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经济发展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30多年，我们创造了“中国速度”，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种产品中有220多种变成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分类的22个大行业中，中国的产值要么居世界第一，要么居世界第二。但过去的高增长，依靠的是大规模高强度的投资，依靠的是模仿型排浪式的低端消费，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值的大量出口。现在，这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供给看，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总之，支撑高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中国速度并没有同步带来中国质量。中国产品的质量位居世界第一的不多，原创型产品不多，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产业链上别人离不开的技术更是几乎没有。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如果把工业4.0比作智能化，我们处于智能化的还几乎没有，真正实现3.0即信息化的也不是很多，多数仍处于2.0的自动化阶段和1.0的机械化阶段，农业甚至还没有过机械化这一关。
对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如果以为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就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近期质疑金融去杠杆的声音多了起来，觉得实体经济的困难是因为货币信贷过紧。但是，即使货币放水，就能流入实体吗？即使进入实体，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无非是原有技术的规模放大，不就是再制造新的产能过剩吗？事实上，货币放水不会流入实体，无非是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赚钱的是从事或炒作金融和房地产的少数人，受害的是实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路径。
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不同的纬度观察：一是从宏观运行看，就是速度、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不是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二是从供给体系看，就是生产体系、产业体系、供给体系比较完整，生产方式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强，产品和服务质量高，形成一些我国做得最好，别人离不开的技术、产品、零部件。三是从经济结构看，就是城乡、区域、产业之间，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比较协调，既不能追求数量型的工业化，也不能追求服务业的高比重。五是从收入分配看，起点公平，各生产要素取得按市场评价得到的要素收入，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政府、企业、居民等各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比较合理，形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六是从要素效率看，就是资本效率、劳动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人才、科技、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效率也比较高。
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代表当代生产力水平的经济体系。包括，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创新驱动和引领的，而不是自然资源驱动的；是人力资本支撑的，而不是人力资源支撑的；是结构先进自动升级的，而不是比例失衡的；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进步的，而不是相互脱节的；是绿色循环低碳的，而不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二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水资源、交通、能源、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安全高效，实现网络化、便捷化、智能化。三是现代化市场体系，市场准入畅通、市场退出便捷，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市场供求自动调节。市场的微观主体，各类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四是现代化城乡区域体系，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实现空间均衡，城市化地区高密度高效率集聚经济和人口，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提供农产品，生态功能区主要提供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优美环境等生态产品，更多的国土空间将还给大自然。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五是现代化开放体系，产业、市场、城乡、区域是完全开放包容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法律上是一视同仁、在政策上平等对待，内需和外需是协调的、进出口是平衡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均衡的。六是现代化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现代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企业制度、创新体制、人力资本体制、社会保障、宏观调控、政府治理，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讲了5个途径，时间的关系，我这里讲三条。
第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针。党中央一直要求提高质量效益，把质量效益作为中心等，但一是由于客观上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二是主观上十二大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都提出或重申了GDP翻番类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质量效益没有真正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还是增长速度。今后，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决破除唯增长速度的惯性思维，把质量效益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检验发展成效，不是看GDP增长有多快，而是要看质量效益有多好。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降低GDP增长率目标的重要性，恢复其预期性指标的性质。这个指挥棒解决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应取消市县一级的GDP统计，使市县政府专心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只要不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要坚持这一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破”，就是大力处置僵尸企业，不破不立，僵尸企业不处置，仍占压大量资源，没有多少新水流到有前景的新产业新企业，而货币放水，实际上就是在维持僵尸企业。另一方面，要“立”，就是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这就要靠创新，创新需要肥沃的土壤。创新能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创新土壤中有毒有害的东西还不少。要赋予职务发明人科研成果所有权，科研人员的大脑是科技成果的价值源，科研成果是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科研成果所有权应该由出资方和科研人员共同拥有。要建立吸引人才的激励机制，把引进人才的自主权还给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政府没有必要制定各类人才计划，政府的作用是建立激励境外人才来华的绿卡制度，给他们真正的国民待遇，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允许他们持有企业股权期权，帮助解决看病就业难等问题。要形成宽容失败和容忍亏损的创新文化，科研领域不能单纯以成功论英雄。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也不能以短期盈利论英雄。要形成激励创新的金融生态，对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给予一定税收优惠。资本市场要适应高技术企业发展规律，允许暂不盈利的高科技企业上市。要实行激励创始人企业制度，对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发言权、投票权、管理权等进行改革，允许企业选择同股不同权制度，给创始人更多投票权，根除恶意收购的土壤。
第三，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必须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主要讲一下产权制度改革。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在现代经济中，所有权已经不像古典经济学时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是对以所有权为基础派生的各项权能的法律界定。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处置、收益等的权利。国家不仅要依法保护所有权，也要同样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知识产权、排污权、收益权、抵押权、继承权、处置权等。不要动辄扣上私有化的帽子，我们完全可以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的大前提下，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制度，以实现十九大提出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的改革目标。
比如，国有企业应进行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国有企业运营的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企业经营不能靠企业所有员工投票决定，所以，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应该是企业家。建立企业家充分行使经营权的激励机制，使其得到市场评价的报酬，就可以调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积极性。
再如，目前空置的农村宅基地有3000万亩，比城市住宅用地的总量还多，若拿出一小部分转到城市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地价。宅基地之所以流动不起来，也是因为产权制度不清。可以实行所有权、使用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户对宅基地充分的用益物权，可以长租、流转、抵押、继承。
还有，大家都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原来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污水秃山，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造成的生态破坏，仅靠国家出资需要的时间会很长很长，但人们对良好生态的需求是急迫的、爆发式增加的。要建立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产权制度，赋予修复主体对退化林地、沙化草原、荒山荒地等的使用权，根据塞罕坝的经验，荒山秃山变成绿水青山再变成金山银山需要50年，可考虑赋予修复主体60年以上的土地使用权。修复主体在长达50年的修复中，必须持续投入，根据太原西山的经验，应根据不同情况允许不同强度的开发，解决修复主体的现金流问题，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生态修复机制。
（本文系作者7月5日在深圳2018前海合作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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