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九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今明两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保持在6%以上，此后将会调整到5-6%或5%左右的增速。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是符合规律的。过去带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房地产投资，二是基建投资，三是出口。这三大增长来源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对增量的贡献已经不大了，因为这三大来源已经越过了我称之为的“历史需求峰值”。

在此背景下，激发新增长动能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新动能有五大来源，包括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以及绿色发展战略。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

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回头看一下，低效率的洼地还是不少。例如，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除了少数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足够的竞争。再如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宅基地无法进入市场。随着大都市圈的兴起，农民想进城，城里人也想下乡，这些愿望要实现并不容易。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完善产权保护，建立起稳定的法制保障的环境；要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产品或产业、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国有资本要区分战略性投资和财务性投资；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按照负面清单改革市场准入，突出重点；加快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的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应允许鼓励城乡居民置业创业、共建共享，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

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大概有4亿人，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有所提高，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形成很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直接提供增长动能。

我们需要提出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用10年左右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能够人数增加一倍，由目前4亿人增加到8到9亿人。在此过程中，尤其要解决好农民进城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保障他们的“城市权利”。同时，要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机会公平。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经过多年的消费增长，我国中产阶级群体对商品的消费趋于饱和，增长趋于平缓，另一方面，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在内的服务性消费进入快速成长期。

我们在讲服务业发展的时候，有人往往和制造业对立起来，其实服务业中间缺口最大的一块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服务业消费加上生产性服务业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因此，应当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促进二者融合发展，从人才、技术到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企业间购并重组等，都需要在要素培育、政策配套方面给予支持。

第四，前沿性创新。

以往我们的创新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性创新”，将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做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改进。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这个领域，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全球科学技术的前沿，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国创新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需要培育和完善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能够大量涌现的土壤和环境，创新到了一定程度是缺少后劲的。

如何推动创新，首先要坚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动摇，既可以把技术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也可以让技术推动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突破；由国家集中资源开展的创新项目，应聚焦于公共产品范围内的“卡脖子”问题；促进创新要素流动聚集，为创新打下好的基础；在创新活跃地区，可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

第五，绿色发展战略。

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再到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产业链逐步形成。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力图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化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

所以下一步推动绿色转型，不仅要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使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消费动能、创新动能和增长动能。必须过好生态资本度量、核算、交易这一关。积极探索并形成绿色发展的行动目标和激励方式，借助财政、税收、价格和标准的手段，尽可能将原本外部化的绿色发展收益和传统发展方式的成本内部化，使绿色发展有利可图。

总体来看，上述五个经济增长新来源有三个特点：

1. 一是对制度质量的要求较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

2. 二是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现；

3. 三是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了。

激发五大增长新势能，需要提出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这样才能应对国内外挑战，变被动为主动。

从改革层面来看，需要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同时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相结合，切实加快推动国资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社保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本文系作者在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主办的2018-2019年度值得托付资产管理高峰论坛上的发言）