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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的经济学
作者:黄益平 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时间:2019-04-16    阅读:1741次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分享一下我对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些分析与观点。

我讲的题目“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是我对40年来金融改革的思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中国这4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时也分析一下最近碰到的新问题,这些在逻辑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我今天想具体回答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改革期间保持了对金融体系的高度干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抑制性金融政策没有阻碍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和金融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最近几年关于“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抱怨越来越多?

      第四个问题,我们国家的数字金融是如何领先全球的?

      第五个问题,中国这几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怎么积聚起来的?          

      第六个问题,未来的金融体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先看第一个问题,改革期间的金融策略。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已经40年,令人困惑的是在金融体系当中抑制性金融政策仍然比较普遍,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金融改革策略?

2018年12月我们刚刚庆祝过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因为我们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经济改革政策的起点,当然也是金融改革政策的起点。但在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就是一家机构,叫中国人民银行。这家金融机构大到什么程度?它当时占到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3%,当时它既是一家商业银行,同时也是一家中央银行。直到1984年1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才一分为二,一半变成了今天的工商银行,一半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商业运行和政策决策这两个功能给分开了。

1978年的时候金融交易不多,一般的资金调配都是由国家计委统一部署。社会对金融中介的需求很少,所以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也没有问题。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的重点从原来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就意味着未来对金融交易、金融中介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因此马上开始重建、发展金融体系的历程,最初是恢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

现在40年过去了,今天再看中国的金融体系,我们可以用三个词来归纳其特征:“规模大、监管弱、管制多”。

规模大,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机构和资产。从机构角度看,1978年只有一家金融机构,而今天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已经非常完备了,包括“一行两会”的监管部门,三大政策性银行,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十几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加起来大概有四千多家银行。此外还有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可以说,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几乎也全有了,而且我们的数量非常庞大。在商业银行领域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最近一次的排名世界前五强商业银行当中中国占了四位,也就是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不但数量多,规模也非常大。

从资产规模来看也是相当惊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也就是说,在金融体系当中银行的比重非常高,相对而言,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但即便是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在国际上也已经很大了,按市值看,股票和债券两个市场在全世界都能排在前三位。看资产规模也可以看一个宏观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广义货币就是在银行部门和社会上流转的现金加上活期存款再加上定期存款。这个广义货币与GDP比例可以反应银行部门的规模,也是反映相对金融资产规模的一个指标。目前中国这个比例大概是210%不到一点,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三位。排名最高的是黎巴嫩,第二是日本。所以,中国的金融资产规模确实很大。当然,这个指标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负债率或者杠杆率也很高。再所有的金融市场中,最不发达的一个领域应该是金融衍生品市场。这可能跟我们对它的潜在风险的担心有关。

管制多,表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比较普遍。经济学有一个 “金融抑制”的概念,是前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提出来的,他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问题的国际权威。他提炼出的“金融抑制”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政府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境资本流动有各种形式的干预。我们利用他的定义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构建了一组金融抑制指数,这个指数是从0到1之间:1意味着是没有市场化、完全由政府控制;而0则意味着是完全市场化。我们大概找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具体测算了从1980年到2015年每年的金融抑制指数。

    上面这个图简单地报告了一下我们的主要结论。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在1980年为1,那时候金融改革刚刚开始,基本上是政府在干预金融运行的各个方面。之后这个指数就开始持续下降,到2015年为0.6。把中国地这个数字和国际经验做一个比较,有三点有意思的发现:

    第一,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市场化金融改革在不断推进,金融抑制指数下降了0.4个百分点,就是反映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第二,金融抑制指数往下走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可以从和其它转型国家的比较中看出来,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晚起步10年左右,但他们的金融抑制指数已经到了0.4,时间跨度更短、下降速度更快。这也佐证了中国的金融改革确实是渐进式的。

第三,今天中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仍然很高。2015年0.6,在有数据的130个国家当中,这个指数水平排在第14位。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在全世界而言仍然是非常高的,这就是管制多的证据。

监管弱,主要是指当前的监管体系防范与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候再做展开。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40年以后,中国从以前的一家金融机构开始,改革和发展出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规模很大、监管很弱、管制较多。

还有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上面这个图就是把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体系放在一个把坐标当中,这个图反映的是2015年的数据。其中横向的轴是银行在总金融资产当中的比重,越往右走银行占比越高。可以看到,日本(JPN)和德国(DEU)处在美国(USA)的右边,这符合日本和德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美国和英国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一般看法。纵向的轴是金融抑制指数,越往上走政府干预的程度则越高。其中香港(HKG)和新加坡(SGP)属于金融抑制程度最低的经济,巴西(BRA)和印度(IND)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抑制程度则比较高。在这个坐标中,中国(CHN)处在右上角的位置,这表明,与其它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不仅银行占比高,金融抑制程度也非常高。

这就引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既然中国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政府为何还要这么普遍而严重地干预金融体系?为什么金融部门没有更快地市场化?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中国政府实施的总体的双轨制改革策略。这和前苏联、东欧的做法不太一样,他们的策略叫“休克疗法、一步到位”。从理论上说,休克疗法可能简单、高效,但在实践中遇到很多困难:

一方面,休克疗法不可避免地导致改革初期经济出现显著滑坡。休克疗法意味着立刻把当时计划体制全部取消、把所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失业人口,很多工厂不再生产,所以改革初期经济很容易崩盘。

另一方面,休克疗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就是今天把计划体系取消掉,明天早上市场机制就开始有效工作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市场经济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其实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发展形成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搞了40年,但至今还经常能听到某些地方的工厂或者农民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这实际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信息不对称,动态匹配供求双方的机制,需要逐步发展,不是晚上睡一觉就能解决的。

与此相对应,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双轨制改革的策略,计划与市场、国企和民企两轨同时并存。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改革期间政府继续支持国企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又努力为民企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与市场空间。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增量改革,也就是说,存量先不动,但让增量快速扩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非计划或者非国有这一块经济就会替代计划或国有这一块经济成为主导力量力量,中国经济也就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地这个策略还是比较成功的,一是在改革初期没有出现全面性地产出崩盘;二是在整个改革期间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奇迹”。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国有企业看上去效率比较低,但它保持了持续增长,没有造成很多失业,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问题是,既然效率相对比较低,又怎样才能持续运行呢?答案是需要一个外部支持,最简单的外部支持的方法当然是通过财政补贴。但是在改革开始以后,政府的财政能力一直在不断地减弱,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从1978年的36%下降到1996年的11%。很多地方的政府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住,政府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国有企业。财政没有钱,但又需要支持国有企业,怎么办?最后找到的办法就是对要素市场尤其是对金融部门实施各种干预,包括干预汇率、利率、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大型金融机构经营和跨境资本流动。跟今天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的干预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正规金融部门把利率压得非常低,也就是说通过政策干预降低资金成本;二是在配置资金的时候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政府虽然没有足够地财政资源来支持国有企业,但可以通过对金融政策,让金融机构将大量廉价的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不按市场价格支付资金的成本,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补贴。所以说,政府在改革期间保留对金融体系的大量干预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的策略,对国有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

从宏观层面看,改革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经济从以前的中央计划体系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不对称的市场化”,一方面,产品市场几乎全部放开,几乎所有农产品、制造品和服务品的交易都是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的,价格也完全由供求决定。但另一方面,包括资金、土地和能源等的要素市场依然存在严重的政策扭曲。这个不对称的市场化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双轨制改革政策的顺利推进,而抑制性金融政策正是不对称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金融抑制这么严重,又如何解释改革期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这实际涉及到如何评价改革期间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金融抑制究竟是催生了经济成功还是没有妨碍经济成功?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仅在于如何理解过去,更在于应对未来。比如双轨制改革取得了好的结果,有的说是因为(市场)放得好,有的则说是因为(计划)管得好。对金融改革的实证分析则表明,其政策机制更为复杂,并非简单的“放得好”还是“管得好”能够涵盖。如果对分析结论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就是改革期间抑致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影响在不断地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影响就变成了负面的。

根据省级面板数据估算结果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就是假定将金融抑制指数降到0,也即彻底消除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实现完全的金融市场化,中国的经济增速会怎样变化?结果非常有意思,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速会下降0.8个百分点,90年代的经济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在新世纪的头十年,经济增速反而会提高0.1个百分点。这说明,早期的抑制性金融政策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只是到了后来,这种促进作用转变成了遏制作用,所以现在如果把抑制性金融政策全部取消,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更快一些。为什么会这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可能存在两重性:

第一个是麦金农效应。麦金农的基本观点是金融抑制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会遏制金融发展,所以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是不利的。

第二个是斯蒂格利茨效应。斯蒂格利茨发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一方面各国积极推进金融的市场化、国际化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的频率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与金融能够稳定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进而指出,如果一个经济体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监管框架,完全的市场化可能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不利。政府适度的干预反而可能更加有益。

一种可能的情形是,上述两个效应在任何经济当中都同时存在,唯一的区别也许是在不同的经济甚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效应占主导。如果一个经济的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监管框架相对成熟,大幅降低金融抑制的程度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但是如果一个经济的金融市场机制、监管框架尚不成熟,完全放开不仅不能带来好处,反而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效率,但伴随市场开放而来的是市场的波动和风险增加。举个例子。很多国家都在开放资本项目,但这经常会带来汇率的大起大落和资本的大进大出。有的国家很容易承受这样的变化,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放开以后,很快就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同样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也是这样。

金融抑制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政策安排,但在改革的前期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大多数银行都是由国家控股,资金配置和定价也受到政府多方面的干预,这些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但是这个金融体系在把储蓄转化成投资的过程中是非常高效的,只要有储蓄存到银行,很快就能转化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对金融稳定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超过了30%,但没有人去挤兑银行。原因就在于存款人相信,只要政府还在,放在银行的钱是有保障的。中国改革40年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不是说没有出现过金融风险,而是政府用国家信用背书,为金融风险兜底。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1978年就完全放开了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金融危机了。

这个关于金融抑制的分析其实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即任何政策的决策都必须考虑客观经济环境,而任何政策的评估也必须同时考虑成本效益两个方面。任何看上去不怎么合理的政策,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即便要改变,也需要首先充分理解设最初置这些政策的动机。中国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双轨制改革的策略。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政策效应都同时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经济决策所做的往往不是在黑白之间选择,而是在成本、效益之间权衡。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金融抑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变成了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尽快考虑改变。联系2018-2019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美方的其中一个指责是中国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从而对美资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后来不少中方官员纷纷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系统性地补贴国有企业。这个话从字面看没有问题,但如果考虑金融抑制本身也是一种变相的补贴,它不仅对外资企业造成不公平竞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作用就更加明显。

第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抑制性金融政策作用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虽然在改革前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表现都非常好。但最近几年却发生了不少变化,对金融体系的抱怨也越来越多,这些抱怨在官场和民间都经常听到。具体是两种说法:一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二是“小微企业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抑制性金融政策确实已经成为拖累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上面这个图同时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GDP)和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即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自全球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在往下走,从最初的10%以上跌到了目前的7%以下。与此同时,ICOR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7年的6.3,这确实表明金融的效率在直线下降,或者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减弱。

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中国改革前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发挥低成本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进到城里,变成产业工人,制造业快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这种高速增长基本上是要素投入型的。尽管技术水平相对比较低,只要不断地增加对生产投入,经济就会持续发展。不过,现在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本水平急剧上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600美元,2018年增加到le1将近1万美元。伴随收入水平提高的是成本水平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低成本优势完全消失了,原先依基于低成本建立的制造业也丧失了竞争力。十年间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原来成本低、现在成本高。在经济学的讨论中有一个词叫“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指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成长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很少有国家能从中等收入水平提高到达高收入水平。原因就在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可以依靠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中等收入陷阱”就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能力持续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所以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就上不去了。而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关键是能否通过创新支持产业升级换代,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说到经济创新,容易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创新就是指最为前沿的技术开发。其实创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都有,有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有的生产技术的创新。创新既包括无人机、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和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比如汽车、家电、机械装备等。那么谁是创新的主力?在企业层面,民营企业贡献了70%的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贡献了5%,而外资企业贡献了剩下的25%。这组数据可能多少有点令人意外,毕竟一般的印象是国企虽然效率上差一些,但技术力量肯定是要比民企强很多。事实证明,技术力量并不等于创新能力。因此,如果以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前后的经济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全球危机以来,经济增速和金融效率不断下降,可能都与经济模式发生转变有关系。换句话说,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能否顺利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客观地说,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方面,存在一些天生的短板。

前面讲到中国金融体系的两大特征是银行主导和政府干预比较多,这个金融体系比较擅长于服务大企业、制造业和粗放式经济发展。对于受政府干预比较多的银行来说,做风控的传统办法,一是看历史数据,主要是三张表,即资产负债率、利润损益表和现金流表;二是看抵押资产,有抵押,银行的信贷风险就比较容易控制;三是看政府担保,有的银行直接拿政府产业目录来决定信贷配置,原因就在于万一贷款出现问题,指望政府出面承担责任。正因为这样,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因为大企业往往历史较长、数据完整、规范。而制造业大多都有固定资产,银行做风控也比较容易。另外,粗放式扩张意味着不确定性相对低一些,原来已经有一家服装厂,再开一家服装厂,还是使用原来的技术是甚至营销渠道。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过去高度扭曲的金融政策,并未妨碍中国经济实现良好的表现。但这个体系对于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来说,则存在一些人天生的歧视,除了在双轨制改革的策略框架下,金融政策偏好国有企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这些政策歧视民营企业,更进一步讲,当前的这些很难有效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因为它们缺乏历史数据、没有抵押资产、也没有政府担保。而中小企业本身的不稳定性比较高,中国地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五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风险更高。为它们提供金融服务就难上加难了。

应该认识到的是,这些年银行也在不断的市场化。过去说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的时候歧视民营企业、偏好国有企业,但很多银行的业务人员可能会觉得这个指责不符合实际,银行考虑的并非产权本身,而是风险与回报。从银行的角度看,国企拿到了很多贷款,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回报稳定、风险较低。最近的一个实证研究就发现,如果以所有制来解释银行的信贷配置,确实可以看到代表国有的变量显著为正。但如果再假如企业规模的变量,其作用更加显著,而且所有制变量变得不显著了。这个简单的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将很多贷款配置给国有企业,主要还是因为它们比较稳健。换句话说,银行给大企业的偏好远远超过对小微企业的偏好。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是大型企业,那么它的融资可能也不是那么难。这并非否定国有企业依然在享受所有制溢价,但银行考虑的因素确实在逐步发生变化。

另一个金融抑制政策的作用可能同样突出,就是利率的双轨制。政府为了支持国有企业,人为地压低了正规市场的利率,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为4.35%,这个利率水平基本上与G20发达经济体成员的平均贷款利率相当,而远远低于G20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贷款利率。这样一个偏低的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实际上加剧了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同时提高了它们在非正规市场融资的成本。

可以用上面这个图简单地做一个说明,假如在,一个经济中存在两个金融市场,一个正规市场,比如银行,一个非正规金融市场。比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在这两个市场上利率水平即资金地价格都是由资金的供求决定的,如果忽略借贷者风险水平的不同,同时不考虑监管政策的后果,那么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的均衡利率一概是相等的,不然就会出现套利。但现在政府在正规市场引进了利率管制政策,直接将利率往下压。这样,在正规市场就出现了供给不足的问题,就是红线表示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正规部门降低了融资成本,但它能服务的客户数量也因此减少了,这样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以猜测得到的是大部分不再能获得融资的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这部分企业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相当于把需求曲线往外推,这就会提高非正规市场的利率。

这个简单的分析说明两个道理,第一,强制降低正规部门的利率,既会加剧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会进一步恶化小微企业融资贵的困境。第二,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两个问题,最好不要混在一起解决,可以说,对于绝大部分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难”而不是“贵”。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银行不知道怎么给小微企业做信用贷款。还有一条更重要,就是利率管制问题。利率管制意味着在正规部门把利率压的很低,银行部门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大概是4.35%左右,而市场利率要远远超过这样的利率水平。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完整准确的做市场化风险性定价,给小微企业用这么低的利率放贷款,最后要么就是增加风险,要么就增加成本。

    货币银行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成本一定要覆盖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风险高的客户有风险高的服务方法,风险低的客户有风险低的服务方法。很多创投基金的投资回报很高,但对它们所面对的客户的风险往往也很高,大部分是初创企业。服务这样的企业,创投基金还能挣钱,甚至挣大钱,一是需要有专业能力的人从事这样的投资,投资经历要从大量的项目中帅选,不仅需要金融知识,也需要了解技术、市场、管理等等。二是成本高但回报也高。创投基金给10个企业投下去,很可能其中3个、5个打水漂了,只要剩下的能够提供很高的回报就行。这其实就是市场化定价。

现在对第三个问题的分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为什么今天对金融部门的抱怨变得越来越多?关键机制在前面分析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的时候已经被指出来了,就是原来抑制性金融政策没有妨碍经济增长与金融能够稳定,但现在成了一个负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边际资本产出率的改变,同样的资本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了。具体地讲,确实有很多金融服务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上面讲的是小微企业在支持创新、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金融部门并不能很好地为它们提供融资服务。对家户来说也是一样。过去家户有钱就存到银行,但现在把钱放在银行,每年只给2%的回报,大家不满意,所以都在想办法做投资。尤其是随着人口不断地老龄化,人们对资产收入的需求越来越高,但可投资的地方却很少。曾经有些决策者设想,让老百姓把一部分钱从银行拿出来,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去投资,这样既可以帮助家户提高投资回报,又帮助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交易中的比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一部分钱从银行出来之后并没有去资本市场,而是一拐弯去了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这背后的原因很多,简单一句话就是资本市场对ing完全没有吸引力。一个金融部门,既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地融资需求,又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显然是有问题的,全社会抱怨“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似乎也是理所应当。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但金融部门没有跟着转过来。

上面的分析其实就引出了回答第四个问题的逻辑“为什么数字金融在中国成了气候?当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一条最为直接的逻辑链条,是因为正规金融部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影子银行甚至民间借贷,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填补了正规金融市场服务的空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已经有数亿活跃用户的支付宝,最初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网购中的信任问题,一个西安人要在网商买一位在日留学生的二手相机。今天绝大多数的支付宝用户都没有信用卡,支付宝的产生为他们提供了支付工具。这里所说的数字金融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支付、贷款、保险、投资等方面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模式,也包括一些金融基础设施,提供服务的主体既可以是新型的互联网公司,比如京东、腾讯和阿里等,也可以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像工行、人保和中金等。

数字金融一产生,就展示出非常强的普惠金融的特性。上面两张地图展示的是2011年和2018年分地区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联合开发。有兴趣的可以到中心的网站去下载这些数据。左边是2011年的指数,右边是2018年的指数。两张地图将全国的地级市按照发展水平标示出不同的颜色,从红色、橙色、黄色到绿色,代表发展水平越来越低。这两张图揭示几个基本的事实,一是红色的地区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沿海,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一直是由这个地区引领的,2011年如此,2018年仍然如此。二是与2011年的地图相比,2018年地图上地区之间的颜色差异明显缩小,这表明,在这八年间,内陆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沿海地区,这就是普惠特征的最好表现。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既有历史意义,又具世界价值。联合国在2005年倡导小额信贷年,号召各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是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但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中国政府也响应联合国的号召,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包括建立大量的小额信贷公司,到今天还有8000多家。但总体看来,发展普惠金融的进展不大。为什么发展普惠金融这么难?简单概括,是受两大因素的制约,即获客难和风控难。所谓获客难,就是即使银行很愿意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但找到这些客户难度很大,成本很高,因为这类客户往往数量很大、分布很分散;所谓风控难,就是这些客户缺乏历史数据、抵押资产和政府担保,所以银行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做。

中国的另一个约束因素就是刚刚讨论过的利率管制,银行贷款利率压得很低,年11月取消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最后一道门坎,也就是存款利率的上限。按道理说,既然央行已经不再限制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应该说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了。但实际并非如此,央行很快重申利率市场化完成尚未完成,主要是因为还存在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还有待提高,二是货币政策传导问题还不够顺畅。长话短说,起码到目前为止,监管部门实际还在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银行不能完全自主地决定贷款利率,这就影响了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意愿与能力。

这也能帮助理解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展得如此迅速?客观地说,中外影子银行存在不少差异,国外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大多是非银行金融金融机构所做的业务,而中国的影子银行更多是银行的产物,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为银行的影子。到2018年底,中国的影子银行总规模估计超过了50万亿元,相当于银行贷款余额的三分之一。一般认为,影子银行的动机就是规避监管,比如银行的贷款业务都需要满足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监管要求,这些要求当然是为了降低金融风险,但同时也确实会增加银行的经营成本,尤其是很多银行缺乏补充资本金的有效渠道,资本金不能提高,业务就无法扩张。将金融交易从表内移到表外,虽然仍然是银行做的业务,比如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却规避了监管要求,也降低了经营成本。当然,规避监管也一定会增加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国的影子银行还有一个特殊的动机,就是规避管制,比如利率管制。业务挪到表外之后,相当于变相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从这一点看,影子银行的积极意义是很突出的。在今天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算为过,一方面,如果不是按照市场化做风险定价,会影响资金的配置效率,甚至会造成很多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利率不能市场化定价,金融机构就很难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实质性的利率市场化”这一点,对于正确理解影子银行以及数字金融的贡献十分重要。影子银行确实带来了新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部门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了防范风险,将影子银行业务纳入监管框架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调整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因为监管政策收紧,影子银行交易减少了2万亿元,这明显地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甚至严重冲击了宏观经济的态势。

数字金融对于发展普惠金融还有一个革命性的贡献,就是为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几家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大科技公司,比如腾讯、阿里和京东等,每个平台上都有好几亿的客户,所以它们首先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了获客难得问题。过去大家一直将工商银行看作“宇宙行”,因为它在全国有很多网点和无数的员工,获客和风控的能力比较强。即便如此,它仍然很难触及到那些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更关键的是,像工行这样的大银行,它们的优势就是为大企业服务,一单贷款就是5亿元、10亿元。让这样的信贷员去做一旦5千元、5万元的业务,既非他们所长,单位成本也会大大提高。但是,大科技平台就不一样,它们通过移动终端、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将数亿的客户念在平台上,一旦平台建立,这些平台的长尾效应意味着它们可以服务无数的客户,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且平台根据潜在客户的“数据足迹”来分析客户的信用条件,发放贷款。

阿里巴巴的网商银行形成了一个 “310”贷款模式,即平台的客户可以花三分钟在网上申请贷款,平台一秒钟批准贷款同时资金到个人账户,而且零人工干预。网商能够这么做就是借助了大数据的力量,利用客户在淘宝购物、在社交平台交流以及其它的一些信息,对潜在客户预先批准了信贷额度。这样,客户来申请贷款,马上就可以知道结果。腾讯的微众银行也是差不多的商业模式,只不过它聚焦个人消费贷款,用的是微信的社交信息以及其它数据。微信圈子其实往往就是一个人比较完整的社交圈子,微众银行会看客户白天在哪个楼里发微信,晚上在哪个楼里发微信,时间长了可以据此判断这个客户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工作以及住在什么样的公寓里,在什么样的微信群里活跃交流,以及关系最紧密的10个微信好友,据此进行交叉来验证。大数据分析的特点是,每一条具体的数据拿出来,可能都不是准确的指标。但是大数据是把你生活、工作和社交的各方面的数据全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结果就比较可靠。

孟加拉国有一个小额信贷做得非常好的格莱珉银行,也称穷人银行,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创办的,宗旨就是帮助农村平困居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们在云南大理州做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做得非常好,负责人是从孟加拉国派过来的,真的是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他带领了12个中国大年轻人一起工作,每周都要去村里召集贷款的村民开组会。当地的生活、工作条件很一般,也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每次去村里不是坐公交就是打便车,否则只能步行,有时候出去不带干粮就找不到地方吃饭,这些人真的是在真心实意的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稍感遗憾的是,这样一个13个人的团体,一年只服务了130家贫困农户,而且资金上也不能自负盈亏,当地的富滇银行每年提供一笔经费支持运行。所以说,格莱珉银行做得很好,但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很难上去。

    但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基本上已经克服了这个普惠金融的规模瓶颈。网商银行只有杭州一个办公室,没有分行,大概700多个员工,2018-2019财政年度,网上银行为12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同时已经为9300万个小微企业做了大数据画像,理论上讲这9300万的小微企业都可以成为潜在的贷款服务对象。微众银行所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应该比网商银行还要多。与此相比较,中国自2005年以来一直通过创办小额信贷公司支持普惠金融服务,目前8000多家小额信贷公司每年所服务的小微企业的数量不会超过100万家。

    所以,影子银行也好,数字金融也好,它们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规金融部门或者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它们所作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改善风控。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这个创新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现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画一条线,一般称为胡焕庸线,将中国分为两半,95%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线的东边,线的西边荒凉无比。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明,移动支付已经开始突破胡焕庸线,从2011年到2018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度指数的差异缩小了15%,这在近代确实是史无前例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数字金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之邀,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每年都会组织一批中国数字金融公司像蚂蚁、京东、腾讯、陆金所等的高管和央行、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官员一起,到华盛顿和IMF一起联合举办关于中国数字金融的闭门研讨会。这个会议已经能连续举办了两年,2018年6月12日和2019年6月18日。IMF邀请中国的高管和官员一起专题研讨,说明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做得好。

影子银行与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就带出了要回答的第五个问题:为什么这段时间系统性金融风险变成了一个大问题?风险又是怎么积累起来的?2018年政府集中力量打三大攻坚战,一是消灭贫困;二是清理环境污染;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上面这个图是测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自2008年以来确实在不断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表现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大概是近年来国际人士最关注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风险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的杠杆率不是特别高,只是比新兴市场国家稍微高一些,但是后来上升幅度非常快。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写了一本书叫《这一次不一样》,总结了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试图找出一个规律性的机制,根据作者的总结,就是钱借多了会出问题,换句话说,杠杆率太高就会有风险。

从理论上说杠杆率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债务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它可以帮助提高效率,支持劳动分工,推动经济发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家户、企业和政府借的钱太多就容易出问题,比如现金流一旦断裂,容易形成恐慌,甚至造成系统性的后果。所以高杠杆率值得关注,杠杆率快速上升更需要高度关注。

中国的杠杆率为什么这么高?首先,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这意味着每一笔金融交易都是存贷款的形式实现,贷款就意味着杠杆。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是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主导,股权融资就不会增加杠杆。所以,中国的杠杆率高,起码部分地是因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其次,在改革期间企业出生容易死亡难,这样就形成了大批质差的企业甚至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持续运营,说明社会在直接、间接地补贴它们,但这些补贴不是财政补贴,更多是金融市场提供的廉价资金。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为例,其中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而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这说明僵尸企业的存在,本来应该淘汰的企业没有淘汰,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说穿了就是缺乏市场纪律。而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只好进一步扩张,提供更多的流动性,这样就会进一步推升企业与综合杠杆率。在改革期间,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宽松容易、紧缩困难,现在依然如此。

而近年来杠杆率问题变得突出,并不只是高杠杆率水平本身,更重要的可能是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这是更加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往往伴随着资金的低效配置,资产泡沫的形成,等等。从上图可以看出,2009年以后,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大概增加了100个百分点,这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与普遍担心,显然,这段时间杠杆率上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政府在2008年底宣布的“四万亿”刺激政策。

那么,中国的高杠杆率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中国会发生明斯基时刻,就是在杠杆率稳定上升一段时间之后,投资者信心忽然丧失、市场崩盘,由此引发金融危机。但其实在中国发生这样的情形的可能性不太大,原因是虽然总的杠杆率上升很快、水平也很高,但是如果分部门看,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并不是那么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政府的综合杠杆率有一个评估,大概在50%多一点。在国际上一般以60%为门槛。居民的杠杆率最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也不是特别高。居民借的钱有很多放在了房地产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发生波动,对金融体系会造成压力。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首付率比较高,买第一个房子的首付要30%到40%,如果是买多套房,首付最高有70%、80%。高首付率的好处在于,万一市场波动,抗压能力比较强。首付少的话,一旦市场波动,容易出现负资产,即欠银行的钱超过手上房子的价值,这时候借款人违约的概率就很高。但中国的首付率比较高,房地产价格适当波动,不太会引起激烈震荡,短期风险比较可控。

杠杆率中最大的问题在非金融企业,现在已经到了GDP的160%左右,这个数在全世界可能都属于很高的。非金融企业还可以分为两个部们——国企和民企。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民企去杠杆非常明显。当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一个理性的企业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暂时不要再投资、暂时不要再扩张。如果有钱先把欠款还掉,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时候其实是“现金为王”。问题是国企的杠杆率相对比较稳健,开始还往上升,后来略微有所下降。所以总体看来,民企和国企的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杠杆率相对较高,民企杠杆率已经下降了很多。这样的杠杆率分化可能是不幸的,因为无论从利润率的指标来看,从生产率的指标来看,从资金回报的指标来看,民企的表现都比国企好,这个分化意味着好杠杆在下降,而坏杠杆则在上升。但这个分化也有好处,不太可能因为信心崩溃而导致金融危机,因为国有企业还是有政府信用支持的。

    但这并不是说高杠杆率不会有后果,后果就是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下降。前面提到过的边际资本产出率的变化就是一个证据。这个比率上升的趋势如果不转变,最后的结果很可能重演日本的失去的10年或者20年,即使有很多资本投入到经济中去,产出也不再反应。当然,一定不会因此发生金融危机的话,谁也不敢说。过去的经验是,金融危机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以你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所以金融危机一定要防范。

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上升,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创新频频,但监管跟不上。上面这个图展示的是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指数,可以看出,自2013年以来,监管有效性确实在不断下降。可以说,金融风险的根源就是监管的问题,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监管框架对审慎监管不够重视。客观地说,中国改革4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原因不在于监管做得好,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的贡献,一是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样就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二是政府兜底,一旦出现问题,就由政府埋单,所以投资者信心不会动摇,然后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处置金融风险问题,同时努力改变造成那些问题的因素。最典型的案例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超过30%,但没有发生银行挤兑,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担保。后来通过冲销坏账、注入资本金、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资本市场上市等一系列举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成长为国际大银行。但这样的做法业有问题,反正政府会兜底,降低了监管与机构努力工作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造成道德风险问题,很多风险因素可能会重演甚至放大。2019年爆发的以包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风险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银行乱来、监管缺位”的例子。这样的现象持续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第二,中国的监管框架还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是监管部门的双重责任,既要承担对行业的监管责任,同时也要承担行业的发展责任,而这两个责任之间有时候是会有矛盾的。如果一个监管机构的目标是把本行业做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风险因素。而做大本行业对于监管部门是由政治利益的,因此在两大责任之间,监管部门很容易出现重发展、轻监管的倾向。这个问题前几年在保险行业就曾经发生过。

第三,分业监管的政策框架已经不太适应金融创新的现实。分业监管就是谁发牌照谁监管,核心是机构监管,这套做法在过去应该算是行之有效的,银、证、保三大监管部门,加上央行,各管一摊。照道理,把所有持牌机构管住了,金融业也就被管住了。但问题是这几年交叉业务和新兴金融业务十分活跃,比如银行借用资管企业的通道做投资,这样的业务超越了传统分业监管的范畴,应该由银监会还是证监会监管?还有更多的新型业务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归类,特别是部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根本没有申请牌照。以个体网络贷款(P2P)为例,第一家平台上线是在2007年,到2016年第一份暂行管理办法出台,之间隔了9年时间,基本上就是监管空白,各种平台野蛮生长,累计平台总数将近6000家。同时酿成了很大的风险,问题平台的比例非常高,原因就在于缺乏资质审查,整个行业鱼龙混杂。好在虽然平台个数多,参与的投资者众,但所涉及的资金数量不是特别多,多的时候大概2万多亿元,尚构不成系统性金融风险。按说金融交易应该得到监管的全覆盖,但事实上没有全覆盖。所以现在监管要从过去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只要做交易就必须得到监管,而不是说银行做的由银监会监管,保险公司由保监会监管,证券公司做的由证监会监管,应该是按照业务类型来做分工。

所以,监管改革的第一条是要做到监管全覆盖,影子银行也好,数字金融也好,都必须在监管框架内开展业务。过去这几年政府业确实是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不过在加强监管的时候,也需要尽量做得稳妥一些。加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风险,但同时也会使实体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比如在2018年,对影子银行一加强监管,小微企业就开始叫苦。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影子银行业务是有实体经济需求的,现在要整治,没有问题,但如果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就需要考虑后果,应该尽量让调整过程变得平稳一些。比如说让影子银行回到资产负债表内,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怎么回却又讲究。

一方面,回表就意味着原来表内的监管要求都会重新有效。银行比较典型的是两大监管要求:一是对流动性,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如果有100万元从表外贷款拿到表内,要求有10%的存款准备金率,必须把10万元存在央行动不了,只能自己再存10万元。这么一算,100万的业务规模,里外里需要20万元的钱作为支撑,这是增加成本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银行缺乏有效的补充资本金的手段,资本金不能增加,表外业务就无法回表。2019年初央行允许让一些商业银行发永续债,目的就是发永续债来补充资金本,这样一部分影子银行的交易就可以回到表内。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央行把财政的活干了的例子。

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还有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规避了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与其它管制。现在要回表,能不能同时把那些管制取消掉,也就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比如利率市场化。如果政策不能调整,那么回表以后只能终止原来在表外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方面是有先例的,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民间借贷一直很活跃,做得业不错,有一套独特的信用评估与风险控制手段,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受到监管,一旦出现风险就很难帮助并处置。所以有的地方就搞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试点,让他们变成正规交易、接受监管。问题是一旦阳光化,原来的那一套就做不了了,然后又重新出来一批新的民间借贷。因此,在整治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的时候,控制风险很重要,但同时必须考虑为什么当初会形成这样的一些交易。

如果简单地做一个总结,近年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是两条,一是缺乏市场纪律。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风险越积越多,高杠杆率就是其中一个表现。二是监管管不住。新兴业务不想管,交叉业务管不了,机构业务也没管住。按说银行都是正规的持牌金融机构,接受监管没有什么障碍,政策框架业十分清晰,结果还是出现了几百家中小银行大面积的问题,当然可以责怪董事长、责怪大股东,但监管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再进一步看,这两个因素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政府干预,代行了很多本该由市场、由监管做的工作。因此,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应该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出发,同时改革监管框架。

在讨论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答案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很难做完整的预测,只能做一些大的猜测全球危机爆发的那一年,美国的一位前财长来北京见一位主管金融的国务院领导。这位领导跟美国前财长说,中国一直把美国当“先生”看,现在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先生”自己出问题了,学生就有点束手无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这话可能是半开玩笑,但背后的深刻问题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未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很多学者原来以为中国应该往欧美模式的方向努力。现在的问题是欧美自己也发生了重大危机,这个方向是不是还要继续坚持?更重要的是,欧美的金融体系其实也是各不相同,并不都是统一的模式。前面讲过英美和德日的模式就不一样,那么中国未来的目标是瞄准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或者是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这些都需要很认真的思考。

目前看,未来的走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从大方向来说,既然中国的金融抑制已经变成限制经济增长和影响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就应该往市场化的方向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所谓往市场化的方向走,主要是三句话:一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三点都是要往市场的方向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的规模扩大,改善监管体系,未来在这三个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也不是简单地往那里走,在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过去40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不能认为政府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就一定是负面的,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978年改革中国没有选择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即便到今天,恐怕也不是可以一放了之的事情。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更多深刻的思考。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许多特殊的现象和关系需要应对。比如资本流动是不是要完全自由,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健全,一旦出现资本大进大出,就容易影响金融稳定,这个时候选择适度的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反而可能是有益的。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官方文件提出了“竞争中性”的概念,这是很好的改革方向,但什么时候可能真正做到“竞争中性”,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在这个过渡阶段,完全放开来不见得是好事,比如利率市场化以后,如何应对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的行为?也许适当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必要的,目的是既要保持金融稳定,同时又不对金融效率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要发展资本市场。这个肯定没有错,已经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问题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国际上,英美的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德日的是银行主导。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所谓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比例在企业外部融资中仍然超过一半。也就是说,英美市场占主导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市场融资比重比较高而已。从上图看到,美国债券市场32%,股票市场11%,两个加在一起为43%,虽不到一半,但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德国和日本大约是15%、14%之间。中国的数据显示,在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当中,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比重大概在15%左右。这个比例还能提高到多少?未来的金融体系要发展,但是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银行和间接融资渠道像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这些机构,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会出现太大的下降。

    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如果说未来金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指望资本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间接融资也好、直接融资也好,主要的目的是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银行干的是这个工作,资本市场也是干的这个工作。对于企业融资来说,进入资本市场上融资的门槛远远高于到银行去融资的门槛。股票市场发达以后,就跑到股票市场融资,大企业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小企业。小企业如果不能达到银行的融资门槛,要达到资本市场的融资门槛,难度会更大一些。

二是学习金融历史,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构成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文化、历史、经济等很多因素的综合。那些市场主导的国家,一般都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至上的,他更加崇尚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分散决策,英国、美国都是这样的体系。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更多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合作、统一决策。未来中国金融体系更可能往哪个方向走?中国的方向肯定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在短期内把市场做得特别大,难度会很大。说实话,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了近30年,但仍然没有成为有效的投资渠道。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三是技术对于未来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很大改变。金融科技或者是数字金融,确实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金融体系。下一轮的改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传统金融部门,比如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未来可能会变成数字金融的主力。当然这些大科技公司还会继续做,也许会出现新的劳动分工,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擅长做金融的做金融。这样的一个体系形成以后,对金融体系、对整个宏观经济都会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