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建言、吐槽”这些发自顶级财经智库的声音，是否会凝合成一种理性、建设性的经济新增长“回响”，从而触动体制机制中的固有沉疴？又抑或我们亟需要某种超越经济范畴的哲学性思辩去审视当下形势之变？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两会前，春节后，中国经济持续承压的现实情况之下，“六稳”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这是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之2019年年会主题。

且听论坛成员诸如楼继伟、黄益平、陆磊、樊纲、刘世锦等堪称具有中国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官员之“六稳”呼声及建言。

有别以往，本次换届后的论坛，多了些年轻面孔。新加入者有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等10位官员、学者。

这次，没有了昔日堪称“任大炮”的房地产大咖任志强之“炮声”，经济学家吴敬链参会但未发言；但有了徐忠近期一如既住的“吐槽声”——面带微笑，照稿“吐槽”的他，字腔正圆，似乎“掷地有声”。

新进者中，也不乏证伪声与叩问声。这位发言者还为限时6分钟/每位的演讲节约了1分钟，他是陆磊。

其实，“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 2月16日，陆磊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他说，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而“呼声、建言、吐槽”这些发自顶级财经智库的声音是否会凝合成一种理性、建设性的经济新增长“回响”，从而触动体制机制中的固有沉疴？又抑或我们亟需要某种超越经济范畴的哲学性思辩去审视当下形势之变？

怎么稳？

“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2月16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表示。

他说，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负担沉重。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楼继伟说。

稳就业而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认为，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他说，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至于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稳金融来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

在黄益平看来，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而且；本质上，这个体系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  

就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利率市场化很关键，即风险定价的问题；其次是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很重要，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主要还是得靠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最后，应规范而不是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说。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张晓晶认为，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至250%；这个数据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这说明还是有风险。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高，但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非常高。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此外，如何稳投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合理？就此，他提出了三条判断标准。其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其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其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原因有四。他解释，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其次，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再者，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最后是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并非放水，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

预期之稳

事实上，“六稳”之中，尽管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说。

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建议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再者是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然而，行至今日的中国经济现实摆在那里。

“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说。

但不可否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樊纲说，“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那么存在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樊纲说。

“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难以顺利推进。经济不好时，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换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并行不悖，“六稳”或“稳预期”不能不改革。

建言：新增长之源

不言而喻，“六稳”之首是稳就业，即稳增长，那么，增长的新源头是什么？

“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就 此有两个典型领域，一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二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其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其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其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其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这些增长来源来看，刘世锦认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其次，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最后，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刘世锦说。

在刘世锦看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现在，“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他说，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姚洋认为，可以参照日本的启示。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

综上所述，其实一切也取决于改革的决策。

就此，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称，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他直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

不过，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吐槽”文件有四点问题：

其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

他说，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而被拿掉的有分歧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其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他直言，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

其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其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

他称，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徐忠笑言，“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