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已经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有的老师可能讲过这个题目，但是我今天还是想系统的把它讲一讲。着重讲后面的问题，讲它的影响，讲它可能的趋势以及对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正好今年美国跟我们打贸易战，也许这是一个历史巧合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美国留学，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没有几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非常少，我只是在离自己所在的研究院不远的家居商店墙角的地上，找到一个藤编的筐，上面有熟悉的“Made in China”标签。当时正是“日本第一”的年代，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刚写完《Japan as NO.1》，日本正在赶超美国，美国和日本也在打贸易战，我定义他们之间不叫贸易战，只是贸易争端、贸易纠纷。

我所在的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一家美国宏观经济研究最著名的机构。他们研究日本、研究拉美、研究韩国，就是没有人研究中国，也没有研究中国的项目。研究局的局长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前里根总统经济顾问会的主席，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有研究中国的项目？他说我们也许会吧。我说什么时候会呢？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精确的数量化的回答，说当中国的进口超过美国全部进口3%的时候，我们就会研究中国。而当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很少很少，我刚才说只在商店里见到一个筐嘛。转眼之间40年过去，如今美国竟然开始和中国打贸易战了，我们变成了美国一年3000多亿贸易赤字的竞争对手。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的发展壮大。

第一次听到中美打贸易战的消息，我当时正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开会，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glorious day！”（光荣时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尽管咱们可能有做错的地方，我们的贸易和各种对外经济体系还要进一步改革，但是这体现了中国的进步。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需要认真对待，认真的分析。不仅仅是贸易和经济，还包括超越经济、超越地缘甚至超越地缘政治等等的各种因素，都需要深入分析。但是，这件事本身也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一个标志。

    第一个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本身的原因

    一是美国的储蓄率低。学习宏观经济的国民收支基本平衡表，最后会落到一个短短的公式上，外贸逆差等于你的投资大于储蓄。反过来储蓄大于投资，你就会有贸易顺差，这就是两国的基本特点。美国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低又要消费、又要投资、又要打仗，又要财政赤字，那肯定要有贸易赤字了。这就是内部平衡决定着外部平衡，内部的不平衡决定着外部不平衡。中国的问题刚是相反，老有那么多顺差，就是因为我们的储蓄率太高。

二是美元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导致美国每年必须得有点赤字。为什么呢？也许在座谁的钱包里摆着一两张美元，这美元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怎么会在你的钱包里留下来？它一定是美国印的票子，它是美国财政部部长签字发出来的一个债券。他用这张美元买了你的东西，付给你这几张美元，但是没有再卖给你东西，也就是没有再把这些美元收回去，于是它就留在了你的钱包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人民币老出不去，原因就是我们买了人家的东西，人家又回过头来买了我们东西，于是钱又回过来了。美元要想成为国际上的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就得每年有点赤字，你得只买不卖，才能够有一些新的美元沉淀在国外，沉淀在你的贸易伙伴手里面。这在经济学上叫做“特里芬悖论”，你是国际货币的输出者，国际货币的印钞者，你不可避免的每年得有点赤字。因为每年各国的经济都在增长，交易手段要提高，储蓄货币相对的比例也需要扩大，所以大家对于货币的需求每年就会多一点。比如今年中国人钱包里有了两张，明年巴基斯坦人的钱包里面也要有两张，今年只有一部分人有两张，明年经济增长了，更多的人也要拿两张，于是美元就会越来越多，每年都会有一个增量。每年的增量都要从你的赤字上，也就是贸易逆差来支付国际的货币。

奇特的是，有人觉得好像美国人吃了亏，总是美国人有贸易逆差，但是逆差前面它占了多大便宜？你印了票子就能买别人东西，这叫铸币税。票子在别人手里拿着还不跟你要东西，因为钞票会有一定的存量存在经济里面，没有人跟你去要东西你就可以花这个钱。任何一个货币都是这样，人民币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的货币不是财政部发的，财政部没法花这个钱，我们是有点特殊的。举个小例子，我们出门买一个公交卡得交20块钱的费用，交了这20块钱之后，我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公交卡，也许这辈子我也不会再跟你要那20块钱了。虽然可能有人会去要，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拿着卡在用了。那么公交公司卖卡得到的这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钱，就可以拿去放贷了，这在一定意义上就叫铸币税。所以美国人是占了大便宜的，但是特朗普心里觉得逆差就是吃亏。

客观上说，有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有很多便利。我们作为一个穷国，人家不相信你的货币，所以我们跟别人做交易的时候，你的手里要拿点硬通货人家才信任你，这就像是一个信用的抵押物。你给一个出口信贷指标，别人才能相信你，才能先发货再要钱。没有美元拿在手里，我们还做不了贸易。美元客观上提供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我们付他点铸币税也就付了，这里面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涉及到金融风险问题，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者，一旦世界上风吹草动，包括它打贸易战，美元就是避风港，因为美元总能印出来，不遇到特别大风险它还升值。所以市面上一出风吹草动，大家都拿美元当避风港，这也是它占的很大便宜。最近发展中国家土耳其、阿根廷都在闹货币危机，这也是它作为货币发行者占的一个好处。美国现在不说这些好处，只说自己吃亏了。当然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有一些人拿着钱不买东西。

    因此，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决定了美国跟谁都可以有贸易赤字。而且这两个一般因素也并不是跟中国有什么特殊关系。以前美国是跟日本、跟德国和欧洲闹，现在也在闹。没有中国，当年美国也有赤字。1971年是美元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电视上向全世界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本来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单方面撕毁了协议。以前大家拿美元可以换黄金，现在美元跟黄金脱钩，因为全世界都要用美元，老跟黄金挂钩，美国没办法提供那么多美元。从此以后，美元就不断地被提供出来，于是它就总有赤字。这件从经济学上说起来看似简单的事情，背后都有相连的很多复杂关系。所以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总有赤字，并不一定非得跟中国有关系。

    三是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跟中国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不是经济原因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等等非经济因素决定的。美国有东西不卖给我们，用他们自己话说叫做出口管制。他不是管制你的进口，而是管制对你的出口。什么东西呢？当然就是高科技产品了。

按照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能够平衡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做是中低端产品，曾有个例子说我们生产两千万件衬衫，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我们是在努力发展，但是在一定阶段我们主要还是生产中低端产品，然后我们来跟它换我们没有的东西，交换就是互通有无嘛。我们没有什么呢？没有高新科技产品，所以我们就要买它的高新科技产品，但是它不卖。凡是可能跟军工有关系的，现在开始跟军工有关系没有关系也不重要了，只要它比你先进的高新科技产品，为了防止你追赶，他都不卖了。中兴事件和最近华为遇到的问题，都是属于这类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卖给美国很多东西，但是美国却不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卖给我们需要的它具有优势的高新科技产品。那中美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办法平衡了。这种情况不只现在，以前就有。发达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禁运，就是不卖给我们高新科技的东西。从现在开始，这个贸易问题就更不平衡。前两天西方报纸说美国关于“核电”、“核能”，不是中国不愿意买，而是美国不愿意卖。包括对华为的禁令，不让你买它东西，那它的逆差会更加严重。这是跟中国出现贸易逆差的特殊问题，再加上前面两个一般性的问题，它的赤字就会越来越严重。

    美国人看着这张图心里一定很不舒服。中国对它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原因不仅仅是它对我们的禁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这边。一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原先我们不能会的东西现在能做了，甚至可以出口了，特别是一些机械、设备，包括一些电子设备等等。这叫进口替代，我们想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了。这是导致我们出口多、进口少，特别是对美国进口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我们前一段时间对全世界的进口都在减少，而出口在不断增加，这是表明我们发展了。今天我看到一个新的数字，中国所谓的投资品出口占整个出口的比重已经将近40%，投资品就包括电子、设备等等，还包括一些重型机械，中国制造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对我们的贸易顺差有一定贡献。

    二是我们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现在还有40%几，而且长期居高不下。我们的这么多储蓄不可能都投在国内，所以要投在外面去，要么搞“一带一路”，要么去买美国的债券，贸易顺差就是这样出来的。贸易顺差就是一个国家净储蓄，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经常账户的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净储蓄构成的。我们个人花不完的钱，都拿去储蓄或者理财买基金，或者买了债券。作为国家官方的外汇储备，也得买点东西，买什么？买其他国家的债券，虽然国家债券收益低，但是比较保险，因此我们买了很多美国的债券，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债券。自然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储蓄。最近我们减持了50几亿美元，一会再讲减持不减持的问题。

    三是我们确实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客观的说，我们的整个制度都在鼓励出口，我们出口历来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60%多，但是我们已经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贸易大国，都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欧洲。最近大家都在议论中国企业税收负担问题，我们也计算过，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加上社保基金，加上“五险一金”算在一起，税负比美国的企业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但是美国不是增值税制度，因此它没有出口退税的问题。我们的整个税负比率比美国的公司高十几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可以出口退税，这一退税就跟它差不多了，甚至比它低了，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出口，而不去努力做好国内市场。这样的制度导致了我们的出口动力非常强。最早的时候是鼓励换汇，只要换一个汇，就给你这个那个的奖励，那时候就缺真金白银的硬通货。到后来是可以减税，可以减少企业成本。

四是客观的说，我们加入WTO15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现在叫高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还享受着一些低收入国家享受的特殊待遇，就是WTO规定的一些行业或产业的保护政策，理由是我有“幼稚工业”需要保护，就会有些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关税比人家高，技术转让、投资等等会有些限制。WTO最初是一些发达国家组成的贸易体系，后来为了促进发展，也鼓励吸收发展中国家加入。但是发展中国家进入的时候，要和发达国家一个一个的谈判，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当时我们加入的时候给了15年的过渡期，15年以后要求你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并不是说你方方面面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你在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投资保护等等方面，要做到WTO所要求的水平。

    15年来，我们的方方面面有了很大成长，我们企业和产业都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生产能力也提高了，技术也进步了。但是我们有些制度有些东西确实没有改，没有取消一些保护。这个不仅仅是跟美国之间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现在发达国家，欧盟也好，日本也好，还有一些其他发达国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认为中国没有做到WTO规定的要求。他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上激起了对中国的不满情绪。

从原则上来说，中国总的来讲做的还是不错的，确实没有违背WTO那些规则，而是按照WTO规则在方方面面也都做了，但是可能做的确实也不够。WTO当时允许发展中国家加入，是想给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全球贸易的平台，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发展问题，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如何解决全球不平衡的问题，解决全球贫富差距的问题。WTO过去有这个条款是件好事，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有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就把发展中国家给去掉了，把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这件事给忘了。但是确实我们也承认，这个过程也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监督或者会加进一些惩罚条款，比如十年后你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达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惩罚措施。我最近提的方案说，WTO可以增加一些防范措施、一些惩罚性条款，但是15年可能不太够，中国15年的发展算是比较快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到不了这种程度。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非常艰难、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说你不要高估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下一步WTO改革的问题。

最近前WTO总干事拉米比较形象的说过一句话，她说WTO原来是一个富国俱乐部，然后加进了一些穷国。现在搞不清楚的是，中国究竟可以定义成一个有一些穷人的富国呢，还是有一些富人的穷国？它究竟适用哪个条款？中国的人均GDP才八千美元，中西部地区还很落后，农村还比较落后，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但是中国又有了高新科技企业，有了各种各样规模庞大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

所以不管在国际上怎么说，不管WTO改革怎么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讲，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能力，为什么不积极的往前走？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对你的反弹，美国商会每年出一个报告，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如何不符合WTO标准，欧盟商会也年年出报告说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他们并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开放中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呢？现在搞得市场和你的竞争对手联合起来，在制度上跟你闹，这就至少属于没有预见性，没有想到既然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你就要尊重一些规则，这个教训应该是吸取的。所以下一步问题就是加大开放，政府也承诺了进一步的开放，进一步符合WTO的规则，包括推进投资、知识产权等等一系列举措。

    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上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老想着呆在受保护的状态下，我们的竞争力是要打折扣的。在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个劲的把这些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客观的说，这是一件很不讲理的事，他也不想跟你讲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遏制你。但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道理想清楚，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客观上怎么做能够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吸取教训，如何能够避免遇到这样的冲突，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让自己的竞争能力提升的更快。我们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事情没有做好，我们去掉点关税，去掉点保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成本可以更低，我们竞争力可以更高。这些属于我们内部的问题，包括外贸、吸引投资、技术转移等等方面的问题，客观上我们有许多东西需要做。

第二个问题：贸易战的本质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搞国际政治的人讲，这次贸易战的背后是技术战、经济战，这也是客观事实。用特朗普的话说，中国人占了我们20几年的便宜，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从此以后不会这样了。他的那些顾问们说的更露骨，有本书的名字就是《Death by China》，“让中国搞死”。美国在什么事儿上都是撕裂的，但是在对华人的事上却高度一致。现在美国确实是同仇敌忾，两党一致、朝野一致、草根精英一致，各种利益都集合起来，这确实也值得认真分析，要看到问题的长远性，看到问题根源。

    先说草根和精英。精英指的是商业精英，草根指的是那些工人。早年美国商界精英仍然要推进全球化，美国公司忙着在全球布局，全球生产，全球挣利润。早年的美国工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工人也是赞同的，因为只要企业能赚钱他们能够保住工作。50年之后他们发现，全球化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全球产业布局的改变，全球化让中国人把他们的饭碗抢走了。确实有这个问题，你不改变，你的成本那么高，你福利那么高，你还要这个要那个，那么就业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美国的工人、工会是最反华的。

商界精英说到中国挣钱不太容易了，说我们把优惠政策取消了，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也起来了，他觉得自己吃亏了，觉得你占了多少便宜，偷了我们技术。外国公司主要抱怨中国两条，第一条，是技术违反知识产权，做了仿冒产品。第二条最头疼，好不容易培养一个中国人当副总，结果跳槽出去办公司跟他的母公司竞争。最近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spill over”，就是知识会外溢。落后国家要用各种方式获得各种知识，成本还要低一点，有很多知识是在潜移默化中观察到的。刚才讲的某外企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副总，那些知识都不是专利，但是他确实学到了，会经营管理了，然后出来跟他们竞争，但是美国人觉得这不合理，违反WTO等等。

这些年来，这种反华情绪在美国商界精英当中，有相当大程度的增长。美国商会每年出一个报告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其实这些人可能我们唯一的在美国政治格局当中的盟友。通常我们的领导人不会见外国商界代表，但是最近习主席接见了英国48家公司集团的总裁。他们以前都是替中国说好话的。

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在政治上有两种考虑。一种是短期的地缘政治考虑。当我们说到一个国家的实力，是指人均GDP。现在中国人均GDP在8600多美元，美国是56000多美元，我们仅是它的1/7，我们在很多方面仍然很落后。但是美国人不看这个，他要看总量。我们的GDP总量现在是美国的百分之六十几，他已经开始警觉，当年日本也是到他的百分之六十几，其他国家都是六七十，但是中国的体量很大。中国的总量一旦比美国多了，同样5%的军费开支就比它多，同样3%的对外援助款就比它多，中国的影响力就要比它大。当你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要超过它的时候，它很不舒服，它要维护它的地位，那是它的既得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称它为修昔底德思维。修昔底德这个人当时论证的新强国雅典的崛起，必然要和老的强国斯巴达有一战，后来两者果然打了一战。最后雅典赢得了胜利，一位士兵跑回去报信，跑了42公里多一点累死在那儿了，这成为了现代马拉松比赛的起源。修昔底德最初计算的是，世界上16次新兴大国超越原有大国打了12次打仗，还有一个说法是打了21次。总之是每当新兴大国的力量要超越古老大国的时候，为了避免被超越，要采取遏制手段，就可能导致战争。

另一种是更长期的考虑，意识形态、制度、制度的差异，今天没有时间多讲这些，这些都是要讨论的问题。中国发展的模式和格局，与他们的模式和和局产生了竞争，他也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想办法要遏制中国发展的话，说明他对自身的制度有些不自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这不是简单的贸易争端，不仅仅是贸易平衡问题。美国高新科技的东西都不卖给我们，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买了。现在很荒谬的是，我们想要跟美国搞贸易平衡，就得去买它的大豆，买它的猪肉，买第一产业的产品，买养殖业的产品，这才能够平衡我们的制造业。通常是落后国家或者最穷的国家才出口农产品和养殖产品吧，这确实很荒谬。但是它的目的根本不是这个。特朗普有特朗普的作风手段，有特朗普的考虑，他的那些政治顾问考虑的可能比他更长远一点，但是他赞同，所以把这些政治顾问都纠集到身边，给他出谋划策。所以我们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早晚这件事会发生，我们做得好一点可能缓和一点，也许会延后一点，但是你做的再好，这件事早晚还是要发生，并不是简单的一两次谈判能够解决。

第三个问题：贸易战的影响与对策

既然发生了，我们要谈谈贸易战的影响。我们只涉及贸易战本身，不去涉及更广的国际政治等领域。这张图是当年美国打贸易战时的一个结果。这个当年是指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全国特别是国会一片保护主义呼声，世界经济都不好，要把别人对美国的出口挡回去，不能让别人来占美国的市场。于是在1930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把平均关税一下子提高到57.6%还是57点几。美国把所有的产品平均关税都大幅度提高，而且不是针对某一国，是针对所有国家，当时主要是针对欧洲。欧洲各国回过头来也反制美国，你给我加关税，我也给你加关税，你不让我的东西卖到你那去，我也不让你的东西卖到我这儿来，一轮一轮的加下去，大家互相“tit for tat”，结果就是最大的数在这儿，它往里滚，越滚越小，越滚越小。1929年，全世界贸易总额有3000亿美元，到1933年剩了900多亿美元，整个世界贸易萎缩了2/3，这是导致十年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因素。十年大萧条先是出现金融危机，企业倒闭、破产、产能过剩，然后导致全球贸易下滑，全世界GDP缩小50%。然后老百姓失业、贫困、饥饿，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德国纳粹主义的泛滥，最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了几千万人口。

1945年二战结束，经济开始恢复。到1954年，时隔25年之后，世界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并不是说十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贸易战所致，但是贸易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什么叫贸易战没有赢家？什么叫两败俱伤？这就是两败俱伤。它的后果、恶果确实要高度重视，不可忽视。

谈到这次中美贸易战具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贸易和产业的负面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现在的世界太复杂了，世界产业链太复杂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响不太容易评估。比如一个iphone手机，中国占它的增加值大概只有10%左右，其它包括在美国加尼福尼亚的设计，包括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生产的零部件，你说它对谁的影响最大？现在谁说能够计算出来我都不是特别的相信。有人说会使我们的GDP产生0.02个百分点的下降，也不见得就是可信。我觉得宁可估计的严重一点可能更好一点。

第一轮的影响已经产生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对贸易的影响，而是对心理上的影响，对于投资的影响。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全世界都认为2011年以来，世界宏观经济展望最坏的时候，重要的因素就是贸易战。今年四、五月份中国的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已经开始恢复，突然又掉下去了，原因就是现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往哪里投？在美国投还是在中国投？还是该在越南投？都在避开这个问题。

很多人现在想到不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去投资。我最近刚去过一次关岛，因为塞班可以不受美国关税和配额的约束，属于美国自己的市场，结果有不少中国的公司和大量的华工在那儿做纺织品贸易或者成衣加工。但是对国内的企业就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大家心理上有不确定性。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跟你交恶了，把你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者敌人，大家心里会产生一些疑虑，这些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活动下降，投资就下降，这个影响已经看到了，不仅在中国看到，在世界也看到了。今天有数字表明，中国上半年吸收外资比去年增长了6%，中国已经成了最大的外资流入国，特斯拉在上海已经把地盘好了，准备要建工厂等等，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综合各种因素夹杂在一块，中美贸易战对国内企业、国内投资者，特别是民营部门等等还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下一步这些负面影响还会增加，值得高度重视。

特朗普说美国要赢得贸易战很容易，他这句话是不可靠的。现在打贸易战，谁能赢、谁不能赢，取决于双方经济条件和经济结构。也许你没有受多大损失，但是对方可能受的损失更小，甚至还会有增长。当年美国打贸易战，全世界贸易下降了60%，美国的贸易下降30%，从这一点看当时美国确实赢了。美国赢在什么地方？赢在它自己的市场大，同时它的产业部类、门类很齐全，可以靠自己的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实现增长。虽然十年下来它出口也下降了，但是它恢复的比别人快，它的经济增长比别人快。

现在的中国很像美国当年所处的地位，我讲的是相对地位，不是说绝对。一是当时美国和欧洲比较它的市场很大，但是今天中国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比它还快，包括消费增长也比较快。中国有14亿人口，市场增长潜力巨大。二是我们的产业门类现在是全世界也是历史上最齐全的国家。联合国对产业的268个分类，我们全都有，虽然每一个分类里面可能不是很高端，可能是中端或低端，但是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市场良性循环当中可以不断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又非常好。

他说美国能赢得很容易，是因为他对我们出口很少，我们对他出口很大。他对我们将近3000美元的贸易顺差增税，我们都没得可打了，最后一轮2000亿，我们只打了他600亿。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可能比我们对他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算长期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谁赢谁输。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如何做好自己市场的文章，如何做好我们体制改革的文章，特别是如何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大市场。

美国后来和日本的所谓贸易战，总的来讲定义还是贸易磨擦。贸易战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对所有的产品或者一大类产品增加关税或者增加关税壁垒，这种不讲理手段的就叫贸易战。1929年美国对欧洲是贸易战，因为它一下把所有产品关税都提高。这次对我们也是贸易战，不分青红皂白对你的所有产品都增加关税。而跟日本还是属于贸易磨擦，因为他还是很讲理的。美国对日本的20几项产品逐个进行调查，再一项一项的拿到WTO去审核判，去辩论，然后一个一个提出条件，提出日本要自我约束，少出口，要降低关税等等。还管怎么说还都给你谈判，这就叫贸易磨擦。但是本质都差不多，反正都是为了减少你的顺差，要搞贸易平衡。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在跟欧洲、日本的贸易战中提高了非关税壁垒，通过跟你的贸易磨擦，要求你降低赤字，逼着你的那些企业到它那儿去生产。所以丰田、大众、宝马等汽车都到美国来生产，然后从美国再出口，因为在美国当地生产，它的市场本身也很大。

    现在一些想继续出口美国的企业，有很多肯定是想出去。但是目标是把产品卖到中国来的企业，也许更多要想到中国来生产。特斯拉跑到中国来建厂，它看到了税收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制度成本更低，我们的市场环境更好，能把更多的企业吸引到中国市场来投资、生产，那我们就赢了，我们优势就更明显了。

所以，在讲到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如何尽可能地发挥正面的因素。我们也应该往好的方面想一想，特朗普打贸易战不光是针对我们，他是对所有人。他要搞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这也许对我们在国际上扩大话语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在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的问题上，如果更加积极一点，在世界上总还是有一定的共同战线吧。

更重要的是，这次贸易战的积极作用是促进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促进我们的改革。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因为打起了贸易战，促使我们天天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天天在辩论国营企业怎么办、民营企业怎么办，外资企业怎么办，这些讨论都非常有意义。我想这是对我们最积极的一个地方，推动我们积极继续往前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有很多问题现在还没有看到，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些负面影响，但是也不要夸大其词。今年8、9月份贸易数字出来了，美国的赤字在进一步在扩大，中国的顺差在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出口按照美元计算，可能是9%的出口增长，这是按人民币计算的，我们有点贬值嘛。按美元计算，9月份出口增长14%，表明我们的竞争力在进一步提高，对美国的出口还得增长11%，对其他国家增长14%。而且现在不光是美国这一个市场，现在还有世界各国的市场。

当年美国对欧洲打贸易战，欧洲市场就是美国出口的百分之百，而现在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7%。欧盟是我们总出口的14%。中国对美国出口17%之外，还有百分之八十几是对世界各国的出口，特别是对亚洲，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和南亚，占到中国出口的50%以上。现在天下确实不是美国人一家的市场。美国对我们出口是不多，但是我们对他出口也不是很多，数额很大但是比重也不是很多。所以如果我们把其他市场做好，说不定完全可以弥补抵消对美出口的下降。

    关于金融风险问题。最近美国股市跌了一阵，市场上说法很多。上个周末最后一天又反弹了，但是国际上现在很紧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资产反倒膨胀了50%，以前是200万亿，现在变成300万亿。会不会因为贸易战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导致PE值的调头？现在PE值一直比较稳定，PE值如果突然上升，变得过大、过高，它可能导致捅破金融泡沫，这是上一轮国际上最担心的事情。假如泡沫一旦破灭，是不是会出现新一轮的危机？是大的危机？还是小的危机？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切跟产业相关的事情，最后还是和金融相关，产业出了问题，金融可能也要跟着出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应对美国的贸易战还是有理有节的。最重要的是理性，没有走极端，没有冲昏头脑，没有听一些“馊主意”。比如有人说我们在关税上没有什么可打的，我们不是拿了一万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吗？我们就来卖美债！我说这就是要开辟新“战场”，要打成金融战了。你能打吗？它的金融体量那么大，你的金融比它脆弱，这一万多亿也占不了多大比重，你把它都卖了，然后你想买什么都搞不清楚。只要你不开辟新战场，就还有道德高地，而打金融仗风险非常大。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找美国企业的麻烦！特朗普巴不得你来找美国企业的麻烦，美国企业在中国就是我们GDP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美国它是唯一可能替你说话的，想要保持中美经济健康发展的力量。你去找它麻烦，不给他交货，给他制造政策阻碍，增加他的各种麻烦，那才是把他们真的赶走了，你就是真的打输了。美国人现在就在衡量从外面回来了多少企业，创造了多少就业，所以这是更馊的主意，比卖债券还馊。现在恰恰是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创造平等、对等的营商环境，我们要逐步逐步朝这个地方发展。我们不仅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还必须在国内市场上有真正的竞争力，而不是要在政府保护下的竞争力。

    在贸易领域里面，也不否定我们可以做的更对等一点。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按照贸易额算，按照征税税额算，把我们的税率提的比他更高。所有的税都加在这上面了，本来我可以征的更多，但是我现在不征那么多，高姿态。在贸易领域还是有一些文章可作，但是我们宁可在这个问题上不去跟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表示出一种理性和善意，这也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从长远来讲也许还有好处。

最重要的对策，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没有人能够真正遏制你，除非你自己做不好。今天没有时间更多的来讲国内改革，但这确实是最根本的。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融入世界，进一步推动多边体系的发展。

第四个问题：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正好有了一个贸易战。贸易战确实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发展经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只有157美元，而美国已经是人均3万美元左右，在相差200倍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发展确实非常艰难。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经历过几个阶段。

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比较优势，除了利用这一点势赶紧赚到钱，别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十几年、二十年过后，我们还是只讲比较优势，你是走不动的。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就要去利用另一种相对优势，也是因为你落后才有的所谓后发优势。

杨小凯生前在澳大利亚做教授。他写文章批判“后发是劣势，不是优势”，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后发本来就是劣势，就跟你穷是劣势道理一样。廉价劳动力是劣势，因为你没有更高级的劳动力，是我们把劣势变成一种相对成本便宜一点的东西，它才成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没有人说它本来是优势，落后怎么会是优势呢？但是后发怎么变成优势呢？比较优势节省了劳动成本，同时因为你是后来者，别人在前面做了研究，替你去试错，去付研发费用，替你承担了研发成本，你在后面跟着学就可以走捷径，可以减少错误，可以减少研发和学习成本，这个可以定义为后发优势。

    这次我们创新了一次，搞出了个共享单车。我们看到的堆积如山的自行车，都是试错成本。别人如果再搞共享单车就会吸取我们的教训。其他各国现在也在发展自行车，但是没有这么堆积如山的，这就是后发优势。这就意味着你没有知识，你就要开放，让别人的知识外溢到你这儿来。通过留学，通过引进外资，通过技术交流，到外资企业学习，真正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当初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熊彼得在定义创新的时候，说创新的第二阶段就是模仿，技术要为全人类服务就需要模仿，模仿使垄断利益逐步逐步减少，最终企业家还得再追求创新，他把企业家定义为不断的创新者。所以发展的第二阶段，就是要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留学、交流等等一切办法，去直接获得别人已经积累多年的知识和技术。中国人善于学习，我们用了不长时间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了，但是通过第二阶段的学习、消化、吸收、引进外资等等，我们就可以持续发展，因为最终还是知识的问题，包括制度的知识，技术的知识。第二阶段就是劳动力集群加上后发优势。

学习和模仿并不丢人。作为发展中国家就得有一个学习和模仿的阶段，我们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才能走到创新的阶段。知识的积累必须走到了前沿，你才知道什么是创新，否则你不可能走到这个高度。

但是，老在模仿就容易忽视创新，忽视了自我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建立。自我创新机制包括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等等。只有变成科研人员的资本化收益才能产生长期的激励，有了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资本化，才可能吸引风投、PE等等这些资本吸引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来。我们多年来忽视了这样的创新机制，始终没有很好的保护知识产权，这次要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在下一个阶段中，我们的比较优势几乎没有多少了，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继续模仿，但是更要逐步开始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学习模仿加自主创新。更高阶段当然就是自主创新为主了，但也不是事事都自主创新。我们加入了世界创新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形成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的状况，中兴发生的那些事就不会再出现了。现在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人家就要拿捏你。

总之，我们必须得进入自主创新阶段，而且客观上讲我们也到了这个份上。美国人之所以跟我们闹，是看到我们有一些自主创新的能力了，它怕你有更多。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怎么样进一步改革我们自己的体制，怎么样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怎么样进一步增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怎么样和别人共同在市场上竞争？美国人现在不提自由竞争，而是提公平竞争。就是说你既然要在市场上竞争，你就有了竞争者，这个竞争者会用各种手段保护他的利益。如果你不能跟他做到公平竞争，做到对等竞争，当你用一些非经济手段保护你的产权企业的时候，他们就可能给你闹别扭，用其他各种手段给你找麻烦，就会给你制造各种新的障碍。这个问题还是很严峻的。我们的民粹往往体现在这方面，只要你一提让步就是卖国。双方在市场上竞争，你要卖东西人家也要卖东西，你有利益人家也有利益，这就叫市场经济。你得承认对方也是竞争者，也是要利益的。我们过去很弱小产业需要有一些保护，当我们逐步成长起来以后，这个保护至少要逐步缩小，保持一种合理的程度，这也是对市场关系的一种承认。代价不在这儿付，就要到别的地方付。你整天在这儿骂卖国，最后是你的方法把国卖了，因为最后大家都卖不出东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停滞了。所以改革开放也要进入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许多项改革措施都还摆在那儿没有动，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何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前进。

国内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重要的就是发展消费市场。这不光是一种愿望，不光是一种战略政策方针，客观上我们也到储蓄率开始真正下降，消费率要进一步扩大提高的阶段，这个非常重要。美国当年之所以打赢了上世纪30年代那场贸易战，就是因为它的市场大，它把自己市场做起来了，整个经济就搞活了。

如今我们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多种因素已经到了该增长的阶段。多年来储蓄率居高不下，最高的时候有几年达到百分之五十几，从2000年开始几乎一直在40%以上，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当年也是高储蓄国家，但是最高只到了38、39%，有一两年超过40%。我们20多年一直在40%以上，这个储蓄率确实太高，我们的消费比率比巴西、印度、俄罗斯都低很多，潜力巨大。

第一，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到了8000到10000美元的水平。第二，我们已经进入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阶段，最近几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相对比较快，保持了五、六年17、18%的增长。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快，他的消费就多了，低收入阶层消费的倾向比高收入阶段要高。社保确实也在起作用，特别是农村的社保上来了，虽然水平还很低，但是新农合、新农保还是起到了作用。

消费信贷、互联网金融、电商等等都大大促进了消费。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也是月光族，但那时候没有消费信贷，我买不了现在可以分期付款买的东西。现在的条件变了，于是各种消费都增加了。

40年，正好是人一生工作的时间，涉及到宏观经济学讲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人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的人收入不断地增长，特别是后20年增长很快，平均收入从1000元左右一下子到了10000左右了。同样30%的储蓄率，当然储蓄量就会迅速增长。但是对于40年之外已经退休的那些老人，他们就业的时候没有挣着大钱，也没有储蓄，因此等到退休的时候，他们的花费就很少，在经济学上叫负储蓄。储蓄增长很快，负储蓄增长很慢，很少，就导致宏观储蓄率大幅度提高，高居不下。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天天讲提高消费，那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还没有到这阶段呢，有钱人没退休呢。

现在正好到了40年，到了有钱人开始要退休的阶段。以前他一直在储蓄，现在他负储蓄，还要维持过去消费水平。外国人老问我，中国的老龄化将来会什么结果，我说将来会跟你们一样，当然大概得有一两代人的差距。国外的老人退休后，想的是周游世界，到处去吃喝玩乐。而我们的老年人退休后就是跳跳广场舞、抱抱孙子。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积蓄，有些人过去连社保都没有交过，虽然现在有了社保，但是水平很低。这一代有钱人以前是有钱没闲，现在开始退休，有钱又有闲了，他要追求健康、体育、旅游和各种服务，要开始消费了。两代人之间的交替开始发生了，这也是40年标志性事件。在代际交替过程当中，储蓄率会逐步下降，消费率会逐步提升，也就是说负储蓄比以前要高了，宏观储蓄率就会下降。

    就讲这些，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