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创过去19年来最低，增速已连续9年下滑，扣除价格因素后，投资实际增长不足1%。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幅度最大，全年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3.8%，增速回落15.2个百分点。虽然去年下半年已采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快项目审批和地方专项债券发行等措施，推动四季度投资增速有所回稳，但也要看到，当前投资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我们用徐工起重机指数来观察，1月份全国起重机指数比上个月环比下降13.9%，比去年一季度平均水平下降14%，而且已经两个月负增长，可以判断稳定基础设施投资仍面临压力。

从趋势面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2011年的24%下降到去年的5.9%，实际投资增速由2011年的19%下降到去年的不足1%。2018年，投资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已明显低于经济增速。应该说，投资增长已进入一个下行通道。

投资下行是否合理呢？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这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阶段对比，可以发现，我国投资增速下降过快，偏离正常趋势。2018年，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比GDP增速低了近6个百分点，而1975-1985年的日本、2000-2010年的韩国，其实际投资增速比GDP增速分别低1.3和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过大。从一定意义上讲，稳投资就是要回到正常的下行轨道。

投资为什么下降？第一，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我国储蓄率已由2010年的51.5%下降到2017年的46.4%，平均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较快，居民收入大量投入住房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相应下降。第二，债务杠杆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接近250%，与美国、欧盟的水平接近，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如果包括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是相当高的，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现在进入一个偿债付息的周期，比如今年到期偿还的城投债是1.4万亿元，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挤压了融资空间。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去年民间投资增长8.7%，但民营企业预期不稳，避险情绪上升，投资意愿有所下降。第四，房地产投资增速逐步回落。2016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经历了一个上升周期，这与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随着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政策措施的滞后效应开始显现，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今年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调整。

    关于稳投资，我提三点建议。第一，要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提扩大投资，很多人就觉得要放水。这个认识要澄清。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稳投资并没有错，也不是一种罪孽。第二，更大程度调动市场主体投资。要避免政府扩大投资带来的低效投资、过度负债，甚至产生挤出效应。调动市场主体投资靠什么？根本上要靠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第三，政府要适度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领域空间和潜力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