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促进投资需求回升　

林兆木

        1999年我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航道上奋力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国有企业扭亏脱困有了重大转机，下半年出口转降为开，增长势头良好，消费需求稳步回升，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经济形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完全扭转。特别是投资需求增长幅度明显下降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关于投资增幅下降的原因
　　尽管去年年初决定增加国债投资500亿元，下半年又追加600亿元，但是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2％，比1998年13.9％的增幅下降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6.1％，比1998年的增幅下降13个百分点。为什么1998年1000亿元国债投资对国有投资以及全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那样显著，而1999年1100亿元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却明显减弱呢？其原因需要作深入分析。除了追加的600亿元国债投资由于资金到位形成工作量需要一定的时间，约有40％将在今年发挥效应外，主要是由于去年地方配套资金、企业自有资金以及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幅下降。据统计，1999年在国有单位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增长43％，银行贷款增长4.8％，而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仅增长1.2％，利用外资下降了26.7％。
　　国债投资以外的社会投资为何增长不上去？有的论者认为是国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所致。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使民间投资由于融资成本上升而减少。而我国现在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存差，增发国债是使银行一部分剩余资金转化为投资，并未由此引起利率和融资成本上升。从国债投资的领域和项目看，也不存在取代、排挤社会投资的问题。所以社会投资增长减慢，不是由于国债投资的挤出效应，而是另有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投资回报预期和融资渠道等方面。
　　去年下半年以来，虽然消费、出口等最终需求增长加快，但是前些年严重重复建设以及农业连续5年丰收形成的绝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相对过剩的状况仍未改变，市场价格总水平尚未转降为升。尽管银行利率不断调低，然而贷款实际利率并不低，如l－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为5.94％，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3％，实际利率在8％以上。与此同时，税费也较高。近两年取消了许多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企业、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目前税费总计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前些年名义利率很高，但因价格不断上涨，实际利率反而不高，企业税费负担的大部分也通过价格转移出去了。现在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价格总水平下降，实际利率高、税费负担重，意味着企业盈利的空间缩小。这是近几年企业资金利润率普遍下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收益高的项目不好找，企业投资欲望减弱。另一方面，受市场需求制约，资金周转速度显著减慢，企业间相互拖欠严重（据科万多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应收款合计达1.3万亿元），大大削弱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能力。农民收入增长减缓，乡镇企业不景气，使农村集体、个体投资的增幅下降。
　　从融资渠道方面看。去年资本市场发展步伐加快，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筹集资金1243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银行在支持扩大内需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去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虽然增加10800亿元，其中国家银行贷款余额增加8700亿元，但是比1998年分别少增加700亿元和400亿元。投资贷款增长减缓的主要原因，一是银行信贷管理办法不完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审批权过于集中，内部资金调度不够灵活，信贷活力不足；二是由于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仍在上升，收贷收息难度加大，投资回报率高的好项目少等原因，银行发放中长期贷款更为谨慎；三是中小金融机构在前几年清理整顿之后尚未恢复发展，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投资贷款。因此，这里也存在结构性矛盾：手中有资金或者能够得到投资贷款的企业，由于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不愿投资；而有投资意向的中小企业，却因市场准入障碍或得不到贷款，不能实现投资意愿。
　　促进投资需求回升的重要意义
　　针对当前投资需求增幅下降的原因，采取有力措施促使今年投资增幅回升，对于今年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双重作用。其一，产出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在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总是伴随着更多资本的投入，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即决于储蓄率（投资率）和投资产出率（包括存量资本产出率）的高低。一般说来，一国的投资率和投资产出率越高，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就越快。8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左右，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1倍左右，固定资产投资率从1980年的20％左右提高到近些年的35％以上。投资增长率和投资率的大幅度上升，对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其二，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需求制约为主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投资产出率的提高，而且取决于产出有没有市场需求，社会产品价值能不能实现。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社会总供给，生产能力和社会总产品就会有一部分过剩，不能成为现实的增长率。因此，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1998年在7.8％的增长率中，投资需求的拉动为4.7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为2．7个百分点，净出口的拉动为0．4个百分点。1999年，出口总额增长6.1％，但由于进口增长18.2％，净出口比去年减少144亿美元，因而对GDP的拉动为负0．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约为2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2．7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则上升为5．5个百分点。
　　今年GDP增长率预期目标为7％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是必要的。如果经济增长率下滑，从企业生产经营到社会就业、财政收入，从国企改革与脱困到推进结构调整等等，都会遇到很大困难。而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需求。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需求大幅度回升，消费需求增长势头也很好，主要问题在于投资。从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预测，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增长10％左右，达到3．3万亿元，比去年增加3000亿元左右。1999年增加国债投资 1100亿元，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加 1470亿元。因此，今年如果不采取比去年更为有力的措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要增长10％左右，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今年国际国内环境比去年有利，如果认识一致，措施得力，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升到10％以上，又是完全有可能的。
　　应当加大国债投资的力度
　　按照今年的财政预算，中央财政赤字为2299亿元，比去年1797亿元增加502亿元，但这主要是因为，今年预算把国债利息支出749亿元也列入中央经常性预算支出，体现为当年财政赤字。如果和去年同口径相比，今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550亿元，比上年减少247亿元。从国债规模看，今年国债总规模为438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发行3880亿元，比上年实际发行额增加165亿元，但如果扣除国债利息支出749亿元，和去年同口径相比，今年中央财政发债用于投资的规模小于去年。以上情况说明，今年国债投资力度比去年并不是加大，而是缩小的。但是从促进投资需求增幅回升、支持西部开发。拉动今年经济增长等方面看，今年加大国债投资力度，又是迫切需要的。
　　去年国债投资的地方配套资金之所以减少，主要是因为1998年启动国债投资项目时，一般都规定了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各地为了多争取国债投资项目，也千方百计筹集配套资金。而去年国家对一些国债投资项目已不再要求地方一定要有配套资金。同时，去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政策，除中央财政负担大头外，沿海7个经济发达省市也承担了一部分，这相应分流了地方财力。因此去年国债投资的放大效应比上年有所减弱。今年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因为国债投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为了带动全社会投资增幅回升，需要适当加大今年国债投资的力度。
　　认为国债投资带动不了民间投资、不可能使整个经济好转的论点，并不符合事实。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国债投资不仅不排斥民间投资，而且是启动民间投资的必要条件。前两年国债投资，对于扩大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也是为启动民间投资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和总需求的扩张或收缩存在一种乘数效应。例如，1989年投资仅比1988年减少343．4亿元，但由于连锁反应却使总需求减少1000亿元以上，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下跌了7.2个百分点。近两年来国债投资及配套资金的投入，对防止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滑是功不可没的。据国家信息中心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所作的政策仿真测算，如果这两年没有2100亿元国债投资及其所带动的4200多亿元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的投入，前年和去年GDP增长率分别只有6.3％和4.5％左右。那样，有效需求不足、价格总水平下降、通货紧缩趋势将会严重得多，民间投资受经济景气和市场环境恶化的影响，不仅不可能启动，而且会进一步下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以认为，如果去年国债投资的力度更大一些，比如再增发500亿元国债，而且时间更早一些，投资增幅就不至于下降那么多；加上消费、出口回升，去年经济景气肯定会更好一些。因此，我认为今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促进投资需求增幅回升，又是不够的。根据情况及早再增发500亿元国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代价较小，效果较大的举措。也可以考虑将增发国债的一部分收入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国际经验表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并持续实行到需求和景气明显回升。如果力度不够或者过早放弃，将会前功尽弃。
　　连续3年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几千亿元的国债，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呢？过去财政赤字是通过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而银行则通过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来填补窟窿，因此巨额财政赤字必然招来通货膨胀。现在发行长期国债则是居民把钱借给银行，银行转手借给财政，由财政还本付息，所以银行并没有多发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把银行沉淀的资金及时转化为投资，既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提高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益，减少金融风险。1999年我国当年财政赤字、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9％（含债务利息）12.5％，2000年预计分别为2.6％和14.3％，均低于国际公放的警戒线。美国 1999年财政年度财政盈余虽然有 1227亿美元，但联邦债务余额为5.7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64.7％。借新债还旧债是国际上通常的作法。更重要的是，财政的基础是经济。从短期看，现在我国财政背的债务包袱是重了，但只要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财政收入来源就可以不断扩大，10年后是有能力偿还债务的。当然在扩大国债规模的同时，关键是用好国债投资。应当认真总结两年来国债投资的经验，改进投入的方式方法，尽可能吸引社会投资参与国债投资项目，以带动社会投资的扩大，并提高国债投资的效益。
　　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民间投资
　　现在常说的民间投资，从其涵义看是相对于政府投资或国有经济投资而言的。如果把非国有经济投资视为民间投资，那么1998年民间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45％，主要包括：城乡集体投资、个体私营投资、外商投资等。近几年城乡集体经济投资和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八五"时期集体经济投资年均增长49.8％，个体经济投资年均增长17.8％， 1997年分别降为5.5％和民8％。1998年分别为8．8％和9．1％。1999年，集体经济投资为4190亿元，与上年持平；居民个人投资为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6％；分别占全社会投资的14．0％和13.3%。逐步改变民间投资比重小、增长慢的状况，对于促进投资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同样的增加值，国有经济对税收的贡献大于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对增加就业的贡献大于国有经济。1999年在税收总收入中，国有经济税收占一半以上，集体经济税收占 13.8％，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占 8.5％，股份制企业和联营企业税收占11．4％，三资企业税收占16．2％。从对就业的贡献看：1999年城镇从业人员21014万人，比上年增加336万人，其中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3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08万人，比城镇新增从业人员还多372万人。去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新增564万人，通过多种途径有492万人实现再就业，其中相当大部分包括在城镇私营个体新增从业人员之中。 1999年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 650万人待业，据测算今年国有企业新下岗的职工仍有500多万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今后也还会新吸纳一部分从业人员，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中，新下岗职工人数将大大超过新增从业人数。因此今后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必然是靠发展民营经济。当前和今盾相当长时期，增加就业、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可见扩大民间投资。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党的十五大和新修订的宪法都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确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纠正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歧视私营个体经济的错误观念。按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在政策上放宽对民间投资进入领域的限制。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领域外，其他领域都应允许民间投资进入。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加快对内开放，放开各种限制，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和国内产业提高竞争力，从面有利于迎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将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扩大民间投资，发展民营经济，也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发展股份制等形式的混合经济。国有经济增量资本不再进入或存量资本将退出和部分退出的领域与行业，可以鼓励民营经济以各种形式进入发展。要为鼓励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取消各种不利于民间投资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在税收、融资、土地使用、企业开办、股票上市、进出口等方面，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投资一视同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还要在信息咨询、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引导和促进民间投资的扩大。
　　现在扩大民间投资，资金来源是有潜力的。据统计，1999年底我国城乡居民的金融资产约有81674亿元。其中银行储蓄存款余额59622亿元，现金约57 17亿元，债券约8974亿元，股票及其他股权约4900亿元，保险准备金约1633亿元。居民的外币存款还未计算在内。这说明扩大内需的潜力是很大的。当然，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绝大部分已经作为银行贷款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不可能一女二嫁。债券、股票等形式的金融资产也是如此。但是，存量是变动的，其中一部分可能被改变用途，况且增量的数额也是很可现的。去年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很快，到6月底已增加5804．68亿元，下半年再次降低利率后又采取征收利息税等措施，储蓄存款增幅才放慢下来，全年增加6253亿元，比按上年的增速少增加约2000亿元。这一部分资金，估计一部分进入股市，一部分成为社会闲散资金。近几年资金周转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明显放慢，其原因主要是价格持续下降、市场疲软，投资机会减少，许多资金滞留在生产、流通过程之中，或沉淀在生产、流通过程之外。这说明，在社会资金的存量。增量和流通速度等方面，扩大投资的资金潜力是很大的。如果目前已决定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尽快到位，包括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贷款，等等，那么扩大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就更不会成为问题。
　　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
　　利用国外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组成部分，对推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利用外资迅速增长。"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 1610.6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 1141.76亿美元。1996－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合计为1777．6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为1324．45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社会投资的18％和14％。1999年实际利用外资 563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3.9％，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04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1.4％。这是10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年以来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比1993－1995年明显减少，由于时滞的原因实际利用外资减少到去年才显露出来。二是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内资金剩余，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减少，对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影响。
　　今年扩大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较多。主要是：（1）世界经济形势趋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均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去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继续超过经济增长，跨国投资增长速度继续快于国际贸易增长。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泰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经济复苏加快，日本经济也正在恢复增长。亚洲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升，使资金明显增加。（2）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加快，我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的前景和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商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许多外国公司正在准备扩大在华投资。（3）我国今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商机。不少外商十分关注，跃跃欲试。（4）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正在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也都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努力做好工作，力争今年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利用外资有一个新的发展。
　　外资进入最关心的是：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现在我国许多产业已处于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状态，产品供过于求，扩大利用外资就必须拓展外资进入的领域、地域和利用外资的方式。我国政府已宣布，要逐步推进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和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放宽外商投资在技术转让、内销比例和一些行业持股比例的限制。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和基础设施转让等有关管理办法。加大对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积极吸引外资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现在外商对投资环境不满意的，主要在"软环境"方面，如政策措施操作不透明、竞争条件不平等、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低、承诺不兑现等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些方面的矛盾可能会更为突出。应当下大力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改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切实保障外商的合法权益。
　　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产出率
　　进一步分析，扩大非国有经济投资有利于逐步解决我国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产出率低这样两个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几年国有经济在GDP中占近40％，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占近30％。然而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一直居高不下。"六五"、"七五"时期平均占66.7％和64.8％，"八五"时期略有下降，但仍占59％，1996、1997年降到 52.5％，1998又上升到55％。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包揽过多。结果是负担过重，大大超过国家财力的可能，只能由国有银行贷款来支撑。于是，一方是国有企业负债率高，另一方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大，虽然也有双赢但不少是两伤。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又使这种局面迟迟不能改变。应当适应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投资结构的调整。政府投资的范围应当缩小，只承担必须由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国有企业应当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一样成为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投资主体。政府只审查企业投资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宏观政策，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同时，积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其资本金和新增投资应主要从资本市场筹集，国有商业银行是否给予投资贷款，应由银行根据效益原则自主决定。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投融资体制，既可以减少投资决策失误，提高投资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又可以降低银行金融风险。适当降低政府投资和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相应提高非国有经济投资的比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投资结构的这种调整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和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来加快这种调整。
　　应当说，我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不低，1998年为35．8％，1999年为36．4％。1950-1973年间是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总资本形成占GNP或GDP的比重一般也在30％以下。如英国在16－22％之间，德国在23－28％之间，美国在18－21％之间，日本是个例外，曾达到35－38％。我国从近期看，为了保持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必要拉动力，需要适当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和投资率，但从中长期看，应把重点放在提高投资产出率上。我国能够长时期保持40％以上的总储蓄率和35％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一方面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所在；另一方面也掩盖了投资产出率一直比较低的问题。国有经济投资有不少投向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部门，这是影响投资产出率的重要因素，但投融资体制、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投资项目决策失误等也是重要原因。投资产出率低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而更高的投资率又导致投资产出率的下降。应使这种恶性循环变成为良性循环。通过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把投资项目的决策失误减少到最低限度，提高投资产出率的潜力是很大的。而投资产出率和投资率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例如，通过提高投资产出率，34％的投资率就可以支持本来需要36％投资率支持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投资将受到投资效益的严格筛选，设备投资将集中到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因此难以长期保持36％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所以，提高投资产出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除了必须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外，最重要是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为促进投资需求回升，还需要研究并调整税收政策和贷款利率，以利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1993年进行税制改革时，通货膨胀正在加剧，为了抑制投资膨胀，当年设计的增值税是生产型的，投资环节不能扣除。1997年以来通货膨胀已为通货紧缩趋势所代替，特别是去年在采取许多措施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明显下降。因此应当考虑调整税收政策。除了停止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之外，还应研究尽快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投资环节可以退税，这有利于鼓励投资。增值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约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果投资环节可以退税，据粗略估算，大约相当于增值税率下降2个百分点，可能影响税收减少500亿元，因此难度较大。但是从经济全局考虑，投资需求的增长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率上升和经济效益提高，税收又会相应增加，因此从长计议还是得大于失。此外，银行存贷款的利差过大，也不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如1－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高3个多百分点，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不良资产比重较大，收息率低，加上体制、管理等方面原因，运营成本过高，只能通过较高的利差来弥补。然而将这种高成本转嫁给所有贷款者共同承担，是不合理的。对信用好。按期还本付息的企业，贷款利率应当低一点。同时，银行应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以期较大幅度地降低成本，并相应降低贷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