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改革新使命之回响来自9月16日下午的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这里召开了一场重磅会议——即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产官学三界重量级人物云集于此，诸如刘鹤、吴敬琏、楼继伟、易纲、林毅夫、白重恩、杨伟民、吴晓灵等。

五位主旨发言的50人论坛专家如吴敬琏、楼继伟、白重恩、林毅夫、杨伟民等，他们围绕改革与市场化各抒已见，尽管其发言时间仅十分种，但均不乏灼见。

首位发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个人认为，40年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改革的方向。

他说，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倒退。

吴敬琏指出，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即主要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隐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其关键是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说，概念而言，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

楼继伟说，这是采取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产能），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说，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在市场制度环境方面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由此提出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都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很难实现，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来看，在中国如果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有些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可以帮它们克服制度障碍的帮助。我们把它叫做特惠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过去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面对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是次优安排；但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时，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像收入分配、腐败、环境等等一系列问题，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克服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就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提出了8点个人看法。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与配置，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同时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

减权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