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六稳”，必须说清楚下一步的增长来源。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个判断，过去八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在转的过程中是中高速，完成转换之后就是中速。今后两年的增速可能还会在6%以上，2020年以后应该是5-6%或者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第二个判断，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一个中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所以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下一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在哪里？应该提一个目标，就是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有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有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正是由此产生。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有一个说法是，中国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五亿人没蹲过马桶。更重要的是提升这个阶层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是需求增长的一个常规动力，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适用技术等优势。

    第五，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够产生巨大的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可以形成一个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获胜的新的发展方式。

    这五大增长来源，前两个是老的，后三个是新的，看起来都很不错，但它们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制度质量的要求很高。“半拉子”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方式呈现。第三，增长的大部分都是慢变量，要经过长时间努力才能见到很大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高质量发展也是高难度增长。现有体制在不少方面是不适应的，体制不过关，这些新增长来源很可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按照十九大提出的，要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和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对这些领域的改革，不需要出台新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中相关改革部署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

    需要强调的是，应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定计划经济色彩较强的规划，手里抓一把米，实际上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有关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则可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等方式，引导社会预期。

    改革目标也要有相应调整，应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一方面适应国内的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求，有效应对下一步WTO机制改革、全球治理结构和经贸投资规则变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