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主题是“稳”，但我觉得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我先提供两组数据，一组是根据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我做了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市场化对比。可以看出，东部市场化历年都高于中部和西部。

另一组是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速最高，西部和中部很低。2007年之后，完全反过来，西部增速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

    也就是说，过去十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增速最低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个“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大家都会觉得很荒唐，但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论”的思维方式，即由于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比西方要好，所以中国模式有优越性。它的错误在哪呢？就是只从静态看经济，其实市场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有些地区领先，有些地区滞后，但后来居上。

    如果从市场化过程来看，情况完全不同。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以东部经济的起飞早于中部和西部。比如，1997年的市场化指数反映的是之前20年的改革结果，在1978至1997的20年里，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增长速度越高，二者是高度正相关。之后，市场化指数的变化与增长速度也是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平均而言，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所有数据给出的结论都非常一致。从2011-2016年的数据来看，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要好于国进民退的地方，无论按照工业资产比重还是按照就业比重，结论非常一致。

    未来的增长依赖于创新，我们看哪些因素导致创新。可以看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研发密度越高。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研发密度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新产品销售占总产品销售的比例越高。也就是说，市场化越高的地区，创新水平也越高。

    另一方面，从人均政府部门来看，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创新性越差。公共部门占就业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

    国有资产比重越高的地方，研发密度越低，创新能力越差；民营和外资企业比重越高的地方，研发密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

    中国特色有没有带来一些问题呢？有。一个是腐败，另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每万人口被立案官员的比例越低；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每万人口被立案官员的比例越高。

从收入分配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

    这就是中国特色带来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把“In spite of”和“because of”区分开，我们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而不是因为那些中国特色。

    最后用哈耶克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