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是最大限度发挥其正面作用，同时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的保证。

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汪同三认为，2018年的下行压力不仅来自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而且内部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下行压力源。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更关键和重要。

他强调，2018年有三个统计数据值得关注：GDP增长6.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8%。投资增长不足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表现，加强投资是克服下行压力的重要方面。把促进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是必要和可行的。

在他看来，就我国目前经济形势来看，更重要的保持财政平衡的办法是相应减少财政支出，特别是减少除了必须不断提高的直接关系民生的有关支出外的财政支出，特别是行政费用支出。“这样不仅是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完整性的必由之路，也能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一箭双雕。”

投资为什么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分析称，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储蓄资金）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债务杠杆不断上升。我国宏观杠杆率要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虽然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此外，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预期不稳。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地调动市场投资。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