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家对外汇、对改革开放的前景都非常关心，所以我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40年和外汇体制”。

  今年4月13号，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40周年纪念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领导认为以学术活动来搞庆典比较好。为此计划安排一个学术讲座，并希望我来讲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研究外汇体制的专家很多，我没有在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任职，比我更合适讲这个话题的人很多。但他们坚持一定让我去讲，说是要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讲外汇体制，我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今天这个课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全体干部面前讲过一次，等于是班门弄斧了，后来反应还不错。所以，今天我还比较有把握拿这个课件来给大家讲讲。

  我的思路是想在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下，讲一下国家外汇体制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首先，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通常我们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放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从1957年开始，左倾路线开始滋生，影响后面的国民经济发展。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特别是经过文革10年浩劫，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

    文革虽然给了大家很深刻的教训，但当时社会上对大家的思想束缚还非常多。要打破思想束缚，在全国开启了一个思想启蒙活动，也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放在今天还用讨论吗？但当时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政治上是犯忌讳的。这个大讨论得到了党内坚持改革的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在全国起动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启蒙作用。

  接下来就是以农村改革破冰。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环节在农村，而且农村当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普遍的贫穷和饥饿。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生产力低下，再加上经常发生旱涝的地方粮食产量很低。在饥饿的情况下，中国农民被逼迫开始进行改革探索。先是以安徽小岗村为代表的搞包产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破冰。

  在全国思想启蒙和农村开始改革破冰的基础上，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年轻同学可能要问了，一个国家不搞建设搞什么？搞经济建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但在这个之前，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天到晚要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听这话可能觉得很荒唐，你整天搞阶级斗争吃什么呢？但当时就是这样的左倾错误思想占主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这个东西以后，改革开放就开始起步了。今天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原因就在这里。

 经过几年的农村改革，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解放。这时候中央决定要开一个关于改革的会，写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所以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出台了一个改革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性文件就是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起草的过程也很不容易。由于起初起草文件的班子成员思想打不开，写的文件中央不满意。10份中央就要开会了，到了7、8月份文件还没写出来。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下定决心把这帮人换掉，从各个单位另外选调了一批干部重新写，才最终写出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有什么突破呢？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这个提法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你是不敢提要搞商品经济，更不敢提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如果写一篇文章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马上就会带上一个帽子要受到批评，甚至会受到处分。当时开始探索，叫商品经济，前面还加了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文件在概念上有了突破，内容上也有很多突破。它第一次系统描述了中国将来要搞成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这个文件出来以后，邓小平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个文件写得好，说了一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版教科书。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在这个文件指导下，1984年改革开放开始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全国有14个沿海开放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过去的旧教科书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开放通商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今天我们主动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确实是让人很震动的一件事。中央也发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在1984年的时候，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工厂、企业甚至理发店、馄饨铺、修鞋店，都是国有、地方国营或者是集体所有制，任何个人是不允许做任何生意的。当时安徽有一个人很会炒瓜子，他炒的瓜子叫“傻子瓜子”，卖得很火。他雇佣工人超过了7个人，按照传统教科书理论讲这就是剥削，当地政府觉得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把他抓起来。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专门说，傻子瓜子这个事不能动，不动更有利。意思是说他是民营经济的典范，尽管他有什么缺点也不能抓，所以就保护了他。

  在放开民营经济之前，在城市里吃饭难、买菜难、洗澡难、理发难，什么都难。因为政策不允许老百姓自己搞，国家能力又有限，你到饭店里想吃一碗面条都要排长队，因为别无分店，无从选择。今天你还能在街上看到国有的理发店吗？还能看到国有的修鞋店吗？没有了，因为中国的商业服务行业基本上全面放开了，旧的商业体制都改掉了。当时在上海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发行股票的初步尝试。国家财政也从大一统的财政体制转向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体制。

  回到本题来说，中国的汇率改革也开始了。当时国家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换1块5角人民币。请注意，当时人民币看上去很坚挺，是人为高估。不经过特别批准，个人和企业完全换不到外汇，因为根本就没有外汇市场。那时候我们出国，要凭出国文件到银行换30美元零花钱。去美国留学也只能带这30美元，因为这是你能够唯一合法获得的美元。1美元兑换1块5人民币，人民币被严重高估，高估的结果就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好不容易生产一个东西到美国去卖1美元，回来只能换1块5人民币，所以中国产品就没有竞争力。当时政府财政也很薄弱，拿不出钱补贴出口。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把外汇变成双轨制，让外贸企业用一美元可以换到更多的人民币，等于用银行的钱给他多一点补贴。原来一美元只能换1块5角人民币，后来银行结汇给他2块8，等于你出口1美元，我给你补贴1块3，但这1块3不是财政的钱，而是银行的钱。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都很年轻，思想非常活跃，所以年轻的经济学家有这样的机会给领导写报告。年轻人在中国改革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挺重要的角色，当然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

  当时中国银行发行了外汇券。外国人来中国，要用美元换成特种人民币再消费，也就是外汇兑换券。在座的同学都没见过外汇券，因为1994年以后这东西就取消了，你也许到博物馆里还可以见到。外国人到机场或者银行用1美元可以换1块5的人民币外汇券，再凭这个外汇券去涉外酒店住宿、吃饭，不要粮票，而且他可以到友谊商店买到紧俏商品。那时北京市的出租汽车很少，只在大宾馆门口能见到。如果你招手，司机把车窗一打开就问你有外汇券吗？如果你没有，他油门一踩就跑了，因为他最想挣的就是外汇券。外汇券比人民币更牛，可以买到紧俏商品。当时在全国各大宾馆门口都有一种人成天蹲在那儿，人称黄牛，专门兑换张外汇券。

  一美元兑换2块8角和1块5角人民币的汇率是一个双重汇率。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文献，有人回忆中提到，当时国家贸促会的一位副会长到香港说，国内外汇兑换，中国人是2块8角，外国人是1块5角，结果引起国际舆论大哗。中国政府说这样不符合国际规则，所以出现了第一次汇率并轨，把人民币汇率并到2块8角，外国人来也可以换2块8角了。外汇券还没有取消，但汇率也是同样了。汇率并轨以后，对出口企业还是调动不了积极性，因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出口包括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够。由于当时国内外汇非常短缺，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比如出口企业每出口100美元，其中70块美元必须以2块8角卖给国家，剩下的30块美元可以到国家指定的外汇调剂市场去调剂。为什么要调剂呢？因为有些企业只是出口，不需要出口，但他经济上需要补贴，他到调剂市场卖美元，2块8角一美元的汇率就可能变成5块钱，等于市场上需要美元的进口商给他补贴了2块2毛钱。

  这时候，政府对不同的企业规定了不同留存比例，有的企业留存20%，有的企业留30%，有的企业竞争力太差甚至留50%。这样就使每个企业换来的美元兑换成的人民币变成了多重汇率，留得多就贴得多，留得少就贴得少。有的人需要外汇，有的人不需要外汇。有的人手上有外汇，有的人手上没外汇，这就需要调剂。所以国家成立了一个外汇调剂中心，基本上是企业和企业之间买卖，但不是全国联网。这个外汇交易中心不是全部统一的，所以交易价格各地都不一样。

  1993年，人民币官方价格贬到了5块8角，但是市场调剂汇率一度跌到十几块钱。我记得那时候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报告说上海外汇调剂市场1美元已经卖到12块人民币，国家手上只有不到200亿美元的外汇，市场非常恐慌。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是3万亿，最多的时候达到4万亿，当时的200亿外汇储备对一个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但是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没关系，我们就抛美元，看看人家能接多少，最后是通过抛售美元暂时平抑了外汇市场。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一段时间理论和实践的积累，1987年10月我们召开了党的十三大。十三大的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当时中国要搞改革，要搞市场经济，但是那些思想很左的人就把教科书和那些“经典著作”拿出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这个。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概念，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没有预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存在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是可以搞商品经济、可以搞改革的。二是十三大确立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是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不直接去干预企业，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自主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和经营。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对这种理论在当时的贡献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年龄大概比在座的你们还要大20来岁，他也不能理解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因为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国外读书，在欧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等等都干过，后来又到外国投行。人非常优秀，思想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放在中文网的头版头条。因为他是我的老部下，所以我也很关注他。我看到以后说你这个文章有点小毛病。他说我们党从十八大以来经过五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后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说，这个初级阶段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也不是量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讲，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没有改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说到中级阶段。所以，还是要按照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认清楚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三大以后也出现过一些波折。有的人开始说，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搞市场经济改革是姓资不姓社，这是要搞“和平演变”。这时候各种争论也很多。当时邓小平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跟上海领导讲，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改革不要搞姓资姓社，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小平同志讲了这通话以后，上海市解放日报用笔名“皇甫平”连发三篇文章支持改革。因为那段时间整个社会思潮非常“左”，搞改革的人非常受压抑。解放日报突然连发三篇文章，令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耳目一新，非常振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出来，改革又重新恢复了轰轰烈烈的势头。

    1992天秋天，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改革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件当中。1992年之前谁也不敢提市场经济，谁说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秋天，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二个纲领性文件。那次开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山上写文件，山下推改革。我本人有幸是这个文件的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又是跟随领导推动改革的工作团队成员之一。因此跟着中央领导跑了十几个省，一个一个省的去谈要推行改革。

中央当时在写这个文件的时候，准备在1994年全面推出重要改革。当年7、8月份在北戴河，领导最初准备进行两项重要改革，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一个是税收体制改革。当时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两个比例”都在下降，财政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中的比例在下降。中央政府的财力非常弱，必须要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体制要定下来多少年不变。像有的省改革开放以前是农业省，后来经济发达了，税交的很少。有的地方是老工业基地和经济基础比较好，纳税负担就比较重。所以必须要搞财政分税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同时，要推进财政分税制改革，必须要推进税制改革。就是改革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产品税，而这个产品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产品税的特点是，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税率，要按照营业额、销售额来征税。税基是销售额。因为当时国家由计划分配物资和确定价格，价格定高了企业利润就高，政府就多收税；价格定的低，比如火柴2分钱一盒，企业要生产多少盒火柴才够发工资，要卖多少盒火柴才能交税？这样的企业肯定是亏损的，亏损就要靠政府补贴，就没税收。赚钱企业税率就高，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所以必须要改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于是，我们就按照欧盟多数国家的做法搞了增值税。原来是想搞这两项改革，在北戴河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时还要进行外汇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并不是在当年预先设计好的，而到了北戴河之后发现这项改革应该同时启动。所以，1993年进行了三项改革，财政改革、税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我今天主要讲外汇体制改革。

  1993年底中央有关部门设计方案，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外汇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确提出建立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现在这个提法也没有变。因为价格统一了，也没有调剂市场了，要求企业出口创汇得到的美元必须卖给国家指定银行，卖的价格是统一的。如果你需要美元做进口，只要你有真实的贸易背景，银行会无条件给你买外汇，这叫“贸易项下可兑换”，不再需要调剂市场去买。企业不再在意是否留存。从1994年1月1号开始外汇券也停止了流通。前面我也提到，因为当时有市场汇率，还有官方汇率，专家经过加权计算还是留了一些空间，从一美元兑换5块8角人民币，一次性贬到一美元兑换8块7角人民币。

  做出这个改变也不容易。到了年底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领导提出，这样不行，外企不接受。本来方案都做好了，突然又有人提出强烈反对，要求外资企业暂时可以保留现汇账户，不卖给国家指定银行。但是后来人民币兑换非常方便了，外资企业有时也很需要人民币头寸，所以又说他们也要参加结汇，主动要求加入结汇体系。

  由于1994年1月1号外汇开始并轨，到1996年的12月1号，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中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什么叫经常项目？就是贸易项和非贸易的服务。各位同学到国外留学也是叫经常项目。经常项目放开了，只要你去国外留学，美元是保证供应的。这也是1994年改革的成果。和经常项目并列的叫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放开。

  对当时的外汇改制并轨，中央还是心里没底。万一企业出口以后不卖给你，国家的外汇储备就没了。所以开始要求所有企业出口必须建立台账，每天都要记，一有外汇必须卖给国家。1994年上半年，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都抓得非常紧，派了大量干部到全国进行外汇检查。到了下半年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由于汇率一次性贬到8块7角，结汇是有好处的。人家觉得用美元换成人民币更合适，有些国有外贸企业留存在国外的外汇主动调过来卖给国家。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一年当中翻了一番，由原来的200多亿，变成了500多亿，增长了150%，证明外汇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外汇改革为什么重要？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是怎么配置资源的呢？当然是通过价格。价格高了大家去生产，价格低了大家不生产，由价格供求配置资源。而只有汇率是由市场调节的，中国的资源就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的配置。只有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的估值体系才能跟全球有效挂钩。所以，外汇改革意义非常巨大。

  刚才我讲过，1993年的汇率改革并不是预先设计好与财政、税收改革联动的。但是1993年研究推动，1994年出台的三项改革巧妙配合，正当其时。第一，配合了国内的价格改革；第二，由于我们的外汇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也给我们国家的外贸体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1994年以前，中国外贸是什么局面呢？中央有一系列直属外贸部的外贸公司，在各个省、市、县都有垂直领导的分公司，从上到下是行政隶属，完全是计划管理，下级公司没有任何进出口权，必须由中央总公司决定。总公司能够拿到国家配额，国家叫你进口什么、进口多少，你就进口什么、进口多少。总公司再把这个计划分解到下面去，进口是他，出口也是他。在外汇管理上也是，你要进口多少需要多少钱，国家就给你多少额度去换美元。

  当时中央推出外贸体制改革，把外贸从上到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全部切断。国家外贸公司变成央企，不再行使分配配额的行政职能，与主管部门脱钩，和地方外贸公司也没有隶属关系。省、市、县外贸公司一律自谋生路。与此同时，开放各类企业自己搞外贸。原来企业生产产品，要卖给外贸公司，由外贸公司去国际市场出售，企业根本不知道产品在国际上卖多少钱，也不知道国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外贸体制改革以后，企业可以直接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知道什么样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产品研发和生产工艺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马上就上去了。外贸体制放开全面放开，各行各业甚至个人都可以搞外贸，如今中国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由此可见外汇改革之非常重要。

刚才讲到三项改革是同时进行的，其中两项改革都积极地配合和支持了外汇体制改革。

第一，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责任非常清楚。出口退税谁来退，分税制很明确，由中央政府负责退税，这对出口有极大帮助。第二是主体税种由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按照国际惯例设计，也使得中国外贸得到了很大发展。大家不要误认为出口退税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出口补贴。全世界实行增值税体系的国家都是可以退税的，中国把产品税变成增值税，增值税可以退税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所以财政、税收、外汇三项改革是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

    1997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纪念日，第二天亚洲就从泰国开始爆发了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形成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当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来对中国领导人提建议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民币千万不能贬值。因为一旦人民币贬值，就会导致周边国家进入第二轮贬值，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整个世界经济就会搞乱了。如果中国能挺住，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一段时间后就能稳住，就会开始回升。我在这里引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两段讲话，他们说：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国际上承诺不贬值。事实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由于1992年我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各项改革都得到了明显推进，特别是进行了外汇外贸改革，所以经过12年的谈判，最终在1999年和美国达成了协议，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

  最早是关贸总协定。后来叫世贸组织。中国从1987年开始谈加入，谈了6年没谈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大家知道，1992年以前哪个中国官员出去敢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没人敢说，因为我们不搞市场经济。WTO认为，你既然不搞市场经济，跑来参加我们的组织干嘛？这好比中国想参加国际足联，人家问你踢足球吗？中国说我不踢足球，我打乒乓球。你打乒乓球为什么要参加足联呢？所以谈了6年毫无进展。1992年，中国终于宣布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人家就同意和我们来谈判了。结果又谈了6年。问题出在讨论规则上。后来WTO给了我们15年的宽限期，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先放开部分市场准入，以后逐步扩大。当然，还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争论。结果又谈了6年，最后终于谈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又形成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进一步肯定了外汇改革的方向，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还提出要分步走，放宽跨境资本交易活动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刚才我讲到经常项目1996年放开了。资本项目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放开，我们已经离IMF规定不远了。这个作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

  和外汇改革相关的一些金融改革，我就不在这里专门讲了。1998年到2003年的这届政府，做了大量国有银行改革准备工作，例如剥离坏账、成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等等。2003新一届政府上来以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国有银行能否改制上市。所以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专门说，国有银行要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国有银行改革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钱。国有银行要改革上市，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这是《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巴塞尔协议二》规定是11%，我们当时的标准是8%。我们的工、农、中、建资本充足率只有5%，还差3个百分点。这3个百分点是很大的数字，怎么办呢？财政没钱。但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200亿增加到4000多亿，增加了20倍。中央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财政部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国家外汇储备做资本金。中央汇金公司向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注资，成为国有金融的控股公司。

  有些经济学家在前几年提出了一些完全外行的主张，说国家那么多外汇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搞搞医保、搞搞教育、搞搞扶贫。实际上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是不能直接当做财政资金来用的。因为外汇储备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记做资产，跟所相应发行的人民币作为负债是是平衡的。

  不是财政的钱，不能拿出用。那它怎么能变成汇金公司的资本金呢？财政部向人民银行发特别国债，财政部拿到人民币以后，再去买人民银行的外汇，拿外汇作为资本金注资到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再向工、农、中、建行注资。我这里只讲外汇，不讲银行改革。汇金公司作为股权投资推了金融改革和银行改制上市，具体怎么注资我就不展开了。

  1994年汇率定的是8块7角，经过一年多时间，因为我们贬得多，对人民币的需求多，人民币开始升值，涨到8块2角7分。1995年到2005年十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8块2角7分左右。结果外国人有意见了，美国、日本、欧盟都向我们提出外交上的交涉，说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汇率怎么可以10年都不变呢？

  中国2001年进入WTO。政府换届以后外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几乎在所有的外交场合外国人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当时国内有一种观点说，汇率是我们中国的主权，坚决不能动。有一些金融专家或者金融的主管官员，还有很多开明的官员认识到，这其实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汇率该升的时候就要升。到2005年，我们的出口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于是2005年中央做了决定汇率开始浮动。

  一直维持固定汇率对企业并不好。企业躺在那赚钱，升值以后就要想办法压低成本，改善商品质量，增强竞争力，在国际上卖个好价钱。适度升值对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水平是有好处的。2005年中央决定人民币要升值，浮动区间也放宽了，交易规则也有一定的修改，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也少了，使得人民币进入一个升值的通道。

  我们国家外汇储备最高的时候达到4万亿，要找出路，要增加一些使用和经营外汇的渠道。所以国务院成立了中投公司，还用外汇成立了很多基金，比如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中拉基金。中投公司又和国际上合作成立了中美基金、中俄基金等等，让我们的外汇更有效使用。包括拿着外汇注资开发银行、注资进出口银行。当时让外汇有效的使用起来。

  这张图给大家看看外汇状况。请注意左轴是是外汇储备，有竖条表示。右轴是汇率，有曲线表示。最高的时候国家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现在还在3万亿以上。汇率最高的时候曾经升到6块2角多，这两天在6块9角左右。市场上最热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破七”，“什么时候破三”。“破七”是说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掉到7块钱以下，“破三”就是全国的外汇储备会不会掉到3万亿以下，这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最近有几位金融界的领导在国际场合说，我们并不把某一个点位看作一个特定的关口。上周我去美国，美国人总说人民币贬值，就是跟美国人过不去，中国想多出口，对付美国加征的关税。我解释说，虽然有领导出来说有可能贬值，但实际上中国从来没有把贬值作为贸易摩擦的工具。为了不“破七”，中国政府已经消耗了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说明中国政府是有诚意的，并不想人为贬值。中国政府更要考虑国内的老百姓信心问题。过分贬值了老百姓会恐慌，那会很麻烦，所以中国政府是不愿意贬值。这样给美国人讲，他们很难听懂，因为他本来就不信你。后来我说我给你两个指标，一个是香港有离岸人民币汇率，国内有在岸人民币汇率。你看看哪个贬得快，哪个在维持？事实上离岸人民币贬的比较多，这是市场决定的，不可能是政府操纵的。他们听了觉得好像有点道理，因为这是用事实说话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危机，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由于美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摇了，所以人民币在国际上地位开始提高。很多国家觉得美元不是特别靠得住，但总体上觉得人民币不错，因为人民币升值了，所以很多国家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甚至把它作为储备货币。这几年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速度大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特别是前几年人民币一直在升值，我能亲身感觉到人民币是如何在国际上受欢迎。

  前几年我到新加坡，新加坡所有银行会在大堂门口放一个牌子说“欢迎人民币”。所有外国的商店都是表示欢迎银联，使用人民币。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我带了一批EMBA学员到英国游学。当时李克强总理在伦敦访问，他在会议上宣布中国建设银行伦敦分行要作为人民币的离岸结算中心。第二天金融界的大佬们跟我们这批EMBA的学员吃饭，中心话题就是说人民币。因为中国的总理宣布在建设银行的伦敦分行作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他们非常兴奋。很有趣的是，英国人把足球看作第一国民运动，当时英格兰队在巴西世界杯上连战连败，就要回老家了。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全国都要沸腾起来，连吵带骂的。但是现在他们没人讨论足球，全都在讨论人民币问题，可见人民币非常受欢迎。毫无疑问，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新加坡也说希望能成为亚洲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台北也愿意做，然后是澳大利亚。中国很快宣布法兰克福又设立了一个结算中心，法兰克福很高兴，说欧洲大陆就我一家。没过多久，中国又很快宣布在卢森堡又设一个结算中心，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2013年召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第四个改革性纲领文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文件中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句话提升了一下，把“基础性作用”改成“决定性作用”，更加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十八大以后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外汇、利率、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利率市场化进展的也很好。当然，还有很远的路。这里就不多说了。

  2003年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银行工、农、中、建、交以及其它一些银行都改制上市。改制上市之前，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技术上破产银行，通过几次剥离注资，资本充足率只有5%，而《巴塞尔协议》规定是8%。当时5%已经是经过注资的。经过2003年的改革，四大银行都改制上市了。现在全球最大的10个银行当中，四大银行都在前十里面。第一是工商银行，网上称工商银行是“宇宙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盈利最多，规模最大。所以2003年以来金融改革成绩靓丽，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最近又是科创板。后面我还提到人民币进入SDR，IMF的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金融改革成就很多，问题也不少。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金融改革这些年孤军深入，缺少其他改革的配合。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金融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需要所有的改革跟上去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民币进入阶段性贬值，从8块2角7分变成8块9角。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例如前面提到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机制，我们推出了QFII、RQFII。RQFII就是离岸人民币的境外合格投资者；QDII、RQDII，RQDII是人民币的境内合格投资者，还有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等。

  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让人民币在国际上更加方便的流通，最终要达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最近人民银行又扩大了QFII的额度，让更多的外汇、外资能够参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有些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像日本发行了人民币的国债，把它作为储备。

  这张图专门列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事情。2016年10月1号，人民币开始成为特别提款权的成分货币，一次性比重达到10.9%，超过日元和英镑，仅次于美元和欧元，是第三大货币。

  下一步外汇改革的意义更加重大。原因在于我们继续全面推进深化改革，这是中央的决策。习主席说了很多关于对外开放的话，比如我们要走全球化的道路，要坚持对外开放；我们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进行中，特朗普翻脸比我翻PPT都快，情况每天都在变。如果按照目前这样中美互相加征关税，使中美之间的关税水平恢复到WTO之前，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什么概念。现在美国在华投资远大于中国在美投资，美国在华利益更多，我们一直说“斗则两伤，合则两利”，我们并不希望贸易摩擦继续搞下去。

我们也做出了很多改革的姿态。下定决心要把负面清单缩得很短，这样才能达到自由贸易的投资环境。我们要在国内练好内功。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博鳌会议上，宣布了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的时间表。他说金融机构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意思是早一点没关系、快一点没关系，就是不能推、不能拖。资本项目可兑换虽然现在有点停顿，但作为改革目标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两天沪伦通刚刚开通了。沪港通在不断扩大。第11轮中美磋商陷入了一些困难，我们的态度也是很明确，可能在G20会议时会有所进展。

  最后总结一下。由于外汇改革，人民币可兑换程度明显提高，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为重要的成果。作为开放的经济，如果人民币只能在国内用，却不能出去用，这是不能想象的。虽然2015年以来，我们的外汇监管稍微加强了一点，出国的人都深有体会，中国人在境外使用人民币还是十分方便。个人外汇使用方便到了这个程度，大概是本世纪才做到。个人信用卡可以到全世界花，意味着你购买货物和服务已经可以自由兑换了。虽然你不能随便换成美元现钞，但你交学费、住旅馆、买机票、吃饭用来消费是可以的。现在人民币的可兑换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想都不敢想的。

 由于外汇改革，我们的经济和全球打通了，有了一个全球估值体系，外汇汇率按市场供求来决定以后，国内的价格信号才能真正提高在全球范围里的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外汇改革，产业升级，企业竞争力升高，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升高，对于外汇管理的经验和形式有了很多创新。由于我们的外汇储备多了，我们的企业竞争力高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强了。2008年，我们成功的应对了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外汇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下一步，中央非常明确，外汇还要进一步改革。归根结底要把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向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努力，这就是外汇改革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