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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经济时代展望:发展与治理
作者:江小娟 论坛成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间:2018-10-11    阅读:2132次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服务经济时代展望—发展和治理”。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六点:

       第一点,为什么讲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

       第二点,服务业的思想史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

 第三点,简单描述一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点,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和其他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第五点,网络数字时代的服务业。

       第六点,当代服务业和服务经济时代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副标题叫“准备好了吗?”。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是由几个简单的数据决定的:一是服务业是否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二是它的占GDP的比重是否超过了一半?据统计,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012年达到了43点多,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就超过一半。按照相对比重最低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毫无疑问,2015年服务业比重超过了50%,我们已经进入了所有标准衡量的服务经济为主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并不是说我们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数量上变化的服务。消费者的体会,可能是觉得是服务更贵了,而不是服务更多了。原因是我们没有理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差别。我举一个例子,来看看什么叫服务业比重上升。1984年的时候,一个人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同时家里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一台17寸黑白电视机是999元钱,雇一个保姆每年是500元钱,每月40元钱。用最简化的方式讲,电视机是制造消费,雇保姆是服务消费,当时制造和服务的比重是2:1,我们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消费结构。到了2018年,“6.18”网购促销,32寸彩色平板电视才一千元钱,而保姆的费用每年上涨到5万元钱,一个月要4000元钱。这时候的制造消费和服务消费的比例变成了2:98,这是典型的以服务为主的消费结构。

    问题是,我们真的享受到更多的服务了吗?真实的消费结构有变化吗?首先,制造业没有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同样生产一台电视,现在的电视已经远远不是20年前的电视了,无论从任何方面比较,它们已经不是一个产品了。现在的保姆比以前更好了吗?可能文化水平高多了,天天手机不离手,比我玩的还好,而以前的保姆是不识字的。从服务的角度讲,服务的意识可能各有长短,不能说不好,但对一个家庭来讲实际上并没有变化。但是今天的制造和服务的比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架构?它是一个相对价格的因素,一会儿我再把服务比重上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说了一个案例,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更多更好的服务。

再讲一个很实的案例。2013年的春节,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新华社发了一个报告,事由是北京居民抱怨菜价贵。海南的杭椒到了北京菜市场,卖到30块钱一斤,老百姓说菜太贵了。到底贵在哪呢?媒体主要聚焦在两点上讨论这个问题:海南的农民卖掉的杭椒是13.8一斤。第一,农民得到的太少,那么辛苦的把辣椒种出来,只得到它价值的40%不到,因为它最后卖了30块,海南农民只拿到了13.8。第二,聚焦在所谓的“最后一公里”,海南的杭椒运到北京的时候只有16块,两级批发完以后不到20块,但是到了零售市场就卖到了30块。当时《北京日报》大报标题就写“最后一公里怎么了?”。后来我花了比较大时间,把这个案例从头捋了一遍。所谓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会城门农贸市场的零售摊位,我自己到那里去调查,把这个案例做到底,这就是整个过程。

在收购时,价格是13.8元。一直运到北京,中间有5道工序,变成了16块钱,收购商在里面大概赚到了2.8元。而且这个过程中不能有任何意外,比如天气不好、道路运输受阻等等。收购商好像赚的并不算多,而且要承担风险。到了新发地以后,批发每公斤加7毛钱,二级批发每公斤加1.5元,再到农贸市场大概每公斤就加了10块钱,感觉确实加的不少。但是,我们到农贸市场具体调查一下,最后卖菜的人赚的钱是不是很暴利?是不是很不合理?当时是2013年春节,会城门农贸市场从进口数第四个摊位,大概每月是2700块钱的租金。夫妇俩守一个摊子,早上4点钟去拉菜,到晚上8点钟收摊,每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加在一起每天要工作32个小时,等于我们正常的四个工作日,就算春节期间加价,最好的时候一天卖30公斤,日常就是卖10公斤左右,每天粗菜、细菜算下来大概一天能赚三四百块钱,大概每个月能赚到1.2到1.5万块钱。听上去赚的不少,实际上是夫妇俩付出了四个满时的工作日,从早上4点到晚上8点,中间就是换着吃一点饭。按照2013年北京市民人均收入,毫无暴利可言。

那么菜价到底是在哪儿出问题了?看了半天,说实在的哪儿都没有出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在运转。是不是有路上乱收费?调查了一下,一分钱都没有,海南蔬菜进北京,全程绿色通道,要保证给首都人民送上新鲜可口的便宜的蔬菜。其中加价比较多的环节就是运输,比如一台最大的19吨货车,两个司机,三天三夜换班不停车,从海南拉到北京全程6000公里,大概要用9天时间往返。特别是前三天司机基本不休息,驾驶室是双排座,前面的人开车,后面的人可以睡觉,这真是车跑人不停,72小时在路上奔波,等于8整天的工作日。按运菜6.2毛一公斤的话,19吨大概11000块钱,路上油费去掉3200块。两个人至少是双倍的工作量,9天能赚8000块钱,而且不能有任何意外,不能抛锚,不能修车。如果把全年可能遇到的意外加起来,跑一趟两个人能赚六千块钱,一个人分得三千块钱,回去休息一次,一个月能跑两趟,想想他们也是非常辛苦,也没有多赚。我们从每个环节跟着看下来,好像都是恰当的赚钱。其实,它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一个服务的效率问题。

二、服务业的思想史和服务业发展的特点。

在经济理论中间,服务经济理论早期属于一个比较边远的领域,但是一直有人在研究。我把最基本几个阶段划出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跟着看一看,没有兴趣的听一下就过去了。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服务业就被提到了。亚当斯密认为,它的最大特点是非生产性,因为它是随生随灭,随用随灭,不能积累也不能创造进一步的财富。他指出的例子就有演员、仆人、旅行服务、保安、牧师这样一些职业。马克思当时把大部分服务业也归为非生产性,但是马克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明确的提出服务业是非常低效率的。因为大工业时代是发展非常快的时代,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效率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他认为是低效率的。

中间又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认为连制造业也是服务。那个时代经济学家认为,你制造出了什么东西,它物质是实体的,你只是改变了它的地点、形状、化学成份、物理形态。所以,制造产品是在物质上附加的服务,这是一个短暂但是很有意义的服务换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紧跟着第三产业时代,这是几个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做经济发展阶段研究的专家,他们还是一样的认为服务业是低效率的。

    1960年以后,主要发达国家它的服务业比重超过了一倍。首先是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后来是鲍莫尔,他们两位形成了对服务业一个最经典的描述:第一它是低效率的。服务业不能采用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它是面对面,人对人的服务,所以效率很难上去。第二由于它是低效率的,所以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会使经济增长成本在增加,有个很有名的词称它叫“成本病”。由于它每增长一个比例,所需要的投入就会大大增加,所以最后导致经济低增长。所以服务经济往往和低增长匹配在一起来讲。以上服务经济理论很简单的一个演变过程。

    传统理论认为服务业效率低。首先,服务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人对人、同时同地的三个特点。比如教育,从现代化的小学开始以后,每个班的合适的学生数额,大概就在30-50人中间,而且学生的均比在提高,每个老师能够教的学生数量在下降,所以效率是不能提高的。再讲医疗,每个医生在8小时内面对面医治的病人数量,近两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另外,一个保姆服务一个家庭,多少年来效率也没有变化。经典的案例是鲍莫尔用的案例,他说五位乐手演奏一场半小时的室内音乐会,需要付出2.5小时人工成本,这个成本从1880年到2000年没有任何变化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制造业的效率则是在大大提高。由于服务业没有办法使用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它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没有办法提高。

    所以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比重提高,有四个含义:

    第一个,要有真实服务消费的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的提高,原来很多人只上小学、上中学,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上大学,真实的服务消费在增长。

    第二个,服务相对价格的上升。前面讲到保姆和彩电的例子,它并不是真实的服务量增加,而是相对服务量价格上升。这是服务业增长的一重含义。我简单测过一下,2014年中国服务业比例上升占到将近一半的贡献,相当程度是价格上升导致的服务比重上升。

    第三个,服务切割外移。原来制造业内部,有很多内涵环节现在独立出去,这个非常普遍。比如汽车制造厂的汽车设计,还有一些大的家具行业的设计,已经完全包出去了。原来被计算到制造业内部的部门,独立出去以后成为单独设计企业,它的产值就被单独统计了。

    第四个,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自我劳动变成相互服务。原来每天回家自己做饭,现在改成了叫外卖。典型的场景是张太太给李太太送水饺,李太太给刘太太打扫卫生,刘太太给张太太洗窗帘,原来这些都是没有GDP的,现在有了GDP,家务劳动社会化变成了产值。在上世纪60-80年代,加拿大服务业比重上升到13%,就是这个因素构成的。

从国际经验上看,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不是增长速度要下降?我们挑了八个国家(地区)来观察。原因一是有可比的数据。很多先进性的国家,服务业比重比较早就达到了50%,但是那个时候的统计数据现在不能直接拿来同口径使用;二是希望这些国家和地区体量比较大,太小的经济体比照意义不大,人口最好在7000万以上;三是希望它是和中华亚洲文化一致的经济体,要去掉亚洲人多数愿意自己干,不愿意外购等因素。趋势是比较明显的。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增长速度在下降,基本上还是非常规律的一个喇叭口的变化。国际经验大体上可以证实,服务经济理论所讲的低效率、成本病和增长速度下降的关系。

 

三、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这张图有看个三点:第一点,长期增长缓慢比重还是比较偏低的。第二点,原因分析。第三点,服务业比重上升与增长速度下降下一步的趋势。

1980年-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人员占GDP的比重,没有什么特殊这处要讲。如果大家看统计年鉴的话,应该稍微关注一下服务业统计的困难。服务业统计的准确度比制造业低很多,所以每五年经济普查的时候,会对服务业比重有一次调整。调整之后它会有一个往后推,但是不是很准确?所以大体上可以看出来,每五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它和统计有关。我觉得服务业比重应该保持了一个很精准的上升速度。

四、中国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和其他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中国的服务业在同组别国家中间,比重仍然是比较低的。

2004年中国还处在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我做过这张图,当时中国就在这条均线趋势线的下面。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了,我们仍然还在线下。如果这是非常有规律的话,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在这条线上或者围绕这条线来走,大体趋势是存在的。当你的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服务业比重应该达到50%多。中国现在将近人均9000美元,服务业比重刚刚高出50%。而和我们同组别的十个国家,大概是在8000-9000美元左右,我们的比重是最低的,比例也很低。中国仍然是服务业比重和收入比重偏低的经济体。

    为什么服务业比重低呢?简单的说,一是低消费率的影响,大概消费率和同等国家相比低20%左右。把它数据调整以后,仍然有20个点左右的影响。二是高出口比率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不仅是为国内消费生产的,还有很大一块为全球消费者生产,所以制造业比重高出了以国内消费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是全能企业体制的影响。国外很多制造业从采购到设计再到最后的营销,都是有社会化的服务企业在服务,但是我们有些企业还是非常全能的体制,把大量服务包含在制造业内部来做。除掉这三点主要影响,大概可以消除掉服务业比率偏低的2/3以上的偏差。

    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趋势也是相符的。从2008-2018年,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增长速度从将近10%掉到了百分之七点多,GDP增长是下降的。我个人相信,这两个趋势都会延续一段时间,服务业比重还会继续上升。如果我们再看一个10年,服务业比重现在52.5%,我们把它设定在到60%,大概一年上去0.78个百分点,这是比较保守的统计。与此同时,经济上涨速度到2027年,把它设定为6%,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设定。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增长速度继续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五、网络数字时代的服务业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拉回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和先进性国家是一样的,服务业比重上去而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来。我们凭什么要求说我们做的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我们能表现的更好?我们讲三点理由:

    第一点,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网络和数字时代。

    第二点,中国是一个最大规模的经济体。

    第三点,全球化的环境也是先进性国家不能比拟的

首先,网络和数字技术改变了服务业的性质。刚才讲了服务业是低效率、高成本带来的低增长,这是服务经济的一个特点。低效率原因是因为服务需要面对面,一个保安只能看一栋楼宇,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家庭,一个老师只能给三四十名孩子讲课,一个医生一个上午只能看10个病人等等。办一场交响乐音乐会,场地搞得再大,无非就是容纳几千人的规模等等,它没有规模经济。

网络技术改变了若干服务业的基本性质。首先它使规模经济变得极为显著,网络空间服务制作成本相同,而且边际成本非常低,但是它服务的对象是一个还是上亿个?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今天讲课有直播的话,坐在我对面的只是百十号同学,但是还会有全球上千上万甚至更多学生同时在听课,它的生产成本是相同的,制作成本也是完全相同的。一个服务平台形成以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现在有几个著名的视频平台,每一个视频平台都有文化的、电视、音乐、体育比赛,三大视频平台大概都有上千个品种的服务在同时提供。现在经济上讲多样性和规模经济是有冲突的,但是在网络时代,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效率的降低,这个冲突我觉得被消解掉了。

我们来看几个最典型的案例。2016年全年,中国举办的音乐会现场观众有628万人,但是同年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5.24亿人。一首歌曲,歌手在现场唱一遍有一千人听,唱两遍有两千人听,但是放到网上以后,下载是没有任何边界的,而且制作成本也不会上去。王菲,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喜欢的歌手,她的个人音乐会现场观众是1.8万人,而腾讯视频在166个国家同步直播,吸引了2100万观众在线观看,累计播放3.4亿人次。

所谓多样性,就是网络经济特有的“长尾效应”,大家常举的例子是书店。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店只能摆10万本书,但是网络书店的供应是没有限制的。网上有很多书店,它会替你去找你所需要的旧书,或者帮你去复制。你能想到的书,它都能帮你买到。一旦没有了实体的店铺限制,多样性基本上不是效率的障碍。你买某个电视盒子,里面能够放的视频品种非常多,同期可以选看无穷多的节目。长尾效应能够容纳的多样性是远远出乎想象的,这是网络和数字时代给服务带来的变化。

第二是全球化的影响。由于网络时代的服务变得可贸易,所以服务贸易占进出口比重在上升。据20年的统计,服务贸易占进出口总量都超不过20%,。从2008年以后这个数字开始上升,现在我们每年都要进口很多很多国外的视频节目,因为它是可以远距离实现贸易的。网络的空间服务除了表演权收入这一部分之外,其他的都是进入到全球市场,音乐是最典型的,都是在全球市场上运作。一旦规模扩大到全球以后,它的规模经济,它的范围经济还在继续上升。

作为网络时代的大国,中国发展服务业的优势更加明显。网络是讲究规模经济的,人越多,数据越明显,大国首先支持了服务业。你在国内发展,哪怕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也可能会获得可观的效益,这是大国的优势。另外,它可以形成分工细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刚才讲到的家具制造,负责家具设计的企业在深圳就有60多家。家具设计本身也可以细化到很专业的程度,这一定要有很大规模的制造业来支撑一个很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没有多家制造商需求的话,专业化的设计公司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意大利汽车设计制造商,每年起码要设计13款车型,这个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大的制造能力来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如果在国内发展起来了,市场够大的话,这个服务可以比较成熟的进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

另外,还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体育产业在国外差不多就是一个支柱行业。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但是它的体育产业产值比汽车产业产值大的多。中国,这个产业却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漠视。前年因为工作需要,我翻看《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等一些主流经济学刊物,想找几篇相关文章看看,却没有找到。我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希望对体育产业能够多做一点研究,却遭到了有些学者的质疑,说体育的本意是为了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一定要政府来做,不能让商业做,这是应该政府提供的服务。所以,我也因此有一种很挫败的感觉。同时我也想试试看,能不能把体育产业带到主流学界里面来。

    这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讲这个是因为我刚做过一项研究。今年以来,我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上发了一篇,很快还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再发一篇。我感觉体育产业不应该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体育产业的发展大概讲四点:一是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体育就是支柱产业,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二是现在服务业的时代特点;三是大国体育产业规模;四是全球化机遇。

首先,我们进入到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并继续加快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健康与快乐的需求高速增长。体育爱好人皆有之,奥林匹克运动会,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再往前从马拉松起跑看已经有2000多年了。什么叫产业?消费者愿意付费的时候它才是真正有效的需求。投资者愿意投资,而且关联产业条件好。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就是政府意愿很强,所以体育产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按正常阶段讲,我们应该有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蓝色是一些国家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体育就业占劳动力就业比重是灰色,这是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韩国挑了一些数据来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数据相对可靠一些。无论产值占GDP比重,还是就业占劳动就业的比重,明显我们都是很低的。这是2016年的数据,现在发展还是比较滞后。

    体育产业能够有效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特别是体育赛事。现在看体育比赛,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一场足球比赛,两个队,22个球员,到底能够服务多少观众呢?世界上第一场职业足球比赛是在1861年,一直到1961年的100年间,最多的现场观众就是4.5万人,它的劳动生产率是无法提高的。1962年卫星电视出现了,全球可以转播,现场仍然是22个球员在场上奔跑,提供竞赛表演,但是现场观众加电视直播的观众最多的一场达到了1.12亿人,重播又是近一亿人。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现场+电视+网络,最多的一场直播有1.27亿人观看,相关话题参与者达到数亿人之多,回看比赛及各种集锦又有数亿人。生产的提供者仍然是22个足球运动员,我们无法衡量它的效率有了多少倍的提高。巴西的球王贝利是一位很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很悲惨,他正好在卫星电视上天之前退役了,所以他一年拿到的薪金只有15万美元,而现在的C罗大概年收入都在两千万欧元以上。不是贝利踢的不好,他踢的非常好,只是可惜看到的人太少了。现代体育产业能够非常有效的利用网络和数字技术。

体育产业还是网络时代非常特别的产业。很多广告对投资者来说不是为了直接赚钱,而是为了吸引眼球。美国的特朗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体育产业里面投过资,1984年他花了900万美元买下一个橄榄球队。当时美国橄榄球全国性最大的联赛叫NFL(全美橄榄球联赛)。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人想在美国另搞一个新的顶级联赛USFO(美国橄榄球联赛)。特朗普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他买了一个队参加。但是要想在全美搞一项顶级联赛需要有很多条件,需要有一流的队员,一流的教练,需要有场地,还需要有观众,最后这个联赛做不下去了,一年以后就倒闭了,特朗普投的900万美元打了水漂。但是他说,我虽然损失了900万美元,但是我的这笔投资价值10个亿。因为他花了900万美金,做了平面和电视铺天盖地的广告,“特朗普”这三个字被数万次的重复提起,如果他要在这些吸引眼球的媒体上做广告的话,大概需要付出10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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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闹上法庭去起诉,状告全美橄榄球联赛垄断市场,排斥新的竞争者。跟着又搞很多发布会,上电视,上平面媒体的头条,用足了这次投资带来的广告效益。

大国的优势,一是最能有效发挥信息技术带来的规模效应。中超和CBA电视收看人数要超过4个亿和7个亿,这在其他国家无论如何是难以想象的市场规模,毫无疑问,占居了各国比赛国内收看人数之首。重要比赛的单场次转播,国内收看人数也超过8000万,好几场重要的“德比之战”都是收看人数非常高。

二是范围经济效益很显著。在转播平台上,有几百种、几千种产品在提供服务,长尾效应很突出。另外,转播版权价值很高。2015年,中超5年的全媒体也就是电视、网络和新媒体转播版权,卖出了80亿元人民币。当时我在四川,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拍出了80亿元,我当时第一感觉肯定多敲出了一个零,因为在这之前,每年能拍出8000万元就到顶了。中超成为欧洲五大联赛之外转播费用最贵的足球联赛,就是我们的人口基数最大,同样一场比赛受众最多,所以带来了极大的效益。

    我觉得,我国的体育产业要比很多国家更有发展前景。第一是人口规模极大,可以容纳多个流行项目发展;第二是大城市非常多,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有235个,500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05个,一千万以上的大城市有14个,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和我们相比,就连整个欧盟也没有办法和我们比。体育产业非常需要聚集效应,养活一个顶级的职业联赛俱乐部,它的底线是“双两百”:两百万人口和两百亿美元的产值。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CBA和中超球队大概都有3-4个,这就是大城市带来的优势。第三是中国的网络和数据产业发达,普及和应用程度高,可以将网络空间体育服务传递给亿万级的消费者。国外不少俱乐部跑到中国来推销,包括像西甲、英超都把重要比赛场次的时间改了,希望能方便中国观众收看,他们主要是看到中国的市场之大。欧洲很多俱乐部拥有的中国球迷超过了它在本土的球迷。

还有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项目,已经成为商机了,这就是广场舞。现在有六个网站可以对广场舞进行商业化运营。一个特点是,在这些平台上,会同步有几百个不同的广场舞在教你,你想要什么舞它有什么舞。另一个特点是可以上传广场舞。如果你觉得你的团队跳的好,你可以把自己的舞传上去,经过审核后就可以发表,展示给更多的人观看学习,所以非常受大妈们的欢迎。另外它还经常举行现场比赛,直接上传视频给大家看。广场舞能成为商机,绝对是中国特色,有一亿多人在跳,还有一亿多人在看。虽然变现程度很低,大概最好的网站人均不到几块钱,但是它的量很大,基本就是买卖一些舞衣、舞鞋、道具、音响之类的项目。

我原来以为广场舞只有中国有,某一天出国,突然发现国外也在跳广场舞。我到美国密歇根大急流市,晚上出去转转,看到不少人也在跳广场舞。那里的广场舞特点就是音乐声非常低,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当地的人口基数很小,参与比例也很低,成不了产业。只有一个相当大比例的人数,才能使极小众化和人均消费很低的项目变成一个产业,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体育产业能不能快速发展呢?大家最普遍的担心,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跟西方不同,我们的体育偏好比较弱。但是在和我们同样的亚洲文化背景下,日本和韩国最流行的是职业棒球比赛,现场观众占人口比重和欧洲现场观众足球是一样的,大概17.9%和16.3%。其中17%左右的人次是在年度中间现场看比赛。中国的台湾省健身人数比例和欧美也是相同的。

实际上,中国这两年变化非常快。这是普通居民区内600米半径内的健身房数据。2015年我研究的那个课题刚开始的时候,我搜过一下相关数据,在我家附近600米半径只有一家健身房。过了两年,也就是到2017年7月18号这一天,我又搜了一下相关数据,在我家附近600米的半径内,已经有了10家健身房。现在你去超市买东西,永远会有人把你拦住推销健身卡。

我还找了三个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地点,一是收入比较高的金融街;二是年轻白领比较集中的新中关村;三是位于远郊的亦庄社区。结果数据非常均衡,在600米半径的区间内,都有8-10家的健身房。亦庄这一带基本都是最近两年建起来的健身房。所以,这个产业已经临近爆发式增长,我觉得非常正常,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最近我刚看到今年“十一”期间的消费数据,90后去健身房的比例是整个人群的四倍,是80后的三倍。中国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在未来10年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的可能有将近3亿人,这一定是未来健身房的消费主流。现在全国大概有1000万人拥有健身卡,占人口的0.9%。到2025年,低端估计也有7000万人,正常估计我觉得会有一亿人拿到健身卡,也会有人在工作场所和居家地方办两张卡。这是对未来健身行业规模的估计,所以我对这个行业非常看好。

   

电子竞技是一个新的体育项目。这在2017年11月份,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北京的鸟巢举办,票价很高。实际上它是现场同步转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近五万人涌入现场来观看,火爆的场面震撼了全球电竞界。

中国电子竞技水平在全球确实是发展最快的,电竞金牌一参赛就拿下来了,我们在新的体育竞技项目上非常有优势。中国人并不是不爱健身,不爱玩儿,不喜欢运动,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对中国体育产业发展非常的看好。

   

体育产业也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业。这是去年国家博物馆一次非常有名的展览,是由大英博物馆挑选了100件产品来中国展出。它的主题是“文物中的世界史”,从文物来看全球交往是怎么发生的。最后的第100件产品很有意思,就是一件球衣,标题是“一件球衣连接各大洲”。

体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标志,穿这件球衣欧罗巴是科特迪瓦人,他在英超切尔西队踢球,还曾以法甲、意甲、土甲和美国也踢过球,甚至很短时间内曾经加盟了上海申花,对这件球衣的解说是,切尔西队的老板是俄罗斯人,切尔西的长期赞助商是三星公司,这件球衣是在印尼生产的,后来卖给了中国球迷来穿,一件球衣连接了五大洲,它确实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全球化的标志。我们老觉得体育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活动,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支柱性大产业。

体育全球化很好理解。首先体育竞赛规则非常统一,人类第一个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愿接受的法律就是体育规则,这在其他产业中是很难想象的。二是它不需要语言,各国消费者都能选看全球任何比赛。三是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跨国转会踢球。四是国际比赛无国籍,不太容易引起意识形态或者民族感情的争端。北京奥运会版权是国际奥委会的,北京只是受托的主办方。伦敦奥运会版权也是国际奥委会,国籍不是英国,都属于无国籍的比赛,所有国际比赛都有这个特点。五是信息技术使体育跨国转播成本低廉,而且收益巨大。奥运会和世界杯开幕式全世界大概都有10亿人在收看,整个赛程收看人数可以突破60亿人次,形成了非常巨大的产业。

近年来,体育产业的增长明显高于GDP的增长,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不断上升。中国的体育产业,加上信息技术带来的优势,加上大国本身带来的优势,加上全球化带来的优势,所以一定会高速成长,而且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六、当代服务业和服务经济时代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时代,服务业发展带来很多治理的新问题,我们挑几个问题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是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边界变得模糊。公共服务在引入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要求政府干预。无论对于市场和政府,对于公民,都是机遇也是挑战。公共服务引入市场主体,所谓的“巨头入局”就是大的市场主体进来了,但是它们进来并不是来做慈善或者是做好事儿,它叫市场争夺战,是商业化运作。

城市治理是最典型的公共服务,有评论认为企业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它是PPP一种新的模式,可以依托新技术更好的治理城市,这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在城市安置无数互联网节点,大数据商业开发就有了广阔的前景。另外物联网有了巨大平台,企业营销会更加精准,这些都是从商业角度看这个事情。但是也有评论认为拿不太准,一是入局企业会获得巨量的公共数据;二是公民行踪处处可觅;三是私人数据会非许可的使用。这是对公共服务引入市场主体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思考。

倒过来更有意思,市场主体也在要求政府干预。今年10月5号,阿里为允许行政干预的区块链系统到美国申请专利,美国是那么讲究自由的市场,阿里巴巴直接为第三方干预留后门的系统申请专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把这个消息看了好几遍,我的理解是企业背后的那种责任感或者担心,自己主动要求政府介入到企业最深层次里面去。一个是公共服务引入市场主体,一个是市场主体要求政府干预,这都是此前少有的情况。

    它的机遇和挑战在哪呢?以公共服务为例,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它不是公益或者慈善,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来运作,企业同时提供市场监管职能。阿里曾经有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到北京来看过这个模式。现在全球每天假货私货泛滥,你上架一个产品,很快就可能有人起诉你说这是假的。不处理它有问题,处理它也很难。所以阿里就直接把诉求放在网上去,然后让大家评估,你觉得它俩像吗?你觉得它俩是一回事吗?如果网民一致认为它没有抄它的,它俩不是一回事,那这事就过去了。如果大家说它俩确实有点像,这时候就会有后面的跟踪,有专业评委和一系列的跟进措施。企业为什么要管这种事呢?是不是可以以直接交给国家产权局来管呢,回答是那根本不可能。因为无论从数量上、从时间上讲都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网络时代,很多原来依靠政府外在监管的模式,可能必须要由企业来承担责任,它必须要发展出来一种新的监管能力。

    政府干预可能会要求介入企业微观活动。比如美国国会和欧盟都要求脸谱提供一些商业交易底层的模式,要求腾讯限制游戏服务时长等等,这些都是在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决策公开也是很好的事情。公民要首先知情,知情才能参与,参与才能监督,监督完了以后才能对政府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做研究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说明美国自从要求政府决策或者国会讨论的意见要面对公众之后,决策的质量在大大下降。因为政府需要考虑很多问题,需要讨好选民,需要讨好利益团体,所以没有人提批评意见,所有人只替与自己相关的那个利益团体说好话,没有人再真正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可见决策公开以后,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PPP中间的数据资源授权,数据产业发展与个人数据保护,外部性强的新技术监管,AR技术怎么监管,生物技术怎么监管,新药品开发怎么监管?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以公共服务为例,企业介入公共服务领域,把它转化成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要求政府开放体育场馆,让老百姓能够廉价到体育场馆去活动。这个模式已经从2012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开,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还真不是政府要拿它赚钱,因为也没有什么钱可赚。大型体育场馆,比如鸟巢,真正的运动场地面积只占了不到15%,主要面积是看台、配楼和楼上的各种房间,这些都不能作为全民健身运动场所来做。所以现在很多商业化的运作场馆非常灵活,政府给这个场馆的财政补贴给我就行,然后你就不用管了,我一定把它运作好。它采用的是非常广泛的人均连接,人均付费虽然很低,但是它的人数很多,把大中小体育人群密集的分配在车程可到的场馆之内,然后通过网络相互连接。它提供的服务收费比政府有补贴以后的收费还低,但是它提供的服务很好。首先它需要人数足够多,要有很好的互联网平台,还要有足够的场地,能把政府补贴的一种活动方式变成商业化可运作的方式来做。

  还有一个公共数据使用的案例。我家亲戚的一个女孩子到美国伯克利上学,家里人告诉她不要乱跑,因为当地治安不是很好。但是她到了伯克利的第三天,家里就收到了优步发来的一条短信,点开短信链接的网站看一下,发现她晚上坐车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家里人赶快发微信,问她干嘛去了?她说是校友聚会,她说你怎么知道?家人就发了一个截图给她看。我们都非常吃惊,因为她从来没有给优步留下任何信息。后来她问师姐,师姐说你到美国政府申请签证的时候,要求你提供三个紧急联系人,于是政府就直接把他们连到优步平台上了。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于公共数据,是使用优先还是许可优先?你个人的公共数据,美国政府签证要求提供,是美国政府强制性的要求,但是我并没有让你把它联到网约车平台上去。这个例子还是很多的。

政府拿到的信息可以和商业机构合作,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数据的使用要不要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为什么需要政府的干预呢?我觉得一定不能把它和商品时代的政府干预等同的看待。那么大型的信息平台,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匿名,对信息的管理不像传统媒体有人工的筛选功能,能够避免网络信息对他人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攻击,避免网络攻击行为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另外,网络现在就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大型网络公司既然创造了新经济,也创造了一个新社会,因此你还是要承担部分社会职能。

各国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产品和服务层次进行了管制,所以不能照搬商品时代的理念,说政府干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都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评估。阿里主动的要求政府干预的那一套体系申请专利,我觉得可能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今天讨论的结论,第一条,毫无疑问我们进入了服务型经济时代,服务在GDP中间占到了一半以上的比重。时代不同了,能够利用网络空间和数字技术的服务业已经成为了高效率产业。

第二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需求供给、网络技术开放等方面具备有利的条件,服务业一定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和我们的制造业一样,形成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条,前面说了那么多国际经验,到了服务为主的时代,经济速度就会落下来,变成中低速度增长。我们希望中国有可能突破先行者的规律,继续保持相对比较快的增长。如果有前面两条支撑的话,我们有希望能够保持在6%以上的增长速度。

第四条,服务经济时代,特别是网络和数字时代服务业治理面临很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市场和政府边界现在完全在模糊和交叉。对于市场主体和监管者、决策者都是很大的挑战。

第五条,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我们所讲到的服务业,已经变得很高效率。但是,服务业整体上是否摆脱了低效率的特征?是否摆脱了高成本的问题?有没有会把经济增长速度往下拉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做一个准确的评价,我们只是说有些行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服务业整体效率对增长的影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业产值的比重,还是大大低于全球商品贸易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原因就是服务业还处在一个我们没有完全把握的时代,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研究。

    我本人在工业经研究济领域做过八年,在服务经济研究领域做过八年,我觉得当下服务经济领域有挑战性的问题挺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做一些创新性研究的话,这个领域很有意义。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领域有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