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换届后新成员集体“首秀”，方星海、徐忠等人语录朋友圈“刷屏”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夏旭田 北京报道

2019-02-17 22:43

这个周末，中国经济学界的朋友圈被一个会议“刷屏”了。

没错，这就是2月16号下午举行的经济学界一年一度的“开年盛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

堪称“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囊”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樊纲、刘鹤、易纲等人始创于1998年，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这一论坛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亦正在成为窥探中国当前经济政策运行的重要窗口。

一场瑞雪之后，以“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为主题的年会于2月16日下午14时在钓鱼台国宾馆如约举行。

今年年会恰逢论坛刚刚完成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换届，10位年轻学者和官员成为了论坛的新成员。2019年会是这些新进成员的首次集体亮相。

这十位新成员包括：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人大副校长刘元春，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中财办宏观局副局长张晓朴，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

10位论坛新成员中，有7位做了现场发言，其中方星海、徐忠、刘尚希等人的发言“一鸣惊人”，这些观点针砭时弊，敢于直面眼下一些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因而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现择其部分观点如下，一起感受下：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二级市场发行首日涨幅不超过44%)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实际上，方在1月份人大会议上已讲过上述观点，有人批评他说，“方星海没抓住重点：IPO的定价不改，却想去改二级市场的价格”。他回应称，二级市场的价格改起来相对容易一点，改革二级市场价格是为今后IPO的价格改革创造一个参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当前改革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该怎么做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这是由于大部分政策文件是由处长们负责起草，对于分歧意见，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力。然而问责对改革方案出台是有时间限制的，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就只好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或是只好大而化之，然而这些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

（徐忠在去年曾以炮轰财政政策不积极而引发轩然大波，年会上徐将炮口对准“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改革空转问题，引发现场一片掌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所有权清晰，但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

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

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

人大副校长刘元春：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下降。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此次换届，作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核心机构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也发生了改变：换届之前，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为吴敬琏、刘鹤，成员包括：樊纲、易纲、许善达、吴晓灵、蔡昉。换届后的新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不变，成员变为：樊纲、易纲、蔡昉、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

其中，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四位官员、学者入选新一届论坛学术委员会。

去年9月16日，刘鹤出席了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此后关注民营企业发展困境逐步由民间呼吁上升至高层决策。

今年的年会上，刘鹤并未出席。尽管不少人对此有所期待，但这也在情理之中：此前一天，就在年会所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刘鹤与来华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刚刚结束第六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还商定将于下周在华盛顿继续开展磋商。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了会议，尽管没有发言，但全程仔细听取了各方的观点。

在去年的年会上，吴老关注的是“改革只喊口号但执行不力”的问题，他建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的336项改革认真做一次梳理，不能将改革变成一纸空谈。易纲行长则是去年年会的主持人。

今年年会上，学术委员会新进成员白重恩、江小涓分别主持了本届年会两个场次的发言。

论坛宣布了企业家理事会7位新增成员。包括：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会长、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段国圣、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执行董事莫斌、51Talk在线青少年英语联合创始人兼COO张礼明、金杜律师事务所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张毅、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洲、云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茅矛。

万科董事长郁亮等企业家成员全程列席本次年会，但并未发言。

除人员变动外，今年年会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会议发言流程上的改变：以往都是由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两部分组成，今年年会发言全部是主题发言，不再安排自由讨论环节，因此发言人数空前，一共有24位。

论题则更为集中，主要聚焦“六稳”，发言者从不同视角同时呈现关于同一主题的多个观点，自然而然形成某种呼应或讨论的氛围。

会议流程非常紧凑：要求每人发言时间控制在6分钟以内，主持人用铃声加以监督，最后一分钟开始倒计时，甚至在ppt中也做了倒计时设置。

每位发言者事先都会报名，并就所报题目做充分准备，这使得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更多人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而各个发言者都不做虚词，直奔主题，且观点简洁而鲜明，高密度的发言使得会议精彩纷呈、干货满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

行政运动式的措施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运动式的治污往往“一刀切”，且往下层层加码，中央已在纠正；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去的民营企业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使中下游的民营企业负担沉重。

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在后期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比如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

金融风险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

关于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有一段时间有人炒作，称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这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

稳就业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

要处理好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不能由各地确定。

稳金融方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这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利率市场化很关键，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

中国的杠杆率风险主要在于国企与地方政府，其中国企杠杆率恐为世界最高，其原因是政府杠杆率太低，部分国企杠杆本应计入地方政府。

传统体制是最大的灰犀牛。国企与地方政府杠杆率风险的成因在于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中央政府兜底以及金融体系的体质偏好等传统体制弊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

稳投资方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是由于我国储蓄率，尤其是居民储蓄率下降明显。此外，目前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此外，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当长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暂未见效时，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短期需求侧宏观调控，两者并行不悖，但应注意控制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避免再度出现“大水漫灌”。

稳预期方面：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

现在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保障财富安全。

发展民营经济，现在的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好像需要民营经济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民营经济是伟大的理想，这需要理论创新；此外，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和发生在国营企业，法律准则可能都有所不同，这让民营企业感到不安。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要的是公平、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

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今年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作用。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更重要的保持财政平衡的办法是相应减少财政支出，特别是减少除了必须不断提高的直接关系民生的有关支出之外的财政支出，特别是行政费用的支出，坚决防止搭便车借机扩大行政性费用支出。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

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这大概有四到五万亿的规模，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离数万亿相差两个数量级。国资划转社保需要统筹全国各方力量共同设计一个方案，并需要国家在政治高度上推动这项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是西部，但如果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则是非常荒唐的。从过程上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增长越好；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增长的质量也更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今年中国经济还会是6%以上的增速，2020年以后应该是5%-6之间，或者5%左右。下一步中国经济可能是“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半拉子”市场经济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

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五大重要来源。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

中国是两元社会结构，之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先富者带动的，中国还有十亿人收入不高，如果能以城市化为先，引导他们消费，中国经济还能以9%增长。他举例说，中国现在千人汽车保有量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现在车就卖不动，是因为3亿富有的人群已经消费不动了。

最后发言的王建是在会议议程外“加塞”发言的，他向大会询问：是否担心自己发言过激而没有获得发言机会？听完其发言内容的江小涓则调侃称，王建的发言并没有“过激内容”呀？！会议的最后，引发全场一阵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