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应对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十年后，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这点是我们今天应对外部冲击时要注意的。”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2019年会现场表示。
蔡昉认为，2010年是一大转折点，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据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6.2%。当前中国经济再度面临外部挑战，实际增长率目标和当下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即可，6%足矣。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能力。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持续至今的量化宽松政策。而中国在同期为了使经济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也就是今天俗称的“4万亿”，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
蔡昉表示，中国当时的政策是对的，但也是有代价的。实施“4万亿”以后，解决了当时回归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政策有惯性，使得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会随着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蔡昉说。
“因此，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是货币发行增长地更快。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于要用更高的杠杆、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是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由。”蔡昉说。
当前，中国又面临应对外部冲击的挑战，还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蔡昉认为，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那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抚养比上涨。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就是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均不利于经济增长。
“很自然，2010年后，如果我们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而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是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走的，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也就是我们的要素供给和我们所能达到的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蔡昉说。
据蔡昉估算，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总体来说在两位数，10%左右。2010年之后，“十二五”时期估算的潜在增长率降至7.6%，最后实际增长7.8%。对“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没有刺激，没有更大的改革，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2%。
“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我们今天应该有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因为我们整个‘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蔡昉说。
“上一轮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目的是回归潜在增长率10%，因此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但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蔡昉说，“因此，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
蔡昉提醒称，“接下来，我们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政策，这些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标不再是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也就是说，有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矣，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蔡昉还强调，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做法也是一个信号，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反应，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变成了一个专用词汇，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两个分开了就不可能让这个体制是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