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当下，金融体系要支持实体经济，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改进？在2月1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与会专家对此发表了见解。

服务民企融资 

关键是利率市场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比较擅长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黄益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利率市场化。

“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也非常重要，但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强调，利率市场化要解决不公平的担保和风险定价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开展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学会如何为其提供融资。”

此外，黄益平认为，对于非正规金融部门，应加以规范而不是彻底消灭。“影子银行、金融科技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他们是有需求的，他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需关注国企和地方政府

杠杆率风险

谈及杠杆率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表示，在2008年至2016年间，我国宏观杠杆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2017年宏观杠杆率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2018年宏观杠杆率首次出现下降。他认为，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来自企业降杠杆，具体来看，最大的贡献来自民营企业，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在下降，但国企债务占企业部门债务的比重仍在上升。

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总杠杆率约为24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约为53%，企业部门杠杆率约为150%，政府部门杠杆率约为37%。在企业杠杆率中，国企杠杆率达103%，国企与政府杠杆率合计达140%，占实体经济部门全部债务的近六成。张晓晶表示，杠杆率风险主要在于国企和地方政府。

“国企与地方政府杠杆率风险的成因是软预算约束、政企不分、政府兜底以及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以间接融资为主不是企业高杠杆的主因。德国也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但企业杠杆率不足60%。”张晓晶说。

张晓晶建议，应“稳中求进”去杠杆。从需求侧管理角度要“稳”，稳住总杠杆，中央政府发力即加杠杆，改变居民部门独木难支的困局。从供给侧改革角度要“进”，一是要推进无效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二是要硬化国企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三是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谈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他表示，日本有一些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即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第二，银行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即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包括两大驱动因素

今年1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李波和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Acharya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成立研究工作组，用了1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报告提出，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大驱动因素。一是有力的运行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二是市场发展驱动因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增强监管独立性、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不足。对此，李波表示，证券监管的核心是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应尽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此外，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 作者:本报记者 李国辉 编辑:李柳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