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能够就改革开放这个主题做一个介绍，我的题目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条件”。

40年前，怎么去认识1978年中国？邓小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启动了改革开放？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以上海为例，这是1978年上海陆家嘴的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农村”。

第二张是1994年，浦东新区已经开发。我是1991年去过陆家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工地”，到了1994年以后已经开始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建设。

第三张是2016年，陆家嘴是中国的曼哈顿，上海已经是世界级大都市。今天来看，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不光是北京、上海，包括现在的粤港澳等。大家没有想到40年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巨大变化，可以通过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变化就可以反映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

导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今天我更多地从40年前讲起，这就基于马克思讲的一段话。他讲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②]这是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不同时期初始条件的理论依据。

能不能这样讲？将近70年前1949年毛泽东是从蒋介石留下来的旧中国来创建新中国。结束了“落后挨打”的时代，进入了“站起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做了经典概括：“一穷二白”，“一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这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二白”，就是一张白纸，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③]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的第三章，专门分析了1949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

1978年，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继承下来的新中国，作为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创造新的历史，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因此我们要重新回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

我是用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理论刻画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说1840年之前是“古代中国”，也可以称之为是农业之国、农业文明、农业社会，1840年之后，它就经历了一个“近代中国”，从世界视角看，就是一个急剧衰落的过程，一直到1949年。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数据库来看，在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后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5%。这个曲线图看的比较清楚，中国从农业经济大国走到历史高峰，而后在世界性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现代中国”，这意味着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国家初步成长期，即毛泽东时代，主要是为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打下基础，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6%；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开始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关键时期，称之为迅速崛起期或者经济起飞期，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我在2002年11月在北京青年报社讲座时，预言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国家强盛期，这个强盛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从美国建国特别是1820年到1870年的时候它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一个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从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经历了43年时间，1870年到1913年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也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它就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当然，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不是美国的复制版，根本的区别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赢主义，这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就已经确立了建国方向和路线图。

    这就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1978年中国改革之初的国际背景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利用国际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天时地利来启动经济起飞？第三个问题中国当时的改革是在什么起点下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哪些是发动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在讨论1978年的基本国情，既可以和1949年做比较，也可以与现在条件做一下对比，不仅进行历史比较，还有横向的国际比较，那个时候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么有利的条件？还有什么不利的条件，另外还可以和同类型的国家，如印度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

最后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惊人的成果？4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创造经济奇迹、减贫奇迹等，与这个初始条件有什么关系？实质上是讲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8-2018年）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客观、历史的唯物辩证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的历史过程，或者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怎样走到今天？当然我们更关心未来走向何方？

    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看法，有五个方面：第一是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第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利条件；第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利条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发动者，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是怎样作出的选择；最后谈一下改革开放开始的条件和历史的选择，为什么邓小平首先从农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城市改革？为什么从改革之初就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后来又提出发展私营经济，进而发动城市改革等方面。这是与当时国情的有利的条件和约束条件都是非常相关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尽可能把一些结论性的看法和观点和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决定改革开放绝非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导致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的第二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评价，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④] 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华国锋直接推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⑤]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我是用“危机”这个词更准确的表达当时的情况。而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主流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参与的机遇，也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特别是与周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从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从5.0%上升至8.7%；而后就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就中断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甚至倒退，因为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29年的9.0%下降至1950年的7.0%。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7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贸易增长值最高纪录，也包括经济增长值最高记录，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0%上升至1973年的11.2%。[⑥]

恰恰我们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受到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后来中苏之间的冲突，我们既没有办法进入到西方世界，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东方世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所谓的这种封闭的情况，不只是因为中国自我封闭了。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相互隔绝，又有所相互联系状况。但其外部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美国因素，也包括苏联因素，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70年代初，毛泽东采取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关键的第一步，这就为70年代末邓小平决定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机遇窗口和前提条件。因此每一代人的国际背景不同、历史机遇不同，那么历史任务则不同，恰恰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战略决策，重点突破中美关系，又相继突破了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才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窗口，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按照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也是毛泽东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条件。邓小平同志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而邓小平没有停止在这一步，就是他作出重大的决策，或者说做出了决定性的决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对外开放之父。

邓小平是唯一一个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到过美国，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联大会议，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可以说这是带有创意性的。邓小平回国又正式对法国进行访问，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访问的西方国家。他亲自了解到西方发生的变化，因为他16岁去过了法国，就会有一个个人亲身经历的体验。

    邓小平回国以后，在1974年12月17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时，首次提出今后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设想，还谈到争取五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大力开展对外合作和贸易。当时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⑦]为什么呢？因为1973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论”：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⑧]邓小平通过实事求是，到了西方的美国，包括法国，回来后向毛泽东如实汇报这个情况，毛泽东给予首肯，因此邓小平就帮助周恩来同志，负责起草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契机，就是召开四届人大，要启动中国现代化，而且重申了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率先提出，过去的老战略规定，实际上是指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不符合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起码希望23年，即1973年到2000年不打仗。^[⑨]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中国大战略。而这样一个大战略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可以说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毛泽东为邓小平所创造的这种战略机遇窗口，邓小平就变成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

    中国的发展是要靠天时地利人和。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上已经失去过两次经济全球化，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是1950年到1973年。也就使得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是下降的，从1.8%下降至0.6%，^[⑩]在70年代达到最低点。在东亚地区，先是日本带头经济起飞，接着是四小龙经济起飞，对外开放，在追赶美国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也和日本、四小龙差距拉大了。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邓小平起着关键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绝和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地实行对外开放。其实本质上就是开放主义还是封闭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被西方封锁时代的结束，自我封闭历史时代的结束。邓小平找到了中国能够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道路，即对外开放。

这个对外开放给我们创造了“天时地利”。邓小平破解了两大难题，做了两大事件：先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后是实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邓小平带头走出去，先是亚洲地区，包括访问日本（1978年10月）、新加坡（1978年11月），而且他访问美国（1979年1-2月）回来以后，又路经日本（1979年2月）。因此，中国当时能够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就像邓小平所讲，当时毛泽东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或者说紧紧的抓住这种战略机遇期。使现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天时”和“地利”，与中国改革的“人和”相得益彰，互为因果。

二、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就使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够超过前人，而前人很快变成今人，今人很快变成前人，又为后面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基础，就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起点，而这个起点又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起点。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专门一章介绍1949年新中国的初始条件，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一书（英文版），专门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很显然一对比，毛泽东时代给邓小平时代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质资本基础、人力资本基础，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资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主要是突破发动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约束，当时采用国有经济的方式，这个国有资本的积累增长率之快在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最高的，年均增速为12.5%，全国资本存量增长了16倍，创下了历史新记录。此外来看，毛泽东时代提供相当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无论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是人均预期寿命，都会给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

我为什么用资本这个概念呢？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资本，它具有长期的回报，也必然反映在改革开放中的物质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红利。因此，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创立和推动或者说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来看一看党中央当时怎么判断的？反映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给改革开放奠定什么样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远远高于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基础。那么，党中央是怎样表述的？

    第一，我们就称之为是制度资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发展的基础。”当时我上大学时候，读了这段话我还不太懂，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制度资产、制度资本的一个长期回报，它是作为改革开放一个基础性、制度性、长期性的资产，由于多次的重大决策失误，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的失误不在制（度），而在政（策）。[11]这也解释了一旦改革开放，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有效的结合，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这种制度安排，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保证政治上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社会的长治久安。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也没有经济稳定。“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公益性产品”。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可以保持4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

    第三个在经济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这个经济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发展起来，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像中国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主要是靠三大主义：第一是殖民主义，包括现在的非洲，还能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的痕迹；第二是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第三个是霸权主义。中国工业化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不是靠侵略。中国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也包括当时的苏联援助，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原始积累的障碍，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当然这个体制也有它明显的局限性，就是效率不高，这就为什么后来要改革，而这个改革不是“翻烧饼”，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是通过自我变革、不断探索，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个是逐步建立了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上，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提出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构想。当时就受到挑战：既然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系（指经互会），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这个体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不同意的，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12]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加了一句话，就是“建立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13]在世界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包括巴基斯坦，都没有能力建立这两个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改革开放，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与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个体系包括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等多个方面。此外，还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这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机制和成功案例，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一旦改革开放就会发生巨大的推力作用。

    第五个是在“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人口已近10亿人，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我们用当时的数据算，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的7%，（按照新口径是9%），世界6.5%的水资源，要提供22%以上的人口基本生活问题，一个吃，一个穿，为什么穿？就涉及到棉花生产，涉及到生产布等，不要小瞧这几句话。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所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做了批驳，根据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既能解决吃饭问题。[14]那么，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1978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49年的2.67倍，但是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244万公顷，但是复种指数从141%提高至151%，有效灌溉面积从24.5%提高至45.2%。[15]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基本解决吃饭问题。有了这个农业基础，一旦农村改革就会释放更大的农业生产力。

第六个是与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校生突破2亿人，大中专培养了近900万专门人才，这就说明中国人力资本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0年，达到了4年以上。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目的，即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国际环境视角看，具有了很重要的天时地利。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时世界上仅有25个国家承认中国，而1978年底已经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席位得到恢复。诚如党中央所言：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是当时（1981年）党中央决议的一个历史总结和基本结论。那么我们在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讨论当时的初始条件和背景。这里我就列出了1949年和1978年的主要数据对比（见表1），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的起点。

表1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背景比较（1949年和1978年）

a：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2001:Table 2-22a。

b：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c：作者推算

d：Crafts.“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870-1990：Some Revised Estimates”.Enrope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2002(6).495-505。e：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发展水平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高于1950年。基于安格斯·麦迪森数据库，1950年中国人均GDP是439国际元（1990年价格），很明显低于1820年的600国际元。到1978年，已经达到了将近1000国际元。这就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1820-1950年的传统农业经济衰落时代，现代经济也是相当有限的，从一个是1950年之后现代经济发展时代。

从总人口规模看，这是最关键的，从1949年的5.42亿人，达到了9.6亿人，净增加4.2亿人。很显然，一个国家能不能解决这么庞大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活用品问题，还有扫盲教育、医疗健康等突出性的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取得重要进展，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重要进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一九开”的基本国情判断，一是10%为现代经济，二是90%为传统经济，与历史上几百年都差不多的所谓的农村地区。到1978年已经有所改观，城镇化率达到17.9%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49年的10%上升至1978年的44.4%，相当于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80年代两个重要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最高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现代的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又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了国家工业化，当然这一工业化也有自身的效率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化基础。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算1949年的数据了。1978年农村国家贫困线人数达到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费1.25美元），可能会在8亿人以上。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优先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看，铁路里程从1949年的2.22万公里增加至1978年的5.17万公里，还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邮电、港口、桥梁等，这几乎都是依靠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的，不仅具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经济意义，还具有帮助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主要的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条件。

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角度看，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从人口（15-64岁）受教育平均年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推算，从1950年的1.0年到1978年的4.0年，相当于1950年的4倍，一方面反映建国初期人力资本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增长明显的高于人均收入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能看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现代化，而人民现代化主要是体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教育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1岁提高到65.8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23岁），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中能够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并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被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称之为医疗服务奇迹，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从人类发展指数（HDI）看，根据美国学者Crafts计算， 1950年中国为0.225，当然也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到了1980年，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的数据，中国提高至0.407。我们估算，中国人类发展总值（HDI与总人口之积，反映一个国家总人力资本或财富），就从1.24亿人HDI上升为4.02亿人HDI，相当于1950年的3.24倍，这是相当可观的人类发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一些其他的基本条件，这就可以从体制背景做一些对比，那么从基本路线看，从阶级斗争为钢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经济，从经济体制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机制。

从国际背景看，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方面，很显然，都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好的外部条件。再进一步分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有时候往往把它低估了，我们还是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理解，处在一个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因此，有必要做国际上的比较和分析。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就可以视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是负增长，即便国民党所说的“黄金十年”，也没有超过这个数据。1952-1978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4.0%，也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6%）。这就为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到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是农业的发展。1952-1978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1.0%降至28.2%，下降了22.8个百分点。从传统农业生产之国（零增长或负增长）转向增长型农业之国（持续超过1%的增长）。

第三是工业的高速发展。1952-1978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5%，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0%左右提高到44.4%。从“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状态转变为世界工业之国、世界工业大国。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了3200亿元，相当于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积累的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第四，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1952年的2亿就业人员上升至1978年的4.015亿人，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妇女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使总人口就业率从36.1%上升至41.7%。反映了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不仅是就业红利，还包括性别红利。当然，也要承认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到1978年社队企业就业人员约有2800万人。

    第五，从社会发展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体育运动，在城市实行了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就是消除了所谓的第一次卫生革命所需要的那些传染病，大规模的，使得传染病率大幅度下降，传染病的病死率大幅度下降，从而提高了人口预期寿命，而且是在人均收入增长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下，而且超过了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资本。这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比较雄厚的物资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此外最重要的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大制度，它就奠定了制度基础。而这些制度基础，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有形的无形的资产，从而创立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的起点。

当然，我们也承认，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如果不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决策和重要的挫折，中国还会取得更大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我在《毛泽东时代》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因此，在毛泽东时代所探索的过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可能所有的决策都能成功，因为他是探索者，他就会有失败，我们作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失败呢？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1988年他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6]我们要将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要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

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即一个经济上的失误和一个政治上的失误，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这个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许多改革的有利条件。与前苏联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比率相对比较低。而苏联几乎是100%，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和不同地区，不仅农民有自留地，还有大量的社队企业，农村贸易市场，农村非农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10。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使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存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而苏联从1928年到1990年长达60多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陈云都主张，我们不能学苏联那样，要搞大计划、小自由。

中国的计划经济曾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是“有控制、无计划”类型，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特别是政治运动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只有“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其他五年计划完成率都相当差，尤其是“二五”计划彻底失败。“三五”计划完成率为82%，“四五”计划完成率为59%，“五五”计划完成率只有22%。中国并不是100%的计划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这就为大力发展非计划即市场经济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间。

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苏联、东欧等国家。中国最高的比例是工业产值，国有经济占到了77.6%，而苏联、东欧国家国有经济比例都高达90%以上，就业比重同样都是90%以上，而中国不足20%。中国并不是100%的国有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经济，这就为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并同时存在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中：在城市，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经济所有制：在城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两种不同就业部门；在农村，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在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特征，这都给中国的经济改革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双轨制”，形成了特有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不断地从计划内经济为主转变为计划外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市场为主；从国有经济为主转变为非国有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混合经济类型；从城乡经济分隔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从农业就业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为主，从乡村就业为主转变为城市就业为主，从乡村人口为主转变为城市人口为主。反映了不只是经济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这一切转型的起点，都与初始条件相关，也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数量、结构、质量的演变。

三、改革初期的不利条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约束条件。

第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发展压力。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发展，更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曾经解决过这么多的发展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在1980年要实行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是党中央对于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是中国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仍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为200美元（现价），在188个国家中居第175位，相当于世界最后的7%位置。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才认识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经济发展，让人民富裕起来，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首要任务

第三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按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1978年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按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贫困人口，估计7.9亿的农村人口几乎都是贫困人口。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也是他留给邓小平最大的经济遗产，也是邓小平发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解放农民生产力，让农民摆脱贫困的重中之重任务。

第四是明显的城乡差距。这是中国基本国情的特点之一，估计建国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左右，1957年上升至2.9倍左右，到1977年降至2.2倍左右，如果从实际人均支出的角度看，城乡差距会更大。其根源还是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甚大。

第五是特殊的经济结构，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了，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居世界后列，但是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高，那么就会出现了工农之间的不平衡性，反过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又太低，还不如低收入经济体的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就更低了。

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了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农业自由化而非工业自由化，非国有化而非全面私有化，经济自由化而非政治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非资本主义方向，不仅保留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而且通过改革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而前苏联、东欧国家所实行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私有化或全面私有化和政治自由化、公开化、民主化的改革战略。

当时中国面临加速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因此，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国家的初始条件大为不同，客观地说，中国的发展条件最差、水平最低，但是，中国后来发展的最好。实际上现在去这些国家，波兰、捷克，实际上他们的工业化，在我们之前都已经具有很高水平，但是回过头来看，就如上次王绍光所介绍的，现在的波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还没有超过改革之前的1985年的水平，可以称之为“大倒退”。为什么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进则退，进慢了还是退。这就是国际竞争的简单真理。

总之，中国改革初期所面临的条件是极不利的，但是按不变价格计算，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1978年的23.8倍，创造了世界记录，首先是人口规模记录，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记录，最后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记录。

四、邓小平等重新认识中国国情

    中国领导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又是如何制定中国发展战略？应当说，不断认识中国国情，不断提出现代化战略与路线图，都反映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前瞻性的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路线图，当时的提法是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

从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对基本国情的判断就是把它界定为阶级斗争与道路斗争。对此，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这一判断：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17]1969年党的九大党章总纲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时间定义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四个存在说”。[18]

文革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重新认识国情，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多次讲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这是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观点：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19]

1979年谈到基本国情时，邓小平讲的第一句话是“底子薄”，是指现代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二句话是人口多，是什么含义？邓小平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9亿多，其中80%是农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是邓小平对人口国情的进一步深化认识。

第三句话是邓小平加上了“耕地少”。[20]在当时的统计，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7%，水资源占世界总量的6.5%，但是要养活22%的世界总人口，所以说他把这个基本国情说的很清楚。

此外，邓小平还提出“大国小国论”。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是世界大国，但是我们人口一多、一平均下来，又是小国。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首次用了这个概念和指标。1987年十三大报告首次指出，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因此邓小平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是两点论，既看到优势，也看到劣势，既看到有利条件，也看到不利条件。

文革之后，主要领导人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这是他们发动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因，也是他们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图的国情基础，形成了政治共识，集体决策，共同发动改革开放。不仅是邓小平同志，还包括了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

    文革之后，领导人重新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回过头来看40年前，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必然重新转向“天下大治”为执政理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使命。

首先是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同志提出：中国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宣布历时十一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中国怎么能改革开放？这就是历史。

第二，党的十一大党章，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这里定义的是“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改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

最后，就是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确立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着力点、注意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

五、结语：改革初始条件与初始选择

我们作一个历史回顾的话，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明显高于毛泽东创立新中国的初始条件，即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奠定了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为什么中国需要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属于危机型的改革，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中、特别到后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改革起因于深刻的危机，改革也来自于外部的挑战，改革主要来自共产党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中国的改革属于挑战性的改革。因为改革的起因是各种内在部挑战引发的，特别在新的全球化。改革也是为了这些挑战而作出的主动回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体制内改革，即改革的发动者、推动者、领导者，都是体制内领导人的自我发动、自我改革，并且在原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下进行改革，它就有了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过程，不是大的翻烧饼，而是通过不断试错的探索实践过程。

总之，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对改革的初始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理性的务实主义的，还是渐进主义的。“摸着石头过河”最早的发明权是陈云同志。他们这些领导人帮助毛泽东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既看到毛泽东的巨大成功，同时也看到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当他们在推动和决策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务实主义、渐进主义，结合中国国情，既不会在实行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也不会去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从一开始，他们所提出的最核心观点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思路。

谢谢大家！

[①] 此文系作者2018年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的讲稿；作者又做了修改。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

[④]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第26页、第301页。

[⑤]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

[⑥] 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⑦]《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年12月17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09－17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⑧]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200-20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⑩] 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中文版，162-163页，改革出版社，1997。

[11] 胡鞍钢等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12]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84。

[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84。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0-1512页，人民出版社，1991。

[1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6] 邓小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8年9月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第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8]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