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状况及缩小差距的措施

       （专家访谈·北京）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这种状况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进入2000年的中国，应该是处在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向缩小转变的时期，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的角度上看，现在都应该是特殊地提出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为此，我们邀请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子奈教授在中经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中国新闻60分》“中经点评”版块中谈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状况及缩小这一差距的措施。

　　该内容于五月六日早8:00－9:00中央四套《中国新闻60分》中播出。

　　《中国新闻60分》记者 （迟明泉）：李教授，国际上有没有一个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李子奈教授：有的，但是这种指标比较多，比如最简单的指标就是把居民按照收入排队，分成最高收入的20%部分和最低收入的20%部分，他们的收入比。当然用的最多的还是基尼系数，它是根据居民收入分配的这条曲线计算出来的一个系数，一般认为，这个系数在0.2以下是绝对平均的，0.2到0.3是比较平均，0.3到0.4是比较合理，0.4到0.5是差距较大，超过0.5就是差距悬殊了。

　　记者：那我们国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李教授：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按78年来算的话，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23左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27左右，是属于比较平均的水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居民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扩大，到现在，不同的研究单位，不同的研究者由于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数据来源计算，得出的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但一般都与国家计算的结果相近，都超过了0.4，包括世界银行每年度公布世界所有国家的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也都超过0.4。

　　记者：根据你刚才所的数据，通过改革开放二十年，得到一个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结果，您如何评价这个结果呢？

　　李教授：应该说，第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的扩大，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居民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年增长达到6.7%；城镇居民收入达到5.6%。而且现在还可以看到，农村的贫困人口是在显著地减少的，所以，它是在普遍收入提高情况下的差距扩大。第二个应该看到，它是我们改革和开放的一个动因，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倡导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么一个大的政策，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么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和政策下的差距的扩大，是几乎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想，现在更重要的是从更积极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这一时期，在发展初期，整个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这个差距是会扩大的，等到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逐渐地缩小这个差距，这从经济学以及经济实践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所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客观规律。

　　记者：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到开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这个阶段呢？

　　李教授：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初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的这么一个转折时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方面从公平的角度讲，一方面从效率的角度讲。从公平角度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那么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要有一个度，到了一定差距之后如果继续扩大下去，当然就会影响收入的公平，也影响收入的稳定，这是我们从公平的角度看。那么从效率的角度看，当需求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制约因素的时候，一般应该采取平均分配来缩小差距的这么一个模式，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同样的。当需求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的时候，在国内实行适当的均匀分配的政策，便可以有效地刺激国内的需求。在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目前需求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只要分析一下，第一深入分析的就是普通居民，他们的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其原因就是收入比较低，这个时候如果缩小差距，有效地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是非常有效的。再一点就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人力的加速开发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也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哪个方面来讲，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个差距都应该是从扩大向缩小转折。国际上曾经有一种经验分析，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以后，就应该到了这个转折时期，所以，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讲话的时候曾经讲到，什么时候可以特殊地提出和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到2000年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应该特殊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记者：那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了吗？
        李教授：接近1000美元。
        记者：那么具体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讲，在国外有没一些比较有效的措施？包括现在国内的哪些做法是比较适当的？

　　李教授：这是跟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有关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要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首先就要分析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和主要的表现。我想，我们国家居民收入差距主要的表现和基本特点：一个就是地区范围的差距，根据我们的测算，地区范围的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曾经以每个省市为单位计算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然后再计算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这之间的差大概是1.4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地区差距加以缩小的话就能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当然中央现在采取开发西部的措施实际上它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另外，第二个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显著的。中间曾经经历过一个马鞍型。在70年代末80初的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差距有所缩小，当然这个原因很明显，因为当时农村已经普遍地实施改革，城镇改革才刚刚开始。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城乡的居民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努力提高农民收入上，那么当然也会带来差距的缩小。第三个，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居民收入的构成，居民收入无非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收入，一部分就是财产收入。劳动收入差距应该说是比较小的，而且即使有合理的差距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财产收入差距却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差距是大家很难接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在可供居民分配的收入当中，要保证劳动收入占绝大多数，绝对数较大的话，也是可以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这个原则的。

　　记者：劳动收入的来源我们都知道了， 那么财产收入的来源是指什么呢？

　　李教授：财产收入的来源比如说生产资料归谁所有，那么它的剩余价值当然就归谁所有了。如果我们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归国家所有，是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的产品里去的，和直接被所有者个人所拥有，这两个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记者：您这种说法是不是跟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多种经营机制相矛盾呢？

　　李教授：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实行的是多种经营机制并存的政策，当然这也是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同时要有一个度。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原则，使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当中占主体地位，那么居民收入差距就不会过度地扩大。

　　记者：刚才您谈到，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那么从发达国家来看，比如说美国、英国、日本，他们在发展中有没有达到这么高过？

　　李教授：一般都超过这个水平，当然他们也采取了各个方面的措施来缩小差距，比如说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数据，英国在90 年代，它的税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接近0.5，但是他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使税后的居民收入差距达到了0.37。也就是说，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这也是我们国家应该采取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记者：最近听说我们国家要征收遗产税，而且在征收遗产税之前为了防止逃税，将开征财产赠予税，包括现在也在征收个人所得税，那么您觉得我们国家这方面的措施是不是有利于缩小我们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呢？

　　李教授：肯定是有利于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还不健全，力度还不够。比如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的税率还比较偏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该收的没有收上来，现在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实际上还是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对过高收入如何通过个人所得税加以调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以及完善我们的征收管理制度。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地区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国家要缩小这个差距应该从那些方面下些工夫或者应出台哪些政策呢？

　　李教授：比如刚才我已经谈到的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一个很大的政策。再一个就是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来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措施。当然具体怎么提高不是说一句话就能达到的，比如说农民收入怎么提高？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就得分析农民收入主要是哪几方面，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过去20年实际情况分析，农民收入平均每年提高了6.7%，这当中主要是三方面因素：一个是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个是农产品价格提高了，收入也相应提高了；第三个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各种产业转移。这三个因素的贡献率大体上是：农业总产值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的贡献率是26.44%左右；农副产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大概是33%左右；劳动力向各种产业转移的贡献率是35.07%左右，那么在这三个因素当中，显然劳动力向各种产业转移的贡献率最大。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三个因素以后的发展趋势，农产品价格提高的余地不是没有，但不大，因为我们现在农产品的价格已经相当高了，有些品种甚至已经超过平均价格水平。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要借助于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科技作用的发挥。我们过去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有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政策因素，因为农村实行了体制改革，政策因素发挥了，这对以后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投入资金和发展科技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改善工作，这种投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它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靠农业生产的发展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效果是比较慢的。所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的办法，我认为是转移农村劳动力。我们曾经做过一次具体的测算，现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大概接近5亿人，近二十年已经转移了近34.7%了，主要是乡镇企业吸收了一亿五千万人，现在还有3.2亿人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概在18.4%左右，按照国际上的一般规律，属于就业结构偏离度的这么一个概念。在18.4%的GDP当中，属于合理比例的占26.3%，也就是说现在农村劳动力还应该有一部分向其他产业转移，考虑到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要逐渐下降，如果下降到10%左右，现在一般的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这样的，如果要下降到这个水平，我们测算，还应该有6千万人再转移出来。那么现在总共还应该有两亿多人需要从农业转移到各种产业，如果实现了这种转移，我想，我们的农业收入会有相当大的提高。

　　记者：象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很庞大了，如果这两亿多人再转移到城市，那么我们国家应当如何完成这种剩余劳动力的转换呢？

　　李教授：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向这种大的城市转移，我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发展中小企业，向小城镇转移。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整个国际上，包括发达国家或者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都是吸引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渠道。在我们国家也应该是这样，实际也已经证明，我们国家这二十年来，包括城镇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依靠中小企业，以后也应该是这样。当然，中小企业又有一个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想主要应该向第三产业发展，同时第二产业也有相当的余地。我们国家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大概是33%左右，按世界平均水平应该是达到61%，发达国家达到65%，其中美国为71%。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曾经计算过，如果我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使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5%以上，那么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就应该在整个就业人口的50%以上，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数字计算的话，它应该可以吸纳1.5到1.6亿劳动力。另外还有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业是处于一个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所以，我们在印象中工业是在往外吐出劳动力，而不是吸纳劳动力，但是从发展的角度讲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目前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50%，这个比重会有所下降，到中等收入的水平时会下降到35%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即使在此种情况下，它所吸纳的劳动力的人数也应该是超过现在的水平的。我们曾经测算过，第二产业应该吸纳六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把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了，需要转移的这两亿多剩余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配就行了。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二产业现在还在往外吐出劳动力，它怎么才能吸纳劳动力，这就需要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发展跟大企业配套、协作、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一些概念我觉得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第二产业以后要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就是说它应该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而不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其实这并不矛盾，国外一些大企业，包括一些高新技术的大企业，它与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协作，同样也是专业化的生产，并形成一定的规模，这样的话，那些中小企业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要具备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前景还是光明的。

　　记者：从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应该缩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比较合理呢？而且这要用多少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

　　李教授：如果说比较合理的话，就应该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下。至于过程，我只能说，在二十世纪初这一、二十年应该是一个转折时期，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想，当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之后，就应该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水平了。

　　记者：好， 谢谢您。

　　李教授：谢谢。

（中经网·电视媒体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