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 2019年长安讲坛
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
作者:李扬 论坛成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时间:2019-05-08    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阅读:3200次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题目的理论性较强,同时政策性也很强,而且又与外交领域有密切关联。我试着讲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一点心得,就教于各位。

我们知道,无论是研究理论还是制定政策,准确判断形势是绝对的前提。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时期,这不仅决定了所有的理论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政策设计的大架构甚至是细节。我们说,现在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是一个大的判断,从时间跨度说,绵延百年,不可谓不长,所以必须要把它分析清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其它分支性的研究才能顺利展开,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判断,是习近平主席做出的。他谈这个问题,多数是在外交场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以后,国内外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很多新看法。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开始说话了,这自身就是大变局的内容之一。

理解这个主题,最合适的角度或者不可或缺的角度,就是全球化及其发展。我们沿着全球化这条线索去分析什么是百年不遇之变局,以及在百年不遇的背景下中国能做什么。比如在金融领域,我们碰到了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每天都感觉到有变化,每天都感觉到原来的理论不太适用了。举例说,各位有兴趣可以看看《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这本书颠覆了原有的货币政策理论,争议很多,但是,该书出版后,却是“洛阳纸贵”,卖脱销了。我们作为国家智库,有义务对于当前发生的重大事情、对于有影响的重大理论进行研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我们的政策判断。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贡献。

2017年12月28号,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发表了一个讲话。他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是他首次系统公开地提出这个概念。

2018年6月中央外使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再次提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后来他还多次讲到过,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是我们认真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最基本出发点和前提。理论研究要有前提,政策研究更需要有前提,关于前提的重要性后面还会涉及到。

在中国文化中,“百”是个虚数。比如百家姓,根本就不只有一百个姓氏。理解“百年不遇”,千万不要拘泥于时间上,不要过于关注时间划断,这里表达的意思是“变”。我们过去习惯的思路不顶用了,在那些思路上形成的理论基础也不顶用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情况。总之,百年不遇,言其长也,言其久也,总之,说的是一个大格局的变化。

今天,我们来分析构成“百年不遇大变局”的典型事实。主要有六:

 

一、全球经济衰退呈长期化趋势

 

2007/08年开始了本轮全球危机,时至今日,这场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显然,全球经济衰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

中国、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1980~2018)

 

1上有三条线。一条刻画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条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条是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宏观调控工具,即需求管理不奏效了。面对这一大变局,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政策重点移到了供应侧。只要是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政策重点放到供应侧,说明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在实体层面,是长期的问题。

 

全球经济增长(1960~2018)

2告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的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为何从1961年开始显示呢?那是因为,我们如今熟知的国民收入统计体系,在此之前并不存在。

观察图2,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在统计意义上,全球经济确实存在一个年代跨越很长的经济周期。这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我们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

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界,对于经济运行的长周期问题,早有大量研究,其中,长度为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支持了习主席的论断。

“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存在,凸显了“创新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以科技发展为其物质基础。当今全球经济所以低迷,盖源于人类社会尚未出现大规模的颠覆性科学创新并进而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很早就有觉察。例如,早在上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兼战略投资家加里.西林就曾著书《通货紧缩》,对已经开始的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进行了探索。

我们不妨引用几段该书的论述“对新技术的投资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支持工商业全面快速增长的程度。其结果是形成周期的下降波段。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旧技术的全面使用与新技术投资大规模兴起之间的间距。”在这个间距中,“推动先前经济上升的旧技术已过度利用,潜力耗尽。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虽已知悉,但还没有完全进入商业化开发利用阶段。”

无须做大的修改,此公20年讨论的事情,基本适用当下。

 

二、全球债务浪潮

 

与经济长期下行密切相关的就是债务问题。谈到中国经济,人们都会说中国是一种典型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债务驱动型经济,是货币驱动型经济或者信贷驱动型经济。这一系列意思相近的概念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增加债务实现的。其实,债务驱动这个命题,在全世界普遍适用,各国只是存在程度之别。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个“150年以来的信贷和经济增长”研究报告,他们分析了150年以来几个主要国家的情况,证实了这个论断。

然而,在增长十分疲软的情况下,如果债务还在增长,那就成为大问题了。如所周知,本轮的危机是债务危机,减债和去杠杆,显然就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是,资料显示,全球的债务以及相应的杠杆率的状况却恶化了。经济还在下行,但债务却在增长。各国当局都懂得,债务是魔鬼,都知道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债务太多,都信誓旦旦的说要去杠杆,但是,资料显示,全球去杠杆的情况非常不理想。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全球债务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长了7.5万亿美元,总额超过250万亿美元。预计,2019年全年全球债务或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新纪录。这意味着,全球70亿人口,人均负债竟达3.25万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以外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9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40%,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全球债券市场规模也已从2009年的87万亿美元增加至逾115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债券占比从2009年的40%上升至47%;银行债券则从2009年的逾50%降至不到40%。由此现象,我们可以立刻得出一个判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两者日渐疏远。这种现象同时还表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力递减,未来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

这里面有一个要点,我们观察150年来的债务变化,发现,发达经济体是政府债务增长快,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企业债务增长快。这不仅体现出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且体现出整个国家的治理理念不同。

在发达经济体内,只要经济有了问题,政府就会把企业的债务背下来。在他们那里,政府债务之多,恰好是替代企业债务的结果。这个理念很清楚。在他们那里,经济是由企业去驱动的,企业出问题,自行解决不了,则由政府买单,甚至不惜采取国有化等措施,也要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和一些权益买过来,借此稳定国民经济,至于政府债务,由于其腾挪空间甚大,可容徐徐处理。

新兴经济体则不同。经济一旦有些问题,我们通常的作法是把问题推到企业头上,让企业承担,并把政府自己摘出来。毫无疑问,这样两种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模式,差异巨大,究竟何者为优,恐怕难以一言以蔽之。总之,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企业、政府、居民、金融机构各自是什么角色,如何把这个角色摆正,遇到问题时怎样互动,此消彼涨,背后有很多的理念问题,也有很多理论问题,更有很多政策问题。

我们进一步分析债务问题。图3是我们实验室研究人员做的统计。这个成果告诉我们一个概念——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在上升。

 

3  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密集度上升

 

我们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都是债务驱动性型的,只不过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个概念,即债务密集度,这指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确定目标的GDP增长,我们需要多少金融资源予以支撑。债务密集度上升,则指的是,为了达成一个确定目标的GDP增长,如今比过去需要更多的债务予以支撑。显然,债务密集度上升,表明经济的效率降低,图3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由此现象,我们立刻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金融对于实体经济日渐疏远。这里的“疏远”199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议会银行委员会作证时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揭示的事实是:随着经济的金融化,随着金融上层建筑越垒越高,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渐行渐远,对应地,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效力也越来越低。正是在那次作证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逐渐摒弃了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传统的也是经典的范式,转而越来越多地使用利率手段,货币当局只是非常概括且间接地,主要在融资成本层面上去影响企业和市场的运行,经济日渐疏远。美国的货币政策,除了这次危机,根本就不动货币存量,基本上就是只管利率。只有在危机时,利率也不顶用的时候,才重新计起数量。不管怎么样,现在是越来越远了,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也是一个全球现象。

二是货币政策的效率递减和前面金融密集度上升一样。为了使得实体经济产生某一个确定量的反应,货币当局付出的资源越来越多,调控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很大的问题。于是,人们就开始想到,是不是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大呢?于是,全世界又逐渐将目光转向财政。刚才我说要讨论MMT这本书,里面至少有两章谈到税收等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税收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当然,财政的变量和金融的变量相比,存在巨大差异。财政支出直接形成需求,财政收入则直接扣减纳税人的收入,并直接减少需求。金融则不同,它只能间接影响实体经济,整个金融系统固然可以将资金“花”出去,但是,只能说先花出去,钱到底流向哪里去并不知道。而且,我们的金融上层建筑还在不断向上累积,还会不断推出一些新产品,还会不断地创新金融产品,然而,产品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资金却很少流向实体经济。这就是这些年来,金融不断脱实向虚的过程。

今年,由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牵头,会同财政部研究院和人民银行研究所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研讨会。我们共同认为,这种类型的研讨会以后每年都要开,这是因为,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协调配合,我们不仅不能形成合力,各自政策效力还要打折扣。

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但是,与GDP增长对应的债务在增多。债务增多的主要问题是利息支付增加。因此,债务增加、杠杆率提高有一个阈值、有一个临界点,当整个经济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超过当年的GDP新增额时,当为债务支付的利息超过当年新增储蓄额时,这个债务就变成魔鬼了。遗憾的是,中国自2014年开始,就已出现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天天在吃老本。观察一下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连续20年的数字,我们发现,数字年年都在变。我们最怕看到的变化,就是国家的净财富在不断减少。在整个流量层面,大量的利息支付给金融系统,它们从哪里来呢?在新增GDP和新增国民储蓄的规模不及利息支付规模的情况下,那不足的部分,靠的只能是吃老本、吃外汇储备、吃黄金储备、吃海外上市公司的利润。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讨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时,就只有上述这几类财富是真的,其他不能在国际上进行交易的财富,都只能归零。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

    

第三个典型事实就是,全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我们以美国为例,从图4可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呈微微的下降趋势。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长期下降趋势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反映出经济的创新能力不足。虽然,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创新一直没有停步,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革命性的、具有颠覆性的、能够整体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创新出现。既便是有,也不够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看,也不太理想。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是库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残值,它包含了很多不能由劳动和资本的变化来解释的因素。这些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项,一是管理水平的变化或治理水平的变化,二是科技进步。很多实证研究显示,科技进步构成K/D生产函数残值的主体。

2013年,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照片上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薛定谔、玻恩、玻尔、狄拉克等创世纪的天才科学家。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自上世纪这些天才科学家们去世之后,这个世界就再没有人超过他们。所以,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至今没有被超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经济赖以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还都是上世纪40/50年代的科学家们奠定的,迄今为止,我们并未超越前人。我们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链条:经济效率的提高依靠创新,创新依靠技术,技术的基础是科学。如果科学没有颠覆性的变化,技术创新就只能是小打小闹。根据这个逻辑,如今经济增长缓慢下降的原因就是,如今的科学水平并未超过爱因斯坦时代。2016年,美国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也曾著书断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2005年已经接近尾声。所以,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都正在满怀激情地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我们“只听楼梯响,不见玉人来”,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重大变化的端倪。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创造,科学发展的缓慢,在根本上决定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这就是百年的一个大变化。

 

四、人口结构恶化

 

第四个典型事实是人口结构恶化。图5和图6分别刻画了全球各大洲劳动人口及人口抚养比的变化。

 

5  全世界劳动人口变化(1940~2071)

 

6  各大洲人口抚养比变化(1950~2070)

 

如果说,在历史上,人口过快增长、食物短缺、营养不良等等曾经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头号问题,并由此催生了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消极、悲观的人口经济学,那么,进入20世纪,劳动人口减少以及相应的抚养比上升,加之老龄化在全球蔓延,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困境。

5显示,到2010年,全球各州中,非洲、东亚、南亚、拉美的劳动人口仍在增长,其他各州已经陷入增长停滞或负增长。越过2010年,东亚加入了劳动人口减少的行列,全世界唯有南亚和非洲的劳动人口还在增长,拉美则仍然陷入低增长。过了2040年,全世界除了非洲,全部陷入劳动人口负增长的境地。

显然,如果照此趋势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

6刻画的各州人口抚养比的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说,图6是图5的另一侧面,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说,图5和图6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面的讨论人口因素如何影响经济的全面途径。图6刻画的是总人口中就业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重及其变化。其中,16岁~65岁的人口,我们称就业人口,16岁之前和65岁之后的人口,我们称被扶养人口。抚养比指的是就业人口与被扶养人口之间的比值关系。显然,抚养比上升,说明总人口中就业人口占比下降,相对越来越多的人口是被扶养的;反之,抚养比下降则表明:总人口中有更多的人口在创造财富。图6显示,抚养比上升是全球的趋势。在2040年之前,唯有南亚和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下降,过了2040年,直至2070年,全世界只有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下降。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冷峻的人口事实。

7是中国的情况。这幅图是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和就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出来的。大家知道,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从事劳动与就业研究的机构很少,合格的研究人员更缺乏,而且,人口问题,特别是计划生育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是研究禁区。早在上世纪末,我们的研究人员就严肃指出:现行的人口政策有问题,必须调整“一孩”政策。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研究常常被扣上“反对基本国策”的帽子。于是,听任“一孩”政策长期不调整,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严重恶化了。

 

7  中国劳动人口已经负增长

 

面对劳动人口减少和抚养比上升的冷酷事实,诸如移民之类,自然就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大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德国愿意接受移民,施行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应看到,德国的人口早就是负增长了,其劳动人口早就减少了。因此,不断地接受移民,是应对人口总量和结构双恶化的良策。但是,德国的如意算盘是,只接收其他国家受到良好教育的移民。若干年来,这一如意算盘基本上是实现的,但是,美国在中东一开仗,就搅乱了一池春水,把那些受教育差一些的人口也赶到欧洲来了,于是,德国就受不了了,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本身人口只有几百万,最多上千万,当然也受不了。于是,移民问题一下子就尖锐起来了。

今年春节前我去日本访问,专门去看日本的人口政策和相关财经安排,同时研究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给我的感受很深。日本好像是找到了出路,至少大力发展机器人是出路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方面,涉及整个养老体系、就业体系、退休体系等等。应当看到,日本如今的这些安排,是经过了几十年痛苦经历总结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好好去学。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对人口红利的分析清楚地展示。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将引致这个国家的抚养率降低,所有这些,都将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有利的人口条件。

概括而言,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如下有利条件:

其一,有利于在低工资水平上增加劳动力供给。中国将近30年工资都是2000多块钱的水平。GDP翻了好几番,但工资始终还是不高,使得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极有竞争力。

其二,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加速资本积累。中国长期保持接近50%的储蓄率,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这是因为,储蓄的另外一面是投资,没有储蓄就没有投资,中国长达30余年,一直面临的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其差额就是我们的国际储备。在另一面,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低,所以他要用美元的霸权来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高储蓄,支撑其国内投资。

其三,由于有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出现。我是做金融工作的,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储蓄和投资。储蓄率是自变量,不是因变量,不是政策变量,它的变化是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在讨论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时,大家很容易将之归诸高储蓄。那时我就曾明确指出:大家不应当指责高储蓄,因为它支撑了中国展开了长达数十年低通货膨胀的高增长。然而,储蓄率定有下降的时候,真到那时,大家会欲哭无泪的。这个问题让我不幸而言中了。

人口红利的反面就是人口负债。进入人口负债,经济通常会在两个方向失去增长势头:一个是生产力下降,社会负担加重,工资率上升;另一个是潜在生产率下降,老龄化并带来社会支出提升,资本积累减少,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如果这个现象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那么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就缓慢下行。我们既然是金融驱动性的经济,在金融里面可以创造财富,但是金融到最后创造的都是泡沫,所以债务就起来了,因为生产率下降了,老龄化、社会支出在增长,资本积累在减少等等,这些都是实体经济遇到的问题。

 

五、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我们首先引述习主席的两段讲话,一段是2017年的讲话:“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能得人心吗?”。另一段是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针对与会者都急切地盼望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并将全球重新拉回高增长路径之上的讨论,习主席在充分肯定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这个话说得非常专业。大家都觉得现在的经济增长不行,要盼望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会使得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有所缓解,但是在获得这样一个好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它也会使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凸显。大家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讲的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的收入高,劳动的收入就低,利润侵蚀工资。这个问题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不同,私人资本、国有资本都有资本的共同属性。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先生也看到了。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时讲了一段堪比《共产党宣言》的话:“长久以来,首都华盛顿的一小撮人攫取了政府的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担。华盛顿欣欣向荣,人们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赚得盆满钵满,但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厂纷纷倒闭。他们的胜利不等于你们的胜利。当他们在我们的首都欢呼庆祝时,无数挣扎在这片土地上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

特朗普讲这番话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多钟。我收看了实况。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很奇葩,他的演讲简直就是一个美国版的《共产党宣言》。

无独有偶,2014年有一项研究成果震动世界。法国一位年轻的学者叫皮凯蒂,他写了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我曾经访问过他两次。他手头掌握着大量的研究经费,有二三十个国家给他钱,有100多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帮他做各国的数字和分析。我问过他有没有中国的数据,他说当然有,但当时没公布,直到最近才公布了中国的数字。他的分析思路和马克思完全一样,就是沿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展开。他说,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总是倾向于低于经济增长率。比如GDP增长8%,资本回报9%、10%、15%,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而劳动力增长率,工资2000多块搞了几十年,增长率很低。这样此高彼低,当然,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现象。

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一个资本主义营垒中的经济学家站出来狠批资本主义,当然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仔细阅读这部著作,就会感到意味深长。皮凯蒂讲到,我的研究和马克思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我比他多了150年的历史经验来证实了当时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废除资本主义以后,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社会。我去访问皮凯蒂,他特别高兴,他同我说,这就是在讲你们的事情,讲中国的事。因为法国、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延续,只有我们消灭了私有制,但还保留着资本。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社会,这是一个问题。皮凯蒂认为,私有制要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来支撑,以减少不公平现象。同时,一个社会除了私有制之外,还应该存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在交谈中,我们同他详细的描述了习主席两次引述他这个书,他很高兴,跟他讲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这对他们的经济研究有些影响,后来,他还将中国式的混合所有制加到了他的所有制系列中。

21世纪资本论》指出,不公平的现象令人震惊。首先是现有财富和资本的分配,然后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先说存量,然后说流量,这就把整个问题说清楚了,说全面了。所有这些国家里,最贫穷的50%人口占有的国民财富无例外都低于10%。他们的这项研究,虽然说很多主流经济学不认,说你无非只是一些统计,没有理论,没有什么像样的模型。但是,这项研究已经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了冲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允许生产力无限制地发展,但,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和另一方面贫困的积累,最终就会产生冲突,两者的冲突将周期性地打断生产发展的进程。马克思的结论是这样,这个制度现在荒谬到这种程度,他在创造财富的时候创造出了自己的敌对力量,这个力量是体系内生的,因而危机不可避免,所以革命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斯蒂格利茨等人逐渐在认同这些看法。而且他们用非常学术的眼光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和现在的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当我们访问皮凯蒂时,问及中国的情况,他不说,后来才悄悄的把中国的数字公布出来。数字一看还挺可怕。他们指出: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比重的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比重的30%;最低层50%的人群,只占全部财产的6.4%。在他的分析框架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不公平的是美国,但中国的不公平程度已经接近美国,并且超过了法国、德国。可以说,中国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平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当然没有从资本压榨劳动的角度来加强资本,但是,我们追求高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合乎逻辑地就高度依赖投资。于是,谁掌握资本谁就是大爷,谁就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很多博士同学说,最愚蠢的政府就是教臣民们怎么去发财的政府,发财还用政府去教吗?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对应劳动收入占比就过低了,因为,初次分配主要就是资本和劳动分配,政府插一杠子,用生产税的方式会占一些,但不会太多。简言之,在初次分配当中就是资本和劳动,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掌握资本的人地位,显然比所有的其他人地位都高。

中国的GDP增长,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归属,一切为了人民,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有获得感,这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基石。可获得性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金融资源,所谓贷款难就是你无法接近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坐吃体制的盛宴。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搞金融,利用最先进的互联网、移动互联技术去搞传统金融,结果又出现了很多泡沫。金融不平等是经济不公平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普惠金融的提出,非常重要。

 

六、全球治理礼崩乐坏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建立了一套几乎无所不包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有三块内容,一个是建立了很多国际组织,大概有70几个。二是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有规则。比如世贸如何加入、怎么退出,这些都有详密的规则。三是国际仲裁机制,出了问题,违反了规则,总会有人来调解、处罚。这是一套非常严密的网络。但是,这种情况现在被打破了。

习主席2016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详细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刻原因。在他看来,有三个事情的发生,使得这套机制不能运行了,这也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

一是国家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应新格局。所谓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就是说,原来发达经济体在全球GDP中占比很高,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以30%的人口贡献了70%的全球GDP。但现在已经变了,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稳定地超过了发达经济体。怎么办?新兴经济体当然要说话,但发达经济体不让我说话,所以就导致了冲突,百年不遇的变局就出现了。

二是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但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形势。如今全球产业布局已经从国家之间的分工、到产业的分工、到地区的分工再到产品间的分工,已经发展至产品内分工。何为产品内分工?这说的是,如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产品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要素或者要件要反复不断的出入国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扣税?怎么去识别?什么叫做原产地?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但现在特朗普还是要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再加税,在经济学上分析,这些加税都没有道理。你这一层关税加在中国企业头上,往下深一层就有可能是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负担。投资贸易规则要重定,我们叫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我国是站在整个前沿的,美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他没有跟上这个变化。

三是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需要适应新需求,这个就不多说了。

本世纪全球风险的治理体系不适应性日益体现,它既应对不了传统挑战,更难对付暴恐这些非传统挑战。近年来,在全球到处举行的峰会,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这就是治理体系“礼崩乐坏”的典型表现。美国不断的“退群”,中国不断的“建群”,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已成趋势,世界上的国家都要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容,这个变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前面说了六个表现。我觉得,认识这个百年不遇大变局有很多的角度,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角度,应当是从全球化的发展来看。传统的、以发达经济体主宰的全球化日趋没落,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号召的新全球化、穷国的全球化正在兴起。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就在这里,它不可能很快过去,我们要面临很长时间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大家还是愿意和平发展;二是各种世界性难题比如气候变化、重大污染、传染性疾病、地区热点等等,都离不开中国参与治理;三是求合作、谋发展仍然是各国共同的愿望。全球产业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格局。四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五是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的传统优势是13亿人,而且收入水平增长很快,有人有钱,自然形成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谁都不愿意丢掉。所以习主席说,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

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2019年1月23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再次给出了明确答案。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在系统整体设计推动改革的新时代,我们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推进改革。

历史证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40年来中国经济有四次大波动: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责任制,这个我们都经历过;第二次是1989年,遇到一场非常大政治事件,当时世界给我们的压力比现在大得多。但我们用全面深化改革,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的全面推进,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第三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加入WTO渡过了。现在又遇到了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中央关于改革的决策,将会引导我们顺利的走出这个低谷。

最后还是习主席那句话,时和势在我们这边,但确实需要定力、需要认清形势。我们做研究的,需要针对这些形势做出分析、做出判断,给出好的政策建议。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出来,为中国的经济做出贡献,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