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吴敬琏：“我们筹划的时候，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我还记得很清楚，正在讨论怎么弄的时候，胡乔木进来。光远就跟他说，“乔木同志，我们正在想开个按劳分配讨论会”，你是不是也参加，我们来研究研究怎么开。乔木当时就拒绝了。说一讲到按劳分配，就引起我的非常难受的回忆，我不参加。

　　我就很奇怪，我们最大的秀才，怎么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基本的要求，他不参加呢？他为什么难受呢？我后来问光远，光远告诉我，你不知道，1958年的时候，他在管《人民日报》，收到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他觉得荒谬绝伦，就组织文章批判。刚发了没几天，他就因此检讨，检讨也写不出来，所以就留下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就是那么一种状态之下，开了这个讨论会。”

　　【1976年接近尾声，北京乍暖还寒。虽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文革遗留下来的极左思潮仍然远未肃清，国民经济在低谷徘徊，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方针，邓小平的复出仍然困难重重。如何打破人们思想中的坚冰，在全社会形成实事求是的理论氛围成为当时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找来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日夜在办公室秘密筹划研讨一件大事。他们要在经济理论界发起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六次按劳分配会议 

　　吴敬琏：“那是1977到1978，实际上是开了六次。有四次是在1977年。你要说按劳分配这件事情，从今天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是吧？多劳多得嘛，它在当时可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一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虽然这几个坏人被拿掉了，但是他们所弄的体制，那一套政策，都还继续地发生作用。特别是1977年的2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就是凡是过去毛主席提出的政策，都必须坚持。凡是他反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那么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东西都不能反对，都还要继续。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本来四人帮粉碎以后应该做出大的改变，中国的面貌才能够改变。可是又有两个凡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有志之士在按劳分配讨论会的问题上，主要是于光远同志和他的一些战友，像冯兰瑞啊等等，就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能够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状态。能够从思想上有了突破，那么改革才有可能。

　　那么当时特别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最切身的，也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劳动报酬。干好干坏一个样，干的人还不如不干的人，不干的人还不如捣蛋的人。这个种情况，经济怎么能够恢复？更不要说发展。”

　　【现在看来，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按劳分配是经济学常识，很容易论证明白，获得共识和共鸣。当时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极为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工人或者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而且，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推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吴敬琏：“1977年的2月开的第一次小会，接着4月、6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不但是北京的经济学家，全国的经济学家闻风而动，都要求参加。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个民间的，而且什么都没有，印材料都是找人，吃的百家饭，这个帮帮忙，那个帮帮忙，但是震动非常的大。因为人同此心呐，于是从这里面就开始突破了“两个凡是”。当然完全突破那是到了1978年，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才完全突破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本身来说现在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是这是突破四人帮极左那一套的第一个号角，所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这里看起来，这一套东西不得人心，虽然被压抑住了，但是是人同此心。

　　到了1978年，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潮流。要求突破左的那一套。”

　　【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吹响了号角。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

　　吴敬琏：“它是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平均主义这一套，它守不住了，所以工资制度恢复了，而且有一些方面可以搞计件工资。同时就讨论了农村的分配问题。第四次是一次小会，这是1978年初。这个小会是讨论农村的问题，农村问题当然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来它的方向是承包，但是要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个是一定要改变，这个信念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至于说用什么方法改变，提出了好多不同的办法，小段包工、承包制，都提出来，所以问题就提出来，这个对于后来安徽，还有四川一些地方，贵州一些地方搞承包，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这几种方式能够多少地体现多劳多得，但是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到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还是一个承包制，是一个比较好的，而且是农民比较喜欢的一种分配形式，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先声。”

 经济理念被干校经历动摇 

　　吴敬琏：“我是1953年应该毕业，因为我有病，所以在校留了一年。那么54年分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记得在火车，我们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坐到北京来了，有半节车厢，一路高歌猛进，认为很快中国就要像当年的苏联了。所以，我曾经在八几年写过一个文章，叫《我的经济观》，我就讲到当时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我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做的是一个企业财务研究，这到了企业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有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我1954年开始工作，1956年在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也有一次“解冻”，这时候正好是三大改造完成了，要准备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于是从下到上的总结经验，国家经委也组织了一次体制调查，国家经委是管国企的，我们主要在东北，另外在济南机床厂，在上海机床厂也做过调研，发现企业里面的状态相当得不好。而且那个时候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就不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际？管理体制了，就用苏联管理体制，这个企业的经理人员对这套体制是非常有意见。

　　接着来的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么有很多经济领导干部，就讲苏联体制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中央商业部的研究所的副所长，在讨论会上就说，要把我们国有商业企业搞好，那是与虎谋皮。这位同志后来打成右派了，很多，讲了好多意见，我参加了国家经委的体制调查，听到的都是对这一套体制管得过死，完全无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不管是工人还是厂长、经理的积极性，提了很多意见。”

　　【1955年，吴敬琏和另一位研究实习员乌家培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做助手，学习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务问题，这是他第一次和世界级的学者近距离接触。毕尔曼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等领域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设计的。】

　　吴敬琏：“后来我在苏联考察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是苏联改革的一个先锋式的人物，他是搞财政的，也包括企业财务的，他就是强调什么呢？卢布监督、经济核算，所以这样就形成一套观念。在中国期间，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的交通、物资流通

　　所以那个时候心想我们可能也要设计这么一套，能够比较有严格的经济核算，比如这一套利润制度、税收制度。

　　合理定价，然后征收一个税收，把这个计划利润定到一个合理的标准，然后通过他的经营，用计划利润超计划还是没完成计划来考核他，这是经济核算，用我们导师的话叫用卢布监督、货币监督的办法来保证具有某种自主权的企业，能够提高效率，通过利润指标来提高效率。 ”

　　【加强卢布监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济改革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但现实经济运行与苏联教科书上的图画相比，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毕尔曼本人也对苏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告诫中国同志“不要盲目重走苏联走过的路。”】

　　吴敬琏：“这套东西其实后来跟当时，我当时不知道的孙冶方的想法其实也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时间很短，很快，大跃进来了，大跃进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法，就是精神刺激否定物质刺激，接着更厉害，就是反右派，反右派，自己回忆自己的思想，我这个思想完全是右倾的，要彻底改造。所以这个退，往回退，那就退得厉害了。退得比原来，比苏联还左。

　　后来发生比较大的转变，比较大的转变是文革，特别是下了干校。我是一个从城里长大的，而且是个富裕阶层家庭。对农村知道的很少，当然四清的时候，我在四清工作队里面还是比较负责地工作，多少有点知道那个政治，农村经济怎么回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到了干校以后冲击很大，冲击很大。从那个地方，我们干校是在大饥荒的时候，死人最多的那个地方，河南信阳专区。十室九空，无人村很多，叫绝户村，就没有人了。一部分人饿死了，一波人逃荒逃了。所以中央机关的干校大量的是在这个地方，拥有大片的荒地，你听到，特别是后来有些人派去搞整党，听村民讲故事，他们忆苦思甜会，忆苦讲的都是1958年的事情，不像人间的事，所以对于实际的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了。

　　那么当然这也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感性的东西，使得我原来树立念当然动摇了。它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应该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正好我又碰到了，在干校交了一个亦师亦友的顾准。顾准说我们应该要放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历程中，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来看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更本质的去观察，又开始读书、研究、思考、讨论。所以，对于过去出现的问题，大体上是有所认识，就是要离开这一条道路。

　　但是你要往哪里走呢，它显得很模糊，显得很模糊，这个又经过了很长的历程了，简单地说起来大概是这样。80年代的时候，我大体上是认为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路，作为市场社会主义，它从世界范围来说，它是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最先提出来的，就是说在保持国有制、保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不要用指令性计划，而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模拟市场，按照供求来制定一个价格。这样一个价格就很相当于市场价格。从数量上是一样的，不过它是用计算的方法记。另外，让国有企业都有一定的自主权，按照市场的状况来决定它的，不是决定大的生产方向，而是品种啊，规格啊，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改革初期，70年代末期，请那些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来讲课，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布鲁斯，波兰的，这是兰格的大徒弟。另外一个是当过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副总理，叫希克，到中国来讲课，他们那一套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另外，市场社会主义这个东西有本土资源，我们的孙冶方，孙冶方虽然自己并不自称是市场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基本是在这个框架下。后来大家发现跟市场社会主义很一致，是81年的时候布鲁斯访华的时候，去看了孙冶方，孙冶方那时候已经病重，住在协和医院了，他们两个用俄语交谈，一见如故。他们两个的模型的语言不一样，布鲁斯多少用了一点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孙冶方用的是苏联式的语言和中国式的语言，但是他那个基本框架是一样的。

　　我自己总体来说，不管是在文革以前或者文革以后，我跟冶方非常亲近，虽然中间有曲折，所以我对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崇敬的。

　　所以这段时候，80年代基本上是市场社会主义，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运用市场来改善计划经济的运作，改善国有企业的运作。

　　到了80年代初期，有一点我是跟我们经济学界的主流是一样的。当时不管是哪一个派别，只要有希望要改革的，大概有一条是一致的，就是市场取向，要扩大市场的作用。”

 经济学不分西方东方 

　　吴敬琏：“我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是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只有第一个学期学过现代经济学，学过经济学原理。学过会计，学过统计学。后来就搞运动了，搞运动以后，1952年以后全部是苏联教材了，所以对现代经济学几乎没什么影响。那么说市场取向，什么是市场呢？那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理解。

　　于光远同志也倡导办了叫做西方经济学学习班，其实西方经济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没有什么西方经济学、东方经济学，没有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经济学。

　听了这个班也有问题，因为他需要有数学的基础，需要看得懂外文。所以同时我们自己又自学，我请了师大的数学系的老师来教高等数学，自己来学。当然我学得不是很好，我们有的同学学得非常好，像去世的黄范章，高等数学就运用自如了，当然自己学还是不行。所以，我们有些人就要求出国学习。

　　我们同事赵人伟先走一年，他到牛津，我是1983年1月到的耶鲁。我都是教授了，参加博士生的研讨。那种课那简直，还要发言，简直苦得不得了，没法弄，然后就去听研究生的经济学课，中级微观、中级宏观，完全听不懂，然后就去听外系的，它什么系的都要学经济学，学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加上别人帮忙还多少的，重新补了，从大学的经济学原理补起。”

　　【远赴重洋，吴敬琏意在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之道。在耶鲁，他用新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总结梳理了国内改革讨论中形成的想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改革理论思想。1983年1月到1984年的7月的一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最艰辛的求知生活，对他学术思想的成熟至关重要。他的老朋友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吴敬琏：“掌握了这个东西，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因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还是新古典。新古典倒是跟你说了一个事，市场怎么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形成的价格为什么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原理、这个机制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一年半的学习，对我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运用经济学手段来分析问题，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回国以后，就再投入我们改革的实务，就能够立足于中国。在别人已经开发了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基础上来分析自己的问题。这样对于中国的问题就认识得比较真切，而且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有效，当然不是说一下就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了，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了，但这个路子我觉得就上了，有比较好的路子。

　　我能够站在现代经济学的高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当然我们这一代，有人叫做第二代，是吧？就是说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初始的或者说，这一代经济学家，在80年代、90年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就像一个接力赛一样，应该说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所受的经济学训练要比我们要好得多。现在应该是他们发挥主要力量的时候，当然更下一代，有人说叫什么？80后、90后，希望他们，因为你每进一步，当然跟过去比较也取得了很多进步，但是它新出来的矛盾，它更加复杂了，更加深层了。所以它要求你有更好的，我现在自己觉得好多事情好像跟不上趟，看不太清楚。”

 薛暮桥：最杰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吴敬琏：“我觉得最杰出的，我们老一辈经济学家，我所接触到，我觉得最杰出的就是薛暮桥。他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的经验，而且他自己把它提炼出了整套的经济思想。

　　很奇怪，我一点没有弄清楚，他很多经济思想，虽然他用的语言往往是自己的一套语言，但是跟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很吻合的，很吻合的。当然还有孙冶方，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应该说在80年代做出了主要的贡献。于光远，他们在80年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令人沮丧的事件。它带来的影响之深远超出想象。在整个1989年，经济发展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在这种背景下，几年前就已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发生在1989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论战，是改革史上清算计划经济思潮的精彩一役。这场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到了90年代，比如暮桥仍然还是发挥作用，但是他自己也说他好像太激动，话就说不出来了。我记得90年那次，在中央常委的座谈会上，两派，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他是坚决主张要市场取向的，暮桥在这个辩论里面，他就说话说不清了，后来回去以后用了好多时间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中央常委。那时候他们就经常是用第二代经济学家来，主要的工作交给他们来做。

　　暮桥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在根据地就是管财经，然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就调到华北来了。 华北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是打下了共和国的一个基础。所以他有很多经济思想是在当时开始摸索出来的。当时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斗争，比如跟日伪的斗争，还有边币和法币之间的斗争，还有根据地的财政等等，他们都是主管这个。所以，那种环境下，他是根据市场经济找到它的运作的原理。当然中间有一个曲折，就是他解放以后当过八年的陈云同志的主要助手，仲裁委秘书长。

　　在困难时期以后，他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他原来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后来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所以他对于计划经济的问题，他也掌握得比较好，虽然他自己说，他有过曲折，比如说三大改造，他其实是一个主要的参谋和执行者，但是他后来认为，这三大改造有问题，比如急于求成，后来甚至他认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它形成了很多经济学的东西，在改革过程中，因为他对计划经济那一套，对市场经济那一套都非常熟悉。所以应该说他的理论水平是很高的，而且他也是不唯上。

　　比如说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宏观经济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要保持经济的平衡，但是不要做大的改变太多，还要保持计划为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增长，同时要大力地推进改革。

　　暮桥很特别，他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不要搞乱发票子上是支持第一个派的。但是在改革的问题上，他是支持第二个派的，他不是完全唯上的。”

 结语 

　　吴敬琏：“其实中国的发展，要说一个大国发展得这么好，都承认的。但是好像没有人承认说是这在理论上有什么贡献，我觉得这不符合事实，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去总结。没有很好地去总结。

　　现在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下一代的经济学家，比如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得到国际上承认的，比如去年现代经济学什么，给奖给的那两位，许成钢和钱颖一。他们的有一些观点是国际上承认的，是经济学的创造。你看那个授奖会上，两位致辞的，一个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斯金，一个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们都对他的经济学贡献做出了相当好的评价。像这些东西国内好像不太知道。

　　蔡昉教授，他关于那个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增长模式的问题的分析，在我看来绝对是具有国际水平的。但是好像没有人去总结。

　　我觉得不要发明什么新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议，那个东西是非常好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条条落实。

　　但是你要检查一下336项，每一项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至于说后来提的一些口号，那都是那个的延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按什么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

　　我想最近有些好像是一个意思啊，最近陆家嘴论坛上，不是有同志说，改革的推进，有些人是什么孤军奋斗，有一些部门是袖手旁观。那怎么行？如果是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