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经的判断

我在2017年1月7日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曾说过，2016年刚刚过去，2017年中国经济调整的逻辑没有变。为什么？讲了四条理由，重点讲了，一是这样一个大国，市场出清过程艰难，需要一个过程，没有两、三年时间根本不行。二是民间投资预期不看好，这个问题不解决，调整转型就很难。

还曾讲到，调整到位的标志是什么？

（1）看能不能基本确立大体稳定的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大国消费市场。这是本轮调整转型成功的最基本的标志。

（2）根据多年来房地产市场波动对中国经济干扰程度的分析，可以说，在全社会能否基本形成房地产市场是以消费品为导向而不是以资产市场为导向这一局面，这是本轮调整转型最后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

（3）看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能否基本回归常态。隐含的道理是，当货币供应如果回归常态，经济还能正常运行，说明过去遗留下的过剩产能、高库存及高杠杆风险已逐步得到释放，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过去以宽松的货币供应来平衡、来掩盖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了。

在其后的2018年1月6日的首席论坛上我曾说，2018年将继续2017年的发展轨迹，2018年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逻辑仍然没有变。因为多年积累的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经历一定的艰难时间，不可能因为日历从2017年翻到2018年，翻过新的一页，翻过一两个月，庞大的经济体的内在发展逻辑就立刻变化了，矛盾全解决了，不可能。那么如何把握2018年的经济工作？工作千头万绪，我们不要为一些专家教授提出的新概念、新词汇、新判断所迷惑，经济内在的发展逻辑仍然没有变，主要要牢牢把握好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实体经济的维度，就是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化，在这过程中稳住经济增长。二是货币金融的维度，即2018年经济中遇到的矛盾、问题，不是突然产生的，都是基于2017年甚至以前更长时间的发展轨迹中走过来的，存在着过去货币发行过多的“痕迹”。因此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自然成为我国短期经济发展中一本难念的经。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创新、结构转型、逐步释放风险，另一方面又要在这纠结的过程中守住底线，绝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这样，整个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自然表现为“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

二，2019年怎么看？

2019年的形势，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环境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这方面的判断可以说已经取得共识。关键是具体怎么理解？选择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我理解，就我国经济与运行中的矛盾问题看，本身存在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问题。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与问题是复杂的。现在，又加上众所周知的中美摩擦因素，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以及国际地缘政治中可能暴露的新的局部战争风险，这些都是不能为我们所左右的外部的不确定，必然会给我国经济的运行增加了复杂性，多变性。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2019年的内外环境下进行结构调整转型，而不是在像21世纪第一个10年世界与中国“超级繁荣”的增长环境下进行调整转型，因此过程本身是很痛苦的。因为多年积累的风险要逐步释放，企业经营困难自然加大，经济下行和失业压力也会加大，形势会是严峻的。现在，再加上最近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传递到松信用、松信贷的边际效应在下降，内在的信贷需求在减弱，即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减弱。以及由于改革的滞缓，产权保护的不足，民营资本没有安全感、投资预期不看好，决定了经济周期下行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这些压力的增加加上舆论与情绪的传染，又进一步对各类经济主体，不仅仅是民营经济等主体，普遍带来经营上的困难和压力。所以可以说，宏观调控能力边际上的减弱和微观活力明显的不足，必然使得2019年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带来更大的严峻性。客观上我们已了解了环境形势，但主观上总感觉有些能力不足。

从经过2016年以来“三去一降一补”多年的供给侧改革，发展到今天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由此看2019年，确实，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大家对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增大也已形成共识。当然减速多少有不同的预测。有的说在6%-6.5%，有的甚至说可能在6%以下。面对这种局面，采取“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必须的。因为必须要首先稳住，只有采取逆周期的调控，稳住经济，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才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然后在稳经济过程中，逐步市场出清，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实现新旧动能转化，才能使中国经济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但是，我认为，稳经济并不意味不能容忍经济增速出现适当的减缓，并不意味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刺激。短期内采取救急措施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仍然坚守经济调整转型，改革创新，促进新旧动能转化的原则。否则，中国经济容易开始步入慢撒气下的低迷增长之路。为此，中央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全面要求，即“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这是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求。当然，在不可忽视的内外部新压力冲击下，具体如何操作好三者的平衡，确实很难。

三，“六稳”首要是“稳预期”

基于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坦承困难、容忍GDP增速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该尽快安排过渡措施，帮助企业解困，确保居民收入基本不下降，并在逐步释放风险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又如何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与调整，尽快推进形成持续增长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目标要求之间的政策如何搭配？如何理解？

继去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去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再一次明确提出，要确保经济稳定，必须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之间又是什么逻辑关系？我理解，“六稳”中，“稳预期”是当前的关键，是首要的问题。

因为从中国经济看长期，预期不成问题。若按纯经济因素与经济逻辑分析，在世界大国中间中国拥有遥遥领先的高储蓄率，以及经过40年积累的庞大的人力资本，这两项构成了中长期增长有力的供给因素，当然，还有制度改革红利的供给因素。从需求看，已经形成的世界消费第二大国和中国城乡、地区间明显的差距，这两项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纵深的需求因素。这些供与需的因素，决定了从2019年开始的未来五年内，中国仍存在比现有发达国家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决定了在未来五年末，即使印度可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后，中国仍然能在前四大经济体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前的印度就像中国90年代初一样，增长很快，预计到2022年，印度会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因此从长期看，中国增长预期不成问题。现在经济的关键问题是短期。然而，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而成的。没有短期也就没有长期。那么当前如何渡过调整转型这一关？

我认为，首先，要稳住大局。因为守不住底线，稳不住大局，经济崩盘了，就谈不上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谈不上新旧动能的转化，整个经济就容易滑向慢撒气下的低迷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稳住经济大局也是为了争取时间，为推进改革与调整赢得时间。但是，如果稳而不进，稳中不改，不调，或者改革与调整不能到位，虽然暂时稳住了，从长期看，仍然挡不住经济会逐步滑向慢撒气下的低迷增长或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我们可容忍在短期内，在稳住经济大局中，难免行政措施与市场机制并举，但是，我们必须心知肚明，这些行政措施、行政刺激是暂时的，是过渡的，是迫不得已的，不能指望其长期化、制度化。

短期内稳住大局至关重要。那么又如何“稳”呢？我认为当前“六稳”中首要的问题是“稳预期”。为什么？

因为要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资、外贸和投资不足，自然就业就稳不住。如果外贸外资投资明显减少，过去的合同合约已难以继续，那么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中断，从而金融体系也根本难以稳住。然而，要稳住外贸、外资与投资，针对形成2019年更加复杂、更加严峻形势的具体原因，必须对症下猛药，即在宏观调控方向与策略，在民企产权保护与企业解困等方面，立即采取近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措施。否则，老生常谈书本知识，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稳预期，进而不足以稳住大局，守住底线。

四，“稳预期”必须采取的措施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今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七项重大任务，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在此仅就短期内“稳预期”，提出以下粗浅的补充意见。

1，必须鲜明地提出当前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向是逆周期调控。中国也已经是经过40年快速增长积累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宏观调控方面要发出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信号，这与供给侧改革不矛盾，既就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扩大内需。

2，政府要加快降税费减支出的步伐。针对目前微观企业大面积的经营困难，应在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的同时，抓紧时间，出台降税减费的具体操作方案，哪怕是一二年的临时方案，以增强市场信心。这已是市场共识，不要再由于拘泥于细节的来回讨论而耽误时机了。针对降税减费后的财政收支压力，建议从2019年起，全国行政部门仿照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的救急办法，要求政府各部门行政支出缩减5%。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3，全面清理国企与民企不一致待遇的规章制度，重点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规章。民企投资占60%，民企预期不看好，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近期中央领导反复开会，反复讲话，给民企以信心。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涉及各部门对国企民企不一致待遇的“玻璃门”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因此建议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就此问题进行一次普遍的自查对照，报告国务院，以方便社会的监督。对过去一些未依法处置，处置不公的案件，应予以及时平反，以取信于民企，取信于社会。

4，围绕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对各地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提出限时的工作目标，以此推进人的城镇化，推动内需。因为要落实落户目标，将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财政支出。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项试点，不能停留于经验总结阶段，要有详细的工作部署，抓紧时间在年内大面积推广试点做法，目的是通过这项改革，千方百计让农民的口袋尽快鼓起来。

5，今年的就业、失业压力较大，应尽快落实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的促就业文件，监督各地政府在30日内制定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调整企业社保费的交纳办法和多种补贴办法，组织好对失业者的失业再就业培训等工作，并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实施多种救助，以减轻企业压力，扩大就业。

6，对目前相关部门特别是金融、环保部门，鉴于过去监管工作不力而开展的整顿、纠错、监管工作，要实事求是，要有宏观上的底线思维，重点安排好过渡的政策措施。环保部门监管要防“一刀切”，“运动式”。金融部门对影子银行、大资管、P2P的整治与纠错，既要坚持正确方向，又要讲究整治策略，真正体现风险缓释的原则。防止环保以及金融领域的几个部门同时采取大力度的整顿政策，以造成对微观企业带来不可思议的共振效应。

7，房市调控要坚持逐步确立长效机制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应让市场清楚地知道，中央关于房市的调控方针是“一城一策”，各城市“各负其职”。房价以稳为主，稳中微涨。要在逐步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中，发出正确的市场信号，不刺激投资者进行城市间房价的简单攀比，逐步使投资者真正确立“房住不炒”的理念。

8，在困难时期，同时要提高全社会对释放风险自觉性的认识。要让大家知道，不去自动释放已积累的风险，中国经济不可能走上可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如果不加条件地以过多的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那是对市场发出的最大的利空消息，同样是不利于从根本上实现稳预期的目的。要相信市场是存在理性逻辑的。但是，释放风险是意味着某些经济主体要输钱，资产负债表要“缩表”，一些企业要关闭破产，只有这样，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合理配置。因此，对2019年可能会集中暴露的地方政府平台违约事件，要有准备。要约束其依法处置，包括准备重组、出售地方政府的资产。

9，中长期改革，咬住不放，具体内容不展开了。2019年的当年改革，内容很多，短期内要突出抓问题导向的，抓人民关切的，抓近期见效的，当断立断，以鼓舞信心稳预期。

 （本文系作者2019年1月12日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论坛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