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开放40年的非凡历程，有一位经济学家在每一次转折关头“从不缺席”，他就是“老而弥坚”的吴敬琏。

如今，吴敬琏已90岁高寿。他在经济学家群体中有两点显得“很醒目”：

1.他能与时代同步，不断自我反思和超越；

2.年龄不仅没有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限制，反而老而弥坚，日益散发出更为深邃的智慧之光。

虽然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以无比强大的逻辑论证了“计划经济不可行”，但由于国内学术研究的封闭，吴敬琏一度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

在20世纪6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生产价格论”，堪称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然而当时的吴敬琏充当了孙冶方的批判者。吴敬琏、陈吉元和周叔莲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

满足社会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惟一动机和直接目的。为劳动者的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吴敬琏的第一次反思来自人生厄运的意外收获。

1968年到1972年期间，吴敬琏与“折骨为烛”的中国知识分子尊严的象征顾准在“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

顾准用他的思想一点点打破了吴敬琏头脑中“左”的枷锁，引领他走上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宏大历史命题的思想历程。1974年冬顾准临终前，对唯一守护在旁的吴敬琏郑重地说：

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后来，吴敬琏去看望刚刚出狱的孙冶方，并向其真诚地致歉。1984-1992年，吴敬琏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53岁是很多人心中已经迫近退休的年龄，对吴敬琏而言这却是人生的重要开端：1983年1月到1984年7月通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吴敬琏到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

有时候，一段偶然的经历，可能对人生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塑造了他的世界眼光一样，吴敬琏的这次“学术访问”带来了“化学反应”，颠覆了吴敬琏的经济学世界观。

来耶鲁之前，吴敬琏没有接受过任何西方经济学的正规训练。

在耶鲁，吴敬琏不但听不懂专业的学术研讨会，连研究生的基础课都听不懂。准备几句很短的发言，都要在之前读上几十个小时的教科书。

“知识饥渴”的吴敬琏硬着头皮，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开始学起，开始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求学生活。经济学家周叔莲说：

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凭借自己超凡的努力和悟性，这一年半的学习，让他形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看法。吴敬琏回忆说：

在耶鲁的这三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

1984年，吴敬琏从耶鲁满载而归。半年后，他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过去40年的重要经验，但并不意味着“盲目”。吴敬琏是最早参与“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顶层设计极为必要：

• 一种说法是，改革跟过去国内革命战争一样，要点是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 需要顶层设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

• 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

1986-1987年吴敬琏出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这不仅给了吴敬琏直接操刀顶层设计的机会，更有趣的是，吴敬琏组建了一个“全明星”研究团队：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和郭树清。这些此后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官员，与吴敬琏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80年代末，由吴敬琏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的课题（358课题)，使课题组得了一个“协调推进派”的别称。2010年，以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等为代表的“整体改革理论”荣获“ 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整体改革理论”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和风险，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出路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学派。“整体改革论”的意见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30年后的2018年，“去杠杆”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和风险，再次印证了协调推进“整体改革”的必要性。

“爱较真”是吴敬琏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是他能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屹立不倒”的法宝。

198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社会需求过旺、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和货币投放过多、物价涨幅过高、经济秩序混乱的苗头（“四过一乱”），价格双轨制和“官倒”现象严重。

舆论的批评，促使中央高层下决心对价格进行改革，也被称为“价格闯关”。

1988年5月25日至27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召集10多个部委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一位是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的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引发全面的抢购风潮。主要领导说：

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韩国就是先通货膨胀，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也认为领导讲的不对。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在一旁面面相觑。

最终，领导人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结果，“价格闯关”的决策就这样敲定了。8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一经发表，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现象。抢购和混乱局面，迫使中央8月27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

“物价闯关”改革失败。事后看，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

价格闯关失败后，不仅冲击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对改革带来了巨大冲击：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些针对改革政策和私营经济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在这场十分凶险的“历史漩涡”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意外走红。

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认为：

“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再次成为“政治正确”。

1989年11月7日，吴敬琏陪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邓力群就看到他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

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

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十年没有谋面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同意许毅提出的现象，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却大相径庭。吴敬琏认为：

• 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

•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不能同意。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

• 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

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就在吴敬琏与许毅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万家。

1990年夏天吴敬琏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1990年7月5日，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反击：

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争论太过激烈，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四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决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吴敬琏而去。

1990年底，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

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

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意：‘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冬天，江泽民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研究人员参加的11次座谈会，以吴敬琏为首的几位经济学家捍卫了改革的市场方向。1992年春，借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吴敬琏向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被正式采纳。同年10月，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郭树清评价说：在我们这个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有人负责的时代，吴敬琏无疑是这个方面的道德楷模，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不能开玩笑，一开玩笑他就急了。

朱镕基的伯乐、已故经济学家马洪在吴敬琏70岁生日的贺辞中说：吴敬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吴敬琏长期关注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多次赴温州调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第一次感受外部风暴的冲击。

1998年，吴敬琏来温州调研后，写了封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大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学习温州。

“爱较真”的吴敬琏与“敢说敢做”的朱镕基可谓“诤友”，他如此评价朱镕基：朱镕基有两个优点：一是他认为对的事一定坚持到底，不对的也会立即改正；二是与人争论绝不记仇。

1991年，35岁的陈光走马上任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对诸城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摸底以后大为震惊：市属150家企业中，有103家企业明亏或者暗亏，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 80%以上。经过调研，陈光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他决定“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从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诸城市全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有272家实现产权改革；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将企业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

1995年，陈光在诸城推行的产权改革被媒体报道，被冠以“陈卖光”的别称。外界对诸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主要是指摘其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陈卖光”，当时几乎是个骂名。

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再次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家企业进行详细考察。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联合调查组与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在会上做了个简短总结：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完全同意。

90年代，中国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

然而，永不停歇的“吴市场”再次开启了自我反思。2003年吴敬琏说：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吴敬琏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2007年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已经进化到“2.0版本的吴市场”。

同时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和厉以宁都是江苏人，在南京金陵中学读高中时，二人都是刻苦用功的“小眼镜”、聪明绝顶的好学生；在金陵中学的校史馆中，吴与厉的照片同悬于一室。高中毕业后，“厉同学”与“吴同学”各奔南北。

同学情缘，并无影响吴敬琏的“爱较真”。2001年吴敬琏在央视节目中痛陈“股市连规范的赌场还不如”，一语激起千层浪。随即经济学界 5 位大拿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召开发布会批评吴敬琏，强调：我国的证券市场像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用猛药来治理……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

“爱较真”的吴敬琏毫不退让，甚至出了一本书《十年纷纭话股市》来系统回应。当时很多投资者股市亏了钱，怪罪吴敬琏，甚至把他家里的窗户玻璃都砸坏了。但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时至今日，吴敬琏以“敢说真话”而赢得了广泛尊重。

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吴敬琏很早就意识到经济转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21世纪初，苏南模式红极一时。吴敬琏组织人员去调研（笔者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在2006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提出了清醒的预见。刘鹤对该书给予了很高评价。

2012年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好评如潮。

细心的人们经过对比会发现，这一《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阻力和困难。

2013年1月吴敬琏、马国川出版《重启改革议程》，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撑。吴敬琏在书中忧虑地指出：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现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很远，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状态。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2018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常怀千岁忧”的吴敬琏又推出“潜心三年”的力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吴老写道：

• 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