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50人论坛.北京)直到1995年底，抑制价格上涨的艰巨性几乎还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90年代中期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戏剧性事件：仅只在几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就从世界罕见的过热转变为同样引人注目的冷缩。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之一，但是速度已大大放慢。人们一度相信这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缘故。事实上，中国经济发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上一次周期，来得也较为迅速。两次波动中可以看到许多相似现象，除了市场和物价方面有惊人的一致之外，结构对总量的制约也大体上沿着相同的方向。与前次不同的是，最近的周期从扩张的时候起就显露出了收缩的阴影。即使在物价总水平上涨超过20%的1994年，仍然有许多商品积压，全年由“存货增加”而导致的被动的资本形成超过了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5%。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1988年零售价格上升不足20%，但是供求紧张覆盖了所有的部门和领域，进行价格调整后的“存货增加”已经全然是负数。　　
　　循环不畅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缺陷。所谓“高速度低效益”，恐怕找不到比存货畸高更集中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计划经济时期如此，并不难以理解；改革开放十几年之后依然如此，不能不让人诧异。如果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0%，那么一半左右新增产值代表的是没有销售的产品。这个事实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曲线始终能够取正值；而且也再一次明白地告诉我们，高储蓄率是多么地令人骄傲和庆幸。按照现行的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存货增加并不能被视为虚假成分而被排斥在国民生产总值之外。问题在于，这套核算体系完全以已有市场经济为前提，并没有考虑到转轨经济特别是中国这种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而且常常超出了许多人的印象。但是确实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但又十分基础：企业必须按照订单来组织生产。据调查，1996年的工业生产，一半左右事先签订过合同；在所签的合同中，一半左右能够完全履行。按想象的需求生产出产品，然后再去推销，最后不得不“卖掉多少算多少”。这种状态得以持续，与全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有很大关系，更现实的原因则是因为企业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银行贷款。因此，不仅国有企业的产销率不够高，乡镇企业甚至更低得多。只要稍微认真地审视一下每年高达3000多亿元的新增存货，就不会再有人怀疑转换企业和银行的机制是多么地紧迫，而且据此也可以大致地估算出我们应该和能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或许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不良资产越来越成为问题并受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关注。随着银行的商业意识逐渐复苏，企业的市场压力逐渐增强，持续多年的“皆大欢喜”状况开始发生改变。1998年，银行一般不再轻易相信企业了。甚至已经看到另一种极端现象，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的银行机构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来防止风险，一概不理睬贷款申请。整个社会一直在盼望着加强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可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看起来还不得不失去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舒服感觉的东西。当经济速度不断下滑的时候，甚至经济学家的心情也变得十分矛盾，因为他既不满足于过去的高速度，又不能容忍在今后只保持与实际可能相吻合的增长水平。　　
　　从一定意义上说，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唯一问题是循环不畅。无论是膨胀还是紧缩都出于同一根源。产业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有所变化，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包括住房、交通、教育、文化、科技等等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滞后——多年来没有根本解决。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关键在于大家片面地理解了第三产业这个概念，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谓第三产业就是指商业、饮食、旅店、修理等等，在不少人的心目里也许就是“三流产业”。尽管如此，经过若干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并不那么正确。如果说到观念方面限制第三产业的影响，恐怕整体上难以回避我们悠久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非常优秀的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观念常常令人难以置信地影响着现实经济生活。在其背后站立着三块坚固的制度性巨石：一是城镇化进程被阻隔于工业化进程之外；二是行政性的分割和垄断死命地抗拒着国内经济的市场一体化；三是实物分配和不计成本的福利制度压抑和扭曲着许多产业大树，例如住房、医疗、公务用车和非义务教育等等。上述种种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广义服务部门资源配置不足和普通工业部门生产过剩能够多年并存。这些事实毫无疑义地表明，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重的结构问题，根本的办法依然是改革和开放。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等等短期政策不仅不可缺少，而且完全可以发挥促进作用。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抱有那么悲观的态度。　　
　　我的上述基本观点及大量的具体论证形成于90年代初期。反映这些内容的除几本专著之外，其余零散文稿主要收集在《改革攻坚的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总量、结构与市场化》(改革出版社，1997年)，还有少部分编入《整体的渐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本书收录的是作者在1996～1998年的若干论文、报告、提纲和通信。从实质性思想来看，我感到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环境以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氛围毕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能不略微有所前进。　　
　　由于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十分有限，本书必然地存在着缺憾，在此预先向读者致以谦意。一些旧作的整理曾得到韩文秀、王宇、王信的热诚帮助，谨向这些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需要声明的是，有两篇文稿此前也曾分别被收入作者主编的其他两本著作；本书所收的文章不论写于何时都一概是我个人的看法；作者对一切错漏之处负责。　　
郭树清　　
　　1999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