
　　如果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经济上可以很快就见到积极成效。要严格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让各级政府包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非义务教育可以完全放开，给社会办教育自主权，给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合理的收费权。政府对高中和大学的财政拨款可以部分或全部保留，用来建立困难学生奖学金。金融机构可尝试建立贷学金制度。中国家庭重视教育全世界有名。历次储蓄动机调查，子女教育都名列前茅，甚至都超过了住房和养老。有人担心放开办学会影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证明这也是多余的。例如非官办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政府、社会、家长和用人单位无不赞赏该校毕业生素质非常之高，超过了我们官办的大学。我们对与外国合作办学也是顾虑重重，其实有法律、有政策，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根本没有问题。我们对出国留学采取的是支持、鼓励政策，对“国内留学”反倒是禁止或限制政策，令人颇感费解。美国一年仅靠吸收外国留学生，教育部门就可以创造70亿美元的收入。还有人担心放开由学校自主招生，教育质量会下降，招多了学生就业有困难。其实让学校对自己的毕业生质量负责，绝大多数学校会更加严格控制学生的水准，真正实现“宽进严出”。更何况学校牌子也好，学生自身的水平也好，最终要靠社会和用人单位来检验。市场经济中的就业是要靠供求双方解决的事情，现在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只要政府不许诺，学生毕业后就不会找政府要工作。把教育产业搞活了，且不谈对科教兴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在未来几年里这个部门自身每年可以为GDP的增长提供0.2到0.5个百分点，派生的拉动作用更大得多。
*本文是作者就1999年的宏观政策问题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写于199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