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的任务。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与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逻辑上一脉相承和紧密相联的。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表现，在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企稳的因素中，供给侧条件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谈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新周期”，而且，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夕阳产能在内的传统产能的市场出清任务也远未完成。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需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也需要掌握全新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所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为此，借用古人韩愈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样一种辩证思维，应该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在市场出清方面打一场攻坚战的认识方法。
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其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容易得出结论，认识到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的新动能。党的十九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出了增长动力变革的方向。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式也面临着转型。
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笔者最新的估计，1978-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三个产业的贡献，44%来自于这种劳动力重新配置。随着农村16-1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开始负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8%，未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从2005-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仅为0.3%。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源泉越来越是来自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一般的说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等。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从来不是所有企业齐头并进，而是在创新成功的企业进入、生存，不能成功创新的企业退出、死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中发生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发达国家经验显示，企业之间生产率竞争导致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1/3至1/2的贡献。因此，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和生存，或者没有旧的企业退出和死亡，就丧失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经济增长新动能也就不能形成。因此，新动能的形成应该既进且退、以进为退。
当我们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在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主要影响的是产能增量；而在新常态下，即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不仅是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初次配置，更要涉及其重新配置，不仅影响到产能的增量，而且更多地要调整产能的存量。因此，增量为主的初次配置着眼于进入，而存量为主的重新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退出。之所以要以市场为主进行动能转化，除了市场信号能够指引哪些产能应该退出，哪些产能应该培育之外，还因为市场是有记忆的，能够使市场主体从以往的切身之痛中获得教训。一旦市场信号被扭曲，行政手段占据主导地位，惨痛教训本该引导进行的动力便化为乌有。
在依靠传统动能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构成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独特增长源泉，使中国制造业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这个时期中国具有很高的潜在增长能力。根据我们的估计，1979-1994年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9.7%，1995-2010年期间为10.3%。供给侧因素也对需求侧因素形成了引导作用，即低要素成本和资本广化式的增长创造了强劲的需求。首先是具有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从而外部需求。其次是高速增长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提出更大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最后是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也支撑着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强。同时具备供给侧的高潜在增长率和需求侧的强大需求拉力，加之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实施的超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致使中国经济在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能存量。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角度，都必须对过剩产能进行出清。一方面，在新的增长模式下，靠传统动能成长起来的企业（及产能）未必能够全部转向新动能驱动，因而难以为继，必然要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也必然按照生产率原则予以选择、消化。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也提出了对依靠传统动能形成并且靠这种传统动能才能维持的产能，以及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夕阳产能予以出清的要求。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减速本身就是这种出清的反映，因此，不应该把这个减速看作是坏事，是不可接受的，反而应该认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由于没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那些应该出清却尚未出清的低效、落后和过剩产能，往往以夕阳产业、病态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形式存在，不仅占用了有限的资源和稀缺的生产要素，降低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扭曲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推高企业成本和经济增长成本，并且使得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延续。在这方面，经济史上充满了经验教训，经济学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
例如，人们发现，西方国家在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被广泛应用的时候，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却未见同步提高。这种现象被称为“生产率悖论”。其实，这是因为在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在应用新技术增强了竞争力的同时，旧动能行业和企业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刚性，未能相应退出和死亡，继续以极低的效率使用着生产要素。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以资产泡沫和僵尸企业这些极端形式，以及“失去的三十年”的后果，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中国经济学家也发现，依靠大规模项目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一旦超出了必要的力度，则会直接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劳动力进一步短缺，欲速而不达。
新企业的进入和丧失竞争力企业的退出，是传统增长动能逐渐消失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必须发掘的源泉。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造必要的政策环境，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是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都要着力于创造条件，让新创企业容易进入，并按照生产率原则优胜劣汰，给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需的市场压力，并为其营造易于退出的机制。
首先，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只能靠改革红利而不能依靠政策刺激。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从改革中赢得红利，取得了稳增长的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旨在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生育率和降低企业成本等领域的改革，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一旦这些改革真正落地实施，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争取到一个大的L型轨迹。
其次，坚持货币政策中性（甚至必要时偏紧）。认识新常态就是要了解增长减速的原因在于发展阶段变化，是供给侧传统动能弱化的自然结果；适应新常态意味着不能以宏观经济政策干扰经济增长速度。而引领新常态则须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和处置僵尸企业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存量和增量意义上实现市场出清。为此，货币政策应坚持中性偏紧，履行釜底抽薪的职能，而坚决避免以宽松信贷的方式，造成过于充裕的流动性，为传统产能的薪火相传火上加油。
第三，坚持社会政策托底。许多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能在市场上出清，除了有GDP动机之外，还往往以保护就业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为借口。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方面，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就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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