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市场理论的基本差异

简单地说，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静态均衡范式、设计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是动态非均衡范式、演化范式。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如何理解市场参与人：参与人是无所不知（具有完美信息），还是知识有限？所有人都同等聪明，还是聪明程度各有不同？

如何理解经济决策: 经济决策是给定目标-手段情况下做选择，还是判断目标和手段本身？

什么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还是发现信息，激发创新？

如何理解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如何理解价格的功能：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还是只是刺激企业家行动的信号？价格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还是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

如何理解变化：经济中的变化是外生的，还是内部的？

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市场中是否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新古典范式假定，所有人是同样的无所不知，具有同等的无限理性，决策能力没有差别；经济决策就是给定目标-手段下的最优化计算。它把市场和竞争理解为一种状态，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均衡和稳定，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并总是处于均衡水平。它假定变化是外生的，一旦外生的变化发生，市场自动会达到新的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在均衡体系中，企业家的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假定所有人都是无知的，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信息，不仅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市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不断的竞争，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发现信息和知识，协调人的行动，推动合作。奥地利学派承认均衡分析的价值，但认为经济学的重点不是作为状态的均衡，而是作为过程的不均衡。引起不均衡的变化既有外生的，也有内生的。价格在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均衡价格能准确无误地传递有关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于，非均衡价格能够提供纯粹的盈利机会，诱发逐利企业家的警觉和套利行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基本力量，通过发现盈利机会使得市场从不均衡趋向均衡。没有企业家，市场就不可能趋向均衡。换言之，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能随时随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这种激励诱使企业家不断改进和优化资源配置。

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有的是领导者，有的是追随者；有的是行动人(man of action)，有的是静态人(static person)。他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变化，而不是均衡。对熊彼特而言，新古典的均衡模式（瓦尔拉斯循环流转经济）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因素的有用的起点(starting point)，因为它表明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均衡和稳定），但不是终点(terminus)，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变化（“静态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并且，变化主要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创新导致的；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是创新者，没有企业家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而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为什么说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应该是一个有关真实市场的理论，它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存在那么多的悖论，是因为它所描述的市场，是经济学家想象的市场、假设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因而它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一些非常强但又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这些假设对它的结论至关重要，结果是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同时就是市场在现实中的失灵，因为支持市场有效性的理想条件在现实中一个也不满足。反市场的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其实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并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而不是想象的市场。真实的市场中，人是无知的，人们拥有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完全的，想象力和判断力在决策中是至关重要的。市场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资源、偏好和技术都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利用。由于人的无知，市场当然会出现失调和配置错误，但这种失调和配置错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灵完全不同。解决失调和配置错误靠的是自由竞争下的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不出现失调，而在于它能通过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不断纠正失调，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理论衡量市场是否失灵是错误的。

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

或许，两种不同范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如何理解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它的假设已经排除了企业家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资源、技术和偏好都是已知的，每个人都无所不知，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怎么还可能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的市场中，企业家居于中心地位。由于市场中大部分参与人的无知和循规蹈矩，如果没有企业家，资源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不可能出现，经济不可能增长。企业家不仅是市场趋向均衡的力量，而且是打破旧均衡、创造新均衡的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不均衡才被发现，资源才得到有效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才不断出现，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在给定的目标-手段下，选择最优化。他们是价格的消极接受者，简单地针对一个假定的数据背景（偏好、技术和资源）采取最优化行动。对他们而言，决策就是计算，数据隐含了结论。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决策者不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而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企业家。企业家要在至今未被注意的机会中发现机会；对他们来说，目标和手段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自己识别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不是已知的，而是有待发现和创造的。他们的决策不完全包含在已有的价格数据中，而是基于警觉、想象力和判断。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给定数据，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在真实世界中，即使基于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硬知识，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知识，更依赖于难以用数据表述的默性知识，也就是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感知和判断。“企业家精神体现的正是那些市场认为没有用的、事实上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柯兹纳）“当每个人都认为错误的时候，企业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对未来形势的预期。”（卡森）

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决策是计算，企业家的决策是判断。凡是能从现有数据中计算出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在罗宾斯式市场参与者看来是错误信息的情形，对纯粹企业家寻利行为而言将是有利可图的机会。”（柯兹纳）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创新是基于独特的判断，而不是理性计算。罗巴克和博尔顿资助瓦特研发蒸汽机，斯蒂芬森父子发明火车，爱迪生发明照明系统，卡尔·本茨发明汽车，吉列发明安全剃须刀，赖特兄弟发明飞机，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发明个人电脑，比尔·盖茨创建软件产业，布林和佩奇创办谷歌搜索引擎，马云创办淘宝交易平台，马化腾开发微信系统，如此等等举不胜举的创新，都是基于企业家独特的判断，而不是每个理性人都可以做的计算。

正因为如此，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企业家。如果经济决策果真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个约束条件下最优化的计算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企业家！ 

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理解企业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假定生产者的唯一目标就是最大化利润。确实，追求利润是企业家的重要目标，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企业家追求的不仅是利润，而且还有超越利润的目标，包括：（1）建立自己商业王国的梦想；（2）征服欲和战斗的冲动；（3）对创造性活动本身的享受。“取得这些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大的激励作用，比能够按照理性计算证明的成功概率乘以利润量之积来标志的那个激励要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前景的企业家来说，这种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报酬’。”（熊彼特）

正因为如此，现实市场中的企业家经常从事一些具有很高不确定性和很强“正外部性”的商业活动，甚至公益事业，如开凿运河，修建铁路，创办医院和学校，热衷于大自然保护，救助贫困人口，等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积极性从事这些活动。    

在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林毅夫教授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螃蟹者，否则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创新。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我们不应该低估企业家的非利润动机和冒险精神在创新中的作用。没有政府的资助，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凿了英国第一条运河，阿克赖特办起了第一个现代工厂，理查·特里维西克发明第一台蒸汽机车，罗伯特·富尔顿开通了第一条商用蒸汽船航线，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铺设了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爱迪生建立了第一个电力照明系统，古列尔莫·马可尼发送了第一个跨大西洋无线电报信号，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创办了第一个空中-地面一体化的快递服务公司（联邦快递）；如此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