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衡量一国外贸依存度是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比GDP总额。据此测算，中国外贸依存度自2006年达到64.0%的顶点后开始回落，到2017年降至33.5%（见图1）。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为主的一个重要例证。

图1：中美全口径外贸依存度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日前，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提出，如果用进出口额比制造业增加值的话，则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改善程度不大。2006年时最高达到197.1%，到2017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达到114.2%（见图2）。接着，江小娟进一步指出，中国总体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下降靠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和服务业比较低的对外依存度形成的，所以说这些年内需作用的增强主要源于服务业。 这给我们研究当前一国经济的整体和双边外贸依存度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图2：中国进出口与制造业增加值之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一方面，考虑到货物贸易进出口中不仅有工业品还有农产品，衡量一国外贸依存度时，分母可以进一步扩大为一二产业增加值合计（简称为“非服务业增加值”）。为与常用的外贸依存度概念做区分，我们把“进出口额/GDP”称之为全口径外贸依存度，把“进出口额/非服务业增加值”称之为窄口径外贸依存度。

另一方面，考虑到进口和出口都与国内投资和消费有关，也都是国内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而并非简单的贸易逆差就绝对拖累经济增长的逻辑，所以，也可以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与非服务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另一国的外贸依存度。

运用上述分析框架来研究当前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及经济涵义。

二、中美两国两种口径的外贸依存度对比

（一）从全口径外贸依存度看，中国高于美国，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大于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017年，中国全口径外贸依存度为33.5%，低于2001年刚加入世贸组织时38.1%的水平，但高于美国同期20.2%的水平（见图1）。

2017年，中国对美全口径外贸依存度为4.8%，高于美国对华全口径外贸依存度3.3%的水平。但是，与2001年相比，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下降了1.2个百分点，美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则是上升了1.2个百分点（见图3）。

图3：全口径中美相互外贸依存度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注：中国（或美国）对美（或对华）外贸依存度=中国（或美国）统计的对美（或对华）进出口额/中国（或美国）GDP。

（二）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看，美国高于中国，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则大于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2017年，中国窄口径外贸依存度为69.3%，低于美国的101.2%。此消彼长的拐点发生在2008年，当时中国为97.5%，美国为105.8%，此前的2003～2007年均是中国高于美国的水平。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果，中国目前的窄口径外贸依存度与2001年64.7%的水平大体相当（见图4）。

图4：中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注：窄口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额/非服务业增加值。

图5：中美相互窄全口径外贸依存度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注：中国（或美国）对美（或对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中国（或美国）统计的对美（或对华）进出口额/中国（或美国）非服务业增加值。

2017年，中国对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为9.9%，低于美国对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16.4%的水平。这个转折点也是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当时中国是10.9%，美国是12.3%，美国对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首次超过中国对美外贸依存度，此前的2001～2008年都是中国高于美国（见图5）。

此外，无论用全口径还是窄口径的外贸依存度看，都是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上升，而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下降。事实上，双方外贸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从中方看，对美进出口额在中国的占比由2001年的15.8%降至2017年的14.3%；从美方看，对华进出口额在美国的占比同期由6.4%升至16.2%（见图6）。

图6：中美统计与对方进出口占本国进出口额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三、两种口径的外贸依存度显示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大相径庭

通常认为，贸易摩擦对顺差国来讲更为不利。然而，以外贸依存度而不是贸易差额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另一国的依赖程度可能更为科学合理。尤其对于美国来讲，因为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美国扮演着全球“最后消费者”的角色，形成了“美国购买全球商品、全球购买美国国债”的国际经济“双循环”格局。所以，基于互利共赢、商业自愿基础上的进口和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都不是绝对的坏事。不存在所谓美国对哪个国家逆差，就是美国吃亏。据美方研究结果显示，当前美国有260万个工作岗位与中美双边贸易有关，每个美国家庭从对华贸易中每年可以节省850美元。至于说是美国帮助顺差国重建了对方经济，更是无稽之谈。难道说，现总统当年搞房地产开发，都是靠工程方的施舍吗？

从全口径外贸依存度看，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大于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由此自然得出，贸易冲突对于中国经济的伤害将大于对美国的伤害，贸易战美国非常容易赢。然而，从窄口径外贸依存度看，结论则截然相反，是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大于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后者的经济涵义则似乎预示着，美国对华采取的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措施，确有搬起石油砸自己的脚之嫌。

近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耐用品订单初值环比下降1.7%，高于预期的下降1%，更是远低于前值增长 0.8%，这是自1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据解释，这主要反映了飞机和零件的预订数量的下降，民用飞机订单7月份下降35.4%，而军方则下降34.6%。波音公司此前曾报道，该飞机制造商7月份收到30份订单，低于6月份的233份。这既说明飞机制造业在美国制造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也说明美国制造业部门体量小，在飞机制造业的集中度过高，受该行业的冷暖起伏影响大。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分析贸易争端对相关方的影响。

首先，如果不是歧视进口，而是将之与出口同等对待的话，显然，在贸易冲突中，不论中方是否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向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在打向中国的同时也就是在打向自己。尤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下，短期难以找到中国进口商品的替代者，则这种自伤程度就更高。显然，中方被迫采取的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损害程度。正如纽约联储近期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加征关税引发的贸易战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仅因为其他国家会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还因为美国公司制造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会增加，这降低了美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次，鉴于美国非服务业部门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其产值约相当于中国的2/3，见图7），很难讲美方受到的冲击就一定小于中方。特别是美国现在四面开火、广泛树敌，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更是严重承压。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听证会时，绝大部分与会代表齐声反对也就不难理解了。日前，美联储公布的8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纪要显示，贸易政策及贸易争端是重要的风险。如果出现有关贸易政策的大规模持久争端，可能对企业信心、投资支出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关税大范围提高也会削弱美国家庭的购买力，降低生产力和干扰供应链，影响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官员们表示，全球贸易争端上升以及其对通胀的影响，会对下一步利率决策产生影响。

图7：中美非服务业及服务业产值对比（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注：产值对比=中国/美国相关行业产值。

再次，哪怕大部分人不受贸易冲突的影响甚至是受益者，他们一般是“沈默的大多数”，而唯有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哪怕他们只是少数，才会表达不满、提起诉求。可以预见的是，后者将逐渐成长为越来越强大的遏制逆全球化浪潮的美国国内势力，进而通过游说或者选票影响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包括限制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权力。况且，如果在贸易纠纷中制造业受损，这本身也不符合美国政府早就提出来的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计划。一旦成为事实，这本身也有可能促使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改弦更张。

贸易纷争不是中国想要的，而是美国强加于中国的。从经济彼此的依赖程度看，在贸易领域挑战中国，美方未必是稳操胜算。相信，不久的将来，随着关税措施的打击面不断扩大，美方将会自食其果。事实将会教育美方，贸易战不是那么容易赢的，对话而非对抗才是贸易纠纷理性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