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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2000.04.11)
作者:郭树清    发布:2004-04-17    阅读:5197次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走向持久的繁荣和富强


  (50人论坛.北京)非常荣幸到这个讲台上来与诸位交流意见和看法。按照主办者的要求,我将重点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前瞻。      
     一 18年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绩 

  20世纪中国重新震撼了世界。先是因为革命,后是因为改革。从1978年开始,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我们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中国经济的面貌日新月异。  
  18年中国经济平均的增长率达9.8%,最近五年中,平均的增长速度更高达12.1%。到现在为止,我国的许多农业和工业产品产量都名列世界第一,例如粮食、棉花、油料、肉类、棉布、煤炭、钢铁、水泥等等。其中有些产品在过去18年里是翻番增长的。钢铁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为1996年的10 003万吨,连上七个台阶;水泥从6524万吨增长为47 095万吨,扩大了6倍。中国的发电量和电话网容量和一些化工产品都居世界第二位。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绝大部分物质消费领域,我们已经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例如,食物、衣着、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等等。全国人均拥有肉类从10多公斤提高到40多公斤;人均住房面积城市扩大了一倍以上,农村则扩大了将近两倍,更重要的是住房的质量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基本的经济政策方针是正确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长期“左”的路线和方针造成了巨大危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极端,党内党外都要求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是勇于实践和探索的民族,决不甘于落后和贫穷,迫切要求改变处境。尽管在改革的理论上、认识上70年代并不系统、清晰,而且存在着差异和反复,但是改革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其原因除了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有过惨痛教训之外,东欧国家从50年代开始的改革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经济结构,同时也加快了经济体制转轨的速度。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巨大推动力,开放的程度越高,改革的进度越快、越彻底。海外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经济开放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香港特殊的地位,使其能够对中国的开放和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看到成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视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结构问题。在总量矛盾缓和的情况下,结构问题更加突出起来。几乎所有的制造行业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库存增长高,银行资金不畅,企业效益不佳。其次是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脑体倒挂的问题有所好转,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很大,国有经济部门的平均主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政府公务人员的工薪水平依然明显偏低。下岗职工高达1000万,失业人员550万,生活保障水平较低。第三是法制和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例如随意更改和取消合同、不承担应负责任、假冒伪劣、走私贩私、金融诈骗、偷税骗税,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法不依问题等等。第四是思想和道德方面的问题。  
  无论是从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还是从存在的各种问题来看,结论都应当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大国家。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基础性质。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其中改革是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

二 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进入关键时期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十四大以来确定的目标分两个阶段。一是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以来的5年中,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很大步伐,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总体上说,新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显现。首先是,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例如在工业产值中,国有经济比重从51.5%下降为28.8%,集体经济从35.1%上升为40.4%,其他经济从13.4%上升为30.8%。其次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国家对价格的直接管制1992年前占商品和服务的将近一半,现在绝大多数都已取消,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第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第四是新的财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实行了新的财务会计制度。第五是金融改革取得突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下的可兑换。第六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有很大突破,养老保险建立起统一制度。第七是农村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有显著进步。第八是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涉外经济政策法律进一步向国际接轨,1996年4月1日起关税总水平从35.9%降到23%,最近刚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关税总水平将进一步由23%降到17%。  
  但是,与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较,现阶段的改革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从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需要加快改革的主要领域和主要环节。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收入分配关系存在扭曲,要素资源配置还有许多行政性干预,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法律的系统完善都有待提高。核心的问题是加快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因此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是理顺基本的市场关系。目前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住房、医疗和非义务教育等重要服务的价格和流通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市场化,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配置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征。要加快公开化、货币化,这些方面的改革具有基础性质。当市场机制发挥起作用,任何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只有适应。这方面改革的实质问题很简单:开正门、堵旁门。这也适用于其他所有改革。  
  二是搞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关系密切,同时也牵扯到财政和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因此我们说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要害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与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系十分紧密。  
  三是全面振兴国家财政。新型的财税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是财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应发挥的四项职能:公共物品、结构调整、总量调节和收入分配调节,这四个方面现在都很不理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结构升级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险和补充保险,历史遗留的问题需要解决。失业保险与职工下岗分流、再就业问题。住房制度改革的社会保障意义。  
  五是促进农业市场化和农村城市化。通过产业化,解决千家万户农民与市场的正常稳定联系问题。通过改革一系列制度,引导农村城市化的健康正常发展,从根本解决持续发展问题。  
  六是持续不断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经济势必要进一步国际化。贸易和汇率问题。资本流动与国民待遇问题。

三 中国经济改革遇到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在过去18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曾经遇到过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也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但是,总的进程还是基本顺利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1.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表示悲观是没有理由的。有人从“左”的方面出发,担心中国会走上歧途;也有人从右的方面考虑,认为中国改革不能深入;制造“中国威胁论”,阻碍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等于阻碍中国的改革,但最终也会失败。  
  2.国有经济的历史包袱是沉重的但并非不可解决的。债务问题、冗员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地区布局和产业布局问题、社会保险历史欠账问题、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等等,都是事实。然而改革可以阻止这一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机制转变是最根本的。此外,从资源的角度来看,进行重组、调整和消化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国有资产、国有土地和公有住宅等等。  
  3.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存在的消极现象本来是要靠改革来解决的。把这些消极现象归结到改革头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些问题与改革还不够彻底有直接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拖延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根本的办法和途径是,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稳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三个方面要互相协调,互相促进。  
  总之,坚持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走向持久的繁荣和富强。  
  *本文是作者1997年9月2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的演讲提纲。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连续18年保持了平均9.8%的高增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国内外人士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前景究竟如何。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在下世纪头10年或20年,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前后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第二种是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很难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因而不会达到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主要理由是,中国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国有银行坏账比例很高,职工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甚至有加重趋势,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某一时刻停滞下来。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可能在某个时点上超过美国,但中国经济在达到某个特定水平后,就会出现增长势头衰减,就像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那样。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这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主要是靠投入增加、规模扩张来实现的,科技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差,内涵扩大再生产能力弱,当经济在数量规模上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就消失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究竟如何,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我们这里试图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做一分析,并对中国在下世纪初叶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及机关的政策方针进行讨论。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1.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1996年的29.4%,上升11.5个百分点。但是,这仅只是按照户口所在地的统计。目前事实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特别是旧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已经工业化了的大量农村地区,仍然不被当作城镇,这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一般在75%以上,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也达到了类似的水平,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出路是向非农产业转移。可以预期,未来20年内,进一步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城市化对于能源、道路、通讯、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金融、教育、文化、卫生等所有服务业将产生巨大的需求,特别是住宅产业将会长盛不衰,从而带动建筑业、材料工业和整个重工业长期繁荣。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年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2.中国的服务业将出现大发展局面。过去十多年中国第三产业有了长足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1.4%提高到1996年的31.1%,提高近10个百分点。但是,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1994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平均为36%,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2%,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在1980年已达59%,目前估计在7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第三产业比重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余地。  
  伴随着城市化,中国服务业大发展的前景将不可限量。根据在于:第一,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本来就低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据统计,1995年上海和天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只有40.2%和38.7%。北京是首都,情况特殊,该比重为50%。总的来看,中国城市服务业比重比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得多。特别是金融、保险、咨询和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相当滞后。据有关资料,1992年中国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7.5%,1996年下降到17.2%。而日本的金融保险和工商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在1991为31%。今后中国的第三产业在总体上加快发展的同时,各种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应当更快一些。第二,过去乡镇企业过于分散,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分散状态对于乡镇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许多乡镇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有意识地趋向于集中发展,以克服离群索居的局限性。随着乡镇企业的集中化,服务业必将随之而兴盛起来。第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教育、科技、文化和资讯等产业将进一步加大比重。据计算,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中食品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6年的48.6%,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比重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6年的26.3%。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恩格尔系数下降,居民对于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等的需求明显增长。1992-199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交通通讯消费支出由44.2元增加到199.1元,增长3.5倍,文教娱乐支出由147.5元增加到375元,增长1.5倍,均超过居民消费总支出增长速度。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文化事业应有更大的发展。  
  3.工业现代化有很大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据有关资料,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棉布、电视机、摩托车产量居世界首位,发电量、化肥、化纤等的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中国工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上比较落后,需要进行更新、改造和重组。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180种主要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占26.1%,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7.7%,属于国内一般水平的占33.4%,属于国内落后水平需淘汰的占12.8%。据估计,中国机床工业整体技术状况相当于国外70年代的水平,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25~30年,纺织行业设备有四分之一是需要淘汰的落后设备。因此,中国工业的更新改造将产生巨大的设备投资需求。此外,中国劳动力数量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便宜,国际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在今后10~20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创造业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做到这一点,必须与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从而使中国工业现代化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新的飞跃。  
  4.农业可以支撑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1996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1%,粮食产量由3亿吨增加到4.9亿吨,提高60%,农业的持续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中国农业提高单产的潜力仍然很大。1996年中国的粮食单产为4.36吨/公顷。但早在1991年,美国的谷物单产量(这里的谷物概念不包括豆类和薯类,比中国“粮食”口径小)就已达到4.5吨/公顷,法国达到6.5吨/公顷,德国达到6.2吨/公顷。可见,中国粮食进一步提高单产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具体措施方面,主要是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普及新的灌溉方法,节约资源,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中国目前仍有大量荒地可开垦为农田,特别是在北方,潜力很大。此外,中国有大量的滩涂、湖泊、荒山荒坡和草原等非耕地资源有待利用,可以通过开发非耕地资源来增加粮食以外的食品供给。总之,中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能够支撑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长期快速增长。  
  5.中国经济增长有资源供给方面的保证。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源供给状况总体上趋紧,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资源供给条件在支撑经济高增长方面仍大有潜力可挖。第一,中国的许多资源,特别是中西部的资源,由于受资金、技术等方面条件限制,远未充分开发利用起来。第二,随着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会逐步降低。按现行汇率测算,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如果中国的能耗效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在目前的能耗总量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扩大3倍。第三,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灵活地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某些资源的供给不足。目前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2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余缺的可行性大大提高了。  
  6.中国国内总储蓄可以基本满足高增长的需要。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平均高达40%,属于国际上少有的高水平。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目前的实际,中国的高储蓄率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保持,这就为经济持续高增长奠定了雄厚的资金来源基础。同时,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各项经济法规更加健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国外投资者将继续看好中国,国外资本和技术将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构成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有利因素。  
  总之,中国市场需求潜力十分巨大,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中国也不必忧虑供给问题,因为中国具备必要的资源条件保证,有充裕的建设资金来源,还有大量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当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具备条件的时候,经济高增长的基础也就具备了。

二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矛盾

  
  在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不能有所忽视。如下几方面的不利条件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难在短时间里就能克服的。  
  1.人口规模过大,人均资源贫乏。1996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2.24亿,目前中国每年净增人口约1300万,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这对于粮食生产和就业将继续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压力。中国绝大多数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近年来中国石油供求和进出口状况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科技、教育、文化水平比较落后。1995年全国每10万人口中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仅有2065人,高中文化程度的8282人,初中文化程度的27283人,小学文化程度的38441人。就是说,目前中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10%。而且,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人口平均素质如此低下,对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是难以很好适应的。  
  3.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影响已经明显缓解,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决不能说中国的基础设施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实际上,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无论与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是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要求相比,都还有较大的差距。目前城市交通问题仍很突出,交通拥挤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1995年中国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4.6部,而许多发达国家已达到每两个人拥有一部电话。中国农村无论在道路交通还是供电供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既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也妨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市场的开拓。中国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北方干旱缺水,南方则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往往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这更加重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  
  4.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各种价格关系没有理顺,市场竞争条件不平等;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方式在国有经济中没有根本改变,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的隐性补贴数额庞大,分配不合理;部门或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和分割造成了资源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税收和社会保险等收入调节工具不健全;政府财政收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许多应当由政府确保的公共服务事业,经费严重不足。  
  5.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法制很不健全。走私贩私、假冒伪劣、偷税漏税、金融欺诈等经济犯罪十分猖獗,一些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也亟待改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必然会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6.政府的效能很不适应。首先是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十分薄弱。例如义务教育、基础科研、尖端技术、国土整治等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其次是对经济社会的调控手段不够健全。第三,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  
  上述六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前三个是自然历史形成的硬条件,后三个则是体制政策决定的软环境。然而,我认为,后三个影响更大一些。中国经济增长还受到一些特殊矛盾的牵制,只有妥善处理这些矛盾,才能少走弯路,使经济高增长由可能变为现实。  
  1.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国际上成功的经验不多。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正日益突出出来。江泽民总书记在1996年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中国已率先制定并开始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国务院在1996年作出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具体目标和措施。但在实践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不容易。据统计,全国污染严重企业约7万家,到1996年底已取缔、关闭或停产近6万家,可以说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中国七大水系和内陆河流110个国家重点控制的重点河段中,水质低于《地面水环境标准》Ⅲ类水体的河段占39%,城市附近水域污染尤为严重。中国的北京、沈阳、上海、西安和广州属于世界大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列。中国的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全国出现了几个酸雨区。环境污染还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扩展的趋势。因此,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任重道远。  
  2.城市化与农业供养能力的矛盾。我国农业固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务农劳动力将逐步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农业劳动力中妇女和老人所占比例将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相应提高,那么农业生产必将受到影响。此外,随着城市化,可能导致大量农田被占用,耕地日益减少,使农业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威胁。据统计,1978-1995年因国家基建而减少的耕地面积累计达到2700多万亩。过去中国的粮食是“南粮北调”,现在则相反,出现了“北粮南调”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比较快,耕地面积减少幅度大,同时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较收益也不如从事工业生产。  
  3.发展市场竞争机制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就是要在经济中引入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就是要让那些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在企业破产、改造和重组过程中,原有职工、冗员的分流不可避免,就业和再就业可能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和在全国的无序流动也可能对社会安定造成明显不良的影响。当社会稳定受到破坏的时候,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4.对外开放与保护国内已有产业的矛盾。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也必须看到,目前国内许多产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不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就使我们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重新关起国门、走回头路是行不通的,不明智的,过分保护国内已有产业等于是保护落后,最终将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如果在短时期内听任国内企业在竞争中一批一批倒下去也是一个大问题,且不说已有工业将丧失立足之地,失业问题就很难处理。  
  5.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同时经济发展也以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进步为前提。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落后会束缚、制约经济发展。离开社会经济基础,单纯追求解决社会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落后、封建迷信的文化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经济改革为基础和前提,通过经济发展来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经济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改革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这三个方面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为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三 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办法和途径  
  

         由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走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在目前的国情和时代条件下,中国应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在同一过程中,把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结合在同一过程中,把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结合起来,把技术上的追踪模仿与自我创新结合起来,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充分挖掘潜力,获得巨大的活动空间。  
  中国政府在总结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经明确提出了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推进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和方针,包括实行改革开放,保护环境,实行计划生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等等。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目前的关键是要把基本国策和方针具体化,全面贯彻到实际工作中。从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近期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社会库存增幅极大,导致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据统计,1996年存货增加约4600亿元,比上年多增加1000亿元,占全部GDP的6.6%。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最终销售出去,这在世界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同样要计算其增加值的,因而也是真实的经济增长。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因素决定了这个指标不可能太高。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存货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即存货投资率平均在0.5%左右,相当于我国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目前中国许多行业都出现了生产过剩、生产能力闲置和销售不畅问题,甚至连一向紧张的铁路运输都出现了货源不足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总量问题,实质上是结构问题,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必由之路,也是防止通货膨胀反弹的治本之策。  
  调整结构的关键是重点支持、发展各种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无论生活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都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近年来非义务教育、居民住宅、医疗保健和旅游等服务业都出现了加快发展趋势,但总的来看,这些领域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还有很大的继续发展的余地,可以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中国的城市市内交通、通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广阔。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二个产业上,而是要培育出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结构调整的根本途径是加快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银行的改革都要紧紧围绕结构调整和升级来展开。实践证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企业的联合、兼并和破产,富裕人员的分流和再就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不适应市场的问题。银行改革和整个投融资体制改革都应从有利于改善国民经济循环出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住房、医疗和非义务教育等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目前职工住房主要还是实行福利分配制,房租水平与市场房租之间、公房出售价格与市场房价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每年国家为职工住房支付大量的补贴。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要大力推进住房商品化。住房商品化要求在职工的工资和生活费支出中,住房费用的比重提高,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并不需要另外增加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而是把现在各部门各单位用于建房的投资、用于维修和管理而给房屋管理部门的拨款或补贴或其他各种支出,转而计入职工的工资。必须盘活住房存量资产,租售结合,建立住房贷款体系,促进商品房建设、运营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此外,要大力加快医疗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和用人单位暗补过多,与个人收入和支出没有直接关系,不利于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但是医疗制度更复杂的是还有一个医院定位问题,是福利机构还是盈利机构,或是非盈利自我平衡机构。教育改革关键是解放思想。要进一步拓宽教育投资渠道,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办学、个人负担。高等教育应当创造条件,扩大规模,增加招生,同时抓住时机,加快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收费制度改革。  
  2.加快收入分配合理化的进程。在理顺产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基础上,创造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形成合理的基本货币化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通过税收财政和其他手段形成规范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一方面要继续鼓励人们通过正当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得合理收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也要利用税收杠杆对个人收入水平差距进行调节,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低收入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作。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1980年上海人均GDP为2738元,位居全国第一。贵州人均GDP为219元,居全国末位。上海人均GDP水平是贵州的12.5倍。到1995年上海和贵州人均GDP分别为18493元和1853元,分别仍是全国的首位和末位,上海人均GDP相当于贵州的10.2倍。尽管收入差距倍数缩小了,但绝对水平差距明显扩大了。1980年上海人均GDP比贵州多2519元,到1995年该差距扩大到17090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呈现恶性循环趋势,突出表现是,落后地区的资金和人才纷纷流向发达地区。地区经济差距继续扩大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切实采取措施,促进落后地区转变观念,转换机制,并在国内资金和利用外资上对落后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抑制地区经济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推动地区经济进入协调发展轨道。  
  3.稳步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效率水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二是深化财税改革,振兴国家财政。三是加快计划投资体制改革。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健全各方面的制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薪待遇,与此同时,要严励惩罚腐败现象,不断提高政府的威信和效率。总之,要力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  
  *本文为作者1997年9月23日在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问题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第一次访问剑桥是在11年前,虽然总共只逗留了半天时间,但是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校园在脑海里刻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当时我是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从牛津到剑桥,人们天然地会有一种亲切感,而且常常会伴有一点“友好的敌意”。我当时的感情没有那么复杂,甚至还有点不甚理解,因为按照历史记述,两所大学八百年前本来就是一家。中国有句古话:血浓于水。我想这也适合于解释牛津和剑桥的关系。中国学者另外会特别注意到的是,剑桥和牛津都有非常好的中国研究学者及机构,前者似乎以历史方面卓著,后者在现实方面较为突出。十多年前两地就经常举行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或专题讲座。无论是对学术交流还是对政策实践都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正如各位所知,在过去19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在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罕见的高速增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GDP总量平均每年提高9.8%,人均数额则每年超过8%。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统计数字存在高估问题,理由是价格指数的测算遗漏了一些不该忽略的因素。根据他们的办法进行修正之后,人均GDP每年增长6.8%,总量每年增长则为8%左右。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既存在着一些高估因素,也存在着不可低估因素,例如在人力成本和服务业价格方面的虚假现象尤为显著。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公布的统计数字是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即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经济体系是不完全或半市场化的,因此增长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可能不如预期的那样巨大,尤其是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更不能把这些数字绝对化。这里最典型的一个差异就是中国的GDP中用于存货投资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然而,不管如何衡量和评价,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实现将近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无疑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奇迹。  
  我们大家更关心的是将来,因为过去毕竟已经过去,将来正在到来。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能够继续达到同样的实绩。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流行的预测。一种是乐观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可以保持的,中国经济的规模在未来20-30年内必然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另一种是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会走下坡路,因为它不能克服一大堆困难和问题,找不到出路的国有经济势必会拖垮整个国民经济。第三种是混合的,他们认为中国在下世纪完全能够达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水平,但是随之就会出现停滞。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成长迄今为止主要是依靠投入的扩大,而不是技术进步。  
  第三种预测似乎是最为流行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就十分憧憬“内含”式的“集约”式的增长。现在类似的论点不再是苏联经济学家而是美国经济学家来大力倡导,似乎更有感召力。让人不能不震动的是,这种看法不仅引证原苏联、东欧的例子,而且还引证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例子。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的发生,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结论暂且不说,论据我以为就值得怀疑。例如所谓“粗放增长”的概念究竟有没有严格的规定和意义?“投入扩大”和“技术进步”是不是必然互相排斥?落后国家不可能靠自己的科技创新来发展,引进和模仿是最经济合理的办法,引进和模仿带来的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很难说不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的“投入扩大”必然意味着“技术进步”,因为即使自己愿意,今天的加工企业也买不到代表60年代技术的新设备。此外,发达国家无一例外是从落后国家成长过来的,都是在数量扩张中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并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而且今天最先进的国家上个世纪初还远远落在其他国家后面。尽管不少人对“东亚奇迹”开始表示怀疑,但是这个地区所形成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并不是泡沫。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人均收入以美元计算也许会发生很大幅度的缩减,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里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  
  我们不可能为中国算命。科学的贴近现实的分析首先要认识清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并非没有争议。  
  中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按照迄今为止世界所积累的发展经验,中国目前还在其他多种意义上处于过渡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在同时进行,这就必然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巨大的,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第一,以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第二,中国的城市化根据统计的数字只有29.4%的水平,这个数字可能存在低估的问题,但是毕竟还有一多半人口居住在落后的农村。设想城市化每年提高一两个百分点,那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投资需要?第三,中国的服务业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服务业是创造增加值和提供就业岗位最具潜力的部门。第四,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名列前茅,统计数已接近42%,即使根据国外可比口径进行调整,也不会低于35%。考虑到这是发生在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总储蓄的规模就不能不令人惊异。第五,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潜力距离极限似乎更为遥远,中国人养活自己看来并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  
  不过中国绝非没有任何不利条件。我们通常都会列举人口多,不发达,国家大和环境差等等不利因素。但是如果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上述因素都并不完全是消极因素,至少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被看成是中性的。因为这些因素在作为困难存在的同时,也意味着会创造出许多的机会和可能,来促进经济发展。  
  在我看来,第一个不利因素仍然是经济体制,虽然我们已经实施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资源配置机制仍有明显的缺陷。例如相对来说,高速增长仍然与低下的效率水平相伴生。最近一些年里,“存货增加”一项占GDP的平均比重在5%左右。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例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几乎是看不到的,第二产业占了一半左右;又如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等等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再如企业的规模几乎看不出规律,我们生产100多万辆汽车,可是有100多个汽车制造商,差不多超过了世界的总和。第三,社会稳定问题仍然是可能的威胁,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地区差异等等都可能影响到社会关系的紧张,其他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处理不当也可能导致某种动荡。第四,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农民脱离土地后向非农产业转移,必然地产生出一系列与传统的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第五,外部的制约,例如贸易磨擦,其他有意无意的敌对和遏制,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强盛。  
  对比上述两类因素,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仍然是坚持改革和开放。只要这个根本性的国策不变并且被不断地创造性地予以贯彻和执行,其他各种困难的克服都太简单化了。  
  限于时间我不去展开阐述了。按照主持人的安排,下面是30分钟讨论。请相信,我乐于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  
  *这是作者1997年12月20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提纲原文为英文。

只有“经济体制转变”才能 “增长方式转变”*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在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引起了热烈反响。但是,对于两个转变的理解,存在着某些差异,而对于两个转变的关系的理解,更是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差异。有人认为,两个转变是并列的,是相互独立的;有人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重要,内涵更丰富;还有人认为,经济体制转变属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属于生产力的创新。这些看法,各有其理论和实际依据,并不能说都是错误的。离开中国经济的现实去争论这些问题,可能很难确定是非,而且这样去做大概也没有什么意思。本文想阐述的一个看法是:两个转变存在着密切关系,只有抓紧经济体制转变,才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生产适应市场的程度仍然不够高,具体表现是工业产销率只有95%左右,存货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八五”时期平均达52%,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二是投资盲目性仍然比较大,“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现象在国有经济部门还十分严重,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远远低于国际上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这两个问题都是结构问题,也正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同时它们也都明显是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因而必然的是机制问题,体制问题。要真正从根本上克服生产和投资不适应市场的现象,必须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加紧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论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也有另一种分析和推论的逻辑。许多人将企业产销率低、库存增速高的原因归结为:产品质量差、工艺陈旧、技术落后,因而要解决我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必须加强管理、更新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实现“从粗放到集约”的跨越。这个结论似乎是十分自然、十分正确的。然而,与前面的结论相比,又很不相同。不能说这是从两个侧面观察同一对象所产生的差别。也许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两种思维方式。关键是如何看待市场。第一,我们所说的结构问题,是典型的市场供求问题,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卖不出去的产品在经济意义上就是废品,但是在技术意义上它可能还是可以利用的产品。第二,只有将适应市场供求作为前提,谈论产品的质量好坏和工艺技术的先进落后才有意义。有些产品卖不出去是因它的成本过高因而价格也过高,并不是完全没有使用价值;有些产品只有用传统的工艺生产才能体现高质量因而卖出好价钱。第三,不为市场所接受的技术进步,不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有多先进,但终究不具有经济价值。第四,所谓粗放和集约的区分,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生产方式是否合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完全在于其产品销售的价格能否弥补生产成本。农民家养鸡是否不如机械化养鸡,手工水饺与机器水饺哪种方式更有利可图,这要由市场来评判。总之,离开市场来研究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很可能会徒劳无功。不仅如此,令人担心的是,一些部门一些地方正是在转变增长方式,加快技术进步的口号下,进行着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许多省市将汽车、石化、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竞相引进国外设备,不断把宝贵的资源进行着非优配置。  
  假定,我们在市场供求这个前提上没有争议,那么具体来解决劣势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工艺和技术问题,要靠什么呢?是否还要靠党政部门组织工作队,是否还要引导企业来争计划内投资项目,是否还要将银行贷款由政府部门分配给企业搞技术改造?显然,如果这样去做,只能是生产和投资离市场越来越远,企业越来越被动,国家的包袱越背越重。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到,离开经济体制的转变去谈论和实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很可能会使两个转变落空,很可能会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当然,经济方式的转变还有赖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教育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我们不能否认或忽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体制的不适应。  
  针对我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抓紧推进经济体制转变,必然可以促使经济增长方式朝着合理化的方向不断转变。  
  首先,一定要加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我们要建立的新体制,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不实现国民经济的基本市场化,就不可能达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没有市场环境,永远也谈不上适应市场的企业行为。这方面,最关键的是要使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市场化,要符合供求关系。这是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是改善经济结构的“牛鼻子”。为现有利益关系所制约,价格改革的每一步都十分困难,因为总是要作出某种牺牲,承担某种代价。但是,实践证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每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步骤,随后都获得了巨大的,也可以说是无法计算且无穷无尽的回报。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小商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利率浮动、汇率并轨、土地竞价等等,无一例外。反之,我们也有过许许多多“抬牛腿”的体会。在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不去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而是力图通过组织的、行政的、有时也是经济的(例如给补贴、分贷款等等)办法来达到调整结构、稳定经济和加快发展的目标,费尽力气,收益甚少,而且往往还带来了结构固化、机制僵化的消极结果。现阶段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快解决粮食、棉花、化肥和能源等重要产品价格,住房、教育等重要服务价格,特别是理顺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在这些问题上,改革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其次,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力度推进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加快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在这个方面,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目前来看,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采取更积极更系统的政策,支持和鼓励联合、兼并、出售、拍卖和破产等企业改组,防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要真正实现资源重组、人员分流。为此,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好债务处理、职工安置、及相关方面权益职责落实的问题。必须正视相当一部分企业资不抵债、绝大部分职工社会保险资金积累不足、一定比例银行资产已实际损失等问题。二是一定要打破行业、地区的界限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最近报纸已报道了南京地区四个化工企业互相封闭、重复投资的问题。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现在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允许有关专业部门和全国性总公司,按所属企业资产数额持股,同时放开下属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合、兼并和重组。  
  第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政府要下决心从生产经营性项目的投资活动中撤出来,不在这些领域搞直接投资,要让企业承当投资主体。事实证明,尽管我国企业的机制还有许多问题,但是与政府相比,企业的投资行为总要合理得多。例如,“八五”时期,计划内批准上马的十几个“小乙烯”,都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同期几大石化企业的扩能改造,都具有投资成本低、效益好的特点。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竞争性的基础产业项目,一定要下决心推入市场。即使是垄断性的基础产业项目,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例如,对国家确定的这类重点建设项目,可以试行项目法人的招标确认办法。总之,国有经济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  
  第四,政府要集中更多力量,搞好宏观调控,加强水利、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办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国防事业。在这些领域,政府承担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责任。总的来说,现在这些方面还比较薄弱,政府该做的事,做得还不够好。  
  *这是作者应《改革》杂志约请写的笔谈,发表于该刊1997年第2期。

改革开放与加快中西部的经济发展

*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不想去展开,面面俱到地进行讨论,只是提出几个观点。

一 只有加快改革开放,才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最近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速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别却越来越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例如,到1995年,东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全部工业生产中,集体经济占34%左右,非公有经济占20%左右;但中西部地区,集体经济占29%左右,非公有经济则只占9%左右。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43%左右,然而对外贸易只占全国的14%左右,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全国的14%左右。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加快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  
  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落后不能说是偶然的,有历史的、地理的和观念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中西部地区绝对不能赶上东部地区。事实上,许多改革开放探索,最早是发端于中西部地区的,例如农业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等等。今天,妨碍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因素越来越少,相反,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多。一些领域的改革,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际上是处于同一水平上的;有些领域的开放,中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条件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地重复东部地区的道路  
  

        曾经有过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中国的发展要从东到西,逐步推进,依次转移。这样,中西部的发展就要主要依靠东部发达地区的成熟产业向内地的扩散。  
  不可否认,确实存在着产业的地区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在空间上是高度分散的,在时间上也是持续很久的。具体到一个中西部省、市,例如贵州,很难靠某几种从东部转移过来的工业繁荣起来。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某些轻工业产品、纺织产品、甚至电器产品,在一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数量,可以满足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需要。广东一省生产出来的玩具,供应了大半个世界。因此,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向内地扩散,不可能再造就十几个、几十个纺织大省、电器大省、玩具大省。目前的中西部省区,如贵州,可以尽可能主动地发展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原材料工业,更要大力发展那些各地都需要的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邮电、水利、电力等等。这对落后地区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需求约束型经济。目前看来,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是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销售困难。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更是落后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这种供给相对过剩的现象,说明了中国经济有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种结构问题的产生,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尚没有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和扩大了某些新的需求。因而我们就会有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贵州这样落后的内陆省区的特点,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些非常有潜力的产业:  
  一是健康食品或绿色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包括各种饮料、果酒。这是中西部许多省、市都具有自己独特资源具体的一个产业,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二是保健、健身和体育相关的产业。发达地区的居民增长最快的消费是卫生、保健和体育活动的支出,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特别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各种保健品,体育器械,特别是家庭用的健身器材,正在成为流行的消费品,其他还有各种运动服装等等;  
  三是旅游业。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各地都已较早地认识到了,餐饮、娱乐、花卉等等产业也受其带动;  
  四是住宅业。这个产业无疑是各国各地区经济起飞时期的共同支柱性产业,在中国的东部也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在中西部更是刚刚开始启动;  
  五是信息、资讯产业。除了电信之外,还有资料、图书、报纸、电视、电影、广告、咨询以及各种文化、精神产品,这个产业不是传统的工业,各地都可以开发出有自己特点和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而且可以供应全国甚至出口;  
  六是教育产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第三产业,而且是最有活力的第三产业,从增加值的规模来看,也是服务业中最大的行业之一。教育投资已被证明,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高的投资。如此等等。  
  中西部地区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还应尽可能地避免再重复东部地区乡镇企业过度分散、工业污染严重、城市规模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等等问题。

三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特别注重于形成自身经济的良性循环  


  这里所说的自身经济的良性循环。是以对其他地区、对世界开放为前提的,不是要搞封闭的经济体系。当前中国经济是一种需求约束型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造出新的需求。  
  提倡开放、外向型、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是正确的,落后地区要进一步利用好对外开放,打破封闭,为经济市场化注入催化剂。但是,就一个省区来看,经济活动还是以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为主的。有的省市,制造业产品的大部分是销往外地和国外,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省市,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是在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因此,我们特别要去考虑如何通过适应当地的需要、开发当地的产业、扩张当地的经济规模。就目前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尽快发展前面提到的这六个产业,因为这些产业的销售首先应当发生在当地。我想特别分析一下如下几个产业:  
  一是住宅业。无疑是当地生产、消费的产业。  
  二是教育。经济起飞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是较为发达的教育。  
  三是旅游业。大多数游客还是来自当地。  
  四是卫生、保健和体育产业。  
  五是信息、资讯产业。

四 从发展需要出发,加快贵州经济的改革开放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的产业化。  
  二是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三是发展多种经济,鼓励多元投资主体。  
  四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经营性项目一律由企业承当投资主体;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基础产业投资领域;大胆采用各种方式引进外资。  
  五是住房制度改革。按照实物分配转变为货币分配的目标,加大提租和出售公房的力度,对结构性问题采用减、免、补多种办法,尽快形成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  
  六是完善地方财税体制。规范税收、清理收费、改革计划经济式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管理体制。  
  *1997年5月26-27日,国家体改委与贵州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97贵州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是作者在会上的专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